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三年的春天，杭州城刚下过一场小雨，石板路还带着湿意。苏轼披着件青布长衫，从官舍往府衙走。路边小贩的吆喝声混着潮湿空气飘过来，刚到衙门口，管俸禄的小吏就捧着木盒子迎上来：“苏通判，这个月的俸禄到了，您点验下？”
苏轼掀开盒子，几串铜钱沉甸甸的，还有张纸记着禄粟和职田租子 —— 禄粟二十石，职田六顷，折算成钱，加上正俸，足足五十多贯。他愣了愣，想起几年前在京城当大理评事，每月才几贯钱，如今到杭州当通判，俸禄翻了快十倍。
宋朝文官的日子，确实能让后世眼馋。这规矩是赵匡胤定下的。当年他陈桥兵变夺了后周天下，心里总虚 —— 自己是武将造反，怕别人学样。所以建国后先杯酒释兵权，把武将权力收了，再抬文官地位，给高工资。他觉得文官就算贪点钱，也比武将拥兵自重强。
从宋太祖到宋仁宗，文官俸禄涨了好几倍。不只是基本工资，补贴花样还多。职田是给官员的土地，租出去能收租；公使钱是办公经费，很多时候成了私用；禄粟够一家人吃，连茶、酒、盐这些日用品，朝廷都给配。
苏轼这辈子当官的地方多，俸禄也跟着变。刚中进士任凤翔府签判时，从八品，每月正俸十五贯，禄粟五石，职田三顷，一年大概两百多贯。后来到杭州当通判，从六品，月薪五十多贯，职田六顷，禄粟二十石，一年六百多贯。再升翰林学士，正三品，月薪三十贯，职田二十顷，禄粟一百石，还有公使钱每月二十贯。
别觉得三十贯少，宋朝一贯钱的购买力不低。按当时物价，一贯钱能买两石米，一石米差不多一百二十斤，换算成现在，一贯钱大概五百块。三十贯月薪就是一万五，一年十八万。职田二十顷，一顷一百亩，总共两千亩，租给农民每亩一年收一石租，就是两千石米，折算成钱四万。禄粟一百石，又是两万。加上公使钱一年二十四万，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年差不多一百万。
这工资放在现在，也是高薪。按说官员该满足，该清廉了吧？可事实偏不。
就说蔡京，当宰相时俸禄比苏轼还高。月薪四十贯，职田三十顷，还有各种赏赐，一年收入两百万打底。可他还不满足，在江南占了几十万亩民田，地方官给他送钱，一次就几万贯。他家厨房洗碗的丫鬟有十几个，一顿饭上几十道菜，还嫌不够精致。
童贯更离谱，一个宦官，后来当了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俸禄本就不低，可他打仗时虚报军费，把军饷揣自己腰包。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他却在家修豪华别墅，里面的宝贝堆得满屋子都是。
地方官也没好到哪去。有些知州、知县，俸禄虽比中央官低，可也比普通百姓高得多。却偏要把职田租子提一倍，本来每亩收一石，硬要收两石。收赋税时还多算 “火耗”，把粮食晾晒的损耗算得特别多，多收的部分全进了自己口袋。
为啥工资这么高还贪？因为权力没管住。宋朝有御史台管监察，可御史归皇帝管。宋徽宗宠信蔡京、童贯，御史谁敢说话？官员考核也松，只要不犯大错，就能混日子，贪点钱根本没人管。
更要命的是宋朝重文轻武。赵匡胤怕武将造反，把文官抬得极高，武将地位低，俸禄也少。正三品武将月薪才二十贯，比同品级文官少一半。而且武将处处受文官制约，领兵将领没调兵权，调兵得要枢密院命令，枢密院长官还多是文官。将领平时不跟士兵在一起，打仗时才临时领兵，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也不认识士兵，这仗怎么打？
宋朝军队人数多，可战斗力差得很。打不过辽，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士兵们有的连盔甲都没有，兵器生锈，平时还得种地过日子，哪有心思训练？
党争更是把朝政搅得一团糟。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宋朝分成新党和旧党。两派互相攻击，你上台我就下台，我上台你就倒霉。苏轼本想两边都不沾，可还是被卷进去。新党掌权时他被贬到杭州，旧党上台又把他贬到黄州。
党争的时候，官员们想的不是治国，是怎么打倒对手。王安石搞新法，本想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民生，可新党为了推新法，不管好坏强行推广。旧党上台，又把新法全废了。这么反复折腾，国家哪扛得住？
到了宋徽宗、宋钦宗时，所有问题全爆发了。宋徽宗就喜欢画画、写字，把朝政全交给蔡京、童贯。这伙人贪腐成性，把国家财政搞垮了。朝廷要养大量文官，还有几十万军队，支出越来越大，只好加重赋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方腊、宋江起义接连爆发。
这时候金国崛起了。先灭辽，接着就打宋朝。宋朝军队没训练好，将领没权力，士兵吃不饱，根本挡不住金军。宋徽宗吓得把皇位传给宋钦宗，自己跑了。
宋钦宗想抵抗，可朝廷里全是蔡京的党羽，没人能领兵。苏轼这时候已经死了，就算他还在，也没办法。他清廉有才华，可管不了蔡京，管不了党争，也管不了军队。
最后金军打进开封，把宋徽宗、宋钦宗抓走，还抢走大量财宝和百姓。这就是靖康之耻。
其实宋朝的高薪养廉，想法本没错。给官员足够工资，让他们不用贪，能安心做事。可光有高薪不够，得有制度约束权力，得有公平的考核，得重视军队。苏轼们拿着高薪，有理想想做事，可改变不了制度漏洞。
党争内耗、贪腐横行、军队无能，这些都不是高薪能解决的。靖康之耻告诉我们，国家强大不光要给官员好待遇，更要建好用的制度，让权力受制约，让朝政清明，让军队有战斗力。不然就算官员年薪百万，也救不了国家危亡。
后来南宋偏安江南，有人反思过。可制度的惯性太大，改不了多少。苏轼当年在杭州修苏堤，帮老百姓解决水患，是真心做事。可像他这样的人太少，制度的漏洞又太大。百万年薪养出的，不只是清廉的好官，还有蔡京那样的贪官，更养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朝廷。
再回头想，苏轼拿着高薪时，或许也没想到，自己拼死维护的大宋，会在几十年后落得那般下场。他写 “大江东去，浪淘尽”，可淘不尽的，是制度的弊病，是人性的贪婪。靖康之耻不是突然发生的，是高薪养廉的陷阱里，一步步掉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