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五年的春天，苏州城的早市刚冒热气，布商王二就攥着一把铜钱往丝线铺跑。他做了十年染布生意，往年这个时候，三两银子能买五匹上等生丝，今年却听说丝线铺要涨价 —— 不是丝线贵了，是银子少了。
“王掌柜，今日生丝得一两银子一匹。” 铺主李老栓敲着柜台，指了指墙角堆着的空银箱，“上月从宁波港来的货，船主说带的银子不足往常一半，我进丝都得用双倍铜钱换银，不涨价就得赔本。”
王二愣在原地。他手里攥着两百文铜钱，往年能换一钱二分银子，如今跑了三家银铺，最多只肯给一钱 —— 银子的价，三个月里涨了两成。
这年春天，苏州城里像王二这样犯愁的人不少。粮铺的米价没涨，但换银子买粮的农户，得比去年多扛半袋谷子；绸缎庄的伙计，月底领的铜钱，换了银子寄回家，母亲说不够买过冬的棉花。没人说得清，原本随处可见的银子，怎么突然就紧俏起来。
要弄明白这银子的来路，得往回数四十年。隆庆元年，新登基的隆庆帝松了道口子 —— 废除海禁，允许民间商船去东洋、南洋做买卖，这就是后来人说的 “隆庆开关”。
之前的明朝，海禁禁了一百多年。沿海百姓靠海吃海，要么偷偷走私，要么被逼得当海盗，比如当年的汪直，手下的船队比朝廷的水师还壮。隆庆帝一开关，民间贸易像开了闸的水，往海上涌。
中国的货，在海外太吃香。江南的生丝、苏州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武夷的茶叶，装在商船上运到马尼拉，一靠岸就被抢着买。买货的是西班牙人 —— 他们在美洲挖银子，挖出来的银子，大半都要换成中国货。
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银矿，是真能出银子。秘鲁的波托西银矿，鼎盛的时候，每年能挖几百万两白银；墨西哥的银矿也不含糊，银子一船一船往欧洲运，再转道马尼拉，最后流进中国。有人算过，从隆庆开关到万历末年，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都通过海上贸易流进了明朝。
这些银子一进来，就变了明朝的规矩。之前朝廷收税，要粮食，要布匹，要劳役，老百姓种地交粮，织布交布，还算省心。可到了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所有赋税都折成银子征收 —— 不管你种多少粮，织多少布，最后都得换成银子交上去。
这法子一开始挺好用。银子多，老百姓卖粮换银方便，朝廷收税也省事，国库很快就满了。万历初年那几年，太仓里的银子堆得装不下，张居正还能拿着这些银子修河、练兵，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可没人想到，这好日子是靠外头的银子撑着的。明朝自己产的银子少，云南的银矿挖了几十年，产量早不如从前；民间的银子，大多攥在商人、地主手里，普通老百姓手里的，全靠卖粮、卖货换。一旦外头的银子断了，麻烦就来了。
万历二十四年，麻烦先从美洲开始。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闹起了乱子。波托西银矿的矿工，受不了西班牙人的压榨，时不时就罢工；墨西哥那边，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银矿的开采停了好几个月。更要命的是，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西班牙要派兵打仗，把运到亚洲的银子截了大半，优先填军费的窟窿。
往马尼拉运银子的船，一下子少了。万历二十五年这一年，从马尼拉运到明朝的白银，只有往年的三成。与此同时，日本那边也断了银路 —— 德川幕府刚统一日本，怕民间跟海外勾结，也搞起了海禁，原本从长崎流进来的日本白银，几乎断了来源。
两头的银子一断，明朝的白银就开始涨价。万历二十五年夏天，苏州的银价已经涨到一两银子换一千二百文铜钱，比三年前涨了五成。老百姓手里的铜钱，越来越不值钱。
农户张三，在苏州城外种了五亩稻子。往年秋收能收五石米，卖了能换五两银子，交完一两二钱的税，还能剩下三两八钱，够一家人过冬。这年秋收，五石米只卖了三两银子 —— 不是米贱了，是换银子的时候，银铺压了价。交完一两二钱的税，手里只剩一两八钱，不够买过冬的棉衣，更不够明年春天的种子钱。
张三没辙，只能把家里唯一的耕牛卖了。卖牛的银子，刚够交明年的税，可没了牛，春耕只能靠人力。到了第二年春天，张三实在撑不下去，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杭州，成了流民。
城里的商人也好过不到哪去。王二的染布作坊，原本有十个工人，每月发的工钱是二两银子。银价涨了后，他买生丝要多花银子，卖染布时，客户拿铜钱来买，他换银子交税后，利润少了一半。勉强撑了半年，他只能裁掉五个工人，剩下的五个，工钱也改成了发铜钱 —— 可工人拿了铜钱，换不到足够的银子，也开始闹着要走。
白银断供，最先压垮的是底层百姓和小商人，可这股子压力，很快就传到了朝廷。
万历后期，朝廷的开销越来越大。辽东的后金崛起，努尔哈赤带着八旗兵不断南下，朝廷要派兵抵抗，军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明朝投入了十万大军，花了三百万两白银 —— 可这三百万两，几乎掏空了国库。
国库没钱，怎么办？只能加税。万历四十六年，朝廷下令加征辽饷，每亩地加征九厘银子；后来又加练饷、剿饷，三饷加起来，每亩地要多交一分二厘银子。
可老百姓手里哪有银子？张三那样的农户，连税都交不起，只能逃荒；稍微有点家底的，要么把地卖给地主，自己当佃农，要么干脆加入流民队伍。流民多了，各地开始闹起义。陕西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在这时候拉起队伍的 —— 他们手下的人，大多是交不起税、活不下去的老百姓。
朝廷加税，是为了镇压起义、对抗后金，可加税又逼得更多老百姓造反，形成了恶性循环。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算过一笔账：要镇压李自成和张献忠，需要两百万两白银的军费；可国库只能拿出五十万两，剩下的一百五十万两，还得靠加税。可这时候，全国已经有一半的土地没人种，税根本收不上来。
有人给崇祯帝出主意，让民间的富户、官员捐银子。可官员们早就把银子藏了起来，谁也不肯捐。内阁首辅魏藻德，家里有百万两白银，却只肯捐五百两；锦衣卫指挥骆养性，也只捐了三百两。崇祯帝气得发抖，可也没辙 —— 这些官员，早就看透了明朝的气数，只想保住自己的银子。
其实，明朝的白银危机，不只是因为美洲白银断供。更根本的，是明朝自己的经济结构，早就出了问题。
明朝的经济，全靠农业和传统手工业撑着。江南的纺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看着热闹，可都是小作坊式的生产，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商业贸易，也大多集中在民间，朝廷没有统一的管理，银子流进了商人、地主的腰包，国库却没捞到多少好处。
而且，明朝的官僚体系，早就腐败透了。地方官收税时，层层加码，老百姓交一两银子的税，到了地方官手里，可能要交一两五钱，多出来的五钱，全被他们贪污了。万历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汝华，就曾上奏说，地方官上报的税银，比实际收到的少了三成 —— 这些银子，都进了官员的私囊。
更要命的是，明朝没有应对货币危机的办法。之前朝廷发行过大明宝钞，可因为滥发，宝钞很快就贬值，老百姓没人愿意用，最后只能作废。到了白银危机时，朝廷既不能发行新的货币，也不能限制白银的使用，只能眼睁睁看着银价上涨，经济崩盘。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帝在煤山上，看着城外的火光，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他想起了万历年间的那些日子，那时候，太仓里的银子堆得装不下，江南的商船络绎不绝，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明朝会因为没银子，走到这一步？
这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身亡。李自成的大军开进北京，从官员家里搜出了数千万两白银 —— 这些银子，要是早拿出来充作军费，或许明朝还能多撑几年。可到了这时候，一切都晚了。
明朝的崩盘，看似是因为美洲白银断供，实则是因为它把自己的经济，绑在了一根外来的 “白银绳子” 上。它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更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当外来的白银断供时，这根绳子一断，整个经济体系就跟着垮了。
两百多年后，再回头看明朝的白银危机，能明白一个道理：国家的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老百姓的日子，不能只靠一种货币支撑；而朝廷要做的，不是等到危机来了才想着加税，而是要早早就为危机做好准备 —— 比如稳定货币，比如减轻百姓负担，比如整顿吏治。
可惜，明朝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苏州的布商王二，陕西的农户张三，还有崇祯帝，他们都成了这场白银危机的牺牲品。而明朝的故事，也成了后世的一面镜子 —— 提醒着后来人，不要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