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地献给沃龙斯基[1]

拂晓，城市上空响起了工厂的汽笛声。朦胧的夜色还未退去，莽苍苍的雾气和毛毛细雨在小街小巷里慢腾腾地飘移，渐渐消散在黎明中。这说明，今天的黎明将会是令人不快的、阴沉沉的、细雨蒙蒙的。汽笛响了很久，很慢——一声，两声，三声，许多声——在城市上空汇成一片单调难听的嚎叫：这是工厂在黎明前沉寂下来的这一刻响起的汽笛声。与此同时，行驶中的列车和正在离站的列车从四郊传来刺耳的、令人不安的呼啸声。很显然，这些轰鸣是这座城市，是被今天茫茫雾霭弄脏的这座城市之灵魂发出的悲号。此时此刻，在各编辑部的印刷厂里，轮转印刷机正在急速地印出最后一批报纸。很快，拿着一摞摞报纸的报童从分发报纸的院子里走出来，沿街散去，开始叫卖。其中一两个报童站在空无人迹的十字街头大声叫卖，一边清清嗓子，仿佛要叫卖一整天似的：“中国爆发革命了！集团军司令加夫里洛夫莅临我市！集团军司令病了！”

这时，列车进站了。在这座车站停靠的都是从南方驶来的列车。这是一列特快。列车尾部是一节灰蓝色的沙龙车厢，不时一闪一闪地发出微微的光亮。车厢寂然无声，踏板上有哨兵站岗，明镜般的玻璃窗上挂着厚厚的窗帘。列车穿过黑夜，一路驶来，两旁田野里的蓬勃生机被夏日的饕餮盛宴挥霍殆尽，只剩下从夏到冬由盛变衰的、铺满积雪的白茫茫一片萧索景象。列车徐徐驶入车站棚顶下，停在备用线上，没有喧哗，没有忙乱。站台上空荡荡的。各车厢门口都站着穿有饰边制服的加强的民警值勤，这也许是偶然的。三名袖子上缀有菱形章的军人来到沙龙车厢跟前。这时车厢里的人正在互致敬礼。这三名军人在踏板旁边站了一会儿，哨兵朝车厢里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这三名军人登上车厢，消失在窗帘后面。车厢里突然亮起了灯。两个负责安装电话线的军人在车厢旁忙碌起来，从车站棚顶下面把电话线接进车厢里。又一个人走到车厢跟前，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夹大衣，不合时令地戴一顶有护耳的皮帽子。此人没有行礼，也没有人给他行礼。他说：

“请告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波波夫来了。”

红军战士慢腾腾地看了波波夫一眼，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审视地看了看他脚上那双脏兮兮的旧皮鞋，然后慢腾腾地回答说：

“司令员同志还没有起床。”

波波夫友好地向红军战士微微一笑，不知为什么改称为“你”，和善地说：

“哦，小兄弟，劳驾你走一趟吧，去告诉他，就说波波夫来了。”

红军战士去而复返。这时波波夫钻进了车厢。因为挂着窗帘，亮着灯，所以沙龙车厢里仍然像是夜晚。因为列车是从南方来的，所以沙龙车厢里仍然像是那个南方：石榴、橙子、梨、优质酒、上等烟丝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南国那种极幸福美好的气味。桌子上的台灯旁有一本打开的书，书旁有一只盘子，里面是没有吃完的碎麦米饭，盘子后面是一个敞着的柯尔特式转轮手枪的皮套，皮套的细皮绳宛然一条小蛇。桌子一端放着几只启开的酒瓶。三个袖子上缀有菱形章的军人手里拿着公文包，默默地坐在桌子另一端靠墙摆放的皮扶手椅上，坐得极其端庄，显得非常毕恭毕敬。波波夫从桌子后面挤过去，脱下大衣和帽子，随手放在自己身边，然后拿起那本打开的书看了看。对世界上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列车员走过来，把桌子收拾干净了。他把酒瓶放到角落里，把石榴皮从桌子上扫到托盘里，然后铺上桌布，孤零零地摆上一只带杯托的杯子、一盘又干又硬的面包、一只吃鸡蛋用的高脚玻璃杯；他用小碟端来两枚鸡蛋、一撮盐和几小瓶药；他掀起窗帘一角，朝外望了望：窗外已是早晨了。然后他拉开窗帘，关上了灯。外面下着毛毛细雨，秋天灰茫茫的早晨钻进了沙龙车厢。一切都变得极其日常化，可以清楚地看见角落里那箱酒和卷起来的地毯。列车员手里拿着餐巾，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仿若一尊雕像。在早晨的这一时刻，所有人的脸都是蜡黄的。稀薄的、含有过多水分的光线像败液一样。传令军官与列车员并排站在门口，行军办公室已经开始工作了，电话铃响了。

这时，司令员从他的起居包厢来到沙龙车厢。此人个头不高，肩膀宽阔，留着背头，头发是浅色的，很长。他穿一件很难看的绿士兵呢军便服，皱皱巴巴的，袖子上缀有四枚菱形章。带马刺的皮靴虽说仔细擦拭过，但后跟已经穿偏了，这说明这双靴子穿很久了。这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体现着整个卫国战争的英勇精神，体现着站在他身后的千千万万的人；体现着千千万万的人在枪林弹雨中的死亡、痛苦、伤残、寒冷、饥饿、冰天雪地和炎热酷暑；体现着大炮的轰隆声、子弹的嗖嗖声、夜风的呼啸声；体现着夜间篝火、行军、胜利和溃退，接着又是死亡。这是一个人，这个人指挥着千军万马，指挥着千千万万的人，指挥着胜利，也指挥着死亡：火药、硝烟、被打断的筋骨、腐烂的尸体；后方红旗猎猎，人声欢腾，庆祝用千百万血肉之躯换来的这些胜利，无线电广播把胜利的喜讯传遍全世界；这一次次胜利之后，俄罗斯的沙地里却刨出一个个掩埋尸体的深坑，无数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胡乱堆积在这些深坑里。这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变成了战争、统帅的英勇无畏、果敢坚强、骁勇善战的传奇。这是一个人，这个人握有调遣人们去杀戮自己的同类和叫人们去死的权力和意志。此刻，这个个头不高，肩膀宽阔的人来到了沙龙车厢，他那温厚和善的脸上略显出教会学校学生那种倦容。他走路很快，所以从他的步态上看，他既像骑兵，同时又非常像普通百姓，怎么看都不像是军人。三个参谋人员立正站在他面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人就是那台被称为军队的巨大机器的掌舵人，他有权任意安排他们的生命、功勋、前程、失败、生命，但不是死亡。司令员在他们面前驻足停下来，没有行军礼，只做了一个准许他们稍息的手势。司令员就这样站在他们面前，听取他们的报告：三个人跨前一步，立定，开始报告：“责成我……”“革命的职责……”司令员依次与报告人握手（想必他没有听他们报告）。这时他对着那只孤零零的杯子坐下来，于是列车员立刻出现在旁边，从一把亮晶晶的茶壶里斟了一杯茶。司令员拿起一个煮鸡蛋。

“情况怎么样啊？”司令员随口问了一句，根本不提报告的事。

其中一个人说起来，报告了一些新消息，也同样问道：

“您身体还好吗，加夫里洛夫同志？”

司令员顿时色变，不满地说：

“我刚去过高加索，在那里做了治疗。现在已经康复了。”他沉默了片刻。“我现在很健康。”他又沉默了片刻。“请你们吩咐下去，不要举行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也不要任何仪仗队，总之……”他又沉默了一会儿。“你们可以走了，同志们。”

三个参谋人员起身要离去。司令员没有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三个人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沙龙车厢。刚才司令员走进沙龙车厢时，波波夫没有向他打招呼，而是拿起一本书，背过身去对着司令员，翻阅着手中的书。司令员偷觑了波波夫一眼，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佯装没有看见那里有人在坐。三个参谋人员走后，司令员没讲客套，直截了当地问波波夫：

“喝茶还是喝酒，阿廖沙？”

但是波波夫没来得及回答，因为传令军官这时跨前一步，开始向司令员同志报告：汽车从列车的平车上卸下来了；有公文送到了办公室——一封发自一号院的密件，秘书送来的；下榻的住所已在司令部里安排妥当；发来许多贺信。司令员把传令军官打发走了，说他要留住在车厢里。司令员现在不是来到他的军队里，而是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他的城市里驻扎着他的军队，可是他的城市远在数千俄里之外，他的一应急于办理的事、日常生活和妻子都留在了那里，留在了那座城市里，留在了那个地区。列车员不等波波夫答话，就把一只茶杯和一只酒杯摆上了桌。波波夫从自己坐的角落里走出来，坐在司令员身边。

“你的身体怎么样啊，尼古拉沙？”波波夫关切地问道。

“我的身体嘛——好好的，完全调养好了，我健康得很哪。不过，你恐怕得要在仪仗队的哀乐中给我守灵了。”加夫里洛夫回答说，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玩笑。

他们两人，波波夫和加夫里洛夫，是多年的至交好友。早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在奥列霍沃-祖耶沃纺织厂当织布工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搞秘密工作。那里有一条早年不被人注意的克利亚济马河，河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沿路一直通往波克罗夫城，通往波克罗夫的荒野，委员会的委员们常常在那里聚会：这是一群衣不蔽体的青年织布工，他们在那里阅读地下小册子，阅读地下出版物《顿河言论》《星火》，像读福音书一样虔诚。那里有同室工友，有革命集会的与会者，有秘密接头处，有车站旁边的大广场。1905年，就是在这座广场上，大批聚集的工人倒在了哥萨克的子弹和皮鞭下。然后是博戈罗茨克联合监狱。再接下来——有一位职业革命家——流放、逃亡、秘密工作、塔甘转押监狱；又是流放、逃亡、侨居国外、巴黎、维也纳、芝加哥。时间走到了1914年：乌云压城。布林迪西、萨罗尼卡、罗马尼亚、基辅、莫斯科、彼得堡。时间走到了1917年：风暴掀天。斯莫尔尼宫、十月革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炮声轰鸣。一个是罗斯托夫-顿河红色近卫军司令部长官，另一个是图拉无产阶级的首席贵族代表（这是雷科夫讲的一句俏皮话），对于这一个来说，那时是战争、胜利，是对大炮、人们和死亡的指挥；而对于另一个来说，是省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席代表会议、提方案、做报告。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一切，整个一生，全部思想，都是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正义和真理。但是这一个对于另一个永远是尼古拉沙，另一个对于这一个永远是阿列克谢，阿廖什卡，他们两人永远是同志，是织布工，不讲官阶，不讲条令。

“请你谈谈你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尼古拉沙。”波波夫问道。

“你要知道，我得过胃溃疡，大概现在还是这老毛病。知道吗，胃疼，吐血，烧心得厉害，真是太烦人了。”司令员凑近阿列克谢低声说，“派我去高加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胃不疼了，我就去工作，干了半年，结果又开始恶心，疼痛，我再次去了高加索。现在又不疼了。为了试试是否真的治愈了，我甚至还喝了一瓶酒……”司令员话锋一转，说：“阿廖什卡，你也许想喝杯酒吧，打开喝吧。”

波波夫一只手掌托住头，坐着没动，回答说：

“不，我早上不喝酒。你接着说吧。”

“你瞧，我的身体完全好了，”司令员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阿廖什卡，为什么召我到这里来，你知道吗？”

“不知道。”

“来了一封函件，要求我直接从高加索来这里，甚至我都没回家跟妻子见个面。”司令员沉默了一会儿。“真见鬼，我怎么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军队里一切正常，又没有开代表大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哎，你去过高加索吗？那里云蒸霞蔚，真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好地方，我国诗人都把它称作南方。那时候我还搞不明白‘南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去过以后知道了——名副其实，真真正正的南方！……你吃个石榴吧，阿廖沙，我不能吃，我都请那些传令兵给吃了。你怎么样啊？”

司令员一谈到军队，他就不再是当年那个织布工，而是一名统帅和红军将领；司令员谈到奥列霍沃-祖耶沃纺织厂和奥列霍沃-祖耶沃那个时期时，大概没有察觉到他是怎样成为当年爱上了河对岸女教师的那个织布工，给她擦皮靴，为了不使自己的皮靴落上尘土，他打赤脚去学校，到了学校跟前那片小树林时才把鞋穿上。他给她买了一件带蝴蝶结的衬衫，式样很别致，还有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后来他老是跟女教师谈那些小书小册子的，俩人话不投机，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儿，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发生那种风流韵事，女教师最终还是与他断绝关系了。司令员-织布工是个平易近人的好人，善于开玩笑，也善于发现滑稽可笑的事，他跟朋友交谈时也经常开开玩笑。司令员只是偶尔突然想起被莫名其妙地召来莫斯科时，会变得心神不宁。他回想起这次令人费解的召回，笨拙地动了动身子，以当年那个体魄强健的织布工身份说有病的司令员：“当了高官显贵，当了大元帅，也当了参政员！可是连荞麦米粥都不能吃……是啊，老弟，这是中央委员会在拿人耍着玩呢。爱听不听，反正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完，他不做声了。

“尼古拉沙，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怀疑什么呢？”波波夫说道，“你刚才瞎说仪仗队是什么意思？”

司令员没有马上回答，少顷，缓缓说道：

“我在罗斯托夫遇见了波塔普（他用党内代号称1918年“享有盛誉的一群人”中的一位大革命家）。情况就是这样，他说……他劝我做手术，把溃疡切掉或者缝上，他这么劝人难道还不可疑吗？”司令员沉默了片刻。“我感觉自己健康得很，我打心底里反对做手术。我就是不愿意做，我会这样慢慢康复的。现在已经一点儿都不疼了，而且体重也增加了，而且……鬼知道这是搞的哪一出。老大不小的人了，已经都老头子了，高官显贵，可是还老看自己的肚皮，真叫人难为情。”司令员沉默了一会儿，拿起那本打开的书。“我在读托尔斯泰，《童年与少年》，老头儿写得不错，他能体悟生命、流血……流血我见多了，可是……可是我怕做手术，像小孩子那么怕。我不愿意做手术，我会被活活宰杀掉的……老头儿对人类的流血理解得很到位。”

传令军官进来了，打个立正，报告说：司令部来人报告，汽车来接司令了，敬请司令上车前往一号院；传令军官还报告说：又发来一些电报；某某那里来人取从南方捎来的包裹。说完，传令军官把一摞报纸放在桌子上。司令员让他走了。司令员吩咐把大衣准备好。司令员打开一张报纸。在刊登当日重大事件的版面上，一个标题赫然醒目：《集团军司令加夫里洛夫抵达》。第三版上报道说：“为了做胃溃疡手术，暂时离开自己军队的加夫里洛夫今天抵达。”这则简讯中还报道说：“加夫里洛夫同志的健康堪忧。”但是“教授们保证手术会取得良好结果”。

加夫里洛夫——一个革命的老兵，战士，集团军司令，大元帅，曾叱咤疆场，调兵遣将，号令千军，无数人去赴死，去完成战争机器的使命：杀戮、死亡、用鲜血换取胜利——这时靠在椅背上，用手揩了揩额头，凝目看了波波夫一眼，说：

“阿廖什卡，你听见了吧？这不是没有用意的。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接着他大声喊道：“哨兵，拿大衣来！”

这时已经中午11点钟了，微微泛绿的雾霭在城市里四下弥散开去。其实，这泛绿的雾霭在天下这小小的一块地方的上空是看不见的，因为城里房屋林立，城市的机器在轰鸣作响。这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把这座城市里的一切都拧紧了的、极其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从出租货运马车、电车和公共汽车，从各家各户没有整理好的床铺到在沿岸街上列队行进的士兵，到天花板很高的财会大厅里和人民委员办公室里那种庄严的肃静，城市的这台复杂机器洪流般地催赶着人们去开车床、站柜台、跑事务所、赶公共汽车、到户外去。其实，白天这种灰蒙蒙的天空、毛毛细雨、雨雪交加形成的泥泞、发绿的雾霭，在这台机器后面并不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