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春天，北京城里还飘着点寒气。吏部文选清吏司的主事陈治本，揣着个暖手炉，缩着脖子进了衙署。刚坐下，小吏就捧着一摞奏折进来，低声说：“陈大人，这是昨天各省报上来的缺官名单，您看看？”
陈治本翻开第一本，河南彰德府知府空了三个月，陕西按察使司佥事空了两个月，还有几个县的知县，走了快半年，没人补。他叹了口气，把奏折推到一边 —— 补官？得内阁点头，内阁首辅申时行现在就怕得罪人，这种事，能拖就拖。
窗外的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陈治本想起十年前，那会儿张居正还在，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考成法管着，各省的缺官得按日子补，谁要是敢拖，考成簿上记一笔，轻则降薪，重则丢官。现在呢？张居正死了才五年，考成法早没人提了，连带着一条鞭法，也在地方上变了样。
他刚入仕那会儿，跟着老御史去过一次江南。当时一条鞭法刚推行，农户交粮不用再挑着担子往粮站跑，折成银子交上去就行，省事还少受盘剥。可去年再去，地方官又加了 “耗银”，说是银子熔铸有损耗，得多交一成。农户们敢怒不敢言，陈治本想管，却被当地知府拉住：“陈大人，大家都这么干，您要是较真，咱们这一省的官，都得跟您急。”
这话没掺假。文官集团里，早就形成了一套 “规矩”，谁也别破。张居正当年就是破了规矩，才落得死后被抄家的下场。
张居正刚当首辅那几年，万历还是个孩子，凡事都听他的。他想改革，先从考成法下手。以前文官办事，全凭自觉，办得好没奖励，办不好也没惩罚。考成法一出来，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登记在簿，办完一件销一件，没办完的，按轻重罚。
有个户科给事中，负责催缴江南的赋税，拖了三个月没完成，张居正直接把他降了职，调到云南做了个闲官。这事在朝堂上炸了锅，不少文官联名上书，说张居正 “专权”“擅改祖制”。张居正不管这些，该罚的罚，该升的升，没几年，朝堂上的风气还真变了点，至少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偷懒了。
接着就是一条鞭法。明朝的赋税向来复杂，有粮食，有布匹，还有各种劳役。地方官趁机层层加码，比如收粮食时，说粮食潮了，得多交几斗；收布匹时，说布匹织得差，得再补几匹。农户们苦不堪言，可文官们靠着这些 “损耗”，日子过得滋润。
一条鞭法把所有赋税劳役都折成银子，直接交给官府，中间环节少了，文官们捞钱的路子就窄了。这下反对的人更多了，连一些以前支持张居正的文官，也开始暗中抵制。有个礼部尚书，在朝堂上跟张居正吵：“祖宗定下的赋税制度，行了几百年，岂能说改就改？这不是乱了章法吗？”
张居正反驳：“祖宗定下制度，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不是让官吏中饱私囊。现在百姓负担重，国库却空虚，不改，怎么行？”
吵归吵，张居正有万历撑腰，一条鞭法还是推下去了。可他没料到，自己一死，这些改革就成了 “罪证”。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刚过半年，御史李植就上书弹劾张居正，说他 “贪赃枉法”“生活奢靡”，还说考成法是 “苛政”，一条鞭法 “害民”。紧接着，更多文官站出来，你一言我一语，把张居正骂得狗血淋头。
万历皇帝一开始还护着张居正，可架不住文官们天天上书。而且他长大了，早就不满张居正当年的严格管教，比如张居正不让他随便花钱，不让他宠幸宫女。现在文官们说张居正的坏话，正好合了他的心意。没过多久，万历下旨，抄张居正的家。
抄家的队伍到了张居正老家江陵，把张家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搜出银子十万两，还有一些字画古玩。这在文官里，其实不算多 —— 当时一个三品官，要是稍微动点心思，几年就能攒下这么多。可文官们却把这事大肆宣扬，说张居正 “伪君子”“两面三刀”，一边劝皇帝节俭，一边自己贪赃。
更狠的是，他们开始废除张居正的改革。考成法首先被废，文官们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办事拖拖拉拉，反正没人考核。有个兵部主事，负责清点京城的军备，拖了半年都没弄完，问他原因，他说：“军备繁杂，得慢慢理，急不得。” 其实他是怕查出问题，给自己惹麻烦，干脆拖着。
一条鞭法在地方上也变了味。有的地方官把银子折成粮食，说 “百姓还是交粮食方便”，其实是粮食容易克扣；有的地方官加征 “手续费”，说 “收银子得找人押运，得花钱”，这些钱最后都进了自己腰包。
内阁首辅申时行看在眼里，却不敢管。申时行是张居正提拔起来的，可他知道，现在文官集团恨透了张居正，自己要是维护改革，肯定会被群起而攻之。有一次，万历问他：“为什么地方官不按一条鞭法收税？” 申时行只能打圆场：“地方情况不同，或许得灵活处理，等臣再问问各省巡抚。”
这一问，就没了下文。各省巡抚都是文官，他们早就串通好了，要么说 “百姓不适应银子交税”，要么说 “国库需要粮食”，反正就是不按一条鞭法来。申时行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文官集团的摆烂，还不止这些。万历想立福王为太子，文官们反对，说 “立长不立幼”，这是 “祖制”。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在乎祖制，而是怕福王上位后，重用自己的人，打乱现有的利益格局。万历跟文官们僵持了十几年，最后没办法，只能放弃立福王，可心里也憋了气，干脆不上朝了。
万历不上朝，文官们更没人管了。朝堂上的职位空了一大半，没人补；奏折堆在宫里，没人批；地方上的灾情，上报了好几次，也没人管。有个御史看不下去，上书说：“现在官员们只知道喝酒享乐，不管百姓死活，再这样下去，国家要完了！”
结果这封奏折一递上去，就被其他文官围攻，说他 “危言耸听”“沽名钓誉”。最后这个御史被调到外地，做了个小小的知州，再也没人敢说真话。
海瑞是个例外。他一生清廉，眼里容不得沙子。万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做右佥都御史，看到地方官贪墨，就上书弹劾。有个应天府知府，贪污了几万两银子，海瑞把他的罪证整理好，递到了京城。可结果呢？内阁里的文官们把这事压了下来，说 “海瑞办事太急，没考虑周全”，最后那个知府只是被降了一级，调到别处做官去了。
海瑞气得不行，上书辞职，说 “现在文官们个个不作为，只知道谋私利，我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万历皇帝知道海瑞是个好官，可他也管不了文官集团，只能安慰海瑞，让他继续留任。可海瑞心里清楚，自己就是个摆设，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戚继光的遭遇更惨。他是明朝有名的将领，练出了戚家军，打倭寇、守边疆，立下了不少功劳。可文官集团却容不下他。因为戚继光支持张居正的改革，还跟张居正走得近。张居正死后，文官们就开始找戚继光的麻烦。
有个给事中上书，说戚继光 “手握重兵，恐有不臣之心”。其实戚家军纪律严明，戚继光也忠心耿耿，可文官们就是不放心，怕他权力太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万历皇帝听了文官们的话，把戚继光调到广东做总兵，后来又干脆让他退休。
戚继光退休后，戚家军没人管，最后被解散了。曾经能打胜仗的军队，就这样没了。后来后金崛起，明朝没了能打仗的军队，只能节节败退。
万历十五年，看起来是个平平淡淡的年份，没有大的战争，没有大的灾荒。可在这平淡的背后，文官集团的集体摆烂，已经把明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张居正的改革，本来能让明朝重新焕发生机，可因为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就被无情地废除了。
文官们嘴里说着 “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可实际上，他们只在乎自己的乌纱帽和银子。他们反对改革，不是因为改革不好，而是因为改革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不作为，不是因为没能力，而是因为怕担责任。
万历皇帝虽然是皇帝，可他也管不了这些文官。他想做事，文官们就用 “祖制”“道德” 来约束他；他想惩罚文官，文官们就集体上书，以辞职相威胁。最后万历只能用怠政来对抗，可这样一来，国家就更没人管了。
张居正要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一手推行的改革，就这样被文官集团毁了，不知道会有多痛心。他当年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明朝能延续下去。可他没料到，文官集团的利益网，竟然这么坚固，这么难打破。
万历十五年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陈治本站在衙署门口，看着漫天飞雪，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刚入仕时的理想，想做个好官，为百姓办事。可现在，他只能跟着其他文官一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可他也没办法 —— 在这个集体摆烂的文官集团里，谁要是想独善其身，谁就会被排挤，被打压。
远处的皇宫里，万历皇帝正对着一堆奏折发愁。这些奏折，有的是请求补官的，有的是请求赈灾的，有的是弹劾官员的。可他看着这些奏折，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文官们不配合，自己就算批了，也没人去办。最后，他只能把奏折扔到一边，叹了口气。
明朝的衰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文官集团的集体摆烂，就像一剂毒药，慢慢侵蚀着明朝的根基。后来的农民起义、后金入侵，不过是压垮明朝的最后几根稻草。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在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