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天高地阔
高大泉从芳草地来到北京的火车站,从一家一户的庄稼人群里,来到工人队伍中间,参加了一场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劳动,觉着自己登上了一层新的天地。
开阔的场地上的一切景物和活动,都是光辉灿烂的。铁轨像一个壮汉身上的筋骨,错综交叉,不知伸展到山南海北什么地方去;信号灯在天空变幻着颜色,列车喷着云彩一样的浓烟,响着悠扬的汽笛声,来来往往,轰轰隆隆连老远的树枝和墙壁都随着颤动;人和机械发出的声响,汇成最动听的音乐;装卸工人来往奔忙,各种卡车、三轮车、排子车,出出进进,一天到晚喧闹不止。这里虽然是个不停客车的货运小站,又在古城墙一个偏僻的角落,它却使首都北京和地大物博的祖国处处相连。在这里,高大泉看到从天府四川运来的雪白大米,从黄河两岸运来的金黄小麦,从中原地区运来的棉花;还有广州的香蕉,黑龙江的皮货,内蒙的冻肉,新疆的葡萄干。同时,他也看到,北京大小工厂所出产的各种工业产品,大到几十个人抬不动的机器、小到颗颗钮扣都在这里集中起来;成包成箱,堆积如山,然后又一列车一列车地被运发到东西南北。……钻惯了高粱地的庄稼人呀,忽而被这个牵动了好奇的心,忽而又被那个吸住惊愕的眼睛;他那活泼的思绪,像长了翅膀,腾空展开,飞向四面八方那些想象中的美妙境界,…(走出一亩三分地,眼界大开。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是人生成长的催化剂。)
大仓库的基本工程完成以后,他们十三个人成立一个作业组,被正式编到装卸队。
夜里,银片似的小雪花,无声无息地飘洒着。没风,也不显得冷车站上的尖顶红房,堤坝般的货物,闪耀着的灯光,枝杈繁密的树木,都在悄悄地变化着颜色,又庄严,又动人。高大泉从工具房出来,一路小跑地回到他们的宿舍。他肩上扛着十三把大铁掀,手上提着一捆子布手套,用膝盖顶开了木板门,一股热气扑到他的脸上,挂在眉毛上的几片小雪花立刻融化了。
这间宿舍是原来的工人连挤带并,给他们让出来的。早先这儿是个“锅伙”,外表上还保持着旧日的样子,里边却修整得十分整洁。煤火炉在旺盛地燃烧着,坐在七边的大水壶“吱吱”地响着热气在电灯光里升腾着。对着面的两排床板上,摆着他们的简单行李卷。有的人坐在一块儿兴致勃勃的聊天,有的趴在床边写家信。唯有邓久宽已经躺在被窝里睡着了。他的一只胳膊仍在被子外边,总是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随着均匀的呼吸,厚嘴唇也像憨笑似的,不住地抽动着。
高大泉把肩上的铁锨“哗啦。”一声放到地下,惊动了那些说话和写字的人。
周永振笑着说:“嗨,领工具来了!”
高大泉拍打着身上的雪片,说:“全是新的,棒极啦。”
周永振说:“没来之前,听说干工人的活儿,总觉着隔行如隔山,心里边犯嘀咕。这几天一干一看,实在也没啥。”
高大泉把铁锨并排地放在墙边,看周永振一眼,说:“咱们要学习工人老大哥对待劳动的样子,把工作干得好,很不容易,可不能这样轻心哪。”
周永振说:“你呀,不论对待什么事儿,总比别人想得多。造铁轨、开火车这样的差事,咱们当然搁不上手;装装卸卸,从小就干,全都是科班出身,肯出力气就行了。”
高大泉认真地说:“你这个看法不对。这儿的活计虽说也是装装卸卸,跟咱们庄稼地完全不一样。它跟全国的建设、抗美援朝战争连在一块儿。咱们十三个人都得小心慎重,处处听指挥事事照工人的样子干,千万不要有一丁点儿马虎。”
他说着,又朝邓久宽看一眼,“这样就不好。人家工人不分白天黑夜。放下活计就学习呀,开会呀;咱们三个饱一个倒,大松心,太显得散漫了。”
他这样说着,走到邓久宽跟前,人们以为他要把邓久宽叫起来,他却不由自主地轻轻提起邓久宽的胳膊,放进被子里。(大泉的境界和体贴)
刘祥在一旁笑笑说:“这个傻家伙,刚来那几天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是惦着家惦着孩子。这两天习惯了,吃得饱,睡得着,老婆孩子全都扔到脖子后边去了。”
吕春江从对面铺上跳过来,一把揭开邓久宽的被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子,喊道:“响铃了,集合了,快起来吃饭了!”
邓久宽被惊醒,一边拉被子,一边说:“你们这些精神鬼,不好好睡觉,闹什么呀?”
高大泉这才说:“这儿是工地,不是庄稼院,谁像你随着太阳进被窝。”
邓久宽擦着眼说:“好吃的不如饺子,坐着再舒服也不如躺着。长这么大,我还真没这么自在过。”
周永振说:“别念你那自在经啦,快起来,看看大泉给你领来的武器吧。”
邓久宽一边往棉袄袖子里伸胳膊,一边说:“什么武器武器的,我就知道,赶上如今的好时代,吃饱了猛劲儿干活儿。”他说着,神情忽然一转,“嘿,你们吵醒我那会儿,正巧做着梦。梦见村西我家分到手的那块地里,一棵秧上长了五个大棒子。我跟你嫂子背着笆篓筐去瓣。掰一个,又长出一个,再掰一个,又长出两个。把你嫂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喊:别长了,我受不了啦!
屋里的人听到这儿轰地一声都笑了。
他们的笑声,惊动了外边的两个人。他们推门进来了,带进一股冷风和一片片小雪花。前边这个是他们熟悉的马队长,后边那个不认识。大伙都停住笑,瞧他。
这个人四十多岁,头戴铁路工人帽,身穿蓝布制服,脚上是一双大皮靴。一手提着一盏风灯,一手搽着一卷儿纸。马队长拍着那个人的肩膀,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老站长,到分局开会,刚散,马上来看大家。”
人们一听,更加郑重起来,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老站长,却听到过好多传闻。说他姓李,原来在骑兵连里当连长,是部队上的战斗英雄。他转业到这个小站之后,很快就从外行变成内行,能给调度当参谋,会给机工当助手;把小站的工作搞得十分出色,连续两季夺到了爱国劳动竞赛的红旗。(这应该是一种理想状况,实际情况可能不都是这样,但毛主席党中央确实号召党的干部要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经济工作。最可气的是有一些干部尸位素餐,不仅不学习,长期甘当外行。而且还给向他们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比如戴“右派”帽子,派工作组镇压,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最后毛主席离开了,他们又把这些屎盆子扣在毛主席头上。只是不知道后来的“严打”以及更重大的事件谁来承担,只能装聋作哑,或者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老站长笑眯眯地看看大家,说:“农民同志,到我们这儿,条件差。吃啦住啦,怎么样呀?,
高大泉赶紧代表大伙回答说:“很好,很好,我们太满意了。”
老站长说:“比起马队长他们过去当装卸工那会儿,应当说非常好。他们没有人身保障,连名字都没有,日本鬼子那会儿叫他们臭苦力,国民党来了叫他们伕子。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跟咱们农村扛长活的一样苦,配给面都吃不饱,铺着地,盖着天,头枕一块半截砖。如今好是好了,不能太满意。国家正在恢复建设,我们得往更好更美处奔。”(这话说的很理性,实在。正如毛主席所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他把话停了停,又问:“你们来了几天,习惯一点了吧?”
周永振抢着回答说:“习惯了,跟在家一样…,!”
高大泉截断他的话说:“我们各方面都挺差,往后得好好跟工人老大哥学习。”
老站长笑笑说:“你们过去是一家一户的小单位干活儿,如今是大集体半军事化;困难总是少不了的。干革命就是每天每时克服困难、学新东西;克服一个,学会一点,就前进了。拿我自己来说吧,过去穷得连毛驴都使不起,到了部队上,要骑大马、挥大刀。难不难呢?难。革命需要,越难越得闯。刚刚学着能对付马队了,革命又往前发展,要我指挥火车铁路。难不难呢?更难。我正在学,正在闯。咱们就一块儿学,一块儿闯,一块儿前进吧。”他扭头对马队长说:“你给大家说说正题,说完了,好让同志们休息,”(这段话可以励志哟。)
马队长说:“老站长有一肚子宝贵的经验,有空你们就多从他这儿往外掏点儿。今个,先说说咱们编组的事儿。咱们这个站,一共有五十名装卸工,加上你们,六十三名,任务重,人手少,我们不仅拚命苦干,还必须高度集中,统一行动,才能够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你们这个小组,也要照其他作业组一样,除了高大泉同志当小组长之外,还要选出五大员,就是,学习宣传员、安全技术员、工具管理员、统计核算员、生活卫生员……”
周永振没听完就说:“总共十几个人,再选这么多员,不都成了员啦?我看哪,就让大泉一个人代表,我们帮着干就行了。”
马队长说:“这是民主管理制度,不能马虎。工业生产,必须这样才能进行,才能保证步子一致,又快又好又安全地完成生产任务。”
经过一番推选,“五大员”定下来了。马队长又向大家介绍安全措施、生活制度和组织纪律等等。最后,他又说起“联劳协作”的问题。
使惯了锄镰锨镐、过惯了独来独往生活的庄稼人,在这样一整套有组织的严密的劳动生产制度面前,简直是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了。
老站长在一旁给他们解释说:“马队长说的‘联劳协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工矿企业的一个管理制度。就是整个火车道线,上边跟下边,各站跟各站,各班组跟各班组,联系在一块儿,合成一股劲儿,变成一个人那样进行劳动生产。比方说,分局预报来了,告诉我们某时某分,一挂列车到站,装的是什么东西,多少分量。我们再根据自己站的人员进行安排:能拿下的任务,自己来;不能拿下的,分局就调动其他站上的力量来这儿帮着拿下来。这时候,运输车间必须保证送车取车正点,货运车间必须保证安排好货源,装卸车间必须保证动力。车到货到,不能按时间卸下来,那车就开不出去。你晚两分钟,下一个站得跟着咱们晚点,别的列车就得窝在别处进不来;一枝动,百枝摇,整条路线都得乱了套。因为铁轨只有两根,不能乱跑,所以工业化的生产劳动每一个人都不能单独行动和随便活动,都得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一环一扣不能脱离,一分一秒不能差错!”(这就是大工业化生产的纪律性,作者让高大泉他们在火车站上领略了大工业化,是一种很好的把农民和工业生产联系起来的切入方式。只有装卸能够学得快,上手快,但也必须严格纪律。想起九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工厂里的管理口号也变成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不仅把工人当成了管理对象,而且条条块块也分割了,最后只能是分崩离析了。)
芳草地的庄稼人,又都被这番话说得目瞪口呆,半晌没有动一下。
周永振顺着嘴,小声说:“没想到,工人们干活计这么严密,这么复杂呀。”
吕春江也悄悄地逗他说:“刚才你不是说自已是科班出身,能出力气就行吗?”
周永振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吭声了。(应该是每个人都震撼了,什么叫见世面,这才是。走马观花看看风景和这个没法比。)
老站长和马队长走后,他们又凭着每个人的理解和想像,热烈地谈论到很晚才熄灯休息。当最后一个入眠的高大泉刚刚睡安稳,就被铃声惊醒。他刚爬起来披上衣服,又听到马队长在窗外喊他:
“大泉同志,刚接到分局预报,两点三十五分有一个紧急的卸车任务。有溜卸货物,还有笨重的大件货物,要全体动员,还要搞联劳协作,你们组也参加,马上做好准备。”
高大泉赶紧下床开灯,叫醒了这个,推醒了那个,把马队长布置的任务告诉了大家。
全组的人都拿出平生少有的迅速和机灵劲儿穿戴完毕扛起新领来的铁锨,一个个冲出温暖的小屋。
雪花在飞舞树枝在摇动。整个车站是一片严肃而又紧张的气氛。四个装卸作业组的工人同志早已雄赳赳地列队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候战斗了。同时,还有不少兄弟站的工人,骑自行车的、步行的,奔到这儿来。派班员马上给他们分配了任务,很快又各就各位了。
高大泉带着自己的一班人,东问西打听,乱跑了好久才找到他们的作业现场(开始进入角色)。这时候,他看看站台上的大钟刚刚两点十分,虽然放下心,可是头上急出来的汗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一场紧张的战斗,在预定的时刻里开始了。
一挂列车进了站,车头把要在这个站吐卸的车皮,按照场地一节或是几节地摘下来。车厢一脱钩,工人们就一涌而上;在火车头的隆隆巨响里,锨飞人喊,如同暴风骤雨扑落在咆哮的彩霞河的洪波之中(这是高大泉他们眼中的情景,所以要拿彩霞河打比方)。
高大泉他们这组,在马队长的具体指导下卸一车砂石。这伙有力气的庄稼人刚卸下多半车,旁边那个车皮的工人已经全部卸完,立刻到这儿,帮他们一起卸。接着,马队长一声口令,他们又跟协助的工人一起,奔到另一个货场。
这儿正卸一个笨重的大件是箱装的大机器。老站长和陈师傅正在这儿指挥一伙工人在车下边安排滚杠,一伙人在车上扳着撬棍,另外有两伙人,抻着两条拴在货箱上的大绳。马队长把高大泉他们安排在拉大绳的行列里。
一切就绪了,老站长说声”预备”,陈师傅就带着喊起了“号子”:
“嗨哟——嗬呀!”
上百个人,像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样,一开电钮,完全协调一致地、有节奏地动作起来。如同一间房子那么大的货物,据说有一万多斤重,在陈师傅带领呼喊的号子声里,在众人汇合成一股力量的滚撬牵拽之下,在稳稳地移动着,一节一节地移动着;最后,终于被人们把它运进了那个新修起来的大库房里。列车准时准点地被送出小站,又准时准点地开到下一个车站去了。(按照当今网络语言这应该叫人肉机器吧,其实这是用思想作为软件,人体作为硬件模拟机器的运作方式,在还没有普遍实行机械化的建国初期,我们的党和人民依靠这个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后来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都有这种因素在里面。)一场紧张的战斗胜利结束。
芳草地来的庄稼人这回更加开了眼,第一次看到、尝到了集体劳动的滋味。他们热烈地谈论了好久,怀着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再一次进入了甜蜜的睡眠。可是,高大泉因为过度的兴奋,一点困意都没有。他怕自己的动作惊醒伙伴们,就披着棉袄、轻轻地下了床,走出宿舍
他在站台上来回走动着,看着灯光中飞舞的雪花,看着滚杠、撬棍留下的沟痕,还有数不清的脚印。他想起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时候,听到一位老革命干部传达的毛主席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想起罗旭光在那小本子上的题词;想起李培林给他透露的关于新县委书记要带领人们前进的好消息;想起彩霞河边的大草甸子、芳草地的群众,还有那些肥沃的、等待垦种的土地……东方已经放亮,接着,又刷上了半天鲜灵灵的红霞。高大泉深情地遥望着远方,他觉得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阔,心里是那么豁朗!(思想再一次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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