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历来是人们所惊怕的对象，所以捉鬼、治鬼、吃鬼的神明自然格外受到人们的敬奉。在传说中专事捉鬼的神中除了门神神荼、郁垒外，还有宗布神、尺郭和钟馗，但就在民间的影响而论，钟馗鹤立鸡群，令其他捉鬼神难望其项背。钟馗之所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主要要归功于唐明皇和一代画宗吴道子。

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唐逸史》、宋沈括《梦溪笔谈》亦有记载）：天元年间，唐明皇在骊山阅兵，回宫之后，闷闷不乐，染上了疟疾，就昏昏睡去。白日做梦，梦见一小鬼，一只脚打着赤脚，另一只脚穿着鞋，腰上还吊着一只鞋，别着一把竹扇子，偷走了杨贵妃的香袋和玄宗的玉笛，并在寝宫内奔逐嬉闹。玄宗很气恼，大声斥骂，小鬼笑着说：“我叫虚耗，虚就是说偷盗人家的财物如儿戏，耗就是使人减喜添忧，把好事变成坏事。”玄宗怒不可遏，刚想招呼武士前来捉拿，忽然看见一巨鬼头顶破帽，穿着蓝色的袍子，系角带，蹬朝靴，不费吹灰之力，抓住小鬼，先挖出他的双眼，折成二段，就把那小鬼吃下肚里。玄宗大惊失色，问道：“你是何人？”那巨鬼启奏说：“我是终南山进士钟馗，因武德中参加殿试落第，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撞死在殿前的石阶上。高祖闻讯，赐与绿袍厚葬，臣铭恩在心，因此帮助圣上除去虚耗妖孽之事。”说完玄宗便醒了，疟疾也不知不觉地好了。玄宗兴致极高，于是让一代画宗吴道子，依其梦中形象为钟馗画像，吴道子身手不凡，如亲历梦境般地画完呈上御殿。玄宗看着画像，连连赞叹，立即下旨，晓喻天下：钟馗力大无比，能驱魔鬼，镇妖气，全国百姓于除夕之夜张贴钟馗画像。

后来清人《钟馗斩鬼传》和《唐钟馗平鬼传》，对此故事进行夸大，清初张大复所编《天下乐传奇》中收有有关钟馗的全部故事。《钟馗嫁妹》至今还是一些剧种的保留剧目。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钟馗的来历进行过详细的考证，谓中国古代在举行驱疫逐鬼的大傩仪式时，要挥舞一种棒槌，称之为“终葵”，久而久之便成为驱鬼的象征，从魏晋开始便有人取名钟葵，如北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葵”有时写作“馗”。在唐代便有虚构钟馗的故事出现，自唐明皇的故事之后，钟馗便家喻户晓，道教亦奉之为“祛邪判官”，说他和“八仙”之一张果老同为混沌未开时黑白蝙蝠所化。

在私有制社会里，金钱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这种“拜物教”观念尤其发达，因为“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对于金钱的追求更是成为人们重要的价值目标。对于那些在风雨飘摇的市场经济中备受倾轧而勉强挣扎着的小生产者和贩夫走卒来说，他们非常希望在冥冥之中有一位“财神爷”来助一臂之力，以便渡过难关，聊以度日。正因为如此，财神成为中国各阶层普遍信仰的神灵之一，至今我国广大地区春节期间还流行着“迎财神”、“祭财神”等民俗活动。

由于各时代、各地区对于财神的传说各不一致，所以祭奉的财神也各有差异，而且数量很多，著名的有陶朱公、五显、五通、五圣、五路神、五盗将军、赵公明、利市仙官，近代又有文武财神之说，即把被纣王挖心的忠臣比干奉为文财神，关帝为武财神。恰如《集说诠真》所说：

俗祀之财人，或称北郊祀之回人，或称汉人赵朗，或称元人何五路，或称陈人顾希冯之五子，聚讼纷如，各从所好，或混称财神，不究伊谁。

然而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还要数赵公明。

赵公明最早出现在干宝的《搜神记》中，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中又有“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位甲乙年如千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冥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可见这位赵财神亮相时是作为冥神、瘟神之类，一点也看不到珠光宝气，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在隋唐之后，有人把赵公明当作五瘟神之一，充满肃杀之气。即使在明代刊行的《列仙全传》中还称赵公明等为八部鬼帅，周行人间，暴杀万民，太上老君遂命张天师治之。

然而元明以来流行的道书则称张天师在龙骨山炼丹，天帝遣使赵公明守护在炉，这样赵公明遂由反面形象向正面过渡。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后世所见的赵财神形象便基本定型了。

据该书载：赵公明，终南山人，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如黑炭，胡须四张。跨黑虎，授正一玄坛元师。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剪疟，祛病禳灾。如遇讼冤伸抑，赵公明能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宜利和合，无不如意。摇身一变，赵公明直接由一瘟神、凶神变成一位福神、财神，正应了老子“物极必反”之理。

然而，真正使赵公明名扬四海，独居财神首席，还得归功于在民间影响巨大的《封神演义》。

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是一位峨嵋山道仙，助纣抗周，后被武夷山散人萧升、曹宝所杀。周克商后，姜太公前往昆仑玉虚宫，请得元始天尊玉符金册，册封忠魂烈士，但不知为何，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统率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乔有明、利市仙官姚迩益四神，迎祥纳福。

这样赵公明便彻底地竖起了财神的招牌，成为民间广为信仰的财神。

给赵公明身上贴金，有人还杜撰赵公明是三国时蜀中大将赵子龙的堂弟，实属子虚乌有。更有趣的是，近代有人认为赵公明是回人，供奉时只能用牛羊肉。这可能是源于古中国和阿拉伯、波斯人的商业往来，以及民间的“回回进宝”的俗话。

关羽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几乎就是“忠义”的象征。关帝庙中鼎盛的香火便是明证。然而据史料记载关羽只是一位平凡的将军。陈寿《三国志》载：关羽，字长生，后改云长，山西解州人，据说为铁匠出身，练就一身武艺，在东汉末年投奔正在涿郡招兵买马的刘备，并与刘备和张飞义结金兰，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个人同床共寝，情若兄弟，被后世传为佳话，称为“桃园三结义”。官渡之战前，曹操分兵东征，大败刘备，关羽被俘。但曹操当时广招贤才，因此对关羽恩礼倍加，封他为汉寿亭侯。但关羽矢志忠心刘备，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仍然投奔刘备，与张飞等五虎将左冲右杀，功勋卓著。后刘备入蜀，关羽留守在荆州，由于轻敌，被东吴大将吕蒙设计杀害，死后被封为“壮缪侯”。当时有人在其死处湖北当阳玉泉山立祠纪念。可见历史上的关羽并非天神，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虎将，并因自己的失误而败走麦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而且自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很小。

但是，从宋代起，关羽突然大走神运。在民间不断出现关羽显灵的传说，祭祀关羽的关庙也在各地陆续建立起来。同时朝廷也不甘寂寞。宋哲宗封他为显烈王，宋徽宗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名号越来越长。但即使如此，关羽仍只是作为张天师的部下，或配祀姜太公的武将。元末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才真正使关羽声名远扬，成为民间所景仰的偶像。

在《三国演义》中，侠骨忠心，桃园三结义，誓死忠于刘备，过五关斩六将，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以及神奇的青龙偃月刀、赤兔马，使关羽成为忠义、勇武的化身，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名声不仅高于刘、张之上，而且俨然成为历代名将之首。

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天圣帝君”，妻子及祖上都同时得以加封，让陆秀夫、张世杰（南宋大臣、抗金兵败殉国）为其左右丞相，抗金名将岳飞为元帅，唐代名将尉迟恭为伽蓝（护法神），自成一小系统。

而道教也大张旗鼓地给他编造出显赫的前身。《历代神仙通鉴》说关羽乃雷首山老龙化身而来。据说当地大旱，百姓跪泣求雨，老龙极富同情心，不等上帝批准就吸黄河水以救民燃眉之急，被上帝以“擅自取水救济有罪之人”的罪名处斩，后降身于解梁常平村关道元家。关羽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面对道教的拉拢，佛教也积极争取关羽，以便利用他的民间影响吸引信徒，将关羽立为护法伽蓝，并杜撰了隋朝天台宗智前去当阳玉泉山建精舍、关羽母子彻悟佛理、请求受戒、寺成后关羽成为该寺伽蓝的传说。这种说法在宋代开始流行，致使各寺院争相效仿，江南名刹灵隐寺就在原来十八伽蓝旁多了个关羽。因此关羽在明代就已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同祭祀的“超级”神灵。加上当时各种冠以关帝名号的劝善书大量行世，更使关羽威名震天。

神化关羽最卖力的要数清代的帝王了。因为传说关羽曾协助清兵入关，而且满清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利用关羽在民间信仰上的显赫地位，希望假助百姓的信仰心理作为笼络手段，于是在顺治九年册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代特别重视忠义精神，对关羽的每个封号里都有忠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义二字。到了光绪五年，其封号累积达二十六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成为护国保民，维持人间秩序，综理万事的大神。在民间关羽还有“协天上帝”的神号，意为协助玉皇大帝料理天下大事。并在国家祭典中与孔子比肩而为武圣，民间各业也纷纷拉关羽为行神，地位甚至在孔子之上，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关羽之所以受人祭祀，从封建统治者来说，他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的忠义神勇、为国捐躯的精神，对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是对众多的中国秘密社团来说，他的崇拜价值在于讲究义气、忠贞不二。近代的哥老会、青红帮及江湖上的结拜兄弟就特别敬重关羽，而且大多模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在结帮入会之前，必须先在关帝像前焚香顶礼膜拜，口中立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以关羽的行为作为江湖义气的表率，后来在民间不论命禄、驱邪、招财等一概归入关帝名下，甚至还流行一种“关帝签”，据说特别灵验。这反映了民众对尔虞我诈，充满着欺诈和不公平的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关帝信仰正迎合了人们对正义和公平的渴求。

在诸多的神灵、仙真中，最为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香港、澳门人顶礼膜拜的要数天妃娘娘妈祖了。据说澳门的地名（英文Macao、葡文Macau）就是当时的葡萄牙入侵者因岛上有妈祖庙而命名的。在台湾妈祖庙达五六百座，香火鼎盛，足令其他神仙自叹不如。近年来，两岸海禁日开，在湄州的妈祖庙里经常可见台湾香客飘洋过海，前来祭奉，虔敬之至。

据传妈祖实有其人，原名林默，关于她的身世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她出生于福建莆田的一个叫湄州的小岛上。她的降生和生平跟别的神仙一样，经过民间的加工，一开始就充满了神奇色彩。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妈祖的母亲陈氏，曾梦见南海观世音送她一盆花，她把它吞了下去，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妈祖在娘胎里多呆了四个月，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妈祖出生之时，异香飘逸，经过十多天还余香仍存。

这位林姑娘小时候就聪明异常，刚周岁时，在襁褓中看见神像就叉手欲拜。五岁就能诵读《观音经》，十一岁就能“婆娑按节乐神”。林姑娘长大后“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事，民以病告则愈”，颇似现今的巫婆。除了通灵和治病之外，还能乘着一张席子渡海，乘白云游历于各岛之间，人们就把她称作神女。

妈祖的四位兄弟在各岛之间做一些小本生意。突然有一天，妈祖在家里若有所失，闭着眼睛睡了很长时间，父母都以为她得了急病，就大声呼唤她，妈祖被唤醒时怨恨地对父母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保护我兄弟的平安呢？”父母不知其中变故，也不好细问。过了三天，兄弟们归来哭诉三日前在海上遇到飓风，巨浪滔天，船被风吹散了，他们大哥的船不幸被海水吞没了。他们还说：在海风大作时，看见一位女子牵着五条船的桅索而行，在海中如履平地。这时妈祖的父母才知道那天妈祖之所以反常，是因为她的元神出窍去救各位兄弟去了。只是因为他们大声呼唤使妈祖元神归体而来不及救她的兄弟们，因此悔恨不已。

妈祖到了及笄之年，发誓不嫁，父母也不好强求。过了几年，妈祖就仙去了，尸解时，芬香四溢。不久人们便经常在海上见到一红衣女仙救危解难。宋朝时路允迪等出使高丽取道湄州时，正好台风登陆。官船摇摇欲沉急得路允迪等连声祷告，忽然间彩霞飞舞，只见霞光中有一女子奋力撑舵，才获平安，于是回朝奏禀皇上，皇上就诏封妈祖为灵惠夫人，并在湄州立庙祭祀。

元明时，据说妈祖每每在海上显灵，不但保佑商船渔民，而且还帮助扫除当时猖獗一时的海盗倭寇。由于妈祖屡屡救民于水火，朝廷颁加封号，计达四十余种，级别也渐次提高，由夫人、妃、天妃、圣后至天后。祭祀仪式也由民间逐渐升级为官方，作为海神列入国家祭典。

妈祖除了在海上护佑渔民，还具有“送子娘娘”和抗御水旱病疫的神

力，据说妈祖同乡有位妇人结婚十年还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妇俩急得团团转，多方求告，都无效果，最后求祷于妈祖，不久就生下一男孩。凡是不育的妇女，只要求祷妈祖，没有不灵验的。《莆田县志》载：宋初某年莆田发生了瘟疫，妈祖雅恤民意，在白湖显灵，人们在距湖不远的地方，掘出一坑，泉水喷涌，人们一喝疫病立除，瘟疫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总的来说，妈祖主要还是作为海神被人供奉，因此，沿海地区的渔民信奉极为虔诚。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在明代就已经很盛。《陔余丛考》说：“台湾往来，神迹尤著，土人呼神为妈祖，倘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沿海地区对妈祖极端崇拜的最重要原因，我想还在于古代的气象科学和航海水平较低，出海航行的风险很大，因此特别希望有神灵的保佑。我国在元朝时特别注重海运，因此妈祖的神迹在元代尤为显赫。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就带着妈祖神像作为吉祥物，每逢狂风陡起，就祈祷妈祖，并以此来安慰恐慌的船员。

随着历代皇帝的不断加封和航海业的不断发展，不仅沿海，国内各港口都建有妈祖庙或天妃宫，而且影响远播东南亚，至今仍广为人虔奉。

中国人历来主张“民以食为天”，因此对于灶王爷的祭祀很早就开始了。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就开始祭祀灶神，到了汉代则逐步开始制度化。

对于灶神的由来，说法很多，光《淮南子》中，就有炎帝和黄帝为灶神的不同说法。说炎帝是灶神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根据五德始终说，炎帝主火德，做饭要生火，也算沾边。

汉代以后，灶神开始变得生动，且有名有姓。如《后汉书·阴识传》注引说：灶神名禅，字子郭，身穿黄衣。唐代的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这基本上是沿袭旧说，因为单与禅几乎同音。另外还有说灶神叫苏吉利或宋无忌的。

关于灶神的形象，因为《庄子·达生》中有“灶有髻”的说法，所以有时候人们认为灶神是一个穿着红衣、类似于美女一样的人。

汉代的时候人们认为灶神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天报告一家人的恶行，但是只要祭祀灶神也可以得到幸福。到唐代人们便认为灶神既报告恶行，也报告善行。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敬灶全书·真君劝善文》说：灶君是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的健康太平。既然受命观察一家的善恶，就得如实向天上报告一家人一年内的功过是非，以便上天决定赏罚。一般是每逢庚申日就报到玉皇大帝那儿，每月结算，功多的三年之后就降大福，如果做了许多坏事，那么三年之后，天必降灾祸。

其实在宋代以后，人们一般认为灶神是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上天报告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根据灶神的汇报，作出第二年给予该家吉凶的决定。所以灶神被视为是“一家之主”，据此家家户户都在这一天祭灶。其仪式比较简单，其核心内容是将糖用火烤化，并将之抹在灶神画像的嘴上，并祈告灶神，在玉皇面前多多美言，别把做的错事说出来。

为了让灶神心情愉快地上天反映情况，祭灶时还有很多的禁忌，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大略有不得用灶火点火烧香；不得拿东西击打灶台；不能将刀斧等利器放在灶上；不能在灶前讲一些怪话，发牢骚，特别不能对灶神说三道四；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赤裸身体；那些身上不干净的妇女不要经过灶台；披头散发者不得做饭；不要将脏东西放在灶里燃烧……反正在那一天必须给灶神以必要的尊重。

中国人对于神的态度往往是极为功利主义的，灶神的祭祀是极为典型的。由于中国人在造神过程中，神与人的界限很模糊，因此中国民间神灵中的神的品性也相当的拟人化，与当时的地方官十分相似。他们十分乐意接受贿赂，同时接受贿赂之后，便会毫无原则。开句玩笑说，由于玉皇大帝将灶神的接待日安排在12月23这一天，势必十分繁忙，那么对于灶神的汇报当然也不能很用心，最多做个姿态而已。这样灶神们便有恃无恐，随便避重就轻，做一些变通，以便来年得到更多的祭品。因为根据中国人的神人关系法则，祭神不灵，第二年就不理了。做得不好，人们甚至会把神位给砸了。

城隍是地方神灵的一种，与人间的地方官的设置相对应，一个地方的城隍就是该地神灵的最高领导。他的下属官员有土地神等，并直接对天上的玉皇大帝负责。

城隍应该是一个城市的保护神，因为按照原意，城即是城墙，而隍即是城墙周围的护城河。

对于城隍的祭祀起源于何时，现在恐怕难有结论，据说最早的城隍庙是公元239年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在安徽芜湖建立的，但文献并没有说明城隍是干什么的，人们能向他要求什么样的保护。城隍的功能到南北朝时期逐渐明确。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也就是公元555年，慕容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并截断了供水，形势万分危急。而这座城市中原先就有一所庙宇，一般老百姓都将之唤作城隍神，士兵们也不时去祈祷供奉，慕容就顺应将士的心理，带领左右前去祭祀，希望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没过多久，就见狂风大作，浪涛翻滚，冲毁了截水工程，断水之患得以解决。到了唐代，奉祀城隍神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在吴越之地，几乎每个州县都设立城隍庙。而唐代的名流如张说、韩愈、张九龄、杜牧、李商隐等都写过“祭城隍文”。内容为求雨、禳灾、保佑本地风调雨顺等等，以至于一有水旱灾情、疾病流行就马上向城隍神祷告。

中国人给人的最好的奖励就是封官，如学而优则仕等。殊不知对于神灵也是如此，神仙当得好，便给他加官进阶。五代十国时开始给城隍神以封号，如将杭州城隍神封为“顺义保宁王”。到宋元时代，城隍越发吃香，朝廷将之纳入国家信仰。

朱元璋虽说是当过几年和尚，可他对城隍一点都不讨厌，反而进一步地给城隍神加封。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城隍也被封为王，官秩为正一品，别的府的城隍神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的城隍神为“灵侯”，处官秩三品；县的城隍神为“显伯”，官秩为四品。都、府、州、县城隍各赐王、公、侯、伯称号，并配制相应的官服。朱元璋说他立城隍神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所害怕，以防他们为所欲为。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决定，各县的城隍庙与当地官署规模一致，以示重要。明朝的法典规定每年秋天祭祀城隍神，国家有什么大事都得派遣官员专门向城隍神报告。地方官员到任，也要先到城隍庙住一夜，因为城隍神不但管理着老百姓的寿命，也负有监督官员的责任，所以搞好与城隍神的关系是新官上任后的当务之急。

城隍神一般由对该城市有功的人员担任，如苏州的城隍神是春申君，上海的城隍神是秦裕伯等。

道教最迟到唐代正式收编城隍神，在明代所出的《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将城隍的职责作了具体的说明，即代天理物，剪恶除凶，护国安邦，普降甘霖，判定生死，赐人福寿。又说其属下有十八位判官，分掌人的生死疾病，福寿报应等。不过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之神灵由于缺乏严密的结构，所以各神之职责经常有重复。

土地神在民间也称“土地公”，在中国充满着人间等级色彩的神灵世界中，土地神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一种。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大小村落，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供奉这种地位卑微却又保护一方平安的神。

土地神也有着显赫的过去。土地神古称社神，《礼记·祭法》注说，如果一个地方居住的人超过一百家以上的，就要立庙祭祀社神。汉代的《风俗通义》引《孝经纬》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由于与土地的密切关系，土地神被认为是掌管五谷丰登的神，后来又掌管人类之幸福，被称为“福德正神”，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土地神有男性和女性两种形象，善于调和的中国人有时直接就把他们合在一起，称土地公、土地母。不过最常见的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男子形象。

从汉代开始，土地神开始有了具体的人名，或将之对应于历史上建功立德的伟人，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物。如常常将大禹、勾龙理解为土地神。在唐代的翰林院和吏部祭祀的土地神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反正中国人喜欢将人封为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管所封对象是否“专业对口”。

土地神作为一方水土的管理者，其管理范围除了人以外，还包括山林、河流等，因此他们又是地祇，经常被认为是住在地底下。因此土地神是集神鬼地祇为一体的神灵。

其实在唐代之前，土地神便被人轻视，到了明清之后土地神的形象日趋低下。《西游记》第五回中，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之后前去蟠桃园巡视，蟠桃园的土地公现身拦住问：“大圣去哪儿？”孙悟空说：“我奉玉皇大帝的派遣，代管蟠桃园，今儿个来看一看。”那土地公点头哈腰，十分恭敬。

在清代的《新齐谐》中土地神甚至有点可怜了。其故事讲一个南昌秀才裘某，夏天光着身子躺在土地庙里乘凉，回家以后大病一场。秀才老婆以为丈夫的病是因为得罪了土地公，于是就备了酒食、烧香的纸等供品前去请罪。不几日，秀才的病真好了。秀才老婆就让秀才去谢谢土地公。没想到秀才十分生气，反而向土地公的上级城隍庙告状，说土地公以妖术欺骗百姓的酒食。秀才的状子烧了十天之后没有反应，便又写状子给城隍并指责城隍怂恿下属的贪赃行为，将难以使当地老百姓供奉云云。当天晚上城隍便托梦给秀才，处理的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土地公欺人酒食，玷污了地方官形象，被革职查办。而裘秀才光着身子在庙里乘凉，不敬鬼神，又好事生非，让新来的土地公责打三十大板。没过几天，土地庙被雷击所毁。土地公因人对己不恭发了点小脾气，就被人视为贪赃。区区秀才，敢于告状，并获胜，足见土地公之窝囊。如此之官，不当也罢！

门神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神之一，而且门上贴门神的习俗至今不衰，即使在北京，春节期间串门走亲戚你就经常会看到新贴的门神。

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门神是秦琼和尉迟敬德。其实神荼和郁垒是资格更老的门神。据王充引述《山海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今本《山海经》中已经找不着了）说：苍茫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山，山上长着一棵巨大的桃树，树上的枝条蜿蜒达几千里，其中枝条之间的东北方向是鬼门，这里是所有的鬼出入的关口。上面有两位神人，一位叫神荼，另一位叫郁垒。如果发现鬼中有作恶者，就立即绑将起来，扔给老虎吃掉。于是黄帝立下规矩，在门上画神荼、郁垒，悬挂苇索以防止鬼魅。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鬼总是一种不祥的东西，我们现在一碰到什么不顺手的事就会下意识地说“见鬼啦”。在古代更是把家里的灾殃归罪到鬼的身上，因此在门上挂驱鬼避邪的门神乃势所必然。早在《礼记》上就有祭门神的规定。

唐代之后，门神一职渐由秦琼和尉迟敬德取代，其原因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是这么说的：唐太宗有一段时间总是睡不安稳，每次刚刚要睡下，就听见门外有抛砖弄瓦、鬼魅哭叫的声音。于是唐太宗便将这事告诉给诸位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秦琼站出来说，自己晚上愿意和胡敬德身穿戎装在门外守候。胡敬德估计与尉迟敬德是一个人。反正唐太宗批准了秦琼的奏本，果然一夜无事。当然太宗考虑到让秦琼等二人天天守候未免有些辛苦，于是就派人把秦琼、尉迟的形象画到门上，以后邪鬼之类果然不再捣乱了。后来老百姓家也家家贴上秦琼、尉迟二人。宋代以后，门神的画像花样翻新，也添上了一些鹿、宝马等东西，不过基本形象则没有什么变化。

神仙信仰与山岳的关系殊为密切，从字形上看“仙”就是人在山上。最初的神仙信仰就是从三神山的传说开始的，昆仑山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神话的母亲山。同时因为中国很早就存在山岳崇拜的观念，后来道教神仙信仰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将名山大川视为“洞天福地”。在魏晋以后将名山岩穴视为修仙证道的理想归宿，神仙与山的关系更为密切。

不过在众多的名山之中，中国人对于五岳是情有独钟的。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五岳指的就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早在《尚书》中就有黄帝在华山与众神聚会的记载。后来的神仙方士们又根据帝王在泰山的封禅仪式编造出黄帝在泰山封禅得到神仙指点最终成仙的故事，搞得秦皇、汉武也纷纷上泰山。

道教认为五岳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各山之上均有神灵居于其洞府之中，《大金重修中岳庙碑》称：

五岳在宇宙间，繇胚胎剖判之初，钟造化神秀之气，镇压厚地，奠安一方，喷薄风雷，蒸腾云雨，材用繇是乎出，宝藏繇是乎殖，形势巍然，非它名山巨镇所可方拟。

理所当然五岳之神地位极为显赫，按杜光庭的说法就是“以福天下，以统群神”（《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其具体的职务是东岳之神管人间生死；南岳管世界各地的边界，还兼管鳞甲水族；西岳主管金属及其冶炼，兼管巨型鸟类；北岳主管江河湖海，兼管四条腿负荷类动物，大概是牛马之类；中岳之神主管土地山川，兼管牛羊和粮食等。

五岳重要性的确立还在于它与中国五行思想的联系，五行地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因此道教认为，五岳尊神各司五行之一：东岳主木，南岳主火，西岳主金，北岳主水，中岳主土，各安其位。

而在五岳之中，又以泰山为至尊，原因很简单，齐鲁之地，春秋战国以后，一直是中国文化之关键地带，因此泰山之神东岳大帝香火最盛。

对于东岳大帝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神谱总是一片混乱。但明朝以后，人们传说东岳大帝是伐纣有功的黄飞虎。但是渐渐地黄飞虎被他的妹妹（另一种说法是东岳大帝有五个儿子，第三个儿子被封为“炳灵侯”，炳灵侯之女称“碧霞元君”）抢了风头。据说黄飞虎和他的妹妹为争夺对于泰山的领导权而斗法，结果是姜太公息事宁人，将哥哥封为东岳大帝，居山上，妹妹封为碧霞元君，居山下。

逐渐地碧霞元君被老百姓们称为“天奶奶”，主管生育和孩子的健康，这很得人心，因为在中国这样十分注重传宗接代的文化氛围中，所有的与生育有关的神灵都会受到特别的尊重，如佛教之观音菩萨，因被改造成了慈悲和送子娘娘的化身，所以被中国人所特别推崇。俗话说：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对于现实利益的关切总是会超过对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的关注。因此到了泰山，人们更侧重于供奉碧霞元君，以至于明代有人认为泰山信仰由东岳大帝转向女神是本末倒置，这显然是不明白在实际利益面前，一切原则都可以变得灵活。其实原则制定的出发点也是利益。

所有的宗教总是不断地向人们宣告彼岸世界的美好，以此来使人们信仰该宗教的教义。如基督教之天国，佛教之极乐世界，道教之神仙境界。但同时对于违反教义和社会道德者也准备了去处，即如基督教之地狱，佛教之轮回。在道教即是鬼都罗酆山，正可谓赏罚分明。

道教关于鬼都的观念是吸收了中国古代神话和佛教等思想资源而逐步形成的。最早在《山海经》中就说“北方有鬼国”，后来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多有关于地底下阴曹如何替人计算功过以决定寿命的说法，并说：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而不知悔过，那就将他的名字传到地府的管理者那里，使他的精魂和形体分开，不让他们相会，这样就会使其感到十分痛苦（参见《太平经》卷一百四十二）。后来葛洪的《枕中书》中开始有明确的“罗酆山”的说法。

鲍靓为地下主者，带潜山真人。……蔡郁垒为东方鬼帝，治桃丘山。张衡、杨云为北方鬼帝，治罗酆山。

这是其后的酆都大帝的脚本。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神谱的确立，酆都大帝的形象逐渐丰满。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所确立的仙谱中的第七级的中位神即是“酆都北阴大帝”，说他是炎帝大庭氏，庆甲，天下鬼神之宗，治罗酆山，三千年而一替。看来鬼都的领导人倒是早就废除了终身制，尽管任期太长了一点。陶弘景在《真诰》中对罗酆山作了更具体的描述：

罗酆山在北方葵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围三万里。……其上其下有鬼神宫室。

神宫包括六大天宫，是北酆鬼王决断罪人住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要归到他那里，并说即是阎罗王的住处。

阎王本是佛教对于地狱之主的称呼，佛教有十八层地狱和十殿阎王的说法，被道教所吸收。但我们现在所谓的鬼城则在四川的酆都。鬼都从罗酆山而转移到酆都，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其原因之一是酆都的平都山本来就是道教之七十二福地之一，又有王方子、阴长生在此修炼成仙的传说，因此跟道教总是有些瓜葛。特别是酆都和罗酆山有着共同的“酆”字，而王、阴二人有时被叫成“阴王”，即演变为阴间之王，酆都于是就成为阴曹地府。

东岳大帝、地藏菩萨、酆都大帝是中国民间三大地狱主宰。

文昌原是古代的星名，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文曲星。古代中国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考中举人，那他肯定就是文曲星下凡。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因此文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之星。

而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星转变为文昌帝君，与梓潼张亚子有关。

话说东晋宁康二年（374年），四川人张育自立为蜀王，起义抗击前秦符坚，英勇战死，人们为纪念他在梓潼郡七曲山建张育祠，尊之为雷泽龙神。当时七曲山上另有梓潼神亚子祠，相隔不远，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张亚子，并误传为张亚子抗前秦而战死云云。不过这些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张亚子祠经常显灵，这使得附近的人经常来祭祀他。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逃到四川一带，路过七曲山时，听到了张亚子抗秦战死的事儿，为了鼓舞士气，激励士兵们效忠于李家天下，就隆重祭祀，追封其为左丞相。中国古代的皇帝喜欢给死去的人和神灵封官，好在这些神灵不占编制，不享受俸禄，要不还真不好办。反正当夜张亚之给唐玄宗托梦，言及唐玄宗不久将成为太上皇等等。

到了唐广明二年（881年），僖宗为躲避黄巢起义又跑到了七曲山，学其祖宗的样子，亲自祭祀梓潼神，追封张亚之为济顺王，并解下身上的佩剑送给神。由于唐朝帝王的两次逃窜都到过七曲山，梓潼神遂由一个地方神灵而变成天下通祀的大神。

赵宋王朝由于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战屡屡失败，故而略显底气不足。所以各代帝王在道士们的怂恿之下，经常弄一些神秘的东西来糊弄一些人。其中重要的是给神灵封各色封号。如对梓潼神张亚之，宋真宗封其为“英显武烈王”。南宋高宗赵构追封其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理宗又追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后来的元仁宗不甘落后于人，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这样地上的梓潼神和天上的文昌星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

由于文昌帝君的主要职能是决定人间禄位，因而民间流传许多文昌帝君保护士人中举的灵异故事，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有一个叫李知几的人，在小的时候，曾向梓潼神求梦。当夜，果然在梦中到了成都的天宁观，有一位道士指着纺织女支撑纺车的石头说，以此为名，必得中举。于是遂把自己改名为知几，结果当年考试就中举。南宋的吴自牧《梦梁录》说，梓潼帝君专掌福禄，凡四方的读书人赶考之前，必要前去祭拜。据说十分灵验。

由于文昌帝君是主管士子福禄的，因此以他为名义的经典很多，最著名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书中教人与人方便，多作善事，多积阴功，孝忠兼备，甚至让人拜佛念经，广行三教，显然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在民间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