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武元年（公元 317 年），建康城朱雀航的码头闹得跟集市似的。岸边挤着各色人等，穿锦缎的士族子弟摇着扇子，挎腰刀的卫兵盯着河面，连挑着菜筐的百姓都忘了赶路，踮着脚往水上瞅。不多时，一艘乌篷船慢悠悠靠岸，船头立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面容温和，手里攥着柄玉麈尾，风一吹，衣摆轻轻晃。人群里有人低喊：“是王导先生！”
这声喊没说错，此人正是琅琊王氏的当家人王导。可这会儿没人关心他是谁，大家更好奇的是，他身后跟着的那辆马车 —— 车里坐着的，是刚从北方逃过来的司马睿，司马懿的曾孙，按辈分算也是皇族。可这皇族在江南没半点名气，来建康快一个月了，本地的士族连门都没登过。
王导心里门儿清，司马睿要是立不住，他们琅琊王氏在江南也站不稳。北方早乱成一锅粥，匈奴人占了洛阳，西晋亡了，如今想在江南再造个朝廷，全得看江南士族买不买账。这些人盘踞江南几百年，顾荣、贺循这些头面人物，一句话就能让建康城变天。
三月上巳节那天，王导琢磨出个辙。他让司马睿换上最华丽的朝服，坐进装饰得金灿灿的轿子，带着仪仗队浩浩荡荡游街。自己则跟弟弟王敦，一个扶着轿杆，一个骑马护驾，身后跟着几十号王氏子弟，个个衣着光鲜，恭恭敬敬。
这阵仗果然惊动了顾荣等人。他们本来在府里喝茶，听说街上有皇族游街，还由琅琊王氏陪着，赶紧跑到路边看。见王导对司马睿那股恭敬劲儿，顾荣心里咯噔一下 —— 连王氏都这么捧的人，肯定不一般。当下就领着一群士族上前拜见，司马睿赶紧下轿还礼，拉着顾荣的手嘘寒问暖。
就这么一出，司马睿的名头算立住了。后来司马睿登基当皇帝，也就是晋元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拉着王导的手要一起坐龙椅。王导赶紧推辞：“陛下是太阳，臣子是星星，哪有星星跟太阳并排的道理？” 这话听着是谦虚，可满朝文武都明白，这天下一半是司马家的，另一半，怕是姓王了。
“王与马，共天下” 的说法，就从这时候传开了。但琅琊王氏能走到这一步，可不是靠王导一个人，往前数几辈，早把根基扎稳了。
最早能追溯到西汉的王吉。这人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功绩，就是会读书，还懂规矩。在昌邑王手下当中尉时，昌邑王天天喝酒打猎，王吉就上书劝，说 “君子要慎独”，还把儒家那套礼仪讲得头头是道。后来昌邑王当了皇帝又被废，王吉却没受牵连，反而因为敢说话出了名。琅琊王氏就从这时起，成了当地有名的 “文化家族”—— 这标签很重要，往后几百年，不管政局怎么变，“有文化” 都是王氏的护身符。
到了魏晋时期，王氏出了个王祥，就是 “卧冰求鲤” 的主角。这故事现在看有点夸张，冬天河面冻得结结实实，王祥脱了衣服趴在冰上，用体温融冰抓鱼，就为了满足继母的要求。可在当时，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连曹魏的皇帝都听说了。皇帝觉得这人孝顺，又懂儒家礼法，就召他当官。王祥一路做到太尉，还参与了司马炎篡魏建晋的大事。
王氏这就从 “文化家族” 变成了 “政治家族”。更聪明的是，王祥不光自己当官，还让子弟们跟司马家联姻。他的孙子王衍，娶了司马家的公主，自己官至司徒，还把弟弟王澄、王敦分别派到荆州、青州当刺史。王衍当时说了句名言：“荆州有江防之险，青州有海岱之固，咱们兄弟分别守在这，就算天下大乱，也能保住家族。”
这话还真应验了。西晋末年，中原乱成一团，王澄在荆州、王敦在青州都稳住了阵脚，王导则带着一部分族人跟着司马睿逃到江南。要是没这提前布的局，王氏说不定早跟其他北方士族一样，在战乱里烟消云散了。
可光有布局还不够，得会应对危机。王氏最险的一次，是王敦叛乱。
王敦是王导的亲弟弟，性格跟王导完全不一样。王导温和，擅长搞关系；王敦刚猛，手里还握着兵权，镇守荆州时，把当地的军队抓得死死的。晋元帝司马睿坐稳皇位后，看着王氏势力太大，心里不踏实，就提拔了刘隗、刁协两个大臣，想制衡王氏。
王敦哪忍得了这个？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他以 “清君侧” 的名义，带着大军从荆州杀向建康。一路上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打到了城外。建康城里乱成一锅粥，司马睿急得直跳脚，对着王导骂：“你弟弟要反，你们王氏是不是都想反？”
王导当时的处境比谁都难。一边是亲弟弟叛乱，一边是皇帝猜忌，弄不好整个王氏都得灭门。他没辩解，每天一大早，就带着家里二十多个子弟，包括王羲之的父亲王旷，跪在皇宫门口请罪。司马睿派人去看，见王氏子弟个个免冠赤足，一脸惶恐，心里的气消了大半 —— 毕竟王氏还有用，真把他们逼急了，江南士族说不定会反过来对付自己。
最后王敦打进了建康，杀了刘隗、刁协，可没敢对司马睿下手，更没敢篡位。王导在里面劝：“你要是废了皇帝，天下人都会骂咱们王氏，到时候咱们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王敦想了想，还真听了劝，退回荆州继续当他的刺史。
这场叛乱，看着是王氏内部闹矛盾，其实是王氏的一次 “危机公关”。既让司马睿知道王氏不好惹，又没把事情做绝，保住了 “忠臣” 的名声。后来王敦病死，朝廷想追究王氏的责任，可一看王导还在朝堂上兢兢业业，江南士族又都帮着说话，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王氏能稳坐三百年，还有个秘诀 —— 不只靠政治，还靠文化。说到这，就不能不提王羲之。
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王羲之在绍兴兰亭办了个雅集，来了四十多号人，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比如后来打赢淝水之战的谢安，还有写文章出名的孙绰。大家坐在溪水边，把酒杯放在托盘里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喝酒写诗。王羲之趁着酒劲，挥笔写了篇《兰亭集序》，笔锋飘逸，字句雅致，后来被称为 “天下第一行书”。
这事儿看着就是文人聚会，其实大有门道。兰亭雅集里，王氏子弟占了近一半，谢安这些其他士族的代表也来了，等于王氏通过文化活动，把江南的精英圈子拢到了一起。你想啊，大家一起喝酒写诗，关系就近了，以后朝堂上有事，自然会互相帮衬。而且《兰亭集序》一出来，所有人都知道，王氏不光会搞政治，还能引领文化潮流 —— 这种 “文武双全” 的家族，谁不佩服？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书法比父亲还厉害，被称为 “小圣”。父子俩的书法成了王氏的 “文化名片”，哪怕后来政局动荡，其他士族说起王氏，都会先提一句 “那是书圣的家族”。有了这层光环，王氏就算暂时失势，也没人敢轻易动他们。
到了南北朝时期，王氏依然能站稳脚跟。南朝宋的时候，王弘当了宰相，他跟宋武帝刘裕关系极好，刘裕篡晋建宋，王弘是主要帮手。可王弘不贪权，当了几年宰相就主动辞职，说自己身体不好，想回家养老。刘裕挽留了好几次，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还赐了他一堆赏赐。
王弘的儿子王俭更厉害。南齐时，王俭才二十多岁就当了宰相，不仅会当官，还懂典籍礼仪。齐高帝萧道成想定新的朝服样式，问遍了大臣，没人能说清楚。王俭拿出家里藏的古籍，指着上面的记载，从衣服的颜色到上面的花纹，一条一条讲得明明白白。萧道成叹着气说：“还是王氏懂这些，换了别人，早就乱了套。”
王氏还特别会联姻。他们不光跟皇族联姻，还跟其他士族通婚。比如王导的孙女嫁给了谢安的侄子，王羲之的女儿嫁给了琅琊颜氏 —— 就是后来出了颜真卿的那个家族。通过联姻，王氏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不管哪个朝代，朝堂上都有他们的 “自己人”。
不过王氏也有底线，从不像其他世家那样过分嚣张。比如北魏的时候，王肃从南朝逃到北魏，魏孝文帝特别器重他，让他制定礼仪制度。王肃权力很大，可从来没想着结党营私，还经常劝孝文帝 “要善待百姓，别滥用民力”。后来王肃去世，孝文帝哭了好几天，说 “再也找不到像王肃这样的忠臣了”。
到了隋朝，科举制开始推行，士族的特权慢慢被削弱。唐朝建立后，科举制越来越完善，普通人也能通过读书当官，士族不再是官场的 “垄断者”。琅琊王氏虽然也有子弟当官，比如唐太宗时期的王珪，当过宰相；大诗人王维，祖上也是琅琊王氏的旁支，但再也不是 “权倾天下” 的样子了。
可就算这样，王氏的影响力还在。直到唐玄宗时期，朝廷编《氏族志》，琅琊王氏依然排在前列。老百姓提起世家大族，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王氏。有人说，王氏能活三百年，是赶上了好时候，正好是士族兴盛的时代；也有人说，是靠运气，每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
其实不是。王氏的聪明，在于懂 “平衡”。他们知道怎么平衡皇权和士族的关系，既不让皇帝觉得他们威胁太大，又能让士族认可他们的地位；知道怎么平衡政治和文化，不光靠权力站稳脚跟，还靠文化留住名声；更知道怎么平衡家族利益和天下大势，从不逆势而为，该退的时候就退，该进的时候再进。
比如西晋亡了，他们就跟着司马睿去江南；南朝宋取代东晋，他们就帮刘裕打天下；北魏强大了，他们就派王肃去北方发展。不像有些世家，要么死抱着旧王朝不放，最后被新王朝灭掉；要么太贪权，想把皇帝踩在脚下，结果落得满门抄斩。
琅琊王氏的故事，就像一部士族生存指南。它告诉我们，要想长久，光有权不行，得有文化打底；光有文化也不行，得懂进退；光懂进退还不行，得知道把自己和时代绑在一起。这样的家族，就算过了三百年，也还能让人记得 ——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家人，曾经撑起过半个中国的朝堂，还把文化的种子播撒了一路。
如今再去建康（现在的南京），朱雀航早就没了踪影，可提起琅琊王氏，还是有人能说出 “王与马，共天下”，能想起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大概就是世家的力量 —— 权力会消失，朝代会更替，但那些刻在家族骨子里的智慧和文化，却能传得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