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30年后，另一场“大战”拉开了帷幕，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天才令这一战格外夺目。与一个世纪前类似，此时的法国再次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同敌人，遭到他们的联合对抗。不过这一次过程有所不同。许多人支持革命中的法国，但他们并非一国领袖，也不能支配国家武装力量。

不过，即使法国被各国视作“瘟疫”而陷入重重阻隔，只能孤军作战，它还是成功地击退了试图扼杀革命的联军，甚至让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将战火烧遍欧洲，最终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军事主宰。这一成就得益于多重有利条件的推动。

首先，法国公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是这些有利条件产生的基础。军队充分发挥个人的战术意识和主动性，有效地弥补了其缺乏正规训练的劣势。他们的新战术流动性很强，简单却又极其实用——他们能够以每分钟120步的速度作战，而他们的敌人只有每分钟70步。在机械能够大幅提升军队行军速度之前，这种基本的速度差异至关重要，它使法国能够快速转移和重组其打击力量。用拿破仑的话来说，法国人可以在战略和战术上“以速度乘以数量”。

其次，法国将军队分为固定的“师”——把军队分成若干可以独立行动的部分，虽然他们独立作战，但也能合作实现目标。18世纪40年代，布尔塞首先提出这一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应用于实践。1759年，德·布罗伊元帅成为法军总司令后，官方正式接受了这一理论。后来极具创新精神的法国军事思想家吉伯特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改良，并在1787年的军队改革中加以应用，那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前夕。

再其次，由于补给体系混乱及革命军自由散漫，法军不得不回归传统的方式——“就地取食”。但军队分成若干个师后，这种做法对军队效率的影响比过去要小。以前必须先集合军队才能行动，而现在各师在搜集粮食、自给自足的同时也能执行军事行动。

最后，由于辎重的负担减轻了，法军比以前更具机动性，能够在山地或森林间自由移动。而且由于没有弹药库，也没有补给车为他们运送食物与装备，当他们遇到拥有这种直接补给的敌人时，饥饿且衣衫褴褛的他们会朝敌人的后方猛扑过去。

但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来源于他对军事史的研究，以及18世纪最杰出和具有创新性的军事思想家和作家布尔塞与吉伯特伯爵的影响。从布尔塞那里，他学会了先有计划地分散自己的兵力，诱使敌人也分散兵力，然后再迅速集结自己的军队。他还意识到了“多岔计划”的价值，在一条可以威胁到多个目标的路线上行军。实际上，他的第一次战役计划，就是基于半个世纪前布尔塞的策略而制定的。

从吉伯特伯爵那里，他认识到了军队的机动灵活是至关重要的，而军队按师级单位独立后将具有极大的潜力。吉伯特伯爵曾写道：“在不暴露的情况下行军；在包围敌人时不要被冲散；在不暴露自己侧翼的情况下从侧翼攻击敌人。”这句话完美概况了比他晚了一个时代的拿破仑的战术思想。吉伯特伯爵还提出从后方进攻以打乱敌人的平衡，这在后来成了拿破仑的常用手段。从吉伯特伯爵这里，拿破仑还学到了集中机动炮火力量粉碎敌军前线的关键点，形成突破口。此外，正是吉伯特伯爵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推动的军事改革为拿破仑提供了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吉伯特伯爵曾预言未来会发生革命，并会由一个成长于革命国家的人所推进，这点燃了青年拿破仑的幻想与雄心。

虽然拿破仑在吸收了诸多思想后没有进行新的补充，但他充分实践了这些思想。如果没有他活力十足的应用，新的机动性理论可能仍然只是空谈。由于他所受的教育与他的天性相吻合，再加上时代环境的助推，所以他能够充分利用“师”制的优势。在战略层面，拿破仑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很好地结合了许多战略，并扩大了它们的应用范围。

1792年，法国人在瓦尔密和热马普第一次击败了试图入侵的敌人。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胜利反而让法国和大革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路易十六被处决后，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和撒丁王国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迫使法国人民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力和所有的人力物力来应对。虽然这些入侵者既缺乏目标也缺乏技巧，但法国的处境还是越发危险，直到1794年，一场戏剧性的逆转才改变了整个局势，入侵者被迫撤退。此后，法国开始从被入侵的一方转为侵略他国的一方。入侵者之所以会撤退，是因为法国采取了一条绝对的间接路线。虽然其目标模糊且有限，也称不上是战略杰作，但这件事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正是它助法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时，双方主力在里尔附近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没能分出胜负。远在摩泽尔河的儒尔当奉命集结一支突击部队，一路向西穿过阿登山脉向列日和纳穆尔推进。由于缺乏补给，军队忍饥挨饿，只能靠从乡下就地获取的补给生存。抵达纳穆尔后，儒尔当依靠少量情报和远处的枪炮声推断，法军主力的右翼已经在沙勒罗瓦的交战中失利；因此，他大胆地放弃了纳穆尔，转而向西南方向沙勒罗瓦和敌人后翼进发。正是因为这一改变，沙勒罗瓦要塞投降。

儒尔当并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他只是本能地向敌人的后方行军，不像拿破仑及其他伟大的统帅们那样，精心计算后才会如此行动，但最终他和他们取得了一样的结果。在儒尔当的威胁下，反法联军的总司令科堡亲王匆匆折返，并不断集结附近的所有部队去进攻儒尔当。

这场被后世称为弗勒鲁斯之战的著名战役非常激烈，法军通过战略使敌人失去了平衡，并诱使敌人只能以一小部分兵力进攻，从而获得了不可估量的优势。当这一小部分敌人被击退后，反法联军全面撤退了。

此后，法国人反过来成为入侵者，尽管他们有着人数优势，却未能在横渡莱茵河的主要战役中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他们甚至还因为敌人的间接路线而遭到了打击。1796年7月，在面对儒尔当和莫罗两支军队的推进时，查尔斯大公决定“不直接交战，撤退自己和瓦滕斯勒本的部队，并寻机使两军会合，以在兵力上超过或至少匹敌任一敌军”。由于敌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实施这种“内线”战略，他甚至一度打算放弃阵地以谋求生机。但是，法军忽然改变了路线，这给了查尔斯大公一个大胆行动的机会。他的骑兵旅长瑙恩多夫在侦查后发现，法军没有正面攻击查尔斯大公的战线，而是全力进攻瓦腾斯勒本。瑙恩多夫立刻对大公说：“如果殿下愿意带领1.2万人进攻儒尔当的后方，敌人必败无疑。”虽然查尔斯大公不像瑙恩多夫建议的那样大胆，但这已足够摧毁法军的攻势了。儒尔当很快被击败，只好渡过莱茵河撤退，而这又迫使莫罗放弃了他在巴伐利亚取得的进展。

不过，法军在莱茵河附近的两次失败并没有对整个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真正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整个战争的次要战场意大利境内，那时拿破仑通过间接路线，将危险的防御转化为决定性的胜利。两年前，他在该地区担任参谋时，就根据1745年的计划构思了新策略，并在后来在巴黎根据之前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计划。这也说明，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拿破仑在军事研究上的启蒙导师们塑造了他的军事思想。虽然他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他在土伦围城战指挥炮兵时不过24岁，担任“意大利军”总司令时也不过26岁。年轻的拿破仑在短短几年间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但此后他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反思。他充满活力，但思想并不那么深邃，因而没能创建任何清晰的战争哲学。若试图从他的现存著作中寻找他实际应用的理论，则会发现这些理论分散在各处，所以很容易被后来几代崇拜他的士兵们错误地解读。

这种错误解读的趋势以及拿破仑早期经历所产生的影响，充分体现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拿破仑有一句最经常被引用的话：“作战的原则与围攻的原则是一样的。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上，一旦出现缺口，敌人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剩下的就不足为虑。”但后来的理论家只关注到了“集中一点”，却忽视了“打破平衡”。前者只是一个比喻，后者则是心理结果，有了这一结果才能确保“剩下的就不足为虑”。拿破仑在战役中的战略路线说明了他自己的重点在何处。

“集中一点”这个词造成了诸多困惑和争议。有一派学者认为，拿破仑的意思是必须集中打击敌人最强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一旦敌人的抵抗主力被击溃，其余部分便不足为惧。这个论点忽略了作战的成本，胜利者届时可能会因筋疲力尽而无法扩大战果。这样一来，即便敌人被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也可能比原来更强。另一派学者虽注意到了“经济用兵”这一理念，但仅关注了初始成本，主张进攻应该瞄准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但明显薄弱的地方要么是远离军队的指挥中枢，要么是故意保持薄弱以引诱进攻者掉入陷阱。

拿破仑在战争中对这一格言的实践阐明了他的意思，他真正所指的不是“点”，而是“关节”。在他军事生涯的这个阶段中，他坚持“经济用兵”，绝不浪费有限的兵力打击敌人最强的部分，而关节既至关重要又非常脆弱。

还有一句话也经常被引用：“奥地利是我们最顽强的敌人……若将奥地利击溃，西班牙和意大利便会自行瓦解。我们不能分散火力，而要集中火力。”后人常用这句话为自己鲁莽地集中火力攻击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辩护。但是依据包含这句话的备忘录全文可知，拿破仑并不支持直接进攻奥地利，而是想利用皮埃蒙特附近的边境军队采取间接路线进入奥地利。在他的构想中，意大利北部是通往奥地利的走廊。在这个次级战场里，他按照布尔塞的指导，计划先击败较弱的敌人撒丁王国，然后再对付较强的敌人。但在实际行动中，他的路线更加间接且方式巧妙，因为现实让他不得不调整目标。在刚刚取得初步胜利时，他曾告知政府：“我希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到达蒂罗尔的山区，在那里与莱茵河的军队会合，然后将战火烧至巴伐利亚。”虽然他的计划没能实现，但他却因祸得福发现了真正的机会。通过在意大利引诱奥地利军队对他发起连续进攻，他击败了奥军，在12个月后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奥地利。

当拿破仑在1796年3月取得“意大利军”的指挥权时，他的军队分散在热那亚里维埃拉一带，而奥地利和撒丁联军则控制着通往山后平原的隘口。拿破仑的计划是穿过山区向塞瓦要塞发起两次攻击，一旦占领这一通往皮埃蒙特的关键点，就继续推进至都灵，迫使撒丁王国单独议和。他希望奥地利军队待在他们的冬季营地里，但如果奥军没有如他所愿，他就会佯攻阿奎，逼奥军向东北方撤退。

虽然他成功实现了将两支敌军分开的目标，取得了初步优势，但那完全是偶然，而非他的计划得当。奥军发起的一次进攻为他创造了机会，当时奥军试图前进以威胁拿破仑的右翼，并阻挠法军进入热那亚。拿破仑抓住机会发起反击，猛攻奥地利先锋部队的关节处，然后又在同一个位置两次突击，迫使奥军退回阿奎。

与此同时，法国的主力部队正向塞瓦推进。4月16日，拿破仑鲁莽地发起了直接进攻，试图夺取塞瓦，结果遭遇失败。18日，他改变计划，打算进行迂回包围，并调整了补给线使其远离奥军的干扰；结果，撒丁军队在拿破仑进攻前就自行撤退了。在追击他们时，拿破仑直接进攻了撒丁防守坚固的阵地，结果再一次遭遇惨败。但当他准备采取其他行动时，撒丁的两翼又开始后撤，并匆匆退入平原。

在撒丁政府看来，法军向都灵进军的行动严重威胁了他们的生存，而奥地利也没能兑现以迂回路线支援他们的承诺。因此，惶恐不安的撒丁人选择直接求和，退出战争。

没有哪个指挥官的第一次战役比此战更能证明时间的重要性了：如果撒丁人再坚持几天，拿破仑就会因缺乏补给而不得不后撤至沿海地区。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但从拿破仑当时的感想中，便可知他充分意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将来我可能会失去一场战斗，但我绝不会失掉任何一分钟。”

现在敌人只剩下奥军，人数2.5万到3.5万人。拿破仑的兵力比他们多，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不直接推进。在撒丁王国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拿破仑决定向米兰前进，走的是托尔托纳到皮亚琴察这条间接路线，以直接抵达米兰的后方。他成功地诱骗奥地利军队相信他要向东北方向推进，当奥军在瓦伦扎集结时，他转而沿着波河的南岸向东进军，一路上绕过了奥军所有可能的战线，到达了皮亚琴察。

为了获得优势地位，他毫不犹豫地入侵了中立的帕尔马公国，因为皮亚琴察位于其境内。此外，由于缺乏合适的渡河工具，他还希望能在那里找到船只和渡口。但讽刺的是，由于他对中立权的漠视，他反而为奥地利军队的逃脱提供了机会。当他转向北方攻击奥地利军队的后方时，奥地利军队立即决定穿过一片狭长的威尼斯领土撤退，从而保全了自己。威尼斯在当时是中立国，但由于拿破仑已开了先河，所以奥地利军队也踏上了中立国的领土。尽管拿破仑试图利用阿达河作为屏障阻止奥军撤退，但奥军已经逃离了他的掌控，躲进了曼托瓦及著名的四边形堡垒中。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拿破仑在一个月内侵入奥地利的梦想越来越不现实。法国政府担心他的行动风险太大，而且国内资源也濒临枯竭，因此命令他进军里窝那，并“清空”途中的四个中立国——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掠夺它们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以至于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

然而，从军事角度来看，拿破仑的行动自由受限反而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被迫推迟追求他的目标，在敌人的影响下，他调整了自己的目的和方法，直到双方的力量差距足够大，使他有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雷罗对此评论道：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在描写拿破仑在意大利的第一次战役时，常常过分强调他的进攻行动。他们认为拿破仑之所以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是因为他兼具好运与勇气，一次又一次地进攻。但是，如果不偏不倚地研究一下这场战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交战双方曾轮流进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发起攻击的一方都失败了。

与其将拿破仑的胜利归功于他的设计，不如归功于环境。曼托瓦成为一个诱饵，吸引奥地利支援部队陆续离开他们的基地，落入拿破仑的陷阱。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将领相反，拿破仑并未选择在设防坚固的阵地中驻扎，而是保持了军队的高度机动性，使其松散、广泛地分布，以便在任何方向都能集合。

当奥地利军队第一次尝试救援曼托瓦时，由于拿破仑不愿意放弃围困，法军陷入了危险之中。直到他暂时放弃围攻，才利用他的机动性在伽斯底里奥内击溃了奥地利军队。

现在，拿破仑奉政府之命穿过蒂罗尔，与在莱茵河附近的主力部队协同作战。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抓住机会，大举东进，穿过瓦尔苏加纳，进入威尼斯平原，然后西进，意图解救被围的曼托瓦。但是拿破仑没有继续向北推进，也没有退到曼托瓦，而是翻山越岭紧追奥军，用自己的间接路线反击敌人的间接路线，且比他们的目标更具决定性。在巴萨诺，他追上并击溃了奥地利军队的后半部。当他到威尼斯平原追击另一半奥地利军队时，他指挥部队将奥军赶出的里雅斯特，并切断他们撤退至奥地利的路线。奥军此时只能进入曼托瓦，这样，他们就彻底成了拿破仑的囊中之物。

不想一次性损失如此多部队的奥地利不得不再次出兵救援。这次，由于战术过于直接，拿破仑反而损害到了他的战略的间接性（后来他还犯过几次类似的错误）。当阿尔文茨和达维多维奇的军队逼近他包围曼托瓦的支点维罗纳时，拿破仑猛攻实力更强的阿尔文茨军队，结果在卡尔迭罗大败。但他没有撤退，而是选择了一条大胆的路线，从阿尔文茨的南方远端绕到其后方。那时他的情绪相当低落，从他写给政府的报告中可见一斑：“军队的虚弱和疲惫让我害怕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发生。我们也许即将失去意大利。”

虽然沼泽和河流的存在延缓了拿破仑的行进速度，并增加了他的行动风险，也同样打乱了敌人在维罗纳对他的包围计划。当阿尔文茨向他袭来时，达维多维奇并没有出动。在阿尔科拉，面对占有兵力优势的阿尔文茨，拿破仑在双方激战中突然采用了一种他很少使用的策略：他派遣几名号手潜至奥地利军队的后方吹响冲锋号。几分钟之内，奥地利军队就溃退了。

两个月后，也就是1797年1月，奥地利军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解曼托瓦之围，但在里沃利被击败——在那里，拿破仑宽松的军队组织形式几乎完美地发挥了作用。他的部队就像一张大网，每个角上都系紧了石块，一旦有敌人落入网中，所有的“石头”就会向他们一齐砸去。

这种防卫阵形一旦受到敌人的冲击，就会立刻集中起来发动反击。这是拿破仑对新的军事组织形式的创新发展——根据这种新的形式，军队被永久地分成若干个独立移动的部分；它不像以前那样将军队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只在需要时才临时分成小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的军队组织形式在他后来的战争中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作战方阵，即用军团取代师。

从表面上看，里沃利之战是拿破仑的“网”粉碎了奥地利军队的侧翼迂回；实际上，拿破仑的大胆行动才是瓦解奥军抵抗的关键因素。一支两千人的部队乘船渡过加尔达湖，忽然出现在奥地利人的撤退路线上，这让曼托瓦的奥军彻底放弃了抵抗。奥地利人在保卫自己国家的第一道门户时，就已经消耗掉了几乎所有的军力，等到拿破仑迅速逼近国内时，他们已再无抵抗的力量。因此，奥地利只能求和，此时法国主力部队仍在莱茵河西边几英里外的地方徘徊不前。

1798年秋，俄国、奥地利、英国、奥斯曼帝国、葡萄牙、那不勒斯和罗马教廷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以摆脱之前的和平条约的束缚。拿破仑当时还远在埃及，当他回国时，法国已经陷入低谷，野战军疲惫不堪，国库空虚，人民参军的意愿也不足。

回国后，拿破仑先是在政变中推翻了法国政府，成为法国的“第一执政官”，然后立刻下令在第戎将所有能用的本土部队全部集结，组成一支预备部队。但是，他没有让这支部队去增援莱茵河主战场，而是选择了所有间接路线中最冒险的一条——绕一个极大的弯，突袭在意大利境内的奥地利军队的后方。

当时，法国在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不仅兵力微弱，还蜷缩在意大利西北角靠近法国边境的区域。拿破仑本打算借道瑞士，通过卢塞恩或苏黎世抵达圣哥达山口，进而南下意大利甚至直抵蒂罗尔地区。但是，“意大利军”处境艰难的消息使他选取了一条更短的路线，即通过圣伯纳德山口前进。

1800年5月的最后一周，当拿破仑从伊夫雷亚的阿尔卑斯山中跃出时，他仍然处于奥军的右侧。不过，他没有立即向东南方去增援被困在热那亚的马塞纳，而是派他的先头部队向正南方向的凯拉斯科前进，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他则在此掩护下率主力部队向东朝米兰前进。

拿破仑没有在他常说的面对亚历山德里亚西方的“敌人的天然位置”迎敌，而是在奥地利军队的后方获得了一个“天然位置”作为战略阻塞，这正是他采取迂回战术冒险打击敌军后方的关键目的。因为这个位置本身就是一处天然的屏障，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支点，使他能有效阻截敌军。当敌人的撤退路线和补给被切断后，他们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混乱地向拿破仑所在位置反冲，而这样的敌军更易于对付。可以说，提出战略阻塞概念是拿破仑对间接路线理论的最大贡献。

在米兰，他堵住了奥地利军队两条撤退路线中的一条。现在，他又把封锁线从波河以南延伸到斯特拉德拉隘口，切断了奥军的另一条撤退路线。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部队去实现他的想法——因为他只有3.4万人，虽然他此前要求莱茵河方面的军团穿过圣哥达山口前来支援，但莫罗不大情愿，这1.5万人的支援部队也迟迟未到。他越来越担忧封锁线太过薄弱。更不幸的是，热那亚的投降使他失去了“固定”敌军的策略优势。

此时的拿破仑不确定奥地利军队会走哪条路线。他担心敌人可能会退到热那亚，并在那里从英国海军处获得补给。他认为敌人比他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因此他离开了斯特拉德拉的“天然位置”，选择向西推进以侦察敌情，同时还派德赛率一个师切断从亚历山德里亚到热那亚的道路。

但是，6月14日，奥军忽然从亚历山德里亚离开，并出现在马伦戈平原与他交战。那时，拿破仑只带着部分军队，陷入了不利的局势。这场战斗一直没能分出胜负，甚至当德赛的分遣队返回后，也只能让奥地利军队后撤一小段距离。但是，拿破仑的战略地位使他拥有了谈判的砝码，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奥地利指挥官同意将部队撤离伦巴第，撤退到明乔河之外。虽然在明乔河之外双方还偶有交战，但马伦戈之战影响了奥地利的士气。六个月后，法国和第二次反法同盟达成了停战协议。

在经历了几年不稳定的和平后，法国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拿破仑战争。1805年，拿破仑的20万大军集结在布洛涅，虽然看似威胁英国海岸，但突然改变方向，直奔莱茵河。如今，我们仍不知道拿破仑当初是真的打算入侵英国，还是只想为他迂回进入奥地利打掩护。目前看来，拿破仑很可能是按照布尔塞的原则制订出了一个“多岔计划”。当他决定走东线时，他料想奥地利会像往常一样，派一支军队进入巴伐利亚去封锁黑森林的出口。在此基础上，他计划绕过他们的北翼，渡过多瑙河，到达莱希河，在奥军的后方截断他们的退路。这是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在斯特拉德拉的迂回战略——拿破仑本人也曾向部下强调了这两次的相似之处。此外，由于拥有军力优势，拿破仑可以在拦截防线建立后，将其转化为移动的屏障。这样，当他逼近奥地利军队后方时，乌尔姆的奥军便不战而降了。

在消灭了这个弱小的敌人之后，拿破仑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对付库图佐夫领导下的俄国军队。这支军队穿越了奥地利并集结了几支奥地利小分队，刚刚到达因河。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威胁，比如刚从意大利和蒂罗尔撤回的其他奥地利军队。

现在，拿破仑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因他的军队规模过于庞大而遭遇不便。庞大的军队根本挤不进多瑙河与西南山区之间的狭窄空间，因此拿破仑根本无法采取局部的间接路线接近敌人，也没有时间在乌尔姆进行大范围的迂回行动。而俄军则要灵活得多，只要他们留在因河上，他们就处在一个“天然位置”上——像一个盾牌一样，不仅保卫着奥地利的领土，而且也可以掩护其他奥地利军队从南方通过卡伦西亚与其会合，强有力地抵抗拿破仑的军队。

面对这一问题，拿破仑使用了一系列最微妙的间接路线，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将俄国军队尽可能地向东驱赶，从而将他们与正从意大利返回的奥地利军队分隔开。因此，他一边率军直接向东朝库图佐夫的部队和维也纳方向推进，一边派莫蒂埃的军队沿着多瑙河北岸推进。这一举措威胁到了库图佐夫与俄国本土间的交通和补给线，迫使库图佐夫的部队不得不斜向东北方撤退至多瑙河上的克雷姆斯。接着，拿破仑又派缪拉快速穿过库图佐夫的新战线，朝维也纳前进。在兵不血刃地占领维也纳后，缪拉又受命朝北方的霍拉布伦进发。因此，拿破仑先是威胁了俄国军队的右翼，现在又威胁了他们的左后方。

然而，由于缪拉错误地同意了临时休战，这一行动并未能彻底摧毁俄国军队。不过这至少也足够迫使俄军匆忙朝东北方向的奥尔米茨撤退——这里已经很接近俄国的边境了。现在俄军虽然与奥地利援军分开了，却离本国军队更近了，且在奥尔米茨得到了一大批援军，再逼迫俄军撤退只会加强他们的力量。此外，由于普鲁士即将参战，时间也越来越紧迫。

因此，拿破仑用了一条心理上的间接路线，通过巧妙地显示自己明显的人数劣势诱使俄国军队发动进攻。面对8万敌军，拿破仑故意只在布伦集中了5万人，还从那里又分出一支小分队向奥尔米茨推进。除了故意示弱，他还向沙皇和奥地利皇帝递出求和的意向。敌人上钩后，拿破仑当着他们的面退到了奥斯特里茨——这是一个适合他布设陷阱的天然位置。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采取了很少使用的战术间接方法来抵消他在战场上同样罕见的人数劣势。他引诱敌人拉长左翼攻击他的撤退线，然后派自己中部的兵力集中打击敌人脆弱的关节，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的24小时内，奥地利皇帝便请求讲和了。

几个月后，当拿破仑转而对付普鲁士时，他在人数上几乎是普鲁士的两倍，且他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强大，而普鲁士军队则缺乏训练、观念陈旧。这种确定无疑的优势对拿破仑的战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对他后来的战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1806年，他仍然寻求并最终获得了出其不意、先发制人的优势。为了实现目标，他把部队驻扎在多瑙河附近，然后从那里迅速向北，利用图林根森林作为掩护。接下来，他突然走出森林，进入了远处的开阔地带，带领作战方阵径直向敌人的腹地前进。因此，拿破仑迅速地抵达了普鲁士军队的后方。在耶拿，他包围并击溃了普军，他主要依靠的是他的人数优势，而他的位置对普军士气的影响则纯属偶然。

此后，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与俄军遭遇时，拿破仑的目的就只剩下一个：将敌人逼上战场。他相信，只要敌人走进战场，他的军队便会压垮敌人。他仍然会迂回到敌人的后方，但更多的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脱，以便将他们吞下，而不是为了打击他们的士气，使其更容易被嚼碎。此时，他采用的间接路线虽然和以前一样都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目的只是在物质上“牵制”敌人，不再具有打击敌人士气的心理作用。

因此，在普乌图斯克的迂回行动中，拿破仑的目标是把俄国军队引向西，这样当他从波兰向北推进时，就可以切断俄军与俄国的联系。但俄国军队逃出了他的陷阱。1807年1月，俄国军队主动向西移动，在但泽与剩余的普鲁士军队会合。拿破仑快速抓住机会想要切断他们与普鲁士的联系，然而，他的命令落入了哥萨克骑兵手中，俄军得到消息及时撤退。于是拿破仑直接追击他们，发现他们正在埃劳调整战线，准备正面迎击。拿破仑虽然以一个纯粹的迂回战术绕到了他们的后方，但由于暴风雪的干扰，他只是重创了对手，却没能彻底击溃对手。

四个月后，双方都恢复了元气，俄军忽然向南进攻海尔斯贝格，拿破仑则率作战方阵向东进发，打算切断俄军与他们最近的基地柯尼斯堡的联系。但这一次，他太渴望战斗了。他的骑兵沿行军路线的侧翼进行侦察后，报告说俄军在弗里德兰占据了一个设防严密的阵地，拿破仑竟直接率军攻了过去。经过战斗，他确实拿下了这片阵地，但不是靠出其不意或部队机动性，而是靠纯粹的力量——也就是他的新型炮兵战术，即用大量火炮集中攻击敌军的一个特定点位。这一战术后来逐渐成为他所有战术的主要动作。虽然在弗里德兰以及在后来的战役中，这一战术确保了胜利，却不能减少伤亡人数。

令人惊讶的是，1807—1814年的情形与1914—1918年的情形非常相似，那时优势兵力都遭到了肆意挥霍——且恰好都与密集的炮火覆盖有关。也许，是奢侈滋生了浪费，这种心理与经济用兵的心理恰好完全相反。想要经济用兵，就要出其不意且机动灵活。拿破仑的战略战术造成的结果就可以证明这一假设。

拿破仑利用他在弗里德兰的胜利增强他的个人声望，试图诱使沙皇脱离第四次反法同盟。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过度冒险，甚至将自己的优势和帝国置于危险之中。他对普鲁士的苛刻条款使和平并不稳定，他对英国的政策将英国逼至亡国边缘，他的侵略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成为他的敌人。这些都是大战略中的基本错误。

英国的约翰·摩尔爵士快速地突袭布尔戈斯和法国军队在西班牙的交通补给线，打乱了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计划，给了西班牙人民时间和空间来积蓄力量反抗法军，从而使伊比利亚半岛从此成为拿破仑身上一处久久不愈的溃疡。最重要的是，这是拿破仑不可阻挡的攻势第一次受阻，其产生的士气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拿破仑没有时间来弥补这些错误，因为普鲁士可能撕毁和约，奥地利也可能重新出兵，他不得不返回。很快，奥地利就开始行动了，在180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又一次在兰茨胡特和维也纳试图迂回到敌人的后方，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拿破仑失去了耐心，决定发起直接进攻，结果在阿斯珀恩-埃斯灵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败。虽然他在六周后的再次直接进攻取得了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但代价却很大，由此获得的和平也不稳定。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

现在拿破仑有两年的时间来割除并治愈“西班牙溃疡”。由于摩尔爵士的干预，拿破仑没能在早期控制炎症，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威灵顿阻止了他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伤口化了脓，毒素不断扩散。法军虽然多次打败了西班牙正规军，并对其持续打击，但这些彻底的失败却反倒对西班牙有利：这使得西班牙人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游击战中。一个无形的游击队网络取代了一个脆弱的军事目标，指挥行动的人也由因循守旧的西班牙将军变成了勇于进取和突破传统的游击队领袖。

可以说，西班牙和英国最大的不幸便是曾短暂地成功组建新的常规军，但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被击败了。当法军驱散他们的时候，也同时驱散了自己的好运。毒素没有汇聚，而是再次扩散。

在这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中，英国最大的作用是火上浇油，推动西班牙游击队发展壮大，以相对较小的军事代价让法国承受巨大的牵制。在战争中，英国与欧洲大陆上的盟友共同作战，也派了远征军漂洋过海打击法国的海外领土，但因为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太遥远，这些行动无法对法国产生影响。与英国在西班牙取得的成效相比，这些行动的成效几乎微乎其微，甚至还是负面的。不过，从国家政策和繁荣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派出第二批远征军很有意义，将开普殖民地、毛里求斯、锡兰、英属圭亚那和几个西印度群岛纳入了英国版图。

但是，由于历史学家一向痴迷于战争，因此英国在西班牙的间接路线大战略的真正价值被忽视了。事实上，若只关注半岛战争中威灵顿的全部战役和围攻，那么英国所取得的成果将毫无意义。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为纠正这种倾向和谬误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主要研究的是英国军队的地方史，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重视西班牙游击队在战争中的关键影响。

虽然英国远征军是造成这种影响的重要基础，但战斗是威灵顿所有的行动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在五年的战役中，直至法军被赶出西班牙，威灵顿总共只损失了大约4.5万人，包括所有死亡、受伤和被俘的人，而马尔博认为法军在此期间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正是游击队对法军的不断骚扰，才使法军损失了大量的兵力，使其力量消耗殆尽，士气也跌至谷底。此外威灵顿使法国军队无法从西班牙获得补给，迫使法军不得不撤退以避免饿死。

最重要的一点是，威灵顿在战争中根本没有过几次交战。传记作家通常认为实际的“常识”就是威灵顿的性格和观点的基础，这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吗？最近有一位传记作者这样评价：“直接而狭隘的现实主义，就是威灵顿的根本性格，它导致了他的局限性和失败。但在更高的层面，它又代表了天才。”威灵顿在半岛的战略证实了这句话。

虽然英国远征军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其最初只是从英国主力部队中分出的一小支军队，在斯海尔德河任务失败后被抽调出来。英国政府原本想要派其挽救葡萄牙，而不是使“西班牙溃疡”恶化，更谈不上在大战略层面上产生影响。然而，威灵顿认为：如果葡萄牙军队和民兵能得到两万英军的增援，法国就需要派遣多达十万人才能征服葡萄牙，而如果西班牙人继续抵抗，法国将无法调用如此多的兵力。换句话说，这可能意味着两万名英国士兵将足以牵制近十万名法军，减轻奥地利主战场的压力。

尽管英国远征军未能直接支援奥地利，但从葡萄牙的角度来看，它在保护葡萄牙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然而，在牵制拿破仑和使英国获得优势上，它的效果远比预想的要大。

1809年4月，威灵顿率2.6万名英军到达里斯本。法军分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部分是因为西班牙起义，部分是因为摩尔突袭布尔戈斯并撤退到了科伦纳。内伊试图征服半岛西北角的加利西亚，但徒劳无功。在内伊以南，苏尔特驻扎在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他的军队分成了若干支队，分散在各处。维克多驻扎在梅里达的周围，正对通往葡萄牙的南线。

得益于占据了中心位置、出其不意和敌人比较分散这三个有利因素，威灵顿首先向北移动对付苏尔特。尽管他未能按计划切断苏尔特最南边的支队，但他在苏尔特集结部队之前就令其自乱阵脚。威灵顿通过杜罗河上游的渡河行动，干扰了苏尔特的部署，并在战斗初期就迫使苏尔特偏离其天然的撤退路线。像1675年的杜伦尼一样，威灵顿在敌人会合之前就瓦解了他们的抵抗。苏尔特被迫穿过荒凉的山区向北撤退到加利西亚，一路上他的军队疲惫不堪，折损的兵力甚至超过了在战斗中死亡的人数。

然而，威灵顿的第二次行动既不怎么顺利，手段和目的的配合也不那么融洽。在苏尔特“失踪”后，留在梅里达的维克奉命撤退到塔拉韦拉，在那里可以控制直通马德里的道路。一个月后，威灵顿决定沿着这条路向西班牙的心脏马德里进军——这无异于自投罗网，因为所有在西班牙的法国军队可以通过最容易的路线会合，全力攻击他的军队。此外，法军在中心枢纽集合后，交通补给线可以形成网络，而当他们分散时，这些交通线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威灵顿只带着2.3万人前进，软弱的奎斯塔带领同等数量的西班牙军支援他，而维克多逐渐后退，接近了另外两支在马德里附近的法国部队。法军的全部兵力可能超过10万人，如福蒂斯丘所说，这“纯属偶然，而非刻意设计”：内伊、苏尔特和莫蒂埃的军队正从北向马德里移动。由于奎斯塔的犹豫不决及他自己的补给不足，威灵顿没有成功解决维克多的军队，而维克多很快又得到了从马德里赶来的约瑟夫·波拿巴的增援。现在，轮到威灵顿被迫撤退了，幸好他在塔拉维拉打赢了防御战。

在奎斯塔的反对下，威灵顿没有再次前进；这对他来说反倒是一件幸事，因为苏尔特此时已经准备袭击他的后方了。由于来时的路已经被切断，威灵顿不得不从塔霍河以南绕过去；一路上，兵士筋疲力尽，死伤惨重，士气也十分低落——幸好法军因为缺乏食物没有追击。

至此，1809年的战役结束了，威灵顿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西班牙正规军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处——摩尔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劳苦功高，威灵顿被封为子爵，这激励了他在第二年做出更大的贡献。

1810年，随着奥地利实现和平，拿破仑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1812年为止。这两年是半岛战争的关键时期。法军未能实现其目标，这个事实比他们随后在1812年和1813年的失败或威灵顿的胜利更具有历史意义。英国的胜利本质上得益于威灵顿对军事经济因素（即法国有限的资源）的精准计算，以及他建造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从根本上看，威灵顿的战略是采取间接路线打击敌人的军事经济目标。

在主要战役开始前，威灵顿一如既往地得到了西班牙正规军的援助。他们在冬季发起了战役，但被法军彻底地击溃和驱散了，法军因此更广泛地分布在西班牙境内，并入侵了南部富庶的安达卢西亚省。

拿破仑现在远程指挥，到1810年2月底，他已经在西班牙集结了近30万人，还有更多的军队正在赶来。其中6.5万人由马塞纳统领，负责将英军赶出葡萄牙。虽然看起来人数很多，但这只是法军总兵力的一小部分。这也有力地体现了西班牙游击问题的严重性。威灵顿的军力则较弱小，即使把英国训练的葡萄牙军队算上也只有5万人。

马塞纳从北边入侵而来，但他的路线是从罗德里戈城进入葡萄牙，这给了威灵顿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实施他的战略。威灵顿先是采取预防措施阻止马塞纳从葡萄牙掠夺补给，对其行军起到“传输制动器”的作用，而他在布萨科的中途站则起到了“脚刹”的作用——“马塞纳愚蠢地让部队进行不必要的直接攻击，更增强了这一点的作用”。然后威灵顿退到了他仿建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内，这条防线穿过由塔霍河和大海塑造成的多山半岛，并保卫了里斯本。在出发四个月、走了近200英里后，马塞纳在10月14日看到了防线，防线的坚固令他大吃一惊。在坚持了一个月后，无法攻破防线的他由于缺乏粮食不得不撤退到30英里外的塔霍河上的圣塔伦。

威灵顿非常精明，没有试图迫使马塞纳撤退或引发战斗，而是将马塞纳限制在尽可能小的区域内，令其缺乏食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法国军队都为他们的盲目乐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种乐观是因为拿破仑曾训斥谨慎的战略家们：“补给？别拿这点事情烦我。哪怕你带了两万人也可以在沙漠里活下去。”

威灵顿在执行其战略时始终坚定不移，不论是面临国内政策变化带来的间接风险，还是面临苏尔特为了分散他的兵力并减轻马赛纳的压力而经由巴达霍斯向南推进造成的直接风险。每一次马塞纳诱惑他应战，他都坚守不出。这种策略非常合理，而且也取得了成效——到了3月，马塞纳被迫撤退。当马塞纳的军队饥肠辘辘地再次越过边境时，已经有2.5万人倒下了，而战斗中的死亡人数仅是2000人。

与此同时，西班牙游击队越来越活跃，人数也越来越多。仅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总数近6万人的法国军团非但没能帮助马塞纳的军队完成在葡萄牙的任务，还在几个月里被几千名游击队员袭扰得几乎陷入瘫痪。在南方，法军正在围攻加的斯，反法盟军未能利用他们在巴罗萨的胜利，但他们加强了防御工事，使围攻的法国军队一筹莫展。在这些年里，英国利用其海上优势在漫长的海岸线上频繁进行登陆行动，这也分散了法军的注意力。

从此以后，威灵顿对法军最大的影响是他的威胁而非打击。每当他对某个区域构成威胁时，法军就被迫调动兵力前往，这为游击队在更多区域的活动提供了机会。

然而，威灵顿并不满足于威胁。在马塞纳从萨拉曼卡撤退之后，他命军队封锁了北部的阿尔梅达边境要塞，同时指示贝雷斯福德在南部封锁巴达霍斯。如此一来，他削弱了自己的机动能力，并把他的部队分成了两部分。但是命运眷顾了他。马塞纳重整旗鼓，略微得到了一些增援后回来解阿尔梅达之围。在丰特斯-德奥尼奥罗，威灵顿虽陷入困境，但最终成功击退了法军的进攻，尽管他也承认“如果拿破仑在的话，我们必输无疑”。在巴达霍斯附近，贝雷斯福德与苏尔特的支援部队发生交战。由于指挥不当，他在阿尔布埃拉差点失败，但他的部下和军队与法军殊死搏斗，为他挽回了局势。

威灵顿现在集中力量围攻巴达霍斯，但没有任何攻城装备。马尔蒙现在接管了马塞纳的军队，他顺利地向南与苏尔特会合，令威灵顿不得不放弃围攻。马尔蒙和苏尔特计划联合进攻威灵顿，但因产生分歧迟迟未动。正在此时，安达卢西亚爆发了新的游击战，苏尔特急忙带着他的一部分军队返回了那里，留下马尔蒙统帅剩余的军队。由于马尔蒙的极度谨慎，1811年的战役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威灵顿在战斗中冒了很大风险，但所获的优势不如他过去的战略为他带来的优势多。考虑到他的兵力有限，围攻行动并没有带来太多好处。尽管他在围攻中的人员损失少于法军，但从比例上来看，他的损失更大。幸运的是，他已经度过了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拿破仑无意间帮了他的忙，巩固了他的优势——拿破仑正准备入侵俄国，因而将注意力和兵力都从伊比利亚半岛转到了那里。这一事态发展，加上西班牙棘手的游击战形势，迫使法军改变了在西班牙的计划，其主要方向改为先彻底征服瓦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再重新集中力量对付葡萄牙。

与1810年相比，法军减少了约7万人。而在剩下的23万人中，至少有9万人被分派去保护从地中海沿岸的塔拉戈纳到大西洋沿岸的奥维耶多的补给线，以防西班牙游击队的破坏。

威灵顿现在可以自由行动，受到的抵抗也变弱了，于是他对罗德里戈城发起猛攻，另派希尔率领一个支队保卫他的战略侧翼和后方。而马尔蒙无法阻止威灵顿，既无法夺回要塞（因为攻城装备已落入敌手），也无法穿过被搜刮殆尽的地区追击威灵顿。

在这道饥饿屏障的掩护下，威灵顿悄悄南下，转而猛攻巴达霍斯——尽管代价要大得多，但所耗的时间更短。在巴达霍斯，他俘获了法军的浮桥纵列。他迅速扩大战果，摧毁了法国在阿尔马拉斯的横跨塔霍河的船桥。这样他就在战略上将马尔蒙和苏尔特的两支军队分隔开了，现在两者最近的交通线须通过托莱多桥，离塔霍河口超过300英里。

除此之外，由于缺乏补给和遭游击队阻挠，苏尔特被牢牢地钉在安达卢西亚。而威灵顿现在能够不受干扰地安全行动，集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向驻扎在萨拉曼卡的马尔蒙推进。但是由于他采取了直接路线，马尔蒙朝增援部队回撤。

两军人数再次相等。马尔蒙迂回打击威灵顿的交通线，由于他并不太担心自己的补给线，因此在这方面占据了优势。有几次两军都以平行纵队的队形并排前进，相距仅几百码，各自寻找有利的进攻机会。法国人凭借更快的行军速度，往往比英军更具迂回的可能。但是在7月22日，马尔蒙过度自信，让自己的左翼和右翼离得太远，使他的力量暂时失去了平衡。威灵顿立刻抓住机会，迅速扑向暴露的左翼。法军还没能等到增援部队就被打败了。

然而，威灵顿并没有在萨拉曼卡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上，他的人数仍然远少于法军。有人指责他没有乘胜追击现在由克洛泽尔指挥的法军残余兵力，但威灵顿已经错过了驱散法军的最佳时机，且不太可能在他们到达布尔戈斯这一庇护所之前重获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追击法军会让他面临风险——时任西班牙国王的拿破仑长兄约瑟夫可能随时从马德里出发威胁他的后方和交通线。

于是，为了在士气和政治上造成影响，威灵顿决定对马德里采取行动。当约瑟夫逃跑后，他进入了首都马德里，这对西班牙人来说不仅是一个象征性胜利，也是极大的鼓舞。然而，这一举动的缺陷在于，马德里对法军极为重要，失去马德里会让分散在外围的法军朝中心大规模集结，一旦如此，威灵顿很快就得离开。为此威灵顿主动缩短了在马德里的停留时间，向布尔戈斯进军。但是由于法军“就地取食”，攻击他们与法国间的交通线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威灵顿无效的围攻方法和手段消耗了太多时间，导致对法军仅有的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消失了。

在这次萨拉曼卡战役中，他唯一获得的胜利果实就是诱使法军放弃了在西班牙的任务和领土，从四面八方集中力量朝他袭来。面对庞大的法军，威灵顿的处境比摩尔此前的处境更危险，但他及时撤退了。希尔与他会合后，他感觉他的兵力足够在萨拉曼卡再次向法军发起进攻。与早些时候相比，这次法军的人数优势很小（9万人对6.8万人），他们不愿意在威灵顿选择的战场上作战。因此威灵顿继续向罗德里戈城撤退，他到达后，1812年的战役落下了帷幕。

虽然威灵顿又一次回到了葡萄牙边境，从表面上看没有进展，但实际上半岛战争的结局已定。由于法军此前放弃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以集中力量对付威灵顿，那些地区如今已被西班牙游击队所占，法军再也无法夺回。除此之外，法军还得知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于是更多的法军从西班牙撤走了。因此，当下一次战役开始时，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兵力增至10万人——其中仅不到一半是英国人，威灵顿成了主动出击和占优势的一方。而法军由于连续遭到游击队袭扰，士气比战败还要低落，几乎立刻被迫撤退过埃布罗河，仅想退居西班牙的北部边地。但即使在那里，形势也因为游击队在比斯开和比利牛斯山区威胁到了他们的后方而变得不利，迫使法军从他们薄弱的兵力中抽调了四个师来抵抗。威灵顿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虽偶发意外，但整体上保持优势——这只是半岛战争的战略尾声。

半岛战争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威灵顿：他在半岛上的出现给予了当地人民士气和物质支持；他的行动吸引了法军的部分注意力，促进了游击战的发展壮大。

然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思考：威灵顿在1812年的胜利，是否帮助法军减少了损失和收缩了领地，从而使得威灵顿在1813年的推进更加困难？因为法军在西班牙越分散且待的时间越长，他们最终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且越彻底。半岛战争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其中出现了某种特定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是因为本能的常识而非精心谋划。一个世纪后劳伦斯将这种战略发展成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并应用于实践——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

在研究了“西班牙溃疡”这一问题后，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来研究另一种类型的战略的发展，这种战略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拿破仑的思想。

从维尔纽斯到滑铁卢

拿破仑的战略变化存在一个趋势，即更多地依靠数量而不是机动性，更多地依靠战略队形而不是出其不意。在1812年的俄国战役中，这一趋势到了顶点，导致了他的失败，不利的地理条件只不过是雪上加霜。

拿破仑共有45万名士兵，如此庞大的规模使他几乎直线分布他的军队，并因此采用沿着自然期望路线直接前行的举动。就像1914年的德军一样，拿破仑把兵力集中在战线左端，试图在维尔纽斯对俄军发起大扫荡。但即使他的幼弟热罗姆在负责吸引俄军的任务中表现得更为积极，这种直接而笨重的方法也难以有效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或打破敌方的平衡，除非敌军异常愚蠢。结果，俄军逃避作战，暴露了拿破仑方法的局限性。

在拿破仑向俄国推进的过程中，他的第一次出击毫无成效，于是他将战线收缩成了惯用的作战方阵，并试图在战术上袭击敌人后方。但是当俄军改用“战斗”的政策，愚蠢地把他们的头伸进拿破仑的血盆大口时，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咬合的意图太过明显，俄军溜走了；在博罗季诺时，他反而咬碎了自己的牙齿。与真正的间接路线相比，没有例子比这更能说明将军队集合到一起的缺点了。随后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这一灾难性后果与其说是因为恶劣的天气——那一年的霜冻实际上比往常来得更晚，不如说是因为法军士气低落。这是由于俄国的逃避战略挫败了拿破仑以直接战斗为目标的战略——而逃避战略在此又是一种战争政策或间接路线大战略。

此外，拿破仑在俄国失败后，法军在西班牙的惨败使法军在士气和物质上更受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这场战役中仍然遵循了“抽薪止沸”的传统战争政策，对法军造成了致命打击。

1813年，拿破仑再次率军出征，这次他的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和缺乏机动性。面对普鲁士的起义和入侵的俄国军队，他试图用他的惯用方法，将作战方阵集合到一起，以其重量粉碎敌人，但吕岑战役和包岑战役都不具决定性。此后，反法盟军不断撤退，挫败了拿破仑进一步引其参战的企图。他们的闪躲避战导致拿破仑要求暂时休战六周。六周后，奥地利加入战斗，与法军对峙。

随后的秋季战役更加凸显了拿破仑的思想变化。拿破仑共有40万人，与敌军总数相等。他派了10万人对柏林进行集中攻击，但这种直接攻击使贝尔纳多特部队在该地区的抵抗进一步加强，法军被击退了。与此同时，拿破仑和他的主力部队已经占据了萨克森州德累斯顿这一中心位置；但他失去了耐心，突然开始直接向东朝布吕歇尔的9.5万人袭去。布吕歇尔撤退，引诱他进入西里西亚，而施瓦岑贝格带着18.5万人开始从波希米亚沿易北河向北移动，越过波希米亚山脉进入萨克森，到达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的后方。

拿破仑留下一支小部队，匆匆向后方赶去，打算用一种更致命的间接路线对付敌人的间接路线。拿破仑的计划是向西南方向移动，穿过波希米亚山脉，阻断施瓦岑贝格的后路，防止其通过山区撤退。他选定的位置是布置战略阻塞的理想位置，但敌人逼近的消息使他退缩了。在最后一刻，他决定直接前往德累斯顿攻击施瓦岑贝格。虽然他再次赢了战斗，但这只在战术上有决定性作用，施瓦岑贝格还是安全地穿过了群山向南撤退。

一个月后，三支反法联军开始逼近拿破仑，而拿破仑在战斗中元气大伤，从德累斯顿撤退到了莱比锡附近的杜本。施瓦岑贝格在南面，布吕歇尔在北面，而贝尔纳多特在拿破仑不知道的情况下几乎包围了他的北翼，并延伸到了后方。拿破仑决定先直接攻击，然后采取间接路线——首先粉碎布吕歇尔，然后切断施瓦岑贝格与波希米亚的联系。根据前文所述的历史经验，这一顺序似乎是错误的：拿破仑对布吕歇尔的直接进攻并没能使布吕歇尔迎战。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无计划的行动意外地产生了有趣的结果。拿破仑对布吕歇尔的直接攻击完全没有成功，可是他间接到了贝尔纳多特的后方。贝尔纳多特感到不安，匆忙向北撤退，使得拿破仑的撤退路线不再受阻。虽然拿破仑对布吕歇尔的攻击落了空，但他却正因此而在几天后免遭灭顶之灾。当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在莱比锡包围他时，拿破仑在战斗中战败了；但是，在他被逼入绝境后，他通过一条路摆脱了困境，安全地撤回了法国。

1814年，反法盟军以绝对的数量优势联合入侵法国。拿破仑由于消耗了过多兵力，只好重新使用他此前的武器——奇袭和机动。然而，尽管他出色地使用了这两种武器，但他太缺乏耐心，且过于沉迷战斗，不像汉尼拔、西庇阿、克伦威尔或马尔伯勒那样机智灵活。

不过，通过运用这些武器，拿破仑坚持了更长时间。另外，他根据人数明智地调整了自己的目标——意识到自己兵力太少，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他转而致力于破坏反法盟军之间的合作。为此，他比以往更加惊人地利用了流动性。他成功地阻止了敌军前进，但他本有可能取得更有效和更持久的胜利，可惜他为了追求战术胜利而放弃了这一战略。通过不断集中攻击分散的敌军——其中有五次通过迂回行动打击敌后，他使敌军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但他后来鲁莽地直接进攻位于拉昂的布吕歇尔，遭受了他无法承受的失败。

最终拿破仑只剩三万人，他决定做最后一搏，向东朝圣迪济耶前进，集结他能找到的所有驻军，并鼓励乡村人民抵抗敌军。但在这一行动中，他要穿过施瓦岑贝格的交通线。他不仅需要到敌人的后方去，而且要在敌人采取行动之前筹得一支军队。问题变得复杂了，他不仅缺乏时间和兵力，而且如果这么做就会让原先的基地无人把守，极大地影响士气——巴黎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补给基地！极为不幸的是，他的命令落入了敌手，无法再出其不意，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即便如此，他的行动仍有很强的吸引力，反法联军在激烈的辩论后才决定进军巴黎，而不是调头朝他进攻。他们的行动严重打击了拿破仑的士气。据说，反法联军最终决定进攻巴黎，是因为担心威灵顿从西班牙边境向北移动，比他们更早到达巴黎。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便讽刺地为间接路线战略及其决定性“引力”的胜利奏响了凯歌。

1815年，从厄尔巴岛秘密潜回后，拿破仑似乎又因兵力充足而头脑发热。尽管如此，他仍然出其不意和机动用兵，几乎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虽然他在地理上直接接近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军队，但其时机出乎意料，并在方向上瞄准了敌人的“关节”处。然而，在利尼，内伊没能完成交派给他的迂回任务——战术上的间接路线，因此普鲁士军队逃过了致命一击。当拿破仑在滑铁卢攻击威灵顿时，他的路线非常直接，因此损失了一些时间和兵力，加上格鲁希未能使布吕歇尔远离战场，拿破仑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尽管最终布吕歇尔仅出现在拿破仑的侧翼，却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间接路线。拿破仑措手不及，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