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的某个傍晚，夕阳刚把长安朱雀大街的青石板染成暖红色，西市门口的胡商就已经忙开了。穿白袍的粟特人正指挥着伙计卸香料，骆驼身上还沾着西域的黄沙；戴尖帽的波斯商人蹲在地上，用小秤称着颗颗圆润的珍珠，旁边围着眼亮的长安妇人；还有几个穿圆领袍的年轻人，背着书箱匆匆走过，袖口绣着的 “国子监” 字样晃了晃 —— 那是新罗来的留学生，赶在市门关门前买些笔墨。
这时候的长安，早不是隋朝时那个刚翻新的都城了。经过太宗、高宗两朝的经营，城里常住人口早破了百万，加上往来的商旅、使节、留学生，最多时能到一百二十万。搁当时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大的城。可这么多人挤在城里，光本地人就够难管了，还得应付一波又一波从西域、东亚、南亚来的 “外人”，朝廷要是没点章法，早乱成一锅粥了。
先说说胡商。长安的胡商多到什么程度？西市一半的店铺都是他们开的，卖香料的、售珠宝的、做胡食的，甚至还有开邸店（相当于现在的仓库加旅馆）的。要管这些人，朝廷先定了规矩：所有外来商人，不管你是从波斯来的还是从吐火罗来的，到了长安第一步得去 “市舶使” 衙门登记。登记时要写清楚从哪来、带了多少货、打算待多久，还得找个本地商铺作保 —— 这规矩跟现在的签证担保有点像，怕你跑了或者搞事。
市舶使的人也精明，登记完了会给你发个 “过所”，就是通行证。没有这东西，你在长安城里寸步难行，武侯（巡逻的士兵）见了就会盘问。而且这过所还分等级，要是带的货多，比如几车香料或者一箱珠宝，过所上会盖个红印，进出西市不用再开箱检查；要是只带了点随身物品，过所就是普通的蓝色，该查还得查。
西市的管理更细。每天早上，市令（管市场的官）会带着几个小吏站在市门口，等晨鼓响了就开门。开门前先清点胡商的人数，谁没来还得派人去问 —— 不是管得宽，是怕有人昨晚在邸店出了事。市场里分了二十几个 “行”，比如香料行、珠宝行、胡服行，胡商得按行当摆摊，不能乱占地方。比如你是卖胡椒的，就只能在香料行里，想跑到绸缎行去卖，市吏立马就来拦你。
还有个规矩挺有意思，胡商跟长安本地人做生意，得找 “牙人”（中介）担保。比如你是粟特商人，想把一船葡萄干卖给长安的粮店，不能直接交易，得让牙人在场，写个 “市券”（合同），双方签字画押，牙人也得盖章。这市券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各拿一份，另一份交市令存档。要是后来出了纠纷，比如商人说粮店没给钱，粮店说商人给的葡萄干是坏的，就拿市券去说理，谁也赖不掉。
胡商在长安住也有讲究。朝廷在西市旁边划了块地方，叫 “波斯坊”，大部分胡商都住在这儿。坊里有波斯寺（祆教寺庙）、胡商自己开的小酒馆，甚至还有专门给胡商看病的 “胡医”。坊门跟长安其他坊一样，晚上鼓响了就关，早上鼓响了才开，武侯会在坊外巡逻。不过也有例外，要是胡商跟长安人结了婚，或者在长安住了十年以上，经市令批准，也能搬到其他坊去住 —— 比如高宗时期有个叫康拂毗延的粟特商人，在长安住了十五年，还捐钱修了一座桥，朝廷就特批他搬到了靠近皇城的平康坊。
再说说外宾，也就是各国来的使节。这些人跟胡商不一样，是代表国家来的，规格得高，但规矩也更严。首先，使节从边境进来，就得有 “馆驿” 的人接待。唐朝在边境的重要关口，比如潼关、玉门关，都设了馆驿，专门负责接送使节。馆驿的人会先检查使节的国书，确认身份，然后派驿卒护送他们去长安，路上的吃喝住行全由馆驿负责 —— 不过也不是白吃白住，使节带的贡品得先登记，到了长安要交给鸿胪寺（管外交的机构）。
到了长安，使节不能随便住，得住在鸿胪寺下属的 “鸿胪客馆”。这客馆就在皇城旁边，分了好几个院子，按国家分，比如新罗使节住东院，波斯使节住西院，吐蕃使节住北院。每个院子里都有翻译、仆人，还有专门管礼仪的小吏，教使节见皇帝该怎么行礼、该说什么话。比如见太宗的时候，使节得先在太极宫的承天门外面等，由鸿胪寺卿引导，进了殿得行 “稽首礼”（跪下磕头，额头碰地面），不能像在自己国家那样随便鞠躬。
使节在长安的活动也有规定。比如不能随便出宫城，想逛西市或者去大雁塔，得提前跟鸿胪寺说，由小吏陪着去。要是想跟其他国家的使节见面，也得经过鸿胪寺批准 —— 怕他们私下串通，搞什么小动作。不过朝廷也会安排一些活动，比如正月十五上元节，会让使节跟文武百官一起赏灯；秋天狩猎，也会邀请使节去看，让他们见识唐朝的军威。
最有意思的是贡品和赏赐。使节来的时候会带贡品，比如新罗会带人参、麻布，波斯会带珠宝、琉璃，吐蕃会带青稞、牦牛尾。太宗、高宗这些皇帝也大方，赏赐的东西往往比贡品还值钱。比如贞观年间，新罗使节带了一百斤人参来，太宗回赠了两百匹丝绸、五十两黄金，还有一套唐朝的《礼记》—— 不是小气，是想让他们学唐朝的文化。不过也有例外，要是哪个国家的使节不懂规矩，比如见皇帝不下跪，赏赐就会减一半，甚至还会被 “请” 回本国。
最后说说留学生。唐朝的留学生，大部分来自新罗、日本、百济，也有少数来自天竺、大食。这些人来长安，主要是学唐朝的文化、制度，回去帮自己的国家改革。要当唐朝的留学生，流程可不简单。首先得由本国的国王推荐，写一封推荐信，交给唐朝的使节，再由使节转交给鸿胪寺。鸿胪寺审核完了，再送到国子监（最高学府），国子监还要考一次 —— 考的是《论语》《孝经》，要是考不及格，就算国王推荐也没用。
考上之后，留学生就住在国子监的 “学馆” 里。学馆分了四间，新罗学生住一间，日本学生住一间，其他国家的学生住两间。朝廷给留学生发 “禀食”（生活补贴），每个月给二石米、三匹布，还管住宿。不过也有要求，比如必须穿唐朝的圆领袍，不能穿自己国家的衣服；上课得按时到，迟到三次以上就会被警告，警告三次还不改，就会被送回国。
留学生学的东西跟唐朝学生一样，主要是儒家经典，比如《诗》《书》《礼》《易》《春秋》，还有唐朝的法律（《唐律疏议》）、书法、算术。上课的老师都是国子监的博士，比如孔颖达（编过《五经正义》）就给留学生上过课。考试也一样，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每年还有一次大考，考不过的要留级，留级两次还考不过，就只能退学。
不过唐朝对留学生也挺宽容。比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刚来的时候汉语不好，国子监就允许他多学一年汉语；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喜欢写唐诗，朝廷还允许他跟长安的文人交往，他后来还考上了唐朝的科举（宾贡科），当了官 —— 这在当时挺少见的，因为宾贡科是专门给外国人设的科举，录取名额少，而且考上了也只能当小官，但崔致远因为文章写得好，最后还当了溧水县尉。
留学生在长安也不能随便乱跑。比如想离开长安去洛阳，得向国子监请假，写清楚去哪里、去多久，还得找两个同学作保。要是没请假就跑了，作保的同学会被连累，留学生自己也会被处分。不过到了节假日，比如清明、重阳，留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去曲江池踏青，或者去西市买东西 —— 很多日本留学生就喜欢买唐朝的书籍、笔墨，回去的时候塞满了行李箱。
长安能管好这么多外宾、胡商、留学生，靠的不只是规矩，还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比如胡商可以在长安开店，可以跟本地人结婚；使节可以学习唐朝的制度，甚至可以参加唐朝的宴会；留学生可以考科举，可以跟唐朝的文人交朋友。朝廷不把他们当 “外人”，只要你遵守规矩，就能在长安好好生活。
就像玄宗时期，有个波斯使节在长安住了五年，后来不想回去了，跟鸿胪寺申请想当长安的百姓。鸿胪寺上报给玄宗，玄宗不仅同意了，还赐了他一个唐朝的姓氏 “李”，让他在西市开了家珠宝店。还有个新罗留学生，在长安学了十年，回去的时候带了一百多卷唐朝的经书，后来在新罗办了所学校，教学生读唐朝的经书 —— 这就是长安的魅力，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能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共处的地方。
现在回头看，长安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首座百万人口都市，还能把外宾、胡商、留学生管得井井有条，不是因为它够大，而是因为它够 “活”。朝廷定的规矩不苛刻，反而留了很多灵活的空间；对外国人不排斥，反而愿意跟他们交流。所以胡商愿意来长安做生意，使节愿意来长安朝贡，留学生愿意来长安学习。
那时候的长安，晚上西市的灯能亮到半夜，胡商的酒馆里有琵琶声，国子监的学馆里有留学生读书的声音，鸿胪客馆里有使节跟翻译聊天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就是长安最特别的 “不夜城” 真相 —— 不是靠灯光亮，是靠人来人往的热闹，靠开放包容的底气，靠把百万人口和万千外人都管得服服帖帖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