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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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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追求

春耕胜利完成了。县领导分南北两片召开总结汇报会,他们要根据全县的具体情况,制定一套战胜青黄不接的灾荒、夺取五一年粮棉丰收的行动计划。

南片的会就近在县城里召开。县长谷新民(引子里的抗日志士,正文中成了谷县长了)分工负责抓南边几个区的工作(县下面设区,区下面有乡,当时的行政区划),这个会由他来主持。县长一向干练果断,最不喜欢拖拖拉拉。他把作息时间抓得很紧,汇报、讨论和总结,都要求简单明了,干干脆脆;原来拟定三天的日程,两天一晚上就基本完成了。

这会儿,各区的负责人,除了被点名留下要跟省报记者开座谈会的之外,都在招待所里匆匆忙忙地整理文件、拴绑行李,他们要赶回本区,迅速贯彻会议精神,要找各方面的人员商讨具体措施,以便迫赶上那些被县领导表扬的先进区。他们一边忙着一边反复地商量着种种口头协定。

“喂,老张,你们卖给我们的苇子,那数目字可不能再往下压了。”

“没问题。我已经给供销社打过电话,让他们立刻收购集中,保证不让你落空就是了。”

“我就怕你们那个老本位主义的区长。他要是知道了这个会的精神,知道要大抓副业,苇席的价钱要优待,会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呀?”

“到时候你朝我说吧。”

“当然。完不成任务的话,下次给谷县长汇报,咱俩还坐在一块儿。可别怪我告你的状。哈哈哈。”

一个正收拾兜子的干部看见一辆自行车从门口过去,就追出去喊着:“老李,你别急着跑哇。咱们联合修堤的工程,到底哪一天开工?应当提早,不然临到汛期可要抓瞎。”

“我看今年比去年好办,自己的利益,加上以工代赈,今年农民都有了土地,修堤是保护自己,谁不抢着干?””难说呀。今年庄稼人的工夫也比去年少了。”

“好吧,三天之内,我保证给你回话。”(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描写十分到位,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我们的父辈的情形一样,感到很亲切。浩然老师真不愧为搞过农村工作的。)

县妇联和县团委的两个干事,每人抱着一大捆纸包、结伴来到这儿他们又喊又叫,让这些区委会的负责人把他们抱来的东西带给他们的下属部门。于是,这些经年在农村忙碌的区干部。非常高兴地接待他们,拿过写着自己区名的纸包,很有兴趣地翻开了那些带着照片或彩图的杂志。有的人嚷嚷着想多拿几份;欢乐的气氛,立刻代替了刚才的忙乱和那些很有压力的工作交涉了。(发福利了呀。)

这时候,只有北排房屋的一个小单间里十分安静。里边没有人,没声。忽地,一股干燥的春风把那扇掩着的禾板门吹开了、办公桌上的许多纸片子跟着飞起,先在屋顶上盘旋一阵、再四散着落下来,满屋地下翻跳。天门区的区委书记王友清赶忙蹲下身,拿着烟卷和拿着钢笔的两只手一齐扑按着纸片子,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讨厌,讨厌,看我忙成了啥样子,你们还来凑热闹。”他把纸片子聚到一块儿,用茶盘子压在桌子上,把门关紧,重新坐下,继续赶写提纲。地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说一位记者要到他们这个县了解春耕生产情况,要求选两个不向类型的区,向记者作全面的汇报。

县委研究决定由燕山区的书记和天门区的书记完成这个工作。对王友清说来,这是平生第一次接触新闻记者;他谈的话很可能使这个县的名字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县长指示说,这是一件十分重要、严肃的事情,不能像汇报会上那样,顺着听汇报的首长的思路、语气,临时翻着笔记本子或凭着记忆,杂乱无章地说一气;要求讲得生动、具体,还要真实、有意义。过后,谷县长还私下里向王友清透露说,记者要找两种不同的区采访,是为了选择,或是天门,或是燕山,二者选其一。谷县长希望记者选中天门区,他也准备从旁促进,因此,要求王友清在准备材料的时候下一番功夫。王友清对这项工作热情、认真,没顾吃饭和歇晌就动手编写。原来他打算全面地介绍天门区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的情况,介绍这一号召在春耕运动中发挥的力量,取得的成果;可惜材料不足,数字不全,往区里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有凑起来。他写着写着,就发现了“虎头蛇尾”的毛病。因为去年冬天贯彻这个指示的时候,他精力集中,工作抓得也比较紧,可是春耕大忙一开始,他回了一趟家,被家庭纠纷缠住,至今还没有处理干净。因此,他对后一段工作有些放松,情况掌握得也不具体。他不能用含糊不清的东西搪塞记者,就决定采取少而精的办法,用典型实例说明全区的情况。这个典型,他选上了芳草地。他认为从整区的春耕全过程看,有的村不比芳草地差,可是从春耕春种的结果上看,别的村都比不上芳草地;不少的村至今还没有播种完,而且白茬播种的土地也不少,质量太差。他这样比较起来,觉得芳草地是很能搏得记者兴趣的。

路子打开了,写着顺手了,“刷刷刷”,工夫不大,已经拉出了大架子。接着,他看了一遍,随手加了几个例子,添了几种反映,标出几处重点算是完成了草稿。他这才又点了一支烟,靠在椅子背上舒了一口气。

春风又鼓动着木板门,“呱哒呱哒”地响。(这是春风欲渡木门关啊。)

王友清搬起一只椅子要顶门,门被推开一道缝,露出一张白净净的妇女的脸孔。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干部,扶着门的把手,说:“哟,王书记,你在这儿藏着哪?”

王友清赶紧放下椅子,连忙招呼:“徐萌同志,屋坐。你不是跟着梁书记到北片开会吗?”徐萌依旧站在门口,说:“梁书记让我回来给谷县长送一封信,顺便取文件。”她抬眼瞧见桌子上一摊纸,又笑笑,“嘿,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像谷县长那样挥笔做文章!”王友清说:“你别逗了,我还写文章?形势所迫,不追不行。今个晌午我是老太太吃柿子,嘬了瘪子。你要是早回来两个小时,不就救了我吗?”徐萌明白了:“噢,你是准备接待记者?真遗憾,没听到你的精彩汇报,也不能等着沾光听听你的谈话,一我还要给梁书记张罗刻印一份材料,他急等用哪!”王友清说:“我的汇报、谈话没啥好听的;听了,也只能给你这个知识分子增加一点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的笑料。”

徐萌说:“你真谦虚。县政府的不少同志听了你的汇报,议论很热烈,说天门区今年春天打开了新局面,土改运动你们最稳(给冯少怀评了个中农),这回又是第一名。”

王友清说:“那是谷县长亲自抓的点嘛。’

徐萌说:“上级抓,主要得靠下边实践。谷县长常对我讲你的历史,表扬你进步快。我想,这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投身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边,你别笑我发牢骚,像我这样城市长大的,解放后一参加工作,就留在县政府秘书室,脱离实际,实在危险。”

王友清说:“多在谷县长这样的老干部身边工作几年也有好处。谷县长培养干部是有计划的,你别急。得便我给你探探口气,如果可能,欢迎你到我们区里去。”

徐萌高兴地说:“那我得先谢谢你。理想实现以后,我一定在实践斗争里,努力锻炼自己,先说下,到那时候,你可得多帮助我呀!”

王友清说:“应当反过来讲,你得多帮助我。”

徐萌说:“我还帮你?真开玩笑。像我这样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一点实际工作经验都没有的小知识分子,能帮你什么呢?”王友清认真地说:“当然啦,我们各自都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工作的年头不算短了,实际经验也有一些,可是总忙得没有时间学习,文化低,知识少。过去在山沟里边工作,这倒不算什么缺欠。一进入大城市,各阶层人都要接触,这-个缺点就明显了,工作起来极不方便。所以谷县长常说,在今天的新形势下,没有书本知识,光凭老经验是吃不开的。每次开会,他都动员我们多看些书。我也常买书,买得多,看得少;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屁股老是坐不住。你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吧?”

徐萌笑着说:“你虚心诚恳这一点就值得我好好学习、那好吧,一旦有了机会,我们互相帮助。”

王友清也笑笑说:“哎,这样讲才全面了。”

徐萌告辞了;刚要拐进通向东院的一行柏树,忽然又转回身大声说:“嗨,说了半天话,倒把正事儿忘了。王书记,谷县长让我捎个信,请你到他家去一趟。”

王友清赶紧问:“什么事情呢?”徐萌说:“没告诉我什么事,看样子很重要,让你马上就去。”王友清点头答应。等徐萌走远,他回到房间里,一边整理东西,准备立刻去见县长,一边心里猜测着县长要跟他谈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急迫。是要审查他跟记者的谈话提纲呢,还是要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呢?也许是两件事情都要谈!天门区是县长亲自抓的点;王友清是县长亲手培养和提拔的干部,县长对这个区和这个区委书记既关心又了解,昨天晚上,文化馆请参加会的区干部看电影,王友清跟县长一起走,随便地谈了一些闲话。为了向县长解释一下他大忙时节在家里呆了将近半个月的特殊原因,还谈了一些家庭情况。县长很敏感,认为他流露了不大安心工作的思想,又批评他“农民意识”作怪。他当时笑笑,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王友清是千千万万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穿上了干部服装的农民中间的一个。他家住在京榆路北边平川地上,是一个界于贫农和中农中间的那二类庄稼户。同村一户有权势的地主霸占了他家仅有的一片枣林。他那会儿没有什么觉悟,只凭着少年气壮跟地主打开了官司。根据地的抗日政府却十分明朗地站在他的一边(抗日民主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时期不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使他轻易地把官司打成了。感激恩德的思想,促使他靠近了革命,积极地参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动。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京愉路,在他的家乡安了据点。他那个冤家对头的儿子也随着国民党的队伍开过来,声言要“报仇雪恨”。王友清被迫离开了农家院,扛起了枪杆子。为了消灭仇敌,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一心一意地战斗到平津解放,大军南下。当时,他的家乡土改了,敌人被镇压了。他是多么迷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太平日子呀!他像迷了心窍一样,三番五次要求离职,甚至宁可受党纪处分,也要回家当农民(当时那样的人不少啊,革命队伍上很苦啊)。当时还是副县长的谷新民狠狠地批评了他,指出他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作怪;给他讲解全国解放以后大兴建设的光明前程,让他远看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接着,又把他送到设在草桥村的地委党校学习。让他服从了组织,比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但是他并没有心服,只是出于对这个领导者的敬畏。那时候,他认为最理想的人生道路就是在庄稼院安安定定地过小日子。他留恋那个独门独户的小院,留恋那五间石座瓦顶的大屋子,留恋那一出后门口就看见的土地、枣林,还有槽上的牲口,圈里的肥猪。他过烦了颠簸不定的县区干部的生活:终年背着行李,这一村那一村的走动,雨季要住在堤上防汛,冬天要蹲在炕上整夜开会,总是提着心,怕犯错误,怕出差错;同时不仅养不了家。穿衣、抽烟都得到家里去拿。他觉着这样下去总不是长远之计。

王友清在人生道路的岔口上没有拐弯,而直走下来,越走越显得坚定,这是因为遇上了两个意外的形势变化。第一个意外,是他这个有名的“退坡干部”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提拔为天门区的区委书记。使他看到自己的前途、身上生发了一股特殊的劲头,工作很积极,学习很努力,甚至一反常态,连生活作风、一举一动都起了变化。第二件意外的事情是最近发生的。在他自己还没有过高的地位追求和荣誉奢望的时候,他负责的天门区突然成了谷县长抓的重点区,而且各项工作一直处于受表扬的地位。这就更加稳定了他的脚步,开阔了他的视野。更大的成功和胜利的追求,正在鼓动着王友清。(这是当时许多干部的思想状况。所以还是主席说得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他用大头针把纸片子别住,叠好,装进牛皮的挎包里,暗自笑笑想:什么“三十亩地一头牛”,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算个啥呢;努把力,把天门尽的工作搞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好日子,天门区成了最富的区,天门镇建成小城市,把家属往这儿一接,那不是最幸福的日子吗?那个偏僻的小地方,那片枣树林,那几间石头屋子,有啥了不起呢?(原来王书记也是一个“小算盘”,是一个穿上了制服的秦富。)他想起昨晚上受到的批评,觉着明察秋毫的谷县长,这回没有把事情看准,有点药不对症,小题大作了。

要回工作岗位的各区干部在院子互相招呼:

“嗨,走哇,搭伴呀!”“哎,等等,别着急!”有人喊王友清:“天门区的王掌柜,还藏着哪?”(这一声:“王掌柜”可能在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会被戴上“右派”帽子,因为有人对毛主席的“全国大约五千个右派”的说法不以为然,最后按比例下派,全国划了五十多万右派,有很多下面的干部就是因为这些玩笑话,戴上了帽子——实在凑不上数了,只好如此了。当然,几年后就摘掉了。可到后来这扩大化的黑锅又甩给毛主席了。)另外的人说:“他跟你就不上伴,人家有要事。”

王友清立刻出现在门口。他已经收拾停当,穿戴整齐。他把灰布帽子戴得端端正正,蓝制服上衣的领扣也系上了,腰间扎着皮带,两根裹着青布的背袢,交叉着贴在胸前:一边吊着兜子,一边是装在木套里的三号手枪,枪把上挂着一条红绸穗子,飘在右胯下面。整个看去,这个三十岁的区干部显得精神焕发,信心百倍。

同事们围过来了:

“瞧,这小伙子多神气。”

“看,像不像这本书上的照片?”“快啦,老王,你要上书啦。”

“让我给你照一个吧。喂,笑一个、笑一个!”(那个时候照相机还不常见,更别说现在有手机了?所以人们长拿“照相”来开玩笑。)王友清被大伙闹得有点不好意思,故意绷着脸,不说话,心里却热呼呼地想:“只要积极努力地去工作,这一切都是可能实现的……”(仿佛听见了年轻的王书记心头的算盘啪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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