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854—1914年间的战争

指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译者


1851年，随着伟大的“和平”博览会
的落幕，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开始了。这一连串新战争中的第一场战争，在军事和政治上都不具决定性。然而，从这场愚蠢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直接路线是毫无意义的。当将军们都蒙着眼横冲直撞时，副官命令轻骑兵直接冲向俄军的火炮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军队的直接性使其一切行动都极其精确并有严格的形式规范。法国指挥官康罗贝尔对此一直困惑不解，直到几年后在参加一次宫廷舞会时，他才恍然大悟道：“英国人打仗如同维多利亚女王在跳舞。”对俄国人来说，直接攻击是一种本能——因此，即使试图进行大规模迂回行动，一个俄国军团在行军一整天后仍然会在拂晓时回到原点，正对塞瓦斯托波尔。

在研究克里米亚战争时，我们不能忽视也不应夸大的一点是，在滑铁卢战争后的40年里，欧洲的军队已经更加职业化。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虽然它不能作为反对军队职业化的理由，但证明了职业环境存在潜在危险。军职越高且服役时间越长的人，若无法与外部世界的事务和思想接触，面临的危险就越大。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内战的早期阶段充分暴露了非职业化军队的弱点。训练对于军队来说至关重要，决定了将军的作战工具是否得心应手。长期的战争或短暂的和平都是打造这样一种工具的最有利的条件，但若是工具非常精良，而使用者没有能力驾驭，那么这种体系就会出现问题。

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方面，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具有启示意义。内战中的军事领袖，特别是南方的领袖，大部分都曾是职业军人，但他们的职业追求不同，有人担任文职，有的则在闲暇时进行私人研究。因此，他们的战略思想并不来源于阅兵场，自然也不受其限制。不过，尽管他们的战略可能在来源和广度上差异极大，但决定主要作战行动的仍旧是传统的目标。

随着铁路的发展，这种趋势也在加剧。铁路使军队的移动速度达到了新高度，但战略却没有因此变得更灵活，而灵活性是真正机动性的基本要素。铁路运输在战争中首次发挥主要作用便是在美国内战中。由于铁路路线固定，双方的战略自然也与其相关并变得直接。

此外，在这次和随后的战争中，陆军开始依赖铁路，但并未意识到他们对铁路的依赖有多严重。由于运送补给变得更方便，指挥官扩大了军队的规模，却不曾想过如此多的兵力会对他们的行动能力造成怎样的影响。矛盾的是，这种新的移动方式非但没有增强流动性，反而还减弱了流动性。由于铁路可以运送更多的人及足够的补给，军队人数增多，但未能更有效地战斗。军队的物质需求增长了，并被束缚在铁路旁。此外，他们的补给都系在一条长长的铁路线上，极易被敌人破坏。

这些影响在美国内战早期就已显现，到1864年变得格外明显。北方的合众国军队（简称北军）习惯了有充足的食物补给，因而比他们的敌人南方的邦联军队（简称南军）更易瘫痪。特别是在西部战场，杰出的南军骑兵领袖福雷斯特和摩根等人发动的机动突袭凸显了大规模军队依靠铁路维持补给的危险性。这为未来埋下了伏笔：在后来，大规模军队的交通线可以通过空中轰炸和坦克部队破坏。北军中的战略家谢尔曼深谙此道，他比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人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成为机械化机动战的先驱。面对敌人对铁路线的攻击，谢尔曼在确保自己的铁路线安全后进行了反击。为了重新获得足够的战略迂回能力并防止军队瘫痪，谢尔曼意识到他必须摆脱固定补给线的束缚，这意味着他在行军时必须自给自足，还要把物质需求降到最低。换句话说，若不想被敌人揪住尾巴，每次执行长距离行动时，他都需要保持高度的自给自足。因此，在把辎重减到最轻后，谢尔曼离开了自己的铁路交通线，从“邦联的后门”穿过，切断了为南军主力提供补给的铁路线，从源头上破坏了其补给体系。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极具决定性。

美国内战

在第一次战役中，双方直接朝对方推进，结果在弗吉尼亚和密苏里都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后来，被任命为北军总司令的麦克莱伦在1862年构思了一个计划，打算利用海上力量将他的军队转移到南军的战略侧翼。这比直接从陆上推进更有获胜的可能，但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更短的直接路线，目标是到达敌人的首都里士满，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间接路线。但林肯总统了解到此计划的风险后，选择不冒险，留下麦克道尔的部队保卫华盛顿，从而让这个看似有利的计划流产。这不仅削弱了麦克莱伦的军力，还使他无法有效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失去了成功实施计划的关键条件。

因此，登陆后，麦克莱伦在约克镇前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这让他不得不更改计划，采用半直接的路线，以配合麦克道尔的行动——林肯命令麦克道尔采用直接路线，由陆路从华盛顿到里士满。与此同时，南军将领“石墙”杰克逊在雪伦多亚河谷的间接行动在心理上对北方的华盛顿政府造成了影响，导致麦克道尔被叫停，未能参与主要行动。即便如此，麦克莱伦的先头部队现在离里士满不到4英里，准备在罗伯特·李集结足够兵力进行干预之前发动突袭。即使在七天战役中遭受了战术失败，麦克莱伦仍然在战略上拥有优势——也许还比前一阶段的优势更大。其侧翼进军虽被迫停止，但他仍能把基地向南转移到詹姆斯河上，这样他不仅保证了自己的交通补给，而且接近从里士满通向南方的南军交通线，对南军产生了威胁。

可惜，由于战略的变化，他丧失了优势。出于政治原因，哈勒克被任命为总司令，成了麦克莱伦的上司。哈勒克一到任就命令麦克莱伦率军重新登船，向北撤退后再与波普的军队一起从陆上直接推进。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直接的推进方式很容易被敌人预测到，即使兵力增加一倍，实际效果可能也达不到预想结果的一半。而且，哈勒克的这种战略还展示了实现传统军事目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陷阱——虽然这种战略确实符合集中力量的原则。12月13日，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北军惨败而归。这充分反映了哈勒克在这半年间的直接战略有多么低效。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了1863年，在此期间北军不仅没能向里士满更进一步，反而还被南军侵入了更多的领土。

起初，南军的这次入侵在战略、物质和心理上都是间接的，但后来罗伯特·李非常直接地攻击米德在葛底斯堡的阵地，失去了这种间接效果。罗伯特·李一直坚持进攻，结果三天之后他已经损失了近半兵力。到了年底，两军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双方都死伤惨重、筋疲力尽，除了在拉皮丹河和拉帕汉诺克河上虚张声势，什么也做不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均采取直接进攻方式的战役中，守方通常占有优势，能有效阻挠攻方的前进。在这样的战略条件下，防守方可以保持实力，避免无谓的消耗，相比两种直接战略显得相对间接一点。

虽然北军在葛底斯堡成功击退罗伯特·李的入侵常被视为战争的转折点，但这种说法实际上略显夸张。历史学家在冷静分析后更倾向于强调，真正决定性的战役是在西线战场上发生的。

第一次决定性战役发生在1862年4月，法拉格特的中队冲过了守卫密西西比河口的要塞，令新奥尔良不战而降。这好似一个战略性楔子的尖端，使南部邦联沿着这条大河裂成了两半。

1863年7月4日则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罗伯特·李开始从葛底斯堡战场撤退；二是格兰特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上游的维克斯堡，使北军完全控制了这条重要的大动脉。这样，南军就再也无法从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获取增援和补给。在这里，集中打击敌人较弱的部分所产生的大战略影响固然值得关注，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实现这一目的所用的战略手段。

在此前的1862年12月，格兰特沿铁路第一次向维克斯堡进军，同时谢尔曼率领部分军队沿密西西比河水路南下。南军骑兵突袭了格兰特的交通线，阻碍了他前进，使得南军能集中力量对抗谢尔曼——由于谢尔曼基本上走了直接路线，当他试图在维克斯堡附近登陆时，邦联军队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他。

到了1863年2—3月间，格兰特四次尝试通过狭窄的侧翼迂回行动进攻维克斯堡，但均未成功。然后，在4月，格兰特采取了一种真正的间接路线，其在大胆程度和其他方面与沃尔夫最终夺取魁北克所用的路线颇为相似。部分北军舰队和运输船在夜间悄然穿过维克斯堡炮台下方，到达要塞南边30英里处。随后，大部队从此上岸沿密西西比河西岸行进，而谢尔曼负责向维克斯堡东北部行动以转移南军注意力。在他的掩护下，大部队成功转移到了东岸。当谢尔曼与格兰特会合后，格兰特有计划地冒险离开了他新的临时基地，向东北方向移动，进入敌人的领地，到达了维克斯堡的后方，切断了维克斯堡与南方邦联东部主要州的联系。在这个迂回行动中，格兰特巧妙地绕了一个大圈。尽管看似他把自己置于敌方两大部队——位于维克斯堡和杰克逊（位于维克斯堡东部40英里处，是一条东西干线与南北方向铁路的交汇点）——的夹击之中，但实际上，他的这一战略使得敌人的防线出现了脱节。

值得注意的是，当格兰特到达这条铁路时，他意识到首先需要向东移动军队，迫使敌人撤出杰克逊。这说明了铁路的发展改变了战略形势：过去，拿破仑利用一条河流或一系列山丘作为他的战略阻塞，而格兰特的战略阻塞则是一个点——一个铁路枢纽。占领了杰克逊后，他转身向维克斯堡前进。经过长时间的孤立，维克斯堡在七周后投降。这一事件的战略后果是北军打开了通往佐治亚的大门——查塔努加。在那时，佐治亚是南方邦联的粮仓，从那里可以通往整个东部地区。

然而，尽管南方看似必败，北方却几乎错失了胜利。因为在1864年，北军在压力下越发疲惫，士气因素变得非常重要。厌倦了战争的人民要求和平，而总统选举定于11月举行，除非北军早日得胜，否则林肯可能会被主和的总统候选人所取代。为此，格兰特被从西方召回，担任最高指挥官。他用了何种方式以早日取胜呢？他采用了优秀的正统军人常用的战略——利用巨大的人数优势压垮敌人的军队，或者至少通过连续打击敌人使敌人消耗殆尽。我们已经看到，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在使用了多条直接路线都失败后，格兰特才采用了真正的间接路线。虽然格兰特以高超的技巧实施了他的战略，但他却未能吸取前面几次直接行动带给他的教训。

现在格兰特掌握了最高指挥权，而他决定重蹈覆辙——他决定沿一条旧的陆路沿拉帕汉诺克河向南直接进军里士满。然而，他的主要目标并非敌方首都里士满，而是直接消灭敌军。他对他的下属米德说：“李到哪里，你也要跟到哪里。”为了公平起见，应该指出虽然格兰特的路线在广义上是直接的，但绝不只是正面推进那么简单。事实上，他不断尝试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尽管迂回的半径较小。此外，他严格遵循军事箴言，保持军队高度集中并坚持自己的目标，不受其他干扰。他的“必胜意志”甚至超过了福煦元帅。那些在1914—1918年间使用类似方法的人可能会嫉妒格兰特，因为他获得了慷慨支持和政治领袖的绝对信任。对于所有采取正统的直接路线战略的人来说，格兰特所拥有的条件再理想不过。

然而，到1864年夏末，格兰特仍未能摘取已经成熟的胜利果实。北军的忍耐力几乎已经到了极限，林肯丧失了连任的希望，他给军官们的空头支票无望兑现。讽刺的是，格兰特原本抱着必胜的信念利用人数优势作战，却未能在激烈的威尔德内斯和冷港战役后彻底打败敌军，而主要的成果——逼近里士满的后方，占据地理优势——则是通过不流血的迂回行动获得的。在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他又回到了麦克莱伦在1862年所占据的阵地中。

但是在前景最为暗淡的时候，亮光却突然出现了。在11月的大选中，林肯成功连任。是什么挽救了林肯的命运呢？为何主张和平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克莱伦未能取代林肯呢？这当然不是因为格兰特的战役。从7月到12月格兰特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在10月中旬两度战败，损失惨重。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谢尔曼在9月攻占了亚特兰大。

格兰特担任最高统帅后，谢尔曼因为在维克斯堡之战中做出了不小贡献，便接替他成为西线总司令。谢尔曼和格兰特的观点截然不同。格兰特将打击敌军作为主要目标，而谢尔曼的方法是威胁战略要点，使敌军为了保护这些要点而暴露自己的弱点，或者放弃这些要点以保持自身平衡。换句话说，谢尔曼总是同时设定两个目标，且通常会实现第二个目标——并使整个行动影响更加深远。亚特兰大是南军的基地，它不仅是四条重要铁路的枢纽，而且是南军必要补给的来源。正如谢尔曼所说，亚特兰大不仅是一种精神象征，“还拥有众多铸造厂、兵工厂和机械工厂”，他认为“攻占该城即为南部邦联敲响了丧钟”。

尽管在格兰特和谢尔曼的目标孰优孰劣这一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但很明显后者更适合民主国家的心理。也许只有牢牢掌权的统治者才有资格坚持“武力压制敌军”这一军事理想，但即便如此他也应该明智地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并权衡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而一位为民主政府服务的战略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依赖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因此可以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必须比“绝对”的战略家更少，需要速战速决。无论获胜的希望再怎么渺茫，他也不能一直按兵不动。因此，有时他有必要暂时偏离目标，或者至少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掩盖真实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障碍时，军事理论应与现实相协调，因为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民是否支持——兵力和弹药都来源于人民，甚至是否继续战斗也取决于人民的意见。正如付钱听音乐会的人决定了演奏者应奏的曲目一样，战略家们也应尽可能让自己的战略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此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谢尔曼通过迂回行动经济用兵这一点非常难得。尽管与在弗吉尼亚的格兰特相比，谢尔曼的补给严重依赖一条铁路线；然而，他却没有让他的部队直接进攻，而是暂时离开了这条铁路。在这几周的迂回行动中，他只在凯内索山发起过一次正面进攻——更重要的是，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军队免于在雨水淹没的道路上行军，而且只是略微交手后他就主动撤兵了，没有造成多少损失。事实上，谢尔曼穿过山地和河流纵横交错的地带共行进了130英里，而这是他唯一一次主动进攻。他巧妙地迂回行动，一次又一次地诱使南军对他发起袭击，并通过主动进攻、快速挖掘壕沟和修建土墙击败了南军。每次敌人没能突破他的机动防御，他就多获得一分战略优势。他迫使采用防御战略的对手在战术上发动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进攻，战略艺术之高可谓史上罕见。考虑到谢尔曼的补给全系于一条铁路线上，这一点便更加了不起。即使以最狭隘的军事标准来评判，忽略其巨大的士气和经济影响，谢尔曼的行动也堪称是伟大的壮举，因为他远比敌军损伤的兵力更少，与在弗吉尼亚的格兰特形成了鲜明对比。

占领亚特兰大后，谢尔曼比以往更加冒险，因此受到了军事评论家的诸多批评。然而他确信，如果他能先摧毁南方邦联的粮仓佐治亚的铁路系统，然后再进攻其心脏南、北卡罗莱纳州，那么邦联的士气会遭到严重打击，在北部的里士满和罗伯特·李的军队都无法获得补给，很快邦联就将放弃抵抗。

因此，谢尔曼无视已被迫撤离亚特兰大的胡德，开始了著名的“向海进军”行动，穿过佐治亚州，摧毁铁路，就地取食。1864年11月15日，他离开了亚特兰大，12月10日，他到达了萨凡纳的郊区，在那里重新通过海路建立了交通补给线。南方邦联的将军、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曾评价道：“毫无疑问，这次行动严重打击了邦联的士气，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最具决定性的战斗胜利。”之后，谢尔曼向北穿过南卡罗莱纳州，向罗伯特·李的后方移动，夺走了南军剩余的主要港口。

谢尔曼的行动方法值得加以更仔细的研究。在向佐治亚州进军的过程中，谢尔曼不仅远离了交通补给线，而且放弃了许多辎重，轻装行军，让6万人的部队变成一支庞大的“飞行纵队”。他的四个军团都能自给自足，食物搜寻队活动在军队的前方和两侧，组成一道巨大的屏障。

此外，在本次行军中，谢尔曼进行了一种新的战略实践。他意识到，在亚特兰大战役中，之所以受阻，是因为他只有一个地理目标，敌人很容易就能避开他的攻击。现在谢尔曼巧妙地制订了计划，将敌军反复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选择了一条可以威胁到多个目标的行进路线，使南军猜不到他的目标是梅肯还是奥古斯塔，然后又疑惑于奥古斯塔和萨凡纳之间。虽然谢尔曼自己早已选好了目标，但如果其他目标更易拿下，他也随时准备更换目标。由于他的行进方向已经迷惑了敌军，他始终无须更改目标。

在穿过佐治亚州的行动中，谢尔曼的军队本来就已经放弃了大部分辎重，这一次他再次挑战极限。在通过南、北卡罗莱纳州向北出发之前，他已试图将他的军队变成“一部移动的机器，愿意并能够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并依靠最少的食物生存”。虽然现在是冬天，但他的军队没有带任何帐篷和野营器具，连军官们也要两人共用一块帆布，用树枝将其撑起来勉强栖身。

这一次谢尔曼再一次选择了一条可以迷惑敌军的路线，这样敌军就会在保卫奥古斯塔还是查尔斯顿之间犹豫不决并分散兵力。然后，谢尔曼从这两个目标之间快速穿过以攻占哥伦比亚——那里是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也是南军的重要补给来源地。现在，南军又无法确定谢尔曼的目标是夏洛特还是费耶特维尔。而当谢尔曼攻击费耶特维尔时，南军又在猜测他的下一个目标——同时也是最终的目标——是罗利还是戈尔兹伯勒，而谢尔曼自己则在犹豫是选择戈尔兹伯勒还是威尔明顿！

正因为谢尔曼的行进神出鬼没，对敌人造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影响，他才能顺利完成425英里的行军。尽管行军路线上布满了河流、小溪和沼泽等自然障碍，且敌军人数众多，可以进行有效阻击，但因为他行军灵活、方向多变，这一路他通行无阻。他率军在宽阔而不规则的战线上移动，将军队分为四支、五支或六支纵队，并安排食物搜寻队掩护每支纵队；即使一支纵队受阻，其他纵队也可以照常推进。从方法上看，1940年横扫法国的德军装甲部队就是借鉴了谢尔曼的方法。他的战术令南军变得非常“神经质”，他们一再屈服于谢尔曼造成的心理压力，在未受到任何严重的实际威胁前便会撤退——谢尔曼的迂回行动令他们胆战心惊，以至于每当他们到达一地进行抵抗时，他们首先要想的就是如何撤退。据记录，北军有时还会进行口头威胁：“我们是谢尔曼的突袭部队，你们快逃吧！”如果有信心就等于打赢了半场战役，那么削弱敌人的信心就意味着打赢了大半场——这样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像拿破仑在奥地利一样，谢尔曼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仅通过行军就打垮了敌人。”

3月22日，谢尔曼到达戈尔兹伯勒，在那里他获得了补给并和斯科菲尔德的部队会合，为包围坚守在里士满的罗伯特·李的军队做好了最后准备。

直到4月初，格兰特才继续前进。这次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是里士满投降了，然后在一周之内罗伯特·李的军队也投降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证明了格兰特的直接战略和追求“战斗”的目标的正确性。但是，在做评判时不应忽视时间因素。南军突然放弃抵抗是因为补给短缺和“家乡”传来的消息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谢尔曼还没到戈尔兹伯勒时，格兰特就写道：“罗伯特·李的军队现在士气低落，逃跑得很快。”

人有两种至高无上的忠诚：对国家忠诚和对家庭忠诚。对大多数人来说，后者更为强烈。只要家人安然无恙，人们就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并认为哪怕牺牲自己也是在间接保护家人。但是，当家庭本身受到威胁时，爱国之心、纪律和同志情谊似乎都不再那么重要。谢尔曼的后方攻击极为致命，原因便是他针对的是一个国家的后方，而不仅是一支军队的后方；他的行动令这两种忠诚对立起来，瓦解了敌军的抵抗意志。

事实证明，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这种在经济和精神上打击敌人后方的间接路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对这场战争进行全面仔细研究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30年前，英国的埃德蒙兹将军——他同时也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内战史时曾得出以下结论：

伟大的邦联领导人罗伯特·李和杰克逊都具有杰出的军事天才，北弗吉尼亚军队也拥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双方的首都又离得那样近，导致南方邦联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东部战场。但实际上决定性的打击发生在西部战场。1863年7月，北军对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的占领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转折点。由于谢尔曼的西部军的行动，罗伯特·李在东方的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大楼投降，邦联最终崩溃。

是什么导致西部战场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战争的魅力使大多数研究军事史的学生头脑发热，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亨德森所著的《石墙杰克逊传》以史诗般的笔触夸大了杰克逊的功绩。这本书更多地反映了亨德森自己的战争理念，而不是杰克逊的军事行动，但其独特的军事价值不减反增。它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内战的兴趣，使得英国军事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弗吉尼亚战役上，而忽略了西线战场，但决定性行动实际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正确全面地分析这种“不成比例的关注”对1914年前英国军事思想和一战期间英国战略的影响，后世便会因此受益。

小毛奇与德国统一

当研究者的目光从美国内战转到紧随其后的欧洲战争时，他一定会对二者如此鲜明的对比产生深刻印象。

第一，在1866年和1870年，双方至少在名义上都为冲突爆发做好了准备。第二，参战的都是职业军队。第三，双方的最高统帅部所犯的错误和所做的误判比美国内战中任何一方的错误都要多。第四，德军在两场战争中采取的战略缺乏艺术性和微妙性。第五，尽管有诸多缺陷，战争还是很快就取得了决定性结果。

小毛奇的战略在设计上并不狡诈也不具欺骗性，是一种纯粹的直接路线，完全凭借集中兵力后以人数优势击垮敌人。是否仅凭这两场战争就可证明战争规则存在例外呢？的确，它们固然是例外，但也并不违背我们从此前的一长串战争案例中总结出的战争规律。因为在这两次战争中，战胜方在人数和智谋上都优于战败方，战争从一开始就胜负已定。

1866年，奥地利军队处于劣势主要是因为其武器落后，战场上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前膛枪比不过普鲁士军队的后膛枪，然而后代的学术派军事思想家刻意忽视了这一点。而1870年的法国之所以会处于劣势，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人数较少，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和1866年的奥地利军队一样，在训练上不如敌军。

这些条件足以解释奥地利在1866年及法国在1870年为何会遭遇决定性的失败。在为战争做准备时，任何战略家都不会轻率地假设敌人会在智力和武力上像1866年的奥军和1870年的法军一样弱，并把他的计划建立在此种假设之上。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这两场战争中，德军在实施其战略时并没有理论上那么直接，具有非常显著的灵活性。

1866年，为了利用所有可用的铁路以节省时间，小毛奇将普鲁士军队部署在一条超过250英里的广阔战线上。他的打算是快速穿过边境山区然后向敌境中心行军，并与在波希米亚北部的军队会合。但由于普鲁士国王不愿背负侵略者恶名，小毛奇的整个计划都被耽误了——从而也使小毛奇的战略意外地具有了间接效果。由于奥地利军队在此期间已经会合并向前推进，小毛奇失去了理想的会合点。由于突出的西里西亚省受到了威胁，普鲁士王储迫使小毛奇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批准他率军队向东南行进以保卫西里西亚。结果，王储虽然将自己的军队和其他军队分离开来，却也因此威胁到了奥地利军队的侧翼和后方。迂腐之人们花了很多笔墨谴责小毛奇，认为他不应将兵力分散得如此之广，但事实上，正是这一行动为普鲁士夺取决定性胜利埋下了种子——虽然并非刻意为之。

这些部署打破了奥地利统帅们的心理平衡。尽管普鲁士军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但他们还是分两路穿过了山脉，在克尼格雷茨收获了胜利的果实——因为他们犯的大多数错误恰巧使他们的路线更具间接性和决定性。事实上，奥地利指挥官在战斗开始前就被打败了——他在那时便给皇帝发了电报，敦促立即和谈。

在今捷克亚罗梅日。——译者


值得注意的是，小毛奇在集合军队时，将军队分布在广泛的区域，而奥地利军队则在40英里的战线上集合。尽管看起来奥军具有“内线”作战的优势，但小毛奇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此外，虽然小毛奇想要在遭遇敌军之前就集中兵力，但他并不是为了发动直接进攻。他最初的计划就设想了两种情况：他猜想奥军会在易北河上的约瑟夫城
建立阵地，如果侦察显示其阵地防守并不稳固，那么王储的军队就向东迂回，从侧翼包抄，同时另外两支军队在前方牵制奥军。如果进攻难度太大，则三支军队都向西迂回，在帕尔杜比采渡过易北河，然后向东行军，威胁奥军与南方的交通联系。可实际上，奥军确实在易北河上，但位置比小毛奇预计的更靠前——所以当王储自动向奥军的侧翼前进时，普军立刻就包围了奥军。

1870年，小毛奇曾打算在萨尔河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计划集中他的全部军队一举击溃法军。但后来这个计划也被打乱了，不是因为法军有所行动，而是因为法军瘫痪了——原因仅仅是法军得知在最左翼的普军第三军团已经在最东边越过了边境，在魏森堡战胜了一支法国分遣队，取得了小小的战术胜利。第三军团继续向前推进，在沃尔斯的一场混战中，在其余部队达到之前包围并击溃了法军右翼的侧卫军。结果，这种局部的分遣队交战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比大规模会战产生的影响更具决定性。第三军团没有与普军主力部队会合，而是沿着远离法军主力的开阔道路前进，因此，第三军团没有参加在费尔维尔和格拉维洛特的愚蠢战斗——以当时法军的位置来看，即使第三军团参与了，也几乎不能发挥什么作用。于是，第三军团成了下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关键因素。

在格拉维洛特战役后，法军主力部队受到了刺激但没有丧失斗志，退入了位于侧翼的梅斯。他们本可以轻松地从疲惫不堪的普军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手中溜走，但是由于担心第三军团的截击，巴赞决定坐守梅斯。因此，普军得到了时间重新集结，而法军放弃了开阔的区域，坚守不出，延误了时机。结果，麦克马洪在诱惑之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迫于政治压力——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来解救梅斯。

此时正在朝巴黎进军的第三军团突然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可以迂回接近麦克马洪。他们完全改变了方向，从向西变成向北，从麦克马洪的侧翼绕过后到达他的后方。麦克马洪的军队被包围，被迫在色当投降。

这一决定性阶段所具有的间接性实则比表面所见的还要多。但是，1870年后的大部分军事理论都是从这种表浅的观察而非深入分析中得出的。这一现象对下一场大规模战争——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具有重要影响。

日俄战争

日本在制定战略时以德军为师，其战略在本质上属于直接路线。日军原本拥有极为有利的条件——俄军完全依赖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一条铁路，但日军却不知道加以利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本次战役中的俄军这样，通过如此狭长的气管呼吸，而其庞大的身躯更加剧了呼吸困难；但是日本的战略家们却计划直接打击俄军的牙齿。与1870年的小毛奇相比，日军的组织更加紧密。他们在辽阳会战前曾试图进行一定程度的会合，且在遭遇俄军后就不断地尝试迂回打击俄军。可是这些迂回运动只是在地图上看起来相对较宽广，若考虑到日军的规模，它们其实是极其狭窄的。尽管日军不如幸运的小毛奇那样有一支“自由”运动的军队，也没有像梅斯这样的意外诱饵，敌人也不像麦克马洪那样来咬钩（事实上，上钩的反而是日军，他们试图占领旅顺港），他们还是希望像色当一样获取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却没有获得决定性战果。因此，在最后一场非决定性的战役，即奉天战役后，日军筋疲力尽。由于俄军没有作战意愿，投入的兵力还不足其可用兵力的十分之一，因此日军很高兴也很幸运地与俄军媾和。

上述对历史的研究分析均基于事实而非推测，关注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而不是交战方本可以做什么。根据历史经验，直接路线往往难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基于这一经验所产生的史实，我们得出了间接路线理论。在特定情况下采用间接路线的确存在困难，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间接路线都各有其道理，但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从基本论点的角度看，即便一位将军当初如果采取不同的路线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这对我们的分析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仅仅是个假设。

然而，从一般的军事研究角度来看，假设总是很有趣，而且通常具有价值。因此，如果暂时偏离本书的研究路线，我们会发现旅顺港和曼托瓦之间的潜在相似之处，同时意识到日军在朝鲜和中国满洲所遭遇的地理和交通困难。日军与拿破仑所率的法军相比，在某些方面处境更艰难，但在其他方面则更有利——比如，工具更好。因此，我们不禁思考，在战争的早期，日军是否想像拿破仑利用曼托瓦一样利用旅顺港做诱饵呢？可惜日军没有借此取得任何优势。而且在战争后期，日军本可以派一部分军队袭击哈尔滨至沈阳段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切断俄军细长的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