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和传票是同时到的，是晚上送来的。从七月的那一天起，已经过去七年了，当时乡下正值割草季，天气十分闷热，他们，他和她，去教堂举行婚礼，神父不时朝窗外看看，担心会不会下雨，是否来得及翻晒干草。当时他执意要去教堂，而她在婚礼上老是想集中思想重新回忆自己的一生——但她做不到，她注视着神父和地平线上的乌云：果然下起了小雨，于是神父从教堂里跑出去，到大田里把干草堆成圆锥形的草垛……即使过去了七年，即使现在是晚上：无论是她的双手，无论是她的头，也无论是她整个的人，都不可能不蔫头耷脑，因为时间在流逝，时间在带走一切，况且什么都还不回来，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这个女人三十七岁时才有了爱情，许多东西都已成为明日黄花。男人们在三十七岁这个年龄，仅仅是白天和晚上过得稍稍慢一些而已。

做分手决定就要正确和干脆，快刀斩乱麻，因为没有法院来的信件和传票（上面通常有官方字样“被告”）——一切不经过诉讼程序来结束，一切由时间来结束，也要由强者的权利和她的自尊心来结束。于是应该重新拿起水桶，到井边去打水，浇灌秧苗（在地里播种并看着你所播种的作物不断生长，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她着忙了，想起手提箱里有哪些衣服需要扔掉，有哪些需要随身带走……就让雨燕在外面去飞吧，使空气涌动起来，就像使每年春天涌动起来那样。一切顺其自然吧！

还好，她有事干，她干的事还在前面，有她要忙碌的，她还有未来的生活，——应该生活下去：一定要生活下去！看守人伊万——他就是一个马车夫，一个看院人，他就是——当你对他说福马，而他却回答叶列马的时候，不要每天骂他就成？！他说，现在天一亮轮船就开航，应该半夜动身。于是半夜动身了，伊万赶着大车，缓慢而吃力地走在泥泞中，顶着黎明时方向不定的风，一路上是田野、旷地。天亮了，世间的一切美好都展露出来。在岸上得知，轮船傍晚才开航。伊万唧唧歪歪地哼哧了一阵，摇着脑袋，坚决说，家里的牲畜没有他谁都喂不好，于是便赶车返回。岸边有一座空落落的码头，山上有一个小木屋。一个妇女坐在小木屋的门槛上。折腾了一宿没能睡觉，弄得头晕脑胀，返程也就没能成行。

妇女从小木屋那边喊叫了一阵，他们并排在门槛上坐下来。

“怎么，你们是住在这里的守林人吗？”

“我丈夫是守林人。我们是远乡人。我有四个孩子，四个儿子。”

就这样，这一天——空落落的一天，空落落的码头，还有河边的小木屋以及那个幸福的女人，都留在了记忆中。中午的时候，一切都弄清楚了：那个妇女过得很幸福，她和她丈夫都是霍霍尔[1]，是基辅人，她丈夫人很温和、很善良，给一个德国移民工作了二十年，那个德国人喜欢他的善良（德国人有时打她丈夫，她丈夫也不生气，她丈夫很善良，很温和。德国人甚至准许他饲养自家的母牛）。她在乌克兰有一个女儿，出嫁了，生了孩子，她现在当外祖母了。他的长子现在也做了守林人，结了婚，不过他娶的老婆很糟糕，总是跟别的男人私奔。他打算离婚，他们去乡公所办离婚手续，但乡公所要求付一卢布六十戈比，所以婚没能离成，因为钱不够。其他三个儿子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有一个是共青团员。丈夫有薪水，谢天谢地，伙食费花八个卢布。这个妇女满脸皱纹，像个老蘑菇，穿着红色连衣裙，她感到无比幸福，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心满意足：共青团员，她的儿子，现在搞发掘工作——挖高大的古墓，把那些世世代代以来的棺材挖出来，一天挣三十戈比，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所以这个妇女感到无尽的幸福。山上的小木屋按小俄罗斯人[2]那样收拾得十分整洁，刷的是白石灰粉。坐在俄式火炉旁边会感到闷热，苍蝇很烦人，老是落在门槛上。过午，丈夫和儿子们回来了。吃罢饭，他们像客人那样围桌而坐，从共用的盆里喝鲜荨麻做的汤。男人们不爱说话，喝过汤，画了十字，便躺在屋前阴凉地里睡觉去了。然后叫醒他们起来喝茶：没有茶炊，用篝火把水烧开，就这样坐在篝火旁喝茶。喝完茶，父亲拿起步枪，到森林里去了，儿子们也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去了。老太婆又说起了幸福，说丈夫很温和，甚至打他嘴巴都不还手。午饭后的睡眠使时间匆匆过去了，这个妇女说话声音很轻，很专注，仿佛这间小木屋、她本人、她的事情、她的儿子们和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全部。从来没有人，哪怕内心里，对这个妇女的幸福提出反对意见：一切都无所谓。

轮船在冷漠中鸣响了汽笛，从暮色苍茫的岸边开航了，伴着夜莺的啼叫和轮子拍溅的水声。轮船驶过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县城，这里是乘客下船换乘火车的地方。第二天早晨，突然觉得很奇怪，昨天田野和树木还是绿油油的，而今天这里，火车驶过的地方，却一片灰暗。晚上抵达莫斯科。什么都看不见了。

她下榻在特维尔大街一家旅馆。在这新的一夜里，来这里的荒唐举动又开始合乎逻辑地清晰起来：他们曾经度过美好时光，相爱过，分居过，但她现在无论如何不需要法院判决的摘抄件：关于“某某区法院听取并做出判决”——她摆脱了从前的冷酷无情，获得了自由身，她要为新的爱情绽放。可是她没有收获新的爱情，而他有了新爱。但关于他的新爱，她一无所知，因为他已经有三年不在她身边了。她需要什么？还好，她是农艺师，她自尊心很强！……这天夜里，她难过地哭了，第一次为这些日子而哭泣。

十一点应到达法院，她差五分钟十一点到的。他在门口遇见了她，朝她迎面走去，友好地微微一笑，说道：

“我以为你不会来呢，要是为这些小事远道而来，我把摘抄件寄给你就好了……”他犹豫起来，说他在信中写了什么内容。“给你寄传票过去，我心里觉得也不是滋味，‘被告’这个词很愚蠢，好像你就是受审人似的。对啦，你过得还好吗？情况怎么样？”

她答话说：

“当然，到这儿来跑一趟是挺愚蠢的，不过我还攒了一堆工作上的事。生活照常，工作繁忙。”

“你住在哪里？”

“住在特维尔大街一家旅馆里。昨天晚上到的。”

“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呢？待会儿判决以后我们一起走，我给你搬东西。要知道，我们是朋友。要知道，我们谁也没有错，阿里努什卡，亲爱的……”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明白，她不可能做他真挚的朋友。但她会努力做普通朋友。

法官问：“您多大年龄，叫什么名字，您有什么反对意见吗？您想姓谁的姓？”他，原告，说：“我希望你能保留我的姓。”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热血激荡，她觉得她受到了侮辱。她不知所措地说：

“好吧，我想保留丈夫的姓。”

法官请她签字，并解释说，法院判决书的摘抄件明天才能来取。

“我可以走了吗？”她问法官。

“是的，一切都结束了。”丈夫回答说。

“到你那里取东西吧。”

他们离开了法院，一群被端着刺刀押解的囚犯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我现在要去人民委员部一趟，”她说道，“我的时间都排满了。你明天把摘抄件取回来，给我寄到乡下吧。祝一切顺利。”她伸出一只手来。

他没有跟她握手。他开始激动起来。

“你听我说，要知道，我们相爱过，我们会成为朋友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分手。”

“别忘了给我寄摘抄件，这个我非常需要。当然，我们没有理由争吵。我真的很忙。”她微微一笑，精神饱满地把手一摆。“握握手吧。”

“怎么，一切都完了吗？”他问道。

“看来是这样，”她回答说，“再见，我忙着呢。”

她赶往车站去买票。

就在当天晚上，她坐上了返程列车。列车上一半是空的，与她同在一个包厢的是一个老头儿，穿一件茧绸上衣，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吃着从小篮子里取出来的切成小片的香肠，水是从车站上茶壶里打好带上来的。他们两人都爬到上铺，准备睡觉了。

深夜时分，包厢里进来两个人，满身溅得都是泥，穿着皮靴，皮夹克，拿着公文包，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泥泞和烟丝的气味。看得出来，他们缺少睡眠，而且工作紧张，但精神很饱满。他们的行程大概不远，他们没有脱衣服，打开了窗子，点上烟抽起来，聊着天。

他们聊的是关于合作社方面的事。他们大概是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他们说着关于合作社的失败和胜利；关于合作社的日常生活，实际工作；关于如果经营鞋子和服装，俄罗斯合作社尚不成熟，合作社经营肉食也不成功。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就这样聊着一般的日常事务。后来他们开始谈关于合作社员工，关于店员、收款员、司磅员、看门人，谈了好长时间。他们把合作社的大部分失败都归咎于合作社员工缺乏素质训练。他们把一个如简单道理一样正确的前提搞成这样一个惯例，那就是每一个店员、店铺经理、收款员都是骗子。他们还讨论了如何规避这种事，或者如何减少这种欺诈行为。他们并没有直接用“骗子”这个词，这个词是根据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他们说，每一个员工给自己、给家里拿肉或黄油都不付钱，他们卖什么就拿什么（卖肉很难掌控，因为根本无法检查一头屠宰后的猪能出多少不同等级的肉），甚至管委会成员都有一个“唱圣歌”的习惯，就是说，把这个员工和那个员工偷好的肉“包起来”自己拿走。其中一个交谈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几个长期盗窃的店员公然败露了，当时不知道如何处置他们：给他们结完账，解雇他们，然后送交法庭审判？如此一来，首先是事情被宣扬出去了；第二，换一个同样的人顶替他的位置，而被送交法庭受审者将会咬出所有其余的人。于是就得重新把事情摆平。另一个交谈者证实说，解雇倒不必，是不是可以偶尔用一下这种手段，就是让店员老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让他觉得大家都在怀疑他在捣鬼，因为谁都不愿意被当成小偷。让他整天提心吊胆，处在恐惧的状态中，这样他似乎就没有小偷的坏名声了。

后来，他们，这两个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小车站下车了，走了，走进黑漆漆的夜色，到农村去了。列车颠了一下，上铺的老头儿坐起身，把腿耷拉下来，就这样坐了一小会儿，然后从铺上下来，关上窗户，又在铺上坐下来。

“您没睡吗？”他问道，“您听见他们谈话了吗？关于人的诚实，关于这一点，他们只字没提。这么说，看来还真有这种事。我有点儿搞不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拿人家的东西，从来不懂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您听见他们谈话了吗？谈的不是关于人们，而是关于鬼花招，关于拙劣的手段。”

这时她才明白了她这趟旅行中最本质的东西——河岸上那个妇女一贫如洗的幸福和这场夜间谈话。是啊，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自如的，会被强行塞进一辆破汽车里，这是一辆修理过的汽车，是被诈骗、无知、谎言、爱情（被国家体制、劳动、一块面包束缚住的爱情）弄坏的汽车。或许，幸福其实就在于拮据到甚至离婚时都拿不出一个卢布六十戈比付印花税票，就像住在河岸上那个被束缚住的妇女，——兴许她不觉得受束缚。假如她听了那两个人的谈话，她会感到受了侮辱。那两个人半夜来去匆匆，他们强健有力，身上散发出一股春季道路的泥泞气味和健康气息。人的生活是一种义务，由不得个人支配，被方方面面所束缚……

对面的老头儿已经完全睡醒了，说起话来。他想多说一会儿，就问她去什么地方，在哪里工作。听说她是农艺师，他很高兴，便告诉她，说他是县里的医生。车窗外渐渐露出曙光。她跟他攀谈起来。几天来，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说话——她想说话了。

医生说：他去了一趟莫斯科，他的女儿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工程师。这就是她丈夫的姓。

她问道：“是嫁给格里戈里·安德烈耶维奇吗？”

“是的，就是嫁给了他。”医生回答说，“怎么，您认识他吗？”

她极简短地应了一声，便躺到铺位上，脸冲墙，做出一副想要睡觉的样子。他——这个老头儿——医生——成了敌人：他是小偷，他偷走了……

她下了船。这时她看见山上的小木屋不见了，那里只剩下一个烧坏的炉子和几根没有燃尽的原木。人们给她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这座小木屋里的人家是一窝劫匪，他们劫道杀人，是一个移民家庭，小俄罗斯人，有父亲，四个儿子，还有母亲。警察来抓捕他们的时候，他们开枪射击，连十一岁的小儿子，还有他母亲，那个老太婆，都会开枪。在对射中，父亲和四个儿子被击毙了。于是，老太婆放火烧了小木屋，她自己也被烧死了。当给他说福马的时候，他总是说叶列马的那个伊万，一路上都在滔滔不绝地叙述已经变成了传说的对射的细节，百般痛骂那些劫匪。

加斯普拉1925年5月

[1]原意为：一撮毛，旧时乌克兰男人光头囟门上留一绺头发，被蔑称为一撮毛。

[2]乌克兰人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