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我孩子还不满三岁时的一个夏日的晚上，我领着她在外面乘凉，我指着天上的月亮跟她说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是弯的这类话。突然，女儿问我说：“爸爸，月亮是星星的妈妈吗？”我内心一阵颤动。这的确是被科学方法所熏染的成年人所不再能感受到的一种诗情。我想，在人类思维的童年，还是以一种物我不分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是亲切的、“自然的”。人的神话意境便由此而生。

经过科学精神的洗礼，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人再企盼自己能够凭一枚金丹而长生不老了，科学在赋予我们理性和冷静之后，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人类无端的想入非非。人类对于太空的认识，赶走了天堂。登月的成功，使得月宫之凄美、嫦娥之广袖、吴刚之桂花酒顿失其意境。难怪波德莱尔将科学和诗意比喻成两列平行对开的火车，永远不会汇合，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人们已经将过去对于神仙的热情转移到了对于科学和医学的崇奉上，盼望科学的昌明和医学的发达能够增进我们的体质、延长我们的寿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似乎与发掘出来的恐龙化石一样，神仙已经是一种人类理想的化石，它只记下了人们过去对于不死的信念和幻想。但是神仙信仰真的与现代生活无涉吗？神仙只具有观赏价值吗？一个哲人说过：不希望另一种生活者，对此生活亦是死的。我坚信，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神仙信仰中积聚了中国人的生命意识、生活理念和对于成功的肯定，这些都已积淀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现代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毫无疑问，我们应从神仙信仰中体会到一些什么……

贺拉斯说：“我们都被赶到同一的终点。迟或早，我们的签从摇动的筒中跳出来，于是，那无情的死船便把我们渡到永久的冥间。”自从脱离了蒙昧时代，人类便意识到人终将有一死，因此现实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能重复的。一首经王洛宾改编的西部民谣形象地描述了人生面对死亡的无奈：“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掉明年还是一样开，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不过，事物总是相反相存的，正是在死亡之必然性中人的生命的价值才能凸现出来，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所以生命才显出其珍贵。生命的产生神奇而浪漫，它凝结了大自然的伟力和男女之间的瞬间爱意。可生命又是如此的脆弱，任何一个意外都可以使其中止。这一切似乎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所以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面对不可抗拒的必然之死，许多思想和宗教派别主张弃绝现世的快乐，来寻求来生的永恒。如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的成员认为灵魂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因此对肉体生活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赞美死亡，如第欧根尼说：“只有随时准备去死的人，这种人才是真正自由的。”早期基督教也有强烈的厌世倾向。本世纪以来一些极端的邪教甚至通过集体自杀、舍弃生命本身来达到他们想象中的快乐之境。

前面已经讲过，中国思想中有贵生的传统，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固然包含了许多养生观点，并被当时的神仙家和后世的道士们视为同道，即便是对生死问题存而不论的儒家，其对生命的肯定也是明显的。儒家以忠孝为本，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孟子所说舍身取义当然是儒家的根本原则，但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当珍惜，自杀或对于生命的轻率态度自然是最不孝之举。中国俗话中就有“好死不如赖活”，“死王乐为生鼠”等说法。

中国思想中的贵生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以追求长生不老为首务的神仙信仰。神仙信仰认为生命乃是最宝贵的。早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有求长生思想，并认为人的寿命长短，都可以通过有效的修炼而控制，因此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西升经》）

神仙道教珍惜生命的思想以葛洪之阐发最为突出。葛洪认为人生在世，乐生而畏死，乃是人之常情，况且世间没有什么东西的重要性能与生命相比。“古人有言曰，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也；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也。”因此中国民间谚语说：做了皇帝想成仙。葛洪还给每个人算了一笔账。他说就算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才三万多天。幼小的时候对生命之重要性毫无所知，到了老迈之年，则已经无法享受欢乐，这样就除去了几十年。而平时再有个病痛，又消耗许多时日。这样快乐平安的日子也就五十年。况且活到一百岁的人，一万人里面也没几个。要这么一算，人生何其短，人又有什么心情去嘲笑那些夏虫朝菌呢？他借用魏晋时期的流行语说，人生在世，过一天少一天，犹如被牵到屠宰场的牛羊，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死越近。这倒颇有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意境。因此葛洪说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做有生有死的人，一是成为超越生死的神仙。

《抱朴子·论仙》说：“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但神仙信仰受道家观念的影响，认为“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因此认为很多人学仙，但只有很少的人才能真正成仙，主要是他们不能摆脱眼下的荣华富贵、金钱美色的诱惑，致使不能保持清静本体。由此看来神仙道教的享乐主义是在成仙之后，成仙的过程还是需要克制的。

老庄主张外身而身存，应培养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不受欲念干扰而顺应自然之大道流行，因此有不争、无为、守雌而遗形坐忘，从而达到与天地为一的审美境界。因此珍重生命之关键并不为活命而无所关爱，而在于养成独立的人生态度。不是从各类名目繁多的保健药中寻求长寿之门，而是在潇洒的搏击中充实人生的内涵，以一种超越的态度使生死忘于心。

受佛教的影响，道教后来虽然也将道观视为由人到仙的中转站，但神仙信仰中一直有一种不离世间的修行大法，即如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只要持有一颗平常心，自不必寄身于山林之中。所以身处庙堂，心存山林，即在世事纷杂中不为外情所乱，此乃真人生。

现代社会，金钱和地位已成为成功的重要标准，人虽然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人生目标却越来越集中。在大众媒介对成功人士的高强度宣传之下，现代人要承受更多的生存压力。

同时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分工日趋具体，劳动方式与人的自然本性的差距越来越远，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八小时的人怎么也不可能体会到诸葛亮“我本为卧龙岗上散淡人”的心境。我们从不断升高的自杀率、精神病发病率中可以体会到现代人恶劣的生存处境和人的日趋异化的态势，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并不是物质财富和医疗的发展所能解决的。珍重生命首先要正视现实，勇于成为成功者。从某种意义上讲，神仙就是中国古代的成功者。其次是必需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平静的心态。虽身处都市，并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要时时地在内心中与自然保持亲近，以一种以道观之、万物一体的心态，将世态炎凉置之度外。既要追求成功又不为成功所束缚，这是现代人珍重生命的首要态度。这是现代社会的山林和庙堂之辩。

蒙田说：“真的，理性如果不是嘲讽，便是单以使我们快乐为目的，总之它的工作不外乎要我们安乐自在地活着，一如《圣经》所说的。世界上的一切意见尽在此：快乐是我们的目的，虽然方法各有不同；……因为谁肯听信那把痛苦与悲哀当作我们目标的人呢？”[2]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基于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意义的不同理解。虽然人们都认识到了生命的短促和命运之无常，但对生活的目标却是难以确定。恰如盲人骑瞎马，不知起点在哪儿，也不知终点在哪儿，人需要有一种永恒的东西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以显彰人生的意义，追寻快乐的基点。

最初人们找到的对象性存在就是上帝、神以及各种各样的偶像。

当然就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人并不能确证上帝与各种神灵存在与否，因为信仰问题并不能用理性和逻辑来解决。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若是想长生不老，就得准备去死。因为对应物之彼岸性，所以人的永恒性只存在于彼岸，幸福也只能存在于那边，因此大多数宗教的人生观通常是以摒弃现实的快乐而去追寻那并不能证明的来世。如基督教强调人应依赖上帝的力量来拯救自己，以免遭地狱之苦。佛教更是极端，由于将现实世界看作是一种“空”，是不真实的存在，因此贪恋世间的乐趣是“无明”，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要看破红尘，出家修行。但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禁欲、赎罪并非是生活的目标，而只是获得永恒幸福的手段。

但是把幸福感托付给上帝就像完全以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生活一样，是时代和习俗之不可避免的强加物。这种生活态度影响人类生活那么多年，至今而不衰，表明人类需要这种安慰。习惯是人的第二自然，人们甚至会感到这就是生活本身。

有人说人是神兽合一的动物，禁欲、克制的生活被认为是弃绝兽性向往神性的标志。宗教贬低人的现世的价值，是因为在幻想中赋予了人某种永恒。在神的光环下，人的确显得渺小，但他的人生却分享着神的光环。

现实中的幸福总是那么的不确定和难以持久，叔本华说过：幸福……不能是持久的满足和福泽，而一贯只是从痛苦或缺陷获得解放，解放之后随之必然而来的又或是一种新的痛苦，或是沉闷，亦即空洞的想往和无聊等等。正是因为现实中的幸福是那么容易超越，生活的无聊本性便凸现出来。于是人类一直在回避着当下的生活，所以人总是在一种虚幻的怀旧情绪中把自己的目标定在未来，希望在将来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许多人并不明确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或者根本就没有目标，但他们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这种似是而非的许诺。这恰恰是一切宗教打动人的基点。

法国哲人帕斯卡尔总是能一下抓住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掌握住现在，我们期待着未来，好像要加快它那进程似的；不然，我们便回想过去，好阻拦它别走得太快：我们是那么轻率，以致于我们只是在不属于我们的时间里徘徊，而根本就想不到那唯一属于我们的时间；我们又是那么虚妄，以至于梦想着那已经化为乌有的时间，而不假思索地错过了那唯一存在着的时间。”[3]科学的进步不断地延伸着人的认识领域，从而不断地侵蚀着宗教的领地，从本世纪以来，上帝对于人生意义的绝对参照物的地位开始动摇，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喊，是科学时代人们心境的体现：人就是他自己。但是科学在破坏了上帝之虚幻性的同时，并不能为人生提供新的价值基地，因为这不是科学的份内事。旧的已经失去，新的并未到来。现代人陷入了更大的生存困境。

但是与西方人那种基于灵肉对立而产生的意义危机相比，中国人的生活则显得更具艺术。虽然在魏晋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佛教影响很深，但从根本上讲，“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还是更注重现实的生活状态，即使是对于鬼神、祭祀等信仰活动也主要是求一个心理平衡而并非真是对于彼岸世界感兴趣。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并不是要为自己设定一种标准，而是需要神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中国人的信仰是功利性的，而非理想性的。中国人并无基于信仰的执着，而善于在现实中调整自己的心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基于可进可退的“逍遥”而非“拯救”的文化品性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很少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极端标志就是神仙信仰。

神仙信仰直言对于现世生命的留恋和对于人生欲望的肯定，这种理念在世界别的宗教中是不多见的。虽然神仙信仰和后来的道教从来就没有真正统治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理念也不能看作是中国人的一致向往，但它与中国人关注当下、忽视玄远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

神仙信仰的享乐主义倾向是明显的，除了可以消除人生苦短的最大局限以外，强调现实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与西方和印度宗教中弃绝现世的禁欲态度截然不同。成仙境界就是既能享受人间的乐趣，又能具备神灵的能力。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

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就是说成仙正是因为不愿意放弃现在所享受的欲望。之所以想飞，是因为飞行比在地上蜗行快乐。如果住在家里就可长生不老，那么飞升成仙也不必要了。成仙不应以放弃现实的快乐为前提。“人道当食甘旨，服轻裘，通阴阳，处官轶，耳目聪明，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百兵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决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在神仙家看来，像和尚那样独自在山中清苦修行，与老婆孩子分别，享受不到一点人间的温情，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葛洪还替那些握有金丹可马上成仙的人设计了一种最有效率的成仙之路。即先服半剂金丹，打下成仙的基础，然后再在自己想升天的时候把另一半吃下。这样既可以在人间娶妻生子，当官行威，又无死亡之恐惧。实在是十全十美。

对于房中术的推崇伴随着神仙信仰发展始终，早期的神仙彭祖、黄帝、采女都是精于此道。房中术可能是古代狂欢节的遗存，它又与生育相联系，因此转化为成仙方术自有其理论根据，但在我看来，房中术的发展显然是神仙方士和道士们为取悦君王而有意识的行为。如后期内丹有的门派主张以十四、十六岁的少女为鼎炉的炼养法满足了一种畸形的性乐趣。在许多遇仙故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与女仙云雨的传奇，如曹植之遇洛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意淫的产物。

中国有句俗话说：快活如神仙。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仙就是快活而悠闲的一族。由于受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道教如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逐渐倾向于禁欲，将房中术视为歪门邪道。龙门教派的首领丘处机说：“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玄风庆会录》）

究其根本，神仙追求的是一种快乐的境界，而快乐是依人而定的。加上神仙信仰一直与正统的儒家观念相妥协，因此圣贤闻达之人都封为神仙。尤其是因为神仙信仰以老庄的道家哲学为其理论基础，所以也常以少私寡欲为治身之要。如嵇康在《养生论》中说：

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虑，寂然无思虑，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虽仍以长生为要务，而全然是道家气魄。所以我们不能将享受生活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吃喝玩乐的生活态度，而是指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生活，决定生活样式。因为所谓的幸福都只能自家体会，因此享受生活就是指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毫无主见地随流行的时尚弄得自己晕头转向。

神仙信仰主张人皆可以成仙，按其仙谱，成仙并无定则，并无规定非得怎么做才能成仙，而是认为只要各尽其才，精诚所至，便可达至成仙乐境。如尧舜之大仁大智，超绝群伦，但因兼善天下，造福万民，因此被列入神仙。而许由、务光为信念独善其身，隐身山中林泉，也成仙证道。而采药之人、养鸡的平常人，或有异遇，或忠孝节义，也被列入仙班。即使有一技之长如弄玉之善吹萧、李白之诗才都可凭之成仙。这都体现出老庄的神韵，因为从道的眼光，万物自无分别，只有顺其自然才是成功之根本。

在传媒的密林中找回自己，想自己之所想，做自己之想做，现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所以开放指的是要开放自己的心灵，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我，我们的欲望被认为是正当的并受到保护。因此，享受生活就是要真正地把握自我，追求适意的生活，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并持之以恒，并不是别人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生活的享受是幸福的前提，但并不是包容幸福。谁也不可能从无所事事的吃喝玩乐中感受到长久的快乐和满足。生活是由自然本能和社会行为构成的，只有享受和奋斗互相促进，才能为幸福奠定根基。

从神仙信仰强调各种人都能成仙这一信条我们可以认识到，神仙是一种快乐之境，同时也是成功之境。

不过儒、佛、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其实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包容性是很重要的。要包容别人的喜好和个人特性，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惯很多人，很多事，但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不必计较。对于朋友更是如此，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不够朋友”，那也无妨，如果你还愿意与他做朋友，那么就包容他的缺点，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也可以采取逐渐疏远的办法，不必什么事都鱼死网破。宗教总是借助神异和幽远难解的言辞来表达一种简明的道理，为社会设定一种准则，所以有人说，宗教是古人的法律，宗教也是古人的道德准则。这也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神仙家也一样，他们以道家玄远的哲理为其理论依据，借助阴阳象数之学，金丹行气之法，神通变化之术，来确立道教信仰的威严，这似乎非得有特殊的智慧和高深的师傅教导而不能得。但中国人一贯坚持至诚可以通神，每一个人只要心存敬意，便可实现心中理想，如儒家之坚持人人皆可为尧舜，佛教之强调“一阐提”（犯有罪孽的人）只要皈依佛理，也能成佛。道教则以更彻底的自为精神，断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人人皆可学仙成道。

然而，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因为并没有经历像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政教合一阶段，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由并不具有明显宗教形式的儒家思想来提供依据。中国人的精神是入世的，甚至中国人的超越都是内在超越，其价值的终极目标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而并非虚无飘渺的彼岸。因此中国人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才不枉为人。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佛教和道教长期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着影响，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佛教和道教也曾拥有过国教的地位，但它们从来不曾真正占领过中国人的内心。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他们始终只是儒家的配角，人们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时候才会逃禅入道，或只是将之作为自己精神的平衡剂。

这种思想格局使得佛教和道教都难以为大众的道德和精神生活树立标识，它们为了取得社会的认同，就只好竭力迎合儒家。对于道教来说，除了在教义上将忠孝节义等作为成仙的基准之外，就是将许多社会上有成就的人士吸收到神仙队伍中来，尤其是到了宋明随着佛、道之间的互相攻击渐趋和缓，在民间道教中，更是将许多著名的和尚也吸收到了神仙行列，这使得天上的神仙世界成了道教徒、方士和各界知名人士的聚集地，神仙已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仙道亦即人道。

因此，神仙们虽不免以奇巧异术取信于人，但亦因人设教，认为真正的神仙乃内心恬静，不为凡尘俗事所累，因时就势，建立事功，造福于人。因此当希夷子陈抟被周世宗召至皇宫，请教神仙黄白之术之时，却说：“陛下为四海之王，当以政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陈抟独善其身，不涉权势利欲之事，为宋太宗赵匡胤所推崇，在当朝宰相问修仙之道的时候，陈抟却说：“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群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宋史·隐逸传》）如果能在人间成就伟业，即使是白日飞升，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神仙的立足点正是现世而非来世。

无独有偶，全真派丘处机不远万里，应成吉思汗之召，告诉一代天骄的也不是如何成仙的秘诀，而是忠孝治国的大道，被这位草原之王欣然接受，称为神仙。

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士瞻，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之际被召入宫中，被问及神仙是否可学和如何学的问题时说：“臣闻君类愈于神仙者，尧舜是也，至今犹存。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未尝不见，愿陛下慕而效之，则圣寿可以等天矣。乃若臣类为神仙者，奚足尚哉！”（《道藏·汉天师世家》）

因此说，在中国人看来神仙之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一种境界，即成功的境界，无论是文治、武略，甚至是一些雕虫小技，只要独步天下，就可以被列入仙班。对此吴筠作《神仙可学论》颇有心得，他指出当时人认为神仙虚妄，而不求仙学道，显然是忘记了人与一般动物之不同，其实只要诚心所至，万事可得，包括成仙。他列举的七种成仙的门径是或醉心于玄虚之论，享受清闲，不求荣华显达；或克制自己的欲望，而身处清泉密林，修身养性；或身处达官，恪尽职守，以道德为本，忠心事上，以仁义之心对待下属，身处庙堂而心存山林；或安贫乐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身处乱世而不惊，保国御敌，除暴安良，功成身退；或追悔往日之错误，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以功补过；或至孝至忠，至义至廉。每一个人只要自量尽力，便是离成仙不远。

道教的确无意中为中国人提供了成功的鼓励机制。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和孔孟颜回，因致力于救世济人，解民倒悬，因此德被万世，而成为民族的圣哲，虽然像颜回之类短寿而夭，但亦自然列入仙班。其他如伯齐、叔夷并无事功伟业，但有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之高风亮节，自然也归入神仙之列。而如徐福、王质则仅仅只有仰慕神仙的诚意，便也得道。秦皇汉武醉心成仙之快意，自然是仙界热门人选。张良、孔明身怀旷世之才，一个功成身退，一个身不逢时，忠心耿耿但只得三分天下，都为人中之杰，是神仙的当然人选。其他如关羽虽守荆州告失，但刘关张桃园结义，同生同死，非真英雄难以企及，也深受民众敬重。

中国人主张得意忘言，说到底是结果主义者，即考虑的只是结果而不及途径、过程，犹如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只关心是否到罗马，而不关心是如何到的。也就是说成仙之门径有三千六百法门，及至证道成仙，这种种方法便不是很重要。难怪自幼喜好神仙之道的王阳明在回答朋友关于神仙之问时，劝对方退处山林三十年，胸中不着挂虑时，才可理解。仙与道：神仙信仰与道家修身的确生活的智慧只能来自于生活，我们时常会觉得有心栽花花不发，而无心插柳柳成荫。神仙的故事往往是生活经验的一种结晶，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知道我们要诚实，我们要努力，当然我们也需要一点点偶然性，即运气。但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只能顺其自然，不能强求，积德行善，做好自己的本分，往往是成功的起点。热爱我们自己的传统，从祖先的智慧中找到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要做的是在一点点的成功中体会神仙般的快乐。

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混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而已。

海德格尔，《林中路》

【注释】

[1] 佛教认为世界中心是一座大山——须弥山。

[2] 见《蒙田随笔》第6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帕斯卡尔：《思想录》，第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