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1940—1942年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这是1942年，时任中东副总参谋长艾瑞克·多尔曼-史密斯少将在中东写给我的信。在1946年出版的本书中，这封信出现在前言部分。

亲爱的巴兹尔：

早些时候我同你说过，在1940年和1942年的埃及战役中，我们曾两度遭遇危机，多亏你的建议才扭转了战局。1940年，正是得益于你的间接路线战略，我们才在西迪巴拉尼歼灭了格拉齐亚尼的军队，并击退了敌人对埃及的第一次入侵。1942年7月，我们在阿拉曼成功挫败了隆美尔的入侵，所采用的防御战略和战术也是直接受到了你的间接路线战略的启发。我很早就想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你，但直到如今才写完这封信。在信中你会看到，每当我们忽视了间接路线原则，我们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940年9月，我接到命令，不再担任印度军事训练部总监一职，前往新成立的中东参谋学院就任校长。10月初，当格拉齐亚尼的侵略军在西迪巴拉尼附近被阻截时，我到西部沙漠与奥康纳的部队待了两个星期。奥康纳正在研究进攻的可能性，但格拉齐亚尼的陆军和空军都占据数量优势。我们分析了格拉齐亚尼的部署失误，探讨了两种方案的可能性：一是从悬崖南面绕一个大弯向塞卢姆和哈法亚发起进攻，并在敌人的战线后面形成你所说的“战略阻塞”；二是在西迪巴拉尼附近发动攻势。由于运输的限制，我们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线。

然而，由于在中东的空军本身就不多，部分还被调至希腊，我们不得不推迟进攻。11月21日，韦维尔命我重访西部沙漠指挥部。在那里，奥康纳指出意大利军队在西迪巴拉尼南部有一个设防的沙漠营地，他想要派第四印度师对其发动进攻，正准备进行演练。他希望我对此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正如演练的那样，这次行动将完全从正面进攻，沿着“最符合敌人预期的路线”直接穿过一个雷区，而我们却没有办法扫清其中的地雷。那时时间都已确定，我们的炮兵在天亮后有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试射。这非常危险，因为在此停顿期间，由于敌人具有巨大的空中优势，我们的突击部队将处于敌人的空军威胁之下。总而言之，这个方法符合上级的指示，但不符合战术情况，势必会失败。那天晚上，奥康纳、盖洛维和我想出了一个非正统的、非常间接的迂回行动。我们把得出的结论写成了一篇报告，名为《进攻沙漠营地的方法》，将其作为行动的战术指导。该报告在方向、方法、时机和心理上应用了你的“间接路线”原则，效果惊人。

12月8日，我们开始行动，逼近敌人营地。那天晚上，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防线最南端的尼贝瓦营地以南集结，靠近该营地和索发弗营地群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正对着敌人朝向陆地的侧翼。12月9日，破晓后，陆军坦克营（皇家坦克团第七营）和第四印度师的一些摩托化步兵立即从后方袭击并占领了尼贝瓦营地，随后又从后方占领了图马尔。这一次，炮兵没有进行试射就直接开火，不再有长时间的停顿。72门炮从与坦克攻势相反的方向狂轰意军的营地——后来我们称赞炮兵“沉重打击了敌军的士气”，事实也的确如此。与此同时，第七装甲师也快速穿过缺口，向西进入敌人整个前沿地区的后方，切断了敌军与增援部队的联系，并阻止了敌军向塞卢姆撤退。通过组合使用各种间接战术，我们完全打破了敌人的平衡，瓦解了敌军的抵抗，在悬崖以东围歼了大部分敌军。尽管敌军颇具人数优势，还掌握了制空权，但我们的伤亡却很少。正如韦维尔在给我的信中写到的那样：“背离正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倘若严格遵循正统思想，你便很难赢得战斗。”

奥康纳的这次攻势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由于严重的运输限制，他被迫倒掉淡水，舍弃弹药，在格拉齐亚尼眼皮底下的流动前哨地带作战48小时。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攻势没有成功，他将不得不因为缺水而撤退，并使用运送物资的车辆运送步兵。我想，除他之外，没有英国指挥官会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发动攻势。在欧洲大陆，除俄国人之外，也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奥康纳却两次这样行动（第二次是在贝达富姆）。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斗士，擅长运用间接路线，因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在我们推进到昔兰尼加东部后，我在1月撰写了一份夺取巴迪亚和托布鲁克的作战报告。奥康纳向我阐述了他未来的作战计划，我有幸参与策划，并跟随第七装甲师对贝达富姆进行侧翼行军，切断了班加西以南的敌军的退路，阻止他们撤退到的黎波里塔尼亚。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的《间接路线战略》再版之前。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沉浸在你从历史经验中萃取的精华里，而且这些精华中还注入了你自己的军事哲学。我惊奇地发现，在实际作战时，我们的行动完全证实了你的理论。

1941年末，我终于收到了你在夏天寄给我的再版著作。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反复拜读，对战略原则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理解。北非战役的事实充分证实了你的理论，更加凸显了其重要性。毫无疑问，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奥康纳的行动在战略和战术方面都是运用间接路线的杰出例证。从西迪巴拉尼的良好开端，到贝达富姆的辉煌胜利，每一次行动都直接印证了你在书中所分析和阐述的真理。奥康纳的确是一流的指挥官，事实上也是本场战争中唯一一个“在开阔地带杀死狐狸”的英国野战军指挥官。

1941年春天，隆美尔突然出现，使用间接路线这一武器对付我们。我们这支规模较小、装备不良的部队仓皇向托布鲁克撤退，勉强逃过一劫。唉，不幸的是，在此期间奥康纳被德军俘虏了。此时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四个半个旅的兵力在托布鲁克外27.5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组织防御。我们想要从隆美尔手中夺回间接路线武器，虽然相较于宏大的目标来说，我们的兵力少得可笑，然而，我们已经拿出了在埃及所有能用的部队了。在整个夏季和秋季，敌人的力量勉强能够一面在托布鲁克牵制我们，一面把守他们在塞卢姆周围的阵地，阻止我们从陆路解托布鲁克之围。坚守托布鲁克的决定要归功于丘吉尔和韦维尔。4月10日，我飞赴托布鲁克，向莫斯黑德传达了坚守当地的命令。

1941年6月，我们对埃及边境发动攻势。虽然形势为“斜向进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我们却选择从正面进攻，结果自然是惨败。同样地，因为直接进攻的路线太过明显，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的推进也遇到了激烈的阻击。我们原本可能惨败，但幸好我们转变方向，从伊拉克北部间接推进，并在奥金莱克的指挥下，进攻虚弱的维希-叙利亚政府军的东翼，从后方打败了他们。这再次证明了间接路线原则的正确性。到目前为止，每一次行动都证明了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1941年6月，奥金莱克从印度赶赴中东，接管了中东的指挥权，重组了西部沙漠中有些萎靡不振的军队，重振士气，准备再次向在昔兰尼加的轴心国军队发动进攻。在此阶段，西部沙漠部队重组成了第八集团军。托布鲁克仍然被围，而隆美尔也开始集中兵力，打算对托布鲁克薄弱的防御发起决定性进攻。11月，在隆美尔准备夺取托布鲁克之前，我们发起了“十字军”行动。当时的战略形势对我们有利，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坎宁安提供了一条良好的作战线，使其可以从马达莱纳附近一个隐蔽的沙漠补给区向北推进，并有两个目标可供选择：或是从后方进攻围困托布鲁克的敌军，或是从后方进攻在边境防御的敌军。另一方面，隆美尔背对大海，处境尴尬，既要围攻托布鲁克，又要保住他的哈法亚阵地，因此没有纵深。由于我们从马达莱纳进军，隆美尔被迫在与交通线呈直角的情况下和我们交战。尽管我们有如此大的优势，但这次行动还是没能摧毁隆美尔的部队，因为我们的战术计划是首先用装甲部队引出隆美尔的装甲部队，通过作战牵制他们，然后再进行间接行动，从后方攻击围攻托布鲁克的敌军或是在边境防御的敌军。隆美尔虽然在战略上未曾料想到，但是他凭借优越的技术和装甲部队，并协调其他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术上使我们遭遇了失败。此后战斗完全成了军团指挥官之间的较量，直到里奇找到了一条通过古比井和阿德姆的间接路线，导致隆美尔将他的主力撤回到阿格海拉，牺牲了他在边境和巴迪亚的部队，我们才夺取了胜利。

此后，我们却抛弃了间接路线原则。隆美尔从阿格海拉发起突击，而我们的部队过于分散，仓皇撤退。有一次在姆苏斯，隆美尔同时威胁到了班加西和梅基利，让里奇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里奇一溃千里，朝托布鲁克方向快速撤退，退至加扎拉——比尔哈凯姆防线后停了下来，直到那时他才摆脱追兵。从1942年2月到1942年5月，第八集团军据守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防线进行休整，而隆美尔则高枕无忧地待在绿山，计划进一步击溃我们。那段时间，我到第八集团军的前线视察，思考如何吸取教训，改进现代军队的战术布局。格拉齐亚尼在西迪巴拉尼的部署存在许多缺陷，而里奇在加扎拉和托布鲁克的部署又重复了这些问题——第八集团军在1942年2月至5月期间的部署与意军在1940年10月和11月在西迪巴拉尼的部署惊人地相似，都缺乏深度，也不够灵活，而且重要的分遣队都无法及时得到战术支援。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沙漠战最大的问题，即正面与纵深的比例问题以及前沿部队与预备队的比例问题。在沙漠中，机械化机动部队可以快速行军，尤其是因为补给问题，野战军的规模大幅缩减，以至于“原地不动”的防守军队很容易被敌人包抄。为了应对这一风险，军队总是倾向于过度延伸战线，导致深度不够，预备队消耗也很严重。然而，这样做从来没能成功解决问题。当陆军缺乏机动部队或攻击性装甲兵力薄弱时，以及当指挥官对这种战争的基本性质一无所知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1942年秋，隆美尔本人也犯了这一错误，在7月的战斗中，他将战线过度延伸到了盖塔拉洼地，因此当蒙哥马利进攻时，他的防御几乎没有纵深。

格拉齐亚尼和里奇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曾遵循你在“战略行动”一节中提出的建议：应该合理部署军队，使之在遭遇敌人的后方突袭时，可以转到新的方向作战，这样不至于失去平衡，也不会惊慌失措。指挥官应该明白，“敌人向你的后方行军这一事实，并不构成一种间接路线战略”。这意味着，防御的军队必须能够在侧翼和后方安排足够强大的兵力，与正面的兵力不相上下。在所有战争中，有效的防御行动不仅要阻挡敌人前进，还要能够为全面反击创造条件。

事实上，一支守军只有三种可能的部署：一是线性部署，配有机动预备队；二是环形部署，即前方呈线形，但尾部封闭（又名“刺猬形”部署）；三是棋盘格子状部署，其中有许多抵抗枢纽，尽可能广泛地分布，以便预备队能在其中快速移动，且彼此之间可以用火炮相互支援。这一部署必须使得至少75%的机动火力能够集中投向敌人的进攻点，在敌人冲破防御之前击退他们。这意味着要放弃野战勤务规则中各师“各扫门前雪”的概念，因为它使得我们的指挥官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有多个师分布在既定的防线上，那么每个师都应只专注于防御自己的前线，并且只在自己也有可能受到威胁时才支援邻近的师。同时在此概念下，支援任何受到猛烈攻击的前方师，或者保护阵列免受后方攻击，都是预备队的任务。

规模较小的部队在开阔地带进行防御面临如下困难：防守的一方总是过度延伸防线，因此其防御几乎没有纵深，预备队也短缺。除非他意识到自己的人数、正面宽度和机动性存在问题，并相应地进行调整，否则极有可能失败。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似乎是将罗马军团的部署加以现代化：处于守势的军队将防御力量分成几部分，每部分防守一个枢纽，各个枢纽之间的横纵距离为一万码左右。每个枢纽都配有一定数量的炮兵和步兵，而其余的炮兵、步兵和装甲部队可以在整个防守区域内自由移动，要么集中前去支援受到威胁的点，要么攻击试图绕过阵列的敌军的侧翼和后方。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军队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组成，那么该军队可以部署在一个24英里长、18英里宽的矩形区域内，这样装甲部队能够以此区域为支点作战，区域内各个枢纽之间也可以相互支援。机场应被置于后方，受到地面部队的掩护。这一矩形区域的两侧应该配有轻型机动部队，并给他们独立的补给维修区域。此外，重型装甲部队应置于略微靠后的位置，但仍要在火力掩护范围内——整个防御体系应灵活机动。在开阔地带，每一个枢纽都应占据高地，以便观察四周的情况和控制周围的行动区域。而如果该区域相对封闭又道路纵横，那么这些枢纽应占据道路的交会点，整体应该机动、灵活而又防御严密。还记得我刚从埃及回来时你曾给过我一份关于防御体系的研究报告吗？这个系统和你的想法完全一致。

如果第八集团军当时在托布鲁克以南按照这种方式进行部署，那么隆美尔必败无疑。但是正如我上文所说，第八集团军的实际部署是直线型的，无法阻挡传统的斜线战术攻势。5月27日，隆美尔正是使用传统的斜线战术攻势发起了进攻。他的计划是一方面派非洲装甲军团中的大部分意大利部队牵制里奇的战线，一方面派规模相对较小的德国非洲军团带着几支精良的意大利部队，绕过比尔哈凯姆的自由法国哨所，袭击里奇在阿德姆和骑士桥之间的薄弱防线。虽然隆美尔的初次进攻没有完全成功，但这一巧妙的打击使里奇陷入瘫痪。首先，隆美尔摧毁了第五十师的一个孤立的旅，并占领了比尔哈凯姆孤立的自由法国阵地，从而消除了后方威胁。其次，在挫败了我们的几次正面反击，使我们损失惨重后，隆美尔对阿德姆发起新的进攻，再次使里奇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一进攻同时威胁到了两个目标：一是我们在加扎拉地区驻守的部队的后方；二是我们在托布鲁克以东的阵地，那里是我们的铁路终点站，还有许多野战仓库。面对这一威胁，陆军司令将超过一半的第八集团军撤到了埃及边境，剩下的留在托布鲁克。在托布鲁克的部队没有战斗机的掩护，注定会被毁灭。

隆美尔的这些行动是间接路线的杰作。他的兵力规模很小，仅有约两个装甲旅和四个机械化步兵旅，却击败了里奇的整个第八集团军。他派人数众多但战斗力较弱的意大利部队从正面进攻，牵制了第八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

6月25日，奥金莱克接替里奇，直接指挥西部沙漠的作战行动，我也陪同奥金莱克去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这时，第八集团军的残部在埃及边境躲过了隆美尔的围堵，正朝马特鲁港附近撤退。奥金莱克的到来给这场斗争带来了新变局，因为他将剩余的全部兵力集中在了马特鲁附近。作为总司令，他有权做出更广泛的战略决策，在这场危机中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在马特鲁附近作战，还是向东撤退？马特鲁的防御阵地是出了名的坚固，乍一看似乎是很好的作战场地，但倘若想要守住马特鲁，防守的军队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装甲部队，能够防止敌人从沙漠中绕行。如果没有这样一支部队，马特鲁和巴吉什防御工事就会变成缺水的集中营，因为敌人绕过侧翼后，将会快速冲至尼罗河三角洲。

由于我们在先前的战斗中损失了大部分装甲部队，总司令决定只在马特鲁以南进行机动战，阻碍敌军推进，以此争取时间，在阿拉曼附近组织主力防御，在那里“为埃及而战”。他还做出了另外两个决定以改变战争局势，使他的行动自然而然地具有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再次集中炮兵的更高指挥权，此前炮兵一直被分散到野战兵团的步兵旅。第二个决定是放弃之前在阿拉曼和盖塔拉洼地之间的防御工事，它们过于分散，不再适合他的战斗方式——这一决定使敌人大为困惑。此外，他还缩小了编队规模，这些编队包含太多易受攻击的非机械化步兵，不适合这场机动战。

我认为，历史将会证明，奥金莱克在1942年6月和7月对第八集团军的处理不仅挽救了盟军的命运，而且也为研究军事的学生提供了间接路线的经典例证。虽然他在战略上必然是防御性的，但在战术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进攻性的。他的残部回到阿拉曼后，他首先考虑的是粉碎隆美尔经由海岸向亚历山大港的快速行军。7月1日至3日，轴心国部队攻击了我们在阿拉曼以南的阵地，遭到了猛烈的炮轰和空袭，这是因为我们在阿拉曼至鲁韦萨特山脊间建立了弹性规避防线。这条防线的组织形式也很新颖，步兵和炮兵在这条防线上并排作战。事实上，这条防线以24磅炮为基础，步兵与其紧密相邻作为掩护，余下的坦克负责支援。面对这样一道防线，德国非洲军团难以取得突破，士气日颓，到7月3日，他们停止了进攻。

奥金莱克抓住机会，毫不迟疑地派左翼发动进攻。左翼由新西兰师的机动部队和第七机动旅组成，由戈特负责指挥。这次攻势旨在打击隆美尔的右翼卫队，当时他们大约在海岸和盖塔拉洼地的中途。这次进攻重创了意大利的阿瑞特师，隆美尔将手下的大部分德军调至右翼，将右翼延伸至盖塔拉洼地，留下意大利军负责沿海的左翼。7月10日，莫斯黑德的澳大利亚第九师发起进攻，取得了极大成功。隆美尔凭借刚从克里特岛空运来的部队才勉强转危为安，并不得不把疲惫的德军火速撤到北方。奥金莱克立刻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一次由新西兰军队对抗在隆美尔战线中心的意大利军。

这三次精心策划的攻势使意大利军士气低落，隆美尔不得不将德国非洲军团打散，分散在大海和盖塔拉洼地之间整整40英里的防线上，导致具有强大进攻力量的非洲装甲军停滞不前。

因此，到7月中旬，轴心国的入侵被击败了。从那时起，由于战事和疾病，他们的伤亡日益惨重。因为他们在开阔的沙漠里有长达40英里的防线，完全暴露在猛烈的空袭和300多门野战炮的集中轰炸之下。隆美尔对尼罗河三角洲的进攻已经彻底失败，且从他到达阿拉曼以来，他手下已有9000名兵士被俘。但是隆美尔有相当强大的恢复能力。我们需要加强埃及的总体防御，并加固第八集团军的阵地，这样一来，如果隆美尔再次进攻，他必败无疑。我们还有必要为追击做好准备，一旦形势迫使隆美尔从他暴露的过长防线中撤退，我们就可以及时行动。不过，以他的性情，他似乎不太可能这样做。

当务之急是巩固第八集团军的阵地，该阵地位于大海和鲁韦萨特山脊之间的开阔地带，南侧完全暴露。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战役中，有两次军队分布在开阔的沙漠中，结果被人数较少的敌人击毁（你的书中对此也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奥金莱克面临的问题是要保证第八集团军不重蹈里奇的覆辙，防止隆美尔威胁他们的侧翼。他的解决方案是对我在前面提到的理论布局的实践。在放弃了1941年准备的不合适的阵地后，他立即在第八集团军的前线后不远处，建造了一个棋盘式阵地。阵地略微延伸至鲁韦萨特山脊南部一点，长达20英里，其间每个枢纽点横纵各相距一万码，每个点都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25磅炮的炮兵连驻守。一个师有三个步兵旅，分管三个这样的枢纽点。点与点可以相互支援，没有一个点是孤立的。但是这些枢纽点仅构成了全军地区防御计划的框架，凡是不需要据守这些点的军队，统归奥金莱克亲自指挥，可以在侧翼、正面或后方自由作战。这个巨大的棋盘里还布有雷带，位置很巧妙，既便于己方反击，又使敌人无法加以利用。这样部署的军队可以在任何方向正面作战而不会失去平衡。没有任何一部分有孤军作战的危险，指挥官也无须因为担心敌军的后方进攻而分散注意力——此前格拉齐亚尼和里奇就犯了这一致命错误。奥金莱克的司令部就位于棋盘内。

但我们要做的还不止这些。如果敌人从棋盘的侧翼发起进攻，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内外夹击，因此奥金莱克安排了装甲部队和机动部队，预备从东南方向对这种进攻发起反击。这一计划在三个方面应用了间接路线：首先进行棋盘式部署，以一种本质上间接的方式迎接敌人的进攻，而重型装甲集团和轻型机动部队分布在恰当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间接逼近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现在，哪怕我们的第八集团军在得到从国内前来的援军支援前，就被隆美尔从阿拉曼-鲁韦萨特棋盘阵地撤回，我们也不会一败涂地，因为我们到达阿拉曼后，就立即在更东边修筑了第二道防线，以防第一次防御战失败。为此，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延伸到了艾姆里亚以外的沙漠和尼罗河以东。奈特伦谷这一天然障碍也成为防御区的基础，而在开罗以西，耕作区的防御延伸到了法尤姆，并准备在马迪附近和更南边的尼罗河上架桥。如果第八集团军因为隆美尔过于强大而不得不从阿拉曼地区撤退，这项工作可以保障其井然有序、完好无损地撤退，并且一如既往地能够从两个方向威胁敌军的侧翼。

1942年8月6日，当韦维尔视察第八集团军时，他在离开前对我说：“你们的部署的确非常有利。采用这种防御形式，你们可以佯装向后撤退，引诱敌人进入你们布下的罗网中。你考虑过这样做吗？”事实上，我们已经研究过这种可能性，并认为成功的希望似乎很大。

对军事科学来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防御布局从未在战斗中得到适当的检验。因为当隆美尔在9月再次推进时，得到加强和休整的第八集团军在数量、火力和装甲方面都远胜于他，因此当他向棋盘布局的南翼发动进攻时，我们强大的预备队立刻猛烈反击，使他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并被击毁了大约60辆坦克。从整体上看，战斗是按照我方总司令的计划而不是隆美尔的计划进行的。奥金莱克无疑是此次胜利的头号功臣，其他指挥官因他的远见而受益。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总司令的功劳，哪怕是在危机中，他也为实施一系列新想法做好了准备。事实上，在7月，隆美尔就注定会失败，尽管我们不得不等到10月，等到蒙哥马利发动反击，才为奥金莱克的胜利画上完美的句号。正是间接路线原则和防御性进攻启发了我们的部署，这些都可以在你的著作中找到。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在中东的部队经历了两次危机，一是西迪巴拉尼的进攻战，二是保卫埃及的防御战。如果当时我们的部署失误，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很可能已全军覆没。如果奥康纳当初失败了，或者隆美尔击败了奥金莱克领导下的第八集团军，轴心国将会占领埃及和中东，历史将被彻底改写。任何一位将军，倘若处在奥金莱克的位置上，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势，恐怕很难像奥金莱克这般冷静和明智。1942年7月，奥金莱克采用间接路线实施了一连串行动，逆转局势，从灾难中夺取了胜利。在战争史上，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很少有如此优秀的例证可以充分说明间接路线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行动都受到了你这本书的启发。这并不意味着奥康纳或奥金莱克或任何优秀的将军都是照着书本打仗的，但是可以说明，他们在战争中与在和平时期一样，对军事理论不断进行研究和思考。回顾这一系列战役，可以发现，采用间接路线的一方往往都能取得胜利，除非敌方在地面武器、机动性和空中力量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间接路线原则具有极高的价值，任何一名指挥官都不应忽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加扎拉的隆美尔，还是在西迪巴拉尼的奥康纳，都不具有空中优势。可见，无论空中优势多么强大，都无法补救地面上的糟糕指挥。

一些读者可能会批评你的书中没有给出固定的取胜方案，但是他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个解决战争问题的关键方法，那就是采用间接路线。这是一种考验智慧的工具，只有头脑灵活和敢于打破正统的人才可能使用，有些思路开阔的士兵就曾在克朗塔夫会战前询问布赖恩·博鲁：“今天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世间并不存在一条固定且现成的作战规律。只有正确评估当前的形势，考虑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采用最恰当的间接路线，才能打破敌人的心理和物质平衡，剥夺他们的自由。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与物资补给相关，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与火力攻击相关。要依据间接路线原则决定是进攻还是防守。即使采取战略防御，偶尔也可能需进攻，而战略进攻有时也源于最初的战术防御。精神状态也很重要。采取间接路线发动进攻是必要的。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如果一直采取防御态度，那么在精神上就已经输了。迂回进攻的目的是找到敌人的弱点，打击其士气；目标应是在心理上扰乱敌军统帅。一方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要看其在过程结束时享有多大的行动自由。为此，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让敌人捉摸不透，例如同时威胁多个目标。但是，固定的方案是不存在的，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且绝不能忘记间接路线原则。

毫无疑问，在所有军事行动中，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具备常识和理性，并懂得使用间接路线。对于需要独当一面的指挥官来说，最后一种素质尤为必要。间接路线无疑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正确方法。

你永远的朋友，

艾瑞克

194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