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二年的春天，汴京城的风还带着点料峭寒意，皇宫里却透着一股不一样的劲儿。刚继位没两年的宋神宗赵顼，正坐在龙椅上，手里捏着一份奏折，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时候的北宋，早没了太祖太宗时候的精气神。每年给辽和西夏的岁币，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匹绢、几十万两银，跟割肉似的；朝堂上官员多到冗杂，一个职位能塞两三个人，光俸禄就耗掉国库大半；军队更不用说，养着百万禁军，可大多是混饭吃的闲人，真要打仗，没几个能顶用。神宗看着账本上的赤字，夜里都能醒过来 —— 他才二十出头，不想当一个守着烂摊子混日子的皇帝，他想让大宋再强起来。
就在神宗愁得没办法的时候，有人给他递了个名字：王安石。
王安石这时候已经四十多了，在地方上做过通判、知州，口碑不算差。他最出名的是务实，在鄞县当知县的时候，就搞过类似 “青苗” 的事儿 —— 春天青黄不接，农民没粮种，他就把官府的存粮借给农民，秋天收粮的时候再还回来，还点利息，既帮了农民，官府也没吃亏。神宗听说这事儿，觉得这人或许能帮自己解决难题，赶紧把王安石调到京城，一路升到参知政事，差不多就是副宰相的位置。
第一次跟王安石深谈的时候，神宗把心里的苦水都倒了出来，说国家没钱，百姓日子不好过，想改革又怕动静太大。王安石听完，直截了当地说：“陛下要改革，就别怕人反对。国库里没钱，不是因为收的税少，是因为钱花得不是地方，是因为豪强地主把钱都攥在手里，农民穷得活不下去，国家自然富不起来。”
神宗问他有什么办法，王安石就把早就琢磨好的青苗法摆了出来。
青苗法的想法其实不复杂：每年春天，地里的庄稼还没熟，农民手里缺钱缺粮，这时候官府拿出钱来，借给农民，叫 “青苗钱”；到了秋天收成的时候，农民再连本带利还给官府，利息按二分算 —— 比市面上地主放的五分、甚至一毛利低多了。这样一来，农民不用再借高利贷，不会因为还不上钱卖地卖儿；官府也能靠利息多一笔收入，填补国库的窟窿，算是 “双赢” 的好事。
神宗一听，觉得这法子靠谱，当即拍板：先在几个地方试点，效果好就全国推广。
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不少农民受益。济州有个叫李老栓的农民，往年春天都要找地主借粮，利息高得吓人，一年忙到头都在还债。这年官府来放青苗钱，他借了五贯，买了种子和农具，秋天收了粮，还了钱和利息，手里居然还剩了两石粮，一家人总算能吃上顿饱饭。消息传出去，不少农民都主动去官府借钱，试点的地方反响还不错。
王安石见试点成功，心里也有底了，第二年就奏请神宗，把青苗法推向全国。可他没料到，这一推广，事情慢慢就变了味。
问题先出在地方官身上。
北宋的地方官，考核政绩看什么？看收上来的税多不多，看完成的指标好不好。青苗法推行后，朝廷给每个州、每个县都定了 “放贷指标”—— 今年必须放出多少钱，收回来多少利息。地方官为了往上爬，哪管农民需不需要，逼着老百姓借钱。
有的地方官更狠，把 “二分利息” 偷偷改成了三分、四分，甚至还有改成六分的。凤翔府有个知县，为了完成指标，让衙役挨家挨户敲门，不管是种地的农民，还是城里开小店的商户，甚至是家里有点积蓄的地主，都得借青苗钱。有个商户说自己不缺钱，不想借，衙役直接把他的店铺门给封了，说 “你不借，就是违抗朝廷法令”，最后商户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借了。
更荒唐的是，有的地方官为了多放钱，还搞起了 “捆绑借贷”。一家农民本来只需要借一贯钱，官府非要让他借三贯，说 “借得多，还得多，朝廷才能多收利息”。农民拿了多余的钱，也没地方用，只能存着，到了秋天还得连本带利还回去，等于白给官府交了利息。
没过多久，各地的抱怨就传到了京城。有人说，青苗法成了 “害民法”，农民没借到好处，反而背上了更重的债；有人说，地方官为了催债，把农民的牛、农具都拉走了，逼得人家家破人亡。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司马光。
司马光跟王安石本来是朋友，俩人都在崇文院编过书，平时也常一起讨论学问。可青苗法推行后，俩人彻底闹僵了。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封信，说：“青苗法本来是好事，可现在地方官逼着老百姓借钱，利息又高，这不是把好事办成坏事吗？你要是再不管，老百姓就要反了。”
王安石看完信，没当回事，回信说：“地方官执行错了，不是法的问题。我推行青苗法，是为了帮农民，为了国家，那些反对的人，要么是不懂，要么是跟豪强地主一伙的，不想让农民好过。”
俩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朝堂上吵了起来。司马光说：“陛下，青苗法已经害苦了百姓，再推下去，天下要乱了！” 王安石说：“陛下，司马光就是保守，怕改革动了旧人的利益。青苗法的好处还没显出来，不能半途而废！”
神宗这时候还挺信任王安石，觉得司马光太小心了，没听他的劝，反而把司马光调到了洛阳，让他去编《资治通鉴》，别再掺和变法的事儿。
可反对的声音没断。苏轼也站出来说，青苗法的问题不在小，在于 “朝廷把权力放给地方，又没管好，地方官就敢胡来”。他还举了个例子，说他在杭州的时候，看到有农民因为还不上青苗钱，上吊自杀了。王安石听了，说苏轼是 “危言耸听”，把苏轼也贬到了杭州当通判。
这时候的王安石，已经有点听不进不同意见了。只要有人反对青苗法，他就觉得是对方在跟自己作对，要么贬官，要么调走，朝堂上慢慢就剩下了一群支持他的人 —— 可这些人里，不少是为了升官才附和的，根本不是真心想推行变法。
比如吕惠卿，他是王安石最信任的人，王安石把青苗法的很多事务都交给了他。可吕惠卿心里想的不是改革，是怎么夺权。他暗地里给王安石使绊子，还把青苗法的利息定得更高，为了自己捞好处。王安石后来发现了吕惠卿的猫腻，可那时候已经晚了，青苗法的名声已经烂了。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从春天到夏天，一滴雨都没下。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农民没了收成，只能逃荒。河南、山东一带的流民，成群结队往汴京城跑，有的怀里抱着饿死的孩子，有的腿上生了疮，一路乞讨，惨不忍睹。
有个叫郑侠的官员，看到流民的样子，心里难受得不行。他画了一幅《流民图》，偷偷献给了神宗，还在图后面写了一段话：“陛下要是再推行青苗法，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用不了多久，天下就要大乱了！”
神宗看着《流民图》，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才意识到，青苗法可能真的出了大问题。那天晚上，神宗在皇宫里走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下了一道诏令：暂停青苗法，各地开仓放粮，救济流民。
王安石知道后，心里又急又气，跟神宗吵了一架。神宗这次没再顺着他，王安石没办法，只能主动请辞，第一次罢了相，回江宁老家去了。
王安石走后，神宗让韩绛、吕惠卿主持朝政。可这俩人根本不是干事的料，韩绛没主见，吕惠卿只想着争权，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没了王安石压着，地方官更乱来了，青苗法虽然暂停了，可之前借的钱还得还，不少农民还是被逼得家破人亡。
神宗看着朝政越来越乱，心里又想起了王安石，熙宁八年，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让他再当宰相。可这时候的王安石，已经没了当初的劲头。他回来后，发现朝堂上的人要么跟自己不是一条心，要么就是等着看自己笑话；青苗法虽然恢复了，可地方官还是老样子，根本改不过来。
更让王安石心冷的是，他的儿子王雱这时候病死了。王雱是王安石最疼的儿子，也是最支持他变法的人。儿子一死，王安石彻底没了精神，天天恍恍惚惚的，根本没法处理朝政。熙宁九年，王安石再次请辞，回到江宁后，就再也没出过山。
王安石走后，神宗还想接着推行青苗法，可没了王安石，没人能镇住场子。地方官的乱象越来越严重，国库不仅没充实，反而因为救济流民、安抚百姓花了更多的钱。到了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掌权。高氏本来就反对变法，一上台就把司马光召回京城，让他当宰相。
司马光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青苗法。有人劝他，说青苗法也有好处，能不能留一点？司马光摇了摇头，说：“青苗法刚开始是好事，可现在已经变成了害民的法子，留着只会更糟。” 没过多久，青苗法就彻底从北宋的法令里消失了。
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 “经济实验”，最终还是满盘皆输。
有人说，青苗法失败，是因为王安石太固执，听不进意见；有人说，是因为地方官太贪婪，把好经念歪了；还有人说，是因为神宗不够坚定，一会儿支持一会儿动摇。其实这些都有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场变法脱离了当时的实际。
北宋的问题，不是靠一个青苗法就能解决的。豪强地主垄断土地，官员冗杂，军队无能，这些都是积了几十年的老毛病。王安石想靠青苗法既救农民又填国库，想法是好的，可他没考虑到，北宋的官僚体系已经烂了，地方官根本不会按照他的想法去执行；他也没考虑到，农民的需求是多样的，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借钱，硬逼着借，只会适得其反。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把变法搞得太急了。他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北宋的困境，可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他刚推行青苗法，就马上推向全国，没给地方留调整的时间；有人反对，他就把人贬走，没想着跟人商量，最后把朝堂搞得四分五裂，变法成了 “党争” 的工具 —— 支持变法的叫 “新党”，反对的叫 “旧党”，两派斗来斗去，你上台我就废除你的法令，我上台你就推翻我的政策，北宋的朝堂彻底陷入了内耗。
后来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像一场没准备好的仗。将军有雄心，士兵没纪律，粮草没跟上，最后只能惨败。这场失败，不仅让北宋失去了一次变强的机会，还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 到了徽宗、钦宗的时候，朝堂上的党争还没停，地方上的矛盾越来越深，金国一打来，北宋立马就垮了。
现在再回头看这场变法，会发现王安石其实挺可惜的。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奸臣，他是真的想为国家做事，想让老百姓过好一点。可他太急了，太固执了，没看清当时的形势，也没选对人，最后把好事办成了坏事。而青苗法的失败，也给后来的人提了个醒：不管做什么事，都得从实际出发，都得听别人的意见，不然再好的想法，也只能是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