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我们要争气
高大泉走进高台阶,来到村公所新办公室的门口。听见里边吵声一片,正要拉开那扇安着玻璃的门子,忽听身后脚步响,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追了上来。
这个人大约三十岁刚冒头,五短身材,方头大耳,显得结实有力;不知道是冻麻了腿脚,还是穿的棉裤太厚,动作有点迟笨。他追过来之后,从自己的头上摘下一顶旧棉帽子,一伸手,又扣在高大泉的头上。
高大泉转过脸来一看,给他戴帽子的是邓久宽。一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大声说:“嗨,久宽哥,你这是干什么呀?”、邓久宽笑嘻嘻地回答说:“你这帽子我戴了过冬该轮着你戴了。”(有点夏天借扇子冬天还的感觉)
高大泉摘下帽子,又扣到邓久宽的头上,说:“噢,你让我光了一冬天脑袋,这会儿天要暖和了,才想起疼疼我。算了,我已经冻习惯了,还归你戴吧。”
邓久宽一边用手按按帽子,一边说:“我说这会儿不给你,等明年冬天,混好了,给你买一顶新的。前几天你给我大娘送药去,你嫂子见你光着脑袋,她硬让我把帽子还给你。”
高大泉说:“看样子,老人家病好多了,今个晚上还到我那儿串个门儿。”
邓久宽说:“她吃了你送去的药,心口就不疼了;一个劲儿夸你,说大泉就是精明能于,买的药真灵验,吃下去,就像有个小手把病给摘走了一样。我跟你嫂子背后直笑。你买那药跟我秋天买的那药明明是一个牌子的,怎么你买来就灵验,我买来就不灵验呢?”这邓久宽从小给歪嘴子的堂兄弟“洋地主”(应该是“引子里”放狗咬高大泉的那个洋派少爷的爹。)当小半活、因为他老实厚道,行动做事不太机灵爽快,经常受“洋地主”的打骂。有一回“洋地主”来个“贵客”,香烟抽短了,派邓久宽到天门镇去买。他回来迟一会儿,“贵客”已经走了:“洋地主”说邓久宽给他误事,让他丢脸,上去就给邓久宽一个大耳光。邓久宽的耳根子和嘴巴当时就肿起来了,吃饭嘴不能张,睡觉只能一边挨枕头。虽说过了好多日子消了肿,算是好了,却落下病根,只要上点儿火就疼,到如今右边那个耳朵听声音还费劲儿。平时他总爱绷着脸,像生气似的,见到知心的人还有几句话,对生人就一言不发。土改工作队进了芳草地,访贫问苦。副队长罗旭光找他谈心,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开口就提出个奇怪的要求:“不给我房子不给我地都行,我就要个大耳光,让我打‘洋地主’一下子,就算消仇解恨了。”罗旭光给他讲政策,大伙儿开导他,他总是紧闭着嘴巴不吭声。后来,“洋地主”被逮捕,周永振和朱占奎两个人起五更往县里押送,刚走到破窑跟前,忽然从里边蹿出邓久宽,一把揪住“洋地主”的脖领子,抡圆了大手,给他一个耳光。从此,邓久宽的脸上才有了笑模样;遇上对劲的人就说:“这一回呀我才真正解放了!”(这就是在原生态情形下的邓久宽的眼界和心胸)解放大军围困北平那年,他跟寡妇郑素芝成亲。常言说:娶媳妇是美事儿,养孩子是喜事,要吃要喝是难事。郑素芝带来两个孩子,接着又生了一个。一家五口,干活的只有邓久宽一个,日子过得挺紧巴。最近分了土地,他觉着有了根,有了靠,一天到晚笑嘻嘻。
高大泉觉着邓久宽没有上民校,也没有开什么会,这么晚到这儿来,除了想起给他送棉帽子,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就又问:“你怎么还没有躺在热炕上睡呀?”
邓久宽说:“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上回开会,张村长说北京有一个火车站跟咱区里要临时小工,也分派咱庄任务了;这么多天,没见动静,今个一下午开会也没有人提,这个事儿又吹了怎么着?”
高大泉说:“刚分了土地,大伙都一心操持过日子,想出门的人不多,没撺掇起来。”
邓久宽说:“操持日子种地,这会几还没到季节,正是闲时候呀!”
“你想去吗!”
“干几天,挣俩钱过年哪。”
“我跟村长说说,凑几个人你就跟着去吧。”
”别说,别说。你嫂子的意思,你要不去,我也别去。”
“唉,北京是咱们的,铁路是咱们的,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一家。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乡下土包子了。你想去就去吧,为啥总得拉上我去给你当护兵呢?”
他们正说着话,办公室里又传出一片吵嚷声。高大泉一手扳着邓久宽的肩头,推着他,一手拉开风门子,走进那散着热气的屋里。
新布置起来的办公室,今天刚拢火熏屋子,油灯下、火炉边,坐着七八个人,都是翻身农民,都是被张金发传达的那个“发家竞赛”鼓动得在家里呆不住,在民校教室里坐不安、凑到这儿来的,他们聚精会神地交流着心里的话。
开头,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憋着一肚子气,要敲打敲打冯少怀。有的人反对,说这样干不符合政策,也不是个妥善办法。接着他们鼓起劲儿,要跟冯少怀这样的人家赛一赛。有的又说,赛不过他,因为这小子心眼毒狠,手腕多;有的说,就是跟秦富赛,也赛不下来,因那老家伙会拨拉小算盘,会钻钱窟窿。越说越泄气,最后成了一片一感叹声:
“唉,真要让人家给赛下去,这身翻半节又算翻回去啦!”
“是呀,要走到那一步,咱们还有啥脸见上级领导!”
坐在人群里的朱铁汉在会上跟冯少怀吵过了,气已出,火已降,所以他又想着他喜欢想的高兴事儿。他一边翻看着识字课本上的插图,一边似听非听。他是越听越烦,越听越不以为然,一摆大手说:“你们这些没志气的家伙,都给我住嘴吧!从自己嘴里说出这种话,本身就够丢人了!”
周永振冲着他说:“你有志气,我听听你的!”
吕春江也说:“对这样的大事儿,你连脑子都不动,这才真丢人哪!”
朱铁汉脖子一挺,同时朝他俩开火:“我怎么没志气?我怎么没动脑子?我想的,保险比你们这样的水平高:你们别忘了,今天不是一九四八年,也不是一九四九年,是一九五O年是解放的第二年,是土改的第一年。政府门口挂的是五星红旗。你们也别忘了,咱们在座的不是长工、小半活、要饭的花子,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翻身户。各位同志们,天是咱们的天,地是咱们的地,党依靠咱们,政府让咱们当主人,咱们不能在发家竞赛运动中取胜想让给别人,活见鬼去吧!”
周永振反驳说:“发家,可不是那么容易,你还没有尝过受过种地过日子的艰难哪!”
吕春江也帮着说:“你就会绷脑筋,吹大话。你把你那个家给我发发看!”
朱铁汉说:“他冯少怀是一个脑袋两只手,咱们就是半个脑袋一只手吗?你们怎么自己贬自己呢?咱们都应当挺起腰杆子,要有个志气,一定要跟他们赛赛,不能没上战场,先准备吃败仗。再说,除了我刚才摆的那些理由,还有一大堆有利条件、比方说论种地过日子,论吃苦卖力气,咱们翻身户哪一个不是强手里边的强手呀?不信你就看着,咱们一使劲就得把他们赶过去!”
一直坐在旁边闷声不响、光抽烟的大个子刘祥,这会磕打了烟袋,说,“铁汉,你别跟大伙儿抬杠了。你还小几岁,想得不周到哇。就拿冯少怀这户说吧、土改前吃了一场官司,并没有伤筋动骨;土改运动,没有改出他一根草棍儿,柜角仓底打扫打扫,也是成堆成垛的。咱这翻身户呢?是光着身子进的新社会,就好像受了重伤要死的人。只剩下一口气,共产党来到,才把咱们起死回生救活。你要清楚,咱们活了,还没壮起来,也不能一转眼一使劲就壮起来,得有个消脓长肉的时候。”(还是有生活经验的人讲出来的话实实在在)
这番话立刻得到普遍的赞成,连周永振和吕春江都一个劲儿点头:
“哎,这话才是有根底人讲的!”
“对啦,咱们有点愁,就为这个呀!”
“铁汉,闲话少说,你们党员赶快想办法,带我们把眼前这道关口冲过去,这是最要紧的。”
“这句话全有了,看样子,村长是顾不上管我们啦,就看你和大泉的啦!”
当邓久宽被这种议论吸引过去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站在门口的高大泉。
“快来吧,我们正等着你。”
“再不来呀,要到家里掏你去啦。”(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需要时势造就。)
周永振迎到跟前,扳着高大泉的肩头,很激动地说:“大泉,说实在的,上级传下这个‘发家竞赛’的号召没有给我打气,倒给我泄了气。那天张村长把精神一讲,我爸爸就把我们叫到他屋里,一家人坐在一块儿,东猜西想,坐到快鸡叫,也没弄清眉目。今天的会,今天的事儿,更让我泄气!”
吕春江带着期待的神情看着高大泉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盘算。过去咱们这些翻身户大多数都没有锥扎之地,如今地分到手了,处处都得新铺摊子。新开张第一仗可真叫劲儿呀:你们党员想下了什么法子,也不能让咱们翻身户败在那些富足人家的手底下呀!”
刘祥连连点头说:“是呀!要是半路中途翻了车,不光是泄气、丢脸,也不应该。我这么看,只要咱们把头三脚踢出去,鼓着劲头闯到大秋拿上一茬收成,就算缓过元气;伤平了,肉满了,日子有了底儿,就不怕赛不过他们了。要不这样,那可危险。”
高大泉走过来,挤进人们在炉子边上让开的一块地方坐下,拾起铁捅条捅了捅炉火;炉膛里嚼剥地响了几下,立刻喷出红色的火苗子,映红了他的手和脸,也映红了周围人的手和脸。(这是一个能给翻身户带来光和热的人,而他本身也来自于这个群体。是草根中成长起来的精英。这个精英是货真价实的。)他抖了抖精神,开口说:“大家的心意我都懂,你们的看法完全对,说实在话,这几天我虽然心里犯嘀咕,直到今天晚上,才对这个问题掂出一点分量。咱们翻身了,确实还是个没有长全羽毛的鸟儿。有人在一边看咱们的笑话,有人要混水摸鱼。咱们呢,决不能泄气,要争气!一定要长全羽毛,满天下自由自在地飞!铁汉哪,你别打哈哈了,咱们晚睡一会儿,熬熬眼,一块儿想想办法。”
朱铁汉郑重起来,拉过一只椅子坐下,说:“不是打哈哈,我是觉得,你们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更不能自己先给自己泄气。你说有人要看咱们笑话,瞎了他们的眼吧,没那日子啦!谁想混水摸鱼?试试吧,他敢伸手,我就敢打;我让他带着血,哭着缩回去!”
周永振捅他一下子说:“你别瞎吆喝了,让大泉把话讲完吧。”
吕春江说:“是呀,大泉哥,你赶快出个主意,我们跟着干就是了。”
高大泉说:“刘祥大叔刚才的话,把我提醒了。他说得对,只要能夺到一季收成,咱们翻身户就算站住了脚跟,长全了羽毛,就能往高飞了。我估计,好多人家,到了种地的时候,土改分到的粮食也会吃用得差不多了,开春干活的口粮、籽种,都得想办法操持…”(脚踏实地)
吕春江说:“还得有粪。种地不使粪,等于瞎胡混。要造粪,得养猪,想抓个猪崽,我就凑不上钱--一大泉你接着说吧。”
高大泉思索着说:“我说议论议论,就是大伙一起想想办法,怎么能凑上种地的本钱,准备下春耕时候的口粮、籽种;要想争气,要想让翻身的日子扎下根,这一步必须迈出去。干什么呢?搞小买卖,咱们没本儿,也不能干它;搞什么副业咱们没手艺……”(看看高大泉缜密的心思,这让那些污蔑高大泉一类的人是“越穷越光荣”的人自抽耳光。)
就在这个时候,人圈背后忽然有人插了一句:“好办,好办,我给你们送门路来了!”
大伙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挎着一只布兜子的人,带着室外的冷气还有身上的热汗气,一边说一边走了过来。
“嗨,老李同志呀!”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区农业助理李培林,摘下帽子、擦着汗说:“我来布置一项紧要的工作。工业要原料,农业要工业品,抗美援朝前线要物资供应,运输线上的任务非常重。北京有一个火车站,要工作,还要扩建,人手太紧。他们派人到咱县来过几趟了,要求支援。我看哪,你们应当凑些人去一程子,既支援了铁路运输,又能得到一些资金垫底,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周永振听了,首先叫好,说:“老李你真是雪中送炭哪,有伴我就去。挣多挣少是小事儿,起码家里走个大小伙子省点粮食。”
吕春江说:“最好找个精明的人带着去。要不,咱们都是不常出远门的人,到大城市里两眼黑乎乎的,可不容易。”
李培林看看高大泉,笑了笑说:“喂,你怎么愁眉不展哪?听说今个下午你找了王书记?你有点摸不着头脑了?算了吧,如今土改运动刚完,加上支援抗美援朝的战争,头绪多,事情多,工作斗争还没有上轨道,难题肯定不会少。不过,压在咱们身上的三座大山都推倒了,还有啥难题能够难倒共产党呀?”
这李培林原来是地委领导的警卫员,去年调到天门区,抓过一段治安工作。高大泉跟他比较熟悉,也挺对劲儿,就诚恳地吐露自己的心思说:“这几天,一贯彻那个发家竞赛的号召,大伙儿不知道怎么,总有一点不大顺气。”
李培林爽朗地一摆手:“没事儿。毛主席想着咱们,下边的情况他全知道,一切都会有安排的。”说着,神情一转,“你们知道吗,咱们县来新县委书记了。叫梁海山,跟罗旭光同志一块从地委来咱这儿搞土改的。”(关键是需要得到上级的贴心支持,如果得不到这种支持,只能是外圆内方像南街村那样了。)
高大泉听到“梁海山”这个名字,觉着有点耳熟,没有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或者谁说过他。
李培林接着说:“梁书记一直在燕山区,这回留在咱们县。他是个老干部,有水平,燕山区的土改搞得呱呱叫。这回往北京派小工,就是他指示的。他说,这是工农联盟的大事儿,是支援国家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的大事儿。他说,应当多派一些人去,一方面完成上级的任务,一方面让农民受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好处多啦!大泉,你可得从心里重视这个工作呀。”
伙伴们听了这番话,高兴地议论起来了,都说这个机会很好,催问高大泉怎么看。
高大泉心里已经豁亮起来,想了想说:“如今正是农活不忙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干,我们一定派人去,我跟大伙儿一块儿去!”
吕春江说:“你是我们这边腰杆最粗的,你用得着到外边做小工吗?”
周永振推了他一把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死心眼儿呀?人家大泉不是为了成全大伙吗!”
吕春江傻呵呵地笑了:“他一说去,把我高兴颠倒了。大泉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又是党里边的人。带着我们走一趟,当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
高大泉说:“咱们一言为定。你们都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安置安置,再串通串通别人;我明天找村长接接头,要干就早走,早去早回呀!”
邓久宽憋了半天,这会儿开口了:“大泉兄弟,得算我一份吧?”
高大泉笑着说:“还丢得了你吗!”
邓久宽高兴极了,说:“我用不着商量,也没谁串通,走的时候叫我一声就行了。”
高大泉说:“你家大嫂不正在月子里吗?三奶奶身子骨不好,顾不过来,让我家小龙妈给照看一下。还有,你家被子少,不用带了,我带一条,咱俩伙盖。”(这就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样说话做事就在下意识当中)
刘祥感叹地说:“大泉替别人想得真周到哇!”
李培林也感叹地说:“罗旭光同志果然有眼光。他临离开咱县的时候,跟谷县长、王书记,还有老区长谈心,一再夸奖大泉说他将来能出息个好干部……”
高大泉被他们说得有些不好意思,拉过朱铁汉说:“你别咧嘴笑,你不能走,得留在村里抓工作。大家都坐下吧,让老李同志再帮咱们细细安排安排。”
他们把一件重大的事情商量妥当了,在座的人都好像从身上搬下来一块石头那么轻松。这几天,特别是今天,窝聚在他们心头的忧烦和闷气,都被驱散了。大家围着那喷吐着通红火苗的炉子,(心里的火也燃起来了)说呀,讲呀,说的讲的都是让朱铁汉爱听、高兴的争气话。(铁汉的乐观主义这时候才有了实际的依据)
他们一直呆到鸡叫第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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