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的春天，南京城刚褪去冬寒，皇宫里的朱元璋却没心思赏那刚冒芽的柳枝。他坐在龙椅上，手里捏着一份户部送来的报表，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报表上写着各地去年的秋粮征收数，江南几府的数字看着光鲜，可底下附的奏疏里，却藏着官员们含糊其辞的解释 —— 有的说遭了蝗灾，有的说运粮时翻了船，实际入库的粮食，比报表上少了近三成。
朱元璋把报表往案上一摔，殿里的太监吓得赶紧跪地上。他不是气粮食少，是气这些官员的敷衍。从濠州起兵到定都南京，他见够了元朝官员的贪腐懒散，如今自己坐了天下，绝不能让这毛病再犯。“当官的拿朝廷俸禄，就得干事！”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殿外喊了一句，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 得给这些公务员立个规矩，一个让他们不敢偷懒、不敢糊弄的规矩，这规矩，就是后来让明朝官员闻风丧胆的 KPI 考核。
那时候的明朝公务员，可不像后来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清闲。不管是在京城的六部官员，还是在地方的府州县官，每年都得盯着好几项硬指标。最核心的就是 “钱谷”，也就是收税和粮食入库；其次是 “户口”，要把辖区里的男丁、田地数算清楚；还有 “刑名”，断案不能出错，监狱里不能有冤情。这些指标都不是随便说说，朱元璋专门让人编了本《大明律》，又弄了个《授职到任须知》，把每个官职要干的事、干不好的后果，写得明明白白。
就说地方官，每年年底都得拿着自己辖区的报表去南京，找户部对账。户部的官员也不是好糊弄的，数字差一个铜板、一粒粮食都不行。对不上怎么办？回去重新造册，再找当地的布政司、按察司盖印，然后再千里迢迢赶回南京。可那时候没有火车汽车，从云南到南京，走路得走三四个月；从陕西到南京，也得两个多月。要是报表上数字错了，来回一趟就是小半年，耽误了时间，第二年的工作都没法开展。
官员们也不是没试过跟户部商量，能不能通融一下，下次补上。可户部的官员也怕，朱元璋定的规矩里，户部要是放了错账过关，查出来一样要受罚。所以两边就这么僵着，直到有人想出个 “变通” 的法子 —— 带空白的报表去南京。
这空白报表不是真的一张白纸，是已经盖好了布政司、按察司官印的空白文书。官员们先估个大概的数字填在临时报表上，到了南京跟户部对账，对清楚了再把准确数字填到盖好印的空白报表上。这样一来，就不用来回跑了，省时又省力。一开始还只是几个偏远省份的官员这么干，后来大家一看这办法管用，就都跟着学，慢慢成了官场里的潜规则。
没人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毕竟没贪没占，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可这事儿偏偏让朱元璋知道了。
洪武九年的夏天，有个御史巡按地方，回来跟朱元璋汇报工作，顺口提了一句 “各布政司多携空印文书赴京”。朱元璋一开始没听明白，问：“空印文书是啥？” 御史解释了半天，说就是盖了印的空白报表，用来对账方便。
朱元璋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欺骗，当年在皇觉寺当和尚，被方丈糊弄；后来投军，又被元朝官员欺压，如今当了皇帝，这些官员居然敢用空白印文书来蒙他？在他眼里，官印是朝廷的信物，盖了印的文书就是圣旨一样的东西，怎么能随便空白着带在身上？这不是欺君是什么？这不是准备随时造假是什么？
“查！” 朱元璋只说了一个字，底下的锦衣卫和刑部官员就动起来了。先是查户部，看哪些省份用了空印文书；再查各布政司，看是谁批的空白印；最后连府州县的官员都没放过，只要跟空印文书沾上边的，不管是主官还是文书，都先抓起来。
一开始还有官员辩解，说这是为了方便工作，没有舞弊。可朱元璋不听，他认定了这些人是串通起来糊弄朝廷。“方便工作？你们的方便，就是让朝廷看假账？” 他在朝堂上拍着桌子骂，“今天你们能空印报表，明天就能空印圣旨，后天就能空印调兵的文书！这江山是我一刀一枪打下来的，绝不能让你们这群人给毁了！”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当时是山东济宁知府，是个出了名的好官。济宁那地方经过战乱，田地都荒了，方克勤到任后，带着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还减免了百姓的苛捐杂税，当地百姓都喊他 “方青天”。可就因为济宁的报表也用了空印文书，方克勤也被抓了。
有人跟朱元璋求情，说方克勤是好官，没贪过一分钱，空印只是随大流。朱元璋却摇头：“好官也不能坏了规矩。今天我放了他，明天就有十个、百个官员学他，到时候规矩就成了废纸。” 最后，方克勤还是被处死了，临死前，他还跟狱卒说：“我没对不起朝廷，只是没想到，这方便的法子，竟成了杀头的罪。”
空印案一查就是大半年，牵连的官员不计其数。全国十二个布政司，一百多个府，三百多个州，一千多个县，几乎每个地方的主官和负责报表的官员都被卷了进来。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罢官，朝堂上一下子空了不少位置。
有个叫郑士利的读书人，是个小官的弟弟，他觉得空印案判得太冤，就写了封奏疏给朱元璋，替那些官员辩解。他说，空印文书上的印是死的，数字是活的，官员们只是为了省去来回奔波的麻烦，并没有舞弊；而且，朝廷也没规定不能用空印文书，现在突然定罪，让官员们措手不及。
朱元璋看了奏疏，气得把奏疏扔了，说郑士利是 “替贪官说话”，把他也流放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为空印案的官员求情。
其实，朱元璋心里也不是不清楚，有些官员确实是无辜的，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刚建立明朝，根基还不稳，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北方，南方还有一些不服管的豪强。他需要用铁腕手段整顿吏治，让官员们怕他，不敢有半点懈怠。空印案虽然牵连了不少好人，但却让所有官员都记住了一个道理 —— 朱元璋定的规矩，谁也不能破；朱元璋要的 KPI，谁也不能糊弄。
那时候的明朝公务员，日子过得是真不容易。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办公，晚上还得熬夜处理公文，生怕哪件事没做好，就丢了乌纱帽，甚至掉了脑袋。有个官员在日记里写：“每日如履薄冰，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只盼考满之日，能平安归家。”
朱元璋的 KPI 考核，也确实起到了效果。空印案之后，官员们再也不敢随便变通，报表数字都做得清清楚楚，收税、统计户口也认真了不少。洪武年间的吏治，成了明朝最好的时期之一，贪污腐败的官员少了，百姓的负担也轻了一些。
可也有人说，朱元璋的手段太狠了，空印案杀了太多无辜的人，让官员们变得只会听话，不会做事。后来明朝的官员，大多变得谨小慎微，遇到事情不敢做主，都要层层上报，导致办事效率越来越低。
不管怎么说，空印案都是明朝历史上绕不开的一件大事。它既是朱元璋铁腕治吏的象征，也是明朝公务员 KPI 考核的一个缩影。那些在空印案中被处决的官员，有的是真的想偷懒舞弊，有的只是随了官场的潜规则，可在朱元璋的眼里，他们都犯了同一个错 —— 没有把朝廷的规矩放在眼里，没有把他定下的 KPI 放在心上。
洪武十二年的冬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雪，朱元璋站在皇宫的城楼上，看着下面白茫茫的一片。他想起了空印案，想起了那些被处死的官员，也想起了自己当年的苦日子。“我不是想多杀人，” 他对着雪花轻声说，“我只是想让这江山稳一点，让百姓好过一点。”
那天之后，朱元璋又下了一道命令，让户部重新制定报表对账的流程，允许地方官员在报表上注明 “暂估数”，到了南京对账后，再发回地方重新盖印，不用再来回跑。这道命令，其实就是承认了当年官员们的无奈，只是他没明说。
明朝的公务员们，直到朱元璋去世后，才慢慢敢喘口气。可他们永远记得，有那么一个皇帝，用最严格的 KPI，最铁腕的手段，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 “为官之道”。而空印案，也成了明朝官场里一个永远的教训，提醒着后来的官员们 —— 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随便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