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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浑身是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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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浑身是劲

河冰开,雁归来,酣睡的土地正苏醒,已经到了准备春耕生产的季节。

高大泉率领着十二个伙伴,告别了首都北京,回到大草甸子,回到他们的家乡。

临动身之前,他们都剃了头刮了脸,一个个容光焕发。车站领导送给每人一条雪白的羊肚手巾作纪念,上边印着大红的“奖”字,象围巾似的系在脖子上,格外精神。他们还把行李卷打成像军队的背包那样,方方正正,显得整齐美观,

他们在天门镇下了公共汽车,正赶上大集日。腰里装着工钱的伙伴们,都急着想到街上逛逛,买一些生产上需要的东西。只有高大泉顾不上这些。他跟大伙约定了碰头的时间、地点,就急忙奔区公所。

区公所是当年日伪大乡占用过的那个酒烧锅旧址。如今,一些房屋重新翻盖,门口也经过修理,完全变了样子。也许是集日的关系,到这儿来往的人相当多,门口拴着驴,停着车,院子里一群一伙等待着办事情的人。民政助理办公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一片吵吵嚷嚷。

高大泉直奔后院,只见王友清和老区长的屋门都上着锁、就转回来推开李培林的房门(直接推门,说明很熟,而且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礼节)。

李培林正跟女文书油印材料,两手都是黑油墨。他见高大泉突然进来,高兴地说:“我估计你一听到大雁叫,就在北京呆不住了。坐吧,我这还有一点就印完了,咱们得好好聊聊。”高大泉坐在床边上,朝那一打子材料看一眼,见那字头标题是“加强领导,做好春耕准备,打好土改后的生产第一仗”,就告诉李培林,他们刚下车,还没回家,想找领导汇报汇报情况。李培林说:“车站上的党支部给咱们写来两次表扬信,你们干得不错。前几天镇上搞会演,老区长还在戏台上宣传了这件事儿。”又问,“这回走一趟北京,收获不小吧?”

高大泉说:“开了眼界,跟工人老大哥学习好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农民最缺的。这回我们得想尽办法,搞好宣传工作,让庄稼人为建设新中国,为打美国鬼子增加生产,不能光为自己奔日子。这是我得到的一条最大最大的收获。”

李培林说:“你这个收获挺重要。听老区长说,县委梁书记又布置了新任务:等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咱们县之后,开展一个大张旗鼓的爱国主义宣传运动。你这个想法,跟领导上想的完全合调门儿。”

高大泉又告诉他,除了想找区领导汇报之外,还希望得到指示。

李培林说:“这几天把他们忙得够呛,不一定顾上跟你谈什么。上次县里开会,梁书记批评了城关区的领导,说他们缺少远见,盲目乐观,对土改分了地的农民撒手不管,放任自流,有一个村发生了放高利贷、卖房卖地的事儿。梁书记说,他正试验阻止发生这种问题的好办法,这办法是过去在老解放区传下来的。他说,因为农民讲究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等搞出一点成效的时候再推广。梁书记还说,眼下要加强领导,搞好春耕,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我们几个人私下议论,觉着这个问题提得高,提得重要。王书记传达的时候说,咱们区对工作抓得紧,没有撤手不管,有成绩。又说,因为是谷县长抓的重点区,防止万一出漏子,就把干部都放到各片搞检查,老区长也带病下去了。”(只满足于小生产式的“耕者有其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耕者失其田”。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高大泉听到这些,特别是关于县委书记的只言片语,觉得很受鼓舞,就说:“我自己有些新的想法,又拿不准,听你这一传达,心里有点谱了。我先回去干,过几天再找他们吧。”

李培林印完材料,又跟高大泉谈了一些本区的新闻,详细问问芳草地的人在北京的生活情形。高大泉见投进屋里的太阳光已经移到约定跟伙伴们碰头的时间,就告辞了(那时农民甚至很多城里人还没有表)。

伙伴们大部分都已经办完了事儿,在西街的木匠铺门前说说笑笑,等候着还没有到的人。

高大泉立刻发现两种新气象;一是大家的喜悦心情比刚才分手的时候更浓烈了,一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增加了装备。有的买了新铁锨,有的买了新锄板,有的在粮食市上碰上自己心爱的良种,也买上一些。

吕春江扯住高大泉的袖子:“大泉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玩艺儿。”

高大泉转身一看,见地下放着一条新扁担;扁担的一头吊着行李,另一头,小线绳拴着一件旧褂子的四角,像个网兜子,兜子两端露出两个黑胖胖的小脑袋。他不由得一乐:“嗨,你买了小猪?”

吕春江喜幸地用粗手指头抹着下巴颏,说:“你忘了,去年刚分了地,我就告诉你,想买只小猪,好多造粪。那会儿办不到,馋得难受。这会儿,我一下子办了双份的。随心了!”

高大泉蹲下身,正高兴地端详着小猪崽,忽听伙伴们喊叫起来,扭头一看,周永振红涨着脸从人流里朝这边挤过来。吕春江先闹明白伙伴们喊叫的原因,也跟着欢呼:“这小子,买了牛!”

高大泉赶紧撤下猪崽,跟在吕春江后边迎上周永振。周永振牵来一头小牛犊。这牛犊方方的脑袋,长长的腰身,高高的蹄腿,金黄的脊背,雪白的肚皮,像一颗大蚕茧似的,又胖又光亮。

伙伴们一下子围上了他和那头小牛犊,像遇上了他们所有喜事中的最大的喜事儿议论开了。

“别看它这会儿小,从骨架看,有出息,将来一定是一头大壮牛。”

“永振,你这小子真有计算,花一条牛腿的钱,弄到手一个牛的全身子。”

周永振看着来往行人投过来的羡慕眼光,听着伙伴们的夸赞,把他兴奋得那只牵牛的手不住抖动。他擦了擦脑门上边因为过度紧张冒出的汗水,憨笑地说:“当时好几个人围着看,都有心要它。我也顾不上回来找你们当当参谋再定准,一咬牙,就买下了。”

“放心吧,保险你没有上当。”

周永振说:“临出门那会儿,我爸爸说过,眼下买大牲口凑不足钱,先买个小的养着,可是没说这回就买。”

“他呀,只能高兴,不会埋怨你。”

周永振说:“这一下子,我把攒下的全部工资,都掏出来了……”

吕春江打断他的话说:“别高兴得不知道说啥好了。就算你把行李卷都搭上,也值得。等我把两口猪喂肥了,也学你的样子,买一头牲口使。”

刘祥接着说:“对呀,如今种咱自己的土地了,一定得自己有牲口才行。”

周永振在买到小牛犊的喜悦之中,本来还有一点不安定,这会儿己经全部消失了。忽然,他的两眼又盯住高大泉。别人都说都笑,唯独高大泉光看不吭声。周永振心里又犯嘀咕,就问:“大泉哥,你呢。你还没发表意见,我这事儿办得好不好呀?”(大泉是大家的主心骨)

高大泉把凝视的眼神,从小牛犊身上移开,把伙伴们扫一眼,这才望着周永振回答说:“大伙儿都说了,说得对,我都赞成。我看还有一条最重要,你今天把这小牛犊拉回芳草地,比去年冯少怀拉回的那头黑骡子正道、威风、有前途!”(小牛是新生事物的代表,大骡子走老路,只能陷在泥沟里。)芳草地的这几个庄稼人,急着往家奔。他们说着,笑着,往前走着,一派兴高采烈、威风凛凛的气势。

高大泉是他们中间最激动的一个。他跨着大步走在前边,遥望着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那上边是丛林,村庄,升降的鸟群,奔跑的牲畜。远远地看到了芳草地,那儿是用树木的枝条和房屋的瓦脊组成的象墨迹般的轮廓,高台阶的一角灰色的墙壁,官井沿一棵高大的白杨。这里的一切都是他最熟悉的,不知为什么却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奇特的诱惑力,无声无形的鼓动和召唤。(物旧人新,心中有了理想,不再浑浑噩噩,要按照新的蓝图改造自己的家乡了!)

尽管他留恋北京,想念车站,惜别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先进的一伙人,可是他心里明明白白:只有大草甸子这块土地,才是他的用武之地,才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也是浩然老师描写起来得心应手的地方。)

他想着,回到芳草地之后,怎样尽快地把他们在北京的见闻、感受,特别是提高了的思想认识,传达给伙伴们;用什么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新中国的农民不能光为糊口劳动,不能光为养活老婆孩子劳动,不能光为个人奔日子劳动,这是旧思想,是“农民意识”;应该把劳动跟国家、跟革命连在一块儿,要为抗美援朝劳动,为工业建设劳动,为建设新中国,为搞社会主义劳动。

他想,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得把朱铁汉鼓动起来,让他重视组织农民增加生产;同时,想办法解决跟张金发的严重分歧,使他回心转意,和翻身农民站到一条线上来。他想,只有这样,庄稼人才能把共产党分给自己的土地种好,保住土改的胜利果实。他想,用新的思想认识把人们发动起来之后,芳草地将会出现一种怎样蓬蓬勃勃的欢乐景象,掀起一场如何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将会取得一个多么巨大而有意义的胜利成果?到了那个时候,金子一样的粮食,银子一般的棉花,把大车小辆装得满满的,结成大队,举着红旗,浩浩荡荡地开到国家仓库,多有气魄呀,他想,那时候,就可以代表芳草地的人给火车站的工人老大哥写信,就说:我们学着你们的样子做了,我们还要往前奔!(说句实话,到我小时候的1960-1970年代,毛泽东时代,像高大泉这样的农民依然是凤毛麟角。学习“文学概论”的时候,曾经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体会不深,现在是深有所感。这就是文学作品必须要对人们的生活有引领作用,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难道只允许先进的科技产品引领人们的消费,不允许高尚的文艺作品引领人们的思想?何况虽然高大泉这样的农民虽然是凤毛麟角,但毕竟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王国福、杨水才…….最著名的就是陈永贵,他们都是高大泉这个典型人物的创作基础。一句话,那个年代,高大泉少,但是,绝对有!)

忽然,牵着牛犊的周永振喊叫起来了:“嗨,久宽哥,你忙往前边跑啥呀?好几个月都忍了,这一会儿工夫就耐不住啦?”

吕春江立即帮腔:“是呀,你甭急,大嫂子丢不了,跑不掉,这会儿正依着门框,盼着你,等着你哪!”

邓久宽回过头来,怒冲冲地朝他两个瞪一眼,瓮声瓮气地说:“谁像你们年轻的,心窝里除了媳妇,不装别的东西呀!”他说着,继续急步往前闯。

他的神态,他的语调,实在可笑,所有的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高大泉立刻收住了他的畅想,看着邓久宽,对身边的刘祥说:“刚才我没有留神久宽哥,他一直高高兴兴的,怎么一会儿的工夫变得沉闷了?”

刘祥说:“他跟我到集市上逛逛,什么都看一眼,什么都没买。别人买回东西,他翻过来倒过去地瞧,不说好,也不说坏,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闹不明白。”

周永振又喊起来了:“哎,他要干什么?你们瞧这个人!”他喊着,吃惊地望着前面那个破砖瓦窑的方向。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在他们说笑之间,邓久宽已经跨出小路,斜插着往北边拐过去了。

同伴们停下来,奇怪地议论和猜测,加上批评周永振:“永振你高兴大发啦,净胡说八道,久宽生气了!”

“他的脾气可犟啦,从今以后,十天里边也别想他再理你!”

“我看他不像生气的样子,他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真是个怪家伙,你们看,他要干什么呀?”

邓久宽已经走在苏醒的土地上,开始挺快,接着慢下来;跳过一条小沟蹲下了身子,又在地上扒了一阵儿抓起一把土,在手心里掂着,如呆如痴地看起来。

金色的太阳,把沟边的树影子投进垅沟里,筛漏下条条缕缕的光点,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上涂抹着;小风徐徐地摇摆着垅沟里的绵软的枯草,又把一片红色的叶子,缓缓地托起来围着他打个转,再升腾到高爽碧蓝的天空。

人们停在路上,看着陶醉了的邓久宽,也跟着陶醉了;就连周永振和吕春江,脸上的神色都从嘻笑变成惊奇;接着,又深情地望着邓久宽

沉寂一会儿之后,大个子刘祥忽然另有所悟,第一个小声说:“那是他家分的地。”

高大泉点点头:“不错,划地块那天,是我给他插的牌子。”

刘祥接着说:“那块地头上埋着他的两个老人。……”

高大泉打个楞:“噢,怪不得在评议会上,他一定要挑这块地。”伙伴们的陶醉又被庄严的感触代替了。

一个听来的故事,带着隐痛,响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那是二十年前,一个阴雨连绵的六月天,要饭的邓老六饿死在小土炕上。

穷哥们都跑来帮忙。大家把一条破柜的隔板锯掉,当棺材;把一领破炕席一卷,当装裹;在一只小瓷瓶里倒上几滴油代替了长明灯。十岁的孤儿邓久宽,跪在灵前,哭哑了嗓子,哭肿了双眼。(穷人哪,死了,还不如财主家的一条狗!)

正要起灵下葬,乐二叔浑身水淋淋地跑进来。他告诉大伙儿:官坟地泡上了水,浅地方没腰,深地方够不着底儿,没法挖坑子。怎么办哪?邓老六受一辈子罪,死了不能泡在水里,更不能烂在炕上呀!

为了给邓家的死人借一块下葬的地方,把芳草地所有肯帮忙的人都搬动了,去请求歪嘴子的堂兄弟。因为这个地主念过“洋书”,大家都叫他“洋财主”。这个地主故意摆阵势:第一天,死不赏脸;第二天,吐了个活话;第三天,勉强地答应了,算是租借。三尺宽六尺长的一块地方,年租一石棒子(王国福事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带领大白楼村的社员群众,将亩产由解放初的一百多斤提高到七百二十五斤。解放前的亩产,就是六十平方丈,约合667平米,可能还不够一百多斤,也就不到一石(大约120斤)。洋地主三尺宽六尺长,就算是解放后的度量衡也不过是2平米。也许有人不信,地主的心会这样黑。看看当今的高利贷吧!),还只能占地头一个上沟边上,明知是吃人,也得让他吃。死人下了地狱,活着的儿子进了“洋财主”的大院,当了小半活。

第一年,官坟地压着水,不能迁坟;第二年,又积上新水,还不能迁坟;第三年,那里的旧水新水成了一片死水的芦苇坑。邓久宽一连气给“洋财主”白干了八年;从第九年开始,成了长工,每年还要从工钱里扣出那一石棒子的地租。同时,每年清明节,“洋财主”还不许邓久宽挖他几锨土。邓久宽急是含着泪从一里远的苇坑边上背一筐土,压在他爹那荒草丛丛的矮坟头上。这笔阎王债,一直到土地改革,才永远结束!(怪不得邓久宽要报那一个耳光之仇!)

刘祥看看周永振和吕春江,感慨万分地说:“你们年轻啊,不知道在旧社会里,穷人想得到一块葬身的地方、几锨黄土,比登天还难,也就不知道久宽的心。庄稼人哪,最亲近、最惦念的,是土地,是几辈子梦想不到手,如今到了手的土地呀!”(刘祥后来竟要卖地!)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蹲下了身子,从路边的土地上抓起一把黄土,捧在手里沉思起来。他们一个个都回想起自己的家世,每个人的遭遇各种各样,但不管千变万化,宗宗件件都跟土地问题联系到一块儿。

他们像是自语,又像对伙伴表白地说着:

“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

“有了土地,我们就有了一切啦!”

高大泉把手里的黄土攥热了,忽然朝空中一扬,望着那金黄色的烟雾,精神抖擞地说:“土地,土地,它如同工人身边的机器,它如同战士手里的钢枪;有了它,我们才有了根,才能站住脚,才能坐江山,这回我把这一点看清楚了!”(大泉的境界已经升华了,跳出了农民的狭隘圈子。)

刘祥也挺有劲地说:“上一趟北京,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心膛宽了,腰杆硬了,浑身是劲儿了!”

邓久宽走回伙伴们中间。他的手里仍然揉搓着泥上,细面面儿从他那粗大的指头中间流下来。

大伙儿停住热烈的谈话,都一齐望着他。

他眯着眼,紧闭着厚嘴唇,也在望着大伙儿,这个,那个,看了一阵子,忽然郑重地说:“我眼下什么也不买,得把粮食准备足。人是铁,饭是钢,吃饱肚子才有劲儿闹生产、伺候地。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走一趟北京浑身有劲儿?哼!”说着,一挺胸脯子,“我从分到地那天起就鼓足了劲儿。我这劲儿,从我爷爷、我爸爸那辈子就憋着,一直憋到我身上,又憋了三十来年,足着哪!这一回,在北京加了新劲儿,我是足上足,足极啦。我呀,我这回要把命交给土地啦!”

高大泉说:“应当说把命交给党。只有下了这个决心,才能够种好土地,才能够保住土地。”(这话要彻底理解需要时间甚至是时代,意义需要几代人不断地挖掘。)

邓久宽又咧嘴一笑:“用你常说的话,就是把这一百多斤交出来了!”

高大泉深情地看着兴奋异常的伙伴们,对于在芳草地实现自己的新计划,更加充满信心。他舞动着大手说:“我们这趟北京没白去,都有了劲儿啦。好哇,我再说一遍:咱们都是从北京回来的,都是跟工人老大哥一块儿并着肩头干过,咱们回到芳草地,各方面都做个好样子。大家能不能办到哇?”

众口同声回答:“能办到!”

高大泉满意地喊:“好,咱们回家啦。家里的人,家里的事儿,都等着咱们哪!”

于是,人们又说说笑笑地在家乡小路上迈开了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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