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落

1940年6月底前，德国如同一位巨人，横跨欧洲大陆，统治了除英国外的整个西欧、中欧和东南欧。除了海洋的阻碍，唯有苏联对其霸权形成了严重限制，在其东北侧投下一道阴影。希特勒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似乎不久即将征服整个欧洲。但五年后，他的仲夏夜之梦变成了一场噩梦。

希特勒的衰落始于大战略层面，他的战略存在致命的缺陷。如果他能够减轻推进所造成的恐惧，并让邻国人民相信他的“新秩序”是有益的，那么他很可能取得拿破仑未能取得的成就，建立德国领导下的欧洲联盟——这一联盟将强大到足以抵挡一切外部打击。但由于他的方法有误，最终还是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政治手段太直接，虽然可以使受到威胁的国家爆发内乱，但不足以解除反对派的武装。他在宣扬国家社会主义时，过分强调国家主义，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或许也能吸引其他国家的平民百姓。破破烂烂的天鹅绒手套很难遮住他的铁拳。同样，在征服了别国后，他试图安抚该国人民，但方法愚笨无效。等到他的冒险行动失败后，这些错误就累加在一起发挥作用。

在西线征服了诸多国家后，他未能迫使英国投降，也未能与英国讲和。这是他第一次遭受挫败，且直到战争结束，他也未能克服这一障碍。只要英国仍然屹立，希特勒就永远不可能牢牢控制西欧，他的地位会不断受到挑战。不过，仅凭英国的力量，也只能是阻止希特勒收获胜利果实而已，起不到更大的作用。英国的抵抗和干涉或许可以成功地削弱希特勒的意志，使他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求取和平，但还不足以粉碎他的力量，也无法阻止他的扩张，将他从被征服的国家中驱逐出去。直到1941年6月，受挫的希特勒被逼无奈转向东方进攻苏联，转机才终于出现。

对希特勒来说，这一决定是致命的，标志着他在大战略层面放弃了间接路线。不久，由于他失去了耐心，迫切渴望获胜，他甚至在战略层面也放弃了间接路线。这一变化非常重要，因为他以前极为注重运用间接路线，即使面对较小的障碍（比如在希腊），他也没有轻率地直接进攻。

征服巴尔干半岛

当一小支英国援军在萨洛尼卡登陆后，德军立刻在1941年4月入侵了希腊。当时德军集中在保加利亚，因此希腊军队在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的山区拉开战线，防守山间隘口。德军在表面上沿着希腊预测的路线斯特鲁马河谷推进，实则另有迂回行动。德军的机械化纵队从斯特鲁马河向西，沿着与两国边境线平行的斯特鲁米察河谷推进，通过山口，进入了南斯拉夫一端的瓦尔达尔河谷。如此，他们刺穿了希腊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的相接处，并迅速扩大战果，沿瓦尔达尔河谷推进到萨洛尼卡，切断了驻扎在色雷斯的大部分希腊军队。

随后，由于英军已经在奥林匹斯山设防，德军没有从萨洛尼卡穿过奥林匹斯山直接向南推进，而是再次突然转向，通过莫纳斯提尔峡谷向西冲去，直冲到希腊的西海岸。这一行动切断了希腊在阿尔巴尼亚的数个师，迂回到了英军的侧翼，威胁了盟军残部的撤退路线，迅速瓦解了希腊境内的全部抵抗。

入侵苏联

在入侵苏联之初，德军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之利，采用间接路线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苏德战线宽1800英里，且没有自然障碍，为德军提供了巨大的渗透和迂回行动空间。尽管苏联红军规模庞大，但其兵力密度很小，因此德国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找到空隙，间接推进到苏军后方。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城市相距较远，公路和铁路又在城市中交汇，德军很容易利用这些城市迷惑防守的苏军，使苏军摸不清他们的真正目标，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便于他们达到快速推进的目的。

但是，在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巨大的初步胜利后，德军由于未能决定应该朝哪个方向扩大战果而丧失了既得优势。希特勒和陆军司令部从制订计划之初就意见不合，也从未适当让步以求达成一致。

希特勒希望将攻占列宁格勒作为主要目标，从而保障在波罗的海的德军侧翼的安全，并与芬兰军队取得联系，因而他刻意贬低了莫斯科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对经济因素的敏感，他又想获得乌克兰的农业资源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工业区。然而，这两个目标相距甚远，因此需要采用完全分离的行动路线。这与在一条中心作战线上推进而同时威胁多个目标具有本质区别，不具备相应的灵活性。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希望全力朝莫斯科推进——不是为了占领敌人的首都，而是因为如果采用这条路线，沿途一定会发现苏军主力，获得一举歼灭他们的最佳时机。希特勒则指出，这一路线有可能逼迫苏军东撤，超出德军所能到达的范围。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同意希特勒的这一观点，认为避免此种风险非常重要，希特勒也认可了他们通过早期的“包围战”摧毁敌军主力的想法。至于应将何处作为进一步的目标，他们决定暂时搁置争议，等到入侵的第一阶段结束后再谈。

布劳希奇在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倾向于在一开始就达成一致，避免中途再起争执。但此次布劳希奇采用了拖延政策，在战役中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在第一阶段，他们一致认为重心应放在博克集团军群的所在地，即普里佩特沼泽地北部，以及从明斯克到莫斯科的道路沿线，并派出装甲部队的主力作战。一开始，勒布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的左翼阵地向前推进，进攻波罗的海诸国，为相邻的博克集团军群的更危险的攻势打掩护。此外，右翼的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也在普里佩特沼泽地南部发起进攻，使苏军指挥部无法确定德军的主要作战路线。

在博克的区域，德军的计划是通过双重迂回包抄苏军主力——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装甲集群从两侧朝明斯克发动向心攻势，而第四和第九集团军的步兵则在比亚威斯托克的周围和后方形成内侧钳形攻势。

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比拿破仑当初的进攻早了一天。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装甲集群迅速在苏军战线上切开了两个深深的口子，第六天就在明斯克会师——此时他们已深入苏联境内200英里。在他们后面，步兵钳形攻势在斯洛尼姆收拢，但时机不巧，致使大批苏军从比亚威斯托克包围圈逃出。随后德军在明斯克附近再次包围苏军，俘虏了30万人，但很大一部分苏军在包围圈封口之前成功逃脱了。这一成就点燃了德军的乐观情绪，甚至此前反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将军们如今也改变了看法。哈尔德在7月3日评价道：“并不夸张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在14天内赢得了对苏战役。”

其实，德军的行动已然遇阻。因为装甲部队奉命在包围结束前按兵不动，而在最初的计划中，他们应该片刻也不耽误地越过明斯克向前推进，只在那里留下少量分遣队帮助步兵们完成包围。

然而，古德里安大胆行动，没有等第四集团军的步兵赶到，也没有给苏军等待援军的时间，就渡过了宽阔的第聂伯河，从而弥补了此前的失误，争取到了时间。结果证明他的决断是正确的。7月10日，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在宽大的屏障后集结兵力，在三个没有敌军把守的地方成功渡河。然后他朝斯摩棱斯克推进，于16日到达那里。德军现在已经深入苏联境内400多英里，距莫斯科仅有200英里。这样的推进可谓神速。

霍特到达斯摩棱斯克北部后，开展了一个新的包围行动，目的是切断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之间的苏军大部队——此前德军装甲部队绕过了他们。这一陷阱的口基本被封住了，但恶劣的地形条件和泥泞的道路阻碍了德军的行动，使大部分苏军成功逃脱。即便如此，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被俘的苏军也有18万人。

古德里安强调应让苏军持续溃逃，以使他们没有时间重整旗鼓。他确信，如果不浪费时间，他可以很快抵达莫斯科，猛攻斯大林权力的神经中枢，使苏联的抵抗瘫痪。霍特同意他的观点，博克也支持他们。

但是希特勒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应该实现他最初的构想，把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主要目标。虽然他认为这两个目标比莫斯科更重要，但在做选择时，他并不像那些批评他的将军所设想的那样只考虑经济和政治影响。他似乎设想了一个类似坎尼战役的超大规模行动。在这个行动中，由于德军已经对莫斯科造成了威胁，苏军预备队会被吸引到该区域，从而使德军侧翼更容易拿下他们的侧翼目标——列宁格勒和乌克兰。随后，他的部队可以从这些侧翼阵地朝莫斯科向心推进，这样莫斯科就会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入他们手中。这是一个高明且宏大的计划，却由于时间因素而失败了——因为苏军的抵抗比想象中更加顽强，天气也比预期的更恶劣。德军将领们各执己见，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每位将领都很自然地希望自己负责的区域能获得重视。这种倾向使希特勒概念中的第二阶段在战略上极为分散，非常危险。

7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等到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之间的扫荡行动一结束，博克的一部分机械化部队就立刻向南推进，帮助伦德施泰特消灭他所面对的苏军，另一部分向北推进，切断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交通，帮助勒布进攻列宁格勒。博克手下仅剩步兵部队，尽最大努力继续向莫斯科正面推进。

布劳希奇不赞同这一计划，但也不敢要求更换计划，于是又一次拖延时间。他的理由是，在实施下一步行动之前，装甲部队必须休整一段时间，修理机器，更换兵员。希特勒同意了，于是行动暂时推迟。与此同时，德军高层仍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甚至在装甲部队休整完毕可以继续前进后也未达成一致。8月21日，希特勒驳回了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关于向莫斯科进军的意见，下达了新的指令。新命令与他一个月以前的命令大同小异，不过更少关注列宁格勒，而将重心放在了围歼基辅地区的苏军上，该区域属于伦德施泰特的战线。此后，博克可以继续向莫斯科推进，而伦德施泰特则继续向南方推进，以切断苏军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

在长时间的讨论中，形势的变化使希特勒更坚持自己的决定。赖歇瑙的第六集团军在伦德施泰特的左翼，被苏军挡在基辅前。强大的苏军躲在普里佩特沼泽地东端后面，持续威胁着他的左翼，也威胁着博克的右翼。另一方面，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在一次斜向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月底，克莱斯特在基辅南部的贝里亚-特沙科夫取得局部突破后，沿着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河流走廊转向南方。这种间接的突进不仅打开了进入乌克兰的道路，而且威胁到了正在黑海附近与罗马尼亚军队对峙的苏军的后方。8月中旬，德军到达了两条大河河口处的尼古拉耶夫港和赫尔松港。尽管一部分苏军在包围圈收口前逃脱了，但克莱斯特的深入推进打乱了苏军在南部的部署，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这些事实的结合凸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克莱斯特转向北方，同时博克从前线抽调一支强大的部队前往南方，那么就可能对苏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不仅会挫败基辅周围和内部的苏军的顽强抵抗，而且还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从而确保向莫斯科推进时无后顾之忧，否则苏军很可能从第聂伯河以南发起反攻。上述种种有利因素使希特勒下定决心先进攻基辅，以这一行动拉开向莫斯科推进的序幕。

伦德施泰特也支持希特勒的这一决定。他自然欢迎来自北方的援军，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可以解决自己面临的棘手问题，同时，他也自然而然地希望进行一场伟大的包围战，获得辉煌的胜利——这是每位军人的梦想。

从战略上来说，在向莫斯科推进之前，消除敌军对南翼发起反攻的威胁，也非常合理。此外，苏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相对缺乏机动性，增强了德军机械化部队的战略优势。德军可以集结机械化部队先攻打一个地区，随后再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取得一系列决定性的战果。然而，留给德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冬季将至，德军还没有准备好在寒冬作战。

德军在基辅的包围战中大获全胜，堪称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当赖歇瑙和魏克斯的步兵与苏军正面交战时，古德里安向南方迅速推进，横跨苏军后方，而克莱斯特从第聂伯河河湾向北猛攻。两个装甲集群在基辅以东150英里处会合，在苏军背后收拢了包围圈。这一次几乎没有苏军逃脱，被俘的苏军总数超过60万。尽管德军成功完成了包围，但受到糟糕的路况和恶劣的天气的影响，他们的行动速度比预期要慢，致使战役快要结束时已近9月底。

与此同时，由于希特勒决定集中力量攻占乌克兰，列宁格勒从主要目标降为了次要目标，不过希特勒决定同时朝这两个区域发动进攻。他派了大量兵力包围列宁格勒，但不足以决定性地击败该地的苏军。实际上，派往那里的德军兵力也被削弱了，因为尽管希特勒没有按布劳希奇和博克的意见先向莫斯科推进，但他同意了等基辅包围战一结束，就立刻将莫斯科作为下一个作战重心，因而分散了德军兵力。

这场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使他们共同沉浸在乐观情绪之中，但同时又使得德军兵力再度分散。由于希特勒无法拒绝南方资源的诱惑，他决定在秋季一边进攻莫斯科，一边扩大在南方的胜利。这一决定使事情更加复杂，也使他无法集中兵力。他派伦德施泰特去执行一个极具野心的新任务：扫清黑海海岸的苏军，占领顿涅茨河工业区，并到达高加索地区。

他派了三个步兵集团军和三个装甲集群夺取莫斯科，其中一个装甲集群是古德里安的，现在被编成了第二装甲集团军。10月2日，钳形攻势终于再次发动。这一次包围圈成功收口，60万苏军被困在了维亚兹马周围的陷阱中。但是当他们被围困时，寒冬已经来临，德军在扩大迟来的战果、朝莫斯科推进时，受到了泥泞的道路的阻碍。

现在，大多数在苏联的德军指挥官都迫切想要停下来，另找一条适合冬季行军的路线。他们想起了拿破仑军队在1812年的遭遇，许多人开始重读科兰古对当时情况的悲惨记述。但是远离战区和泥泞的德军高层，普遍产生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莫斯科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过度乐观，认为有望占领莫斯科。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希特勒本人并不坚持继续朝莫斯科推进。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莫斯科没有其他目标重要，尽管他最终批准了在10月朝莫斯科进军，但他现在对此产生了新的怀疑。然而，博克的目光始终聚焦在莫斯科，野心勃勃地想要夺取这座著名的城市。他坚持发动攻势，认为在双方都几乎精疲力竭的情况下，超强的意志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更赞同博克的观点，他们很早就提出想要集中兵力夺取莫斯科，但受到了希特勒的阻挠。在成功说服希特勒朝莫斯科进军后，他们不愿意承认或告诉希特勒，由于错过了时机，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了。尽管伦德斯泰特和勒布都主张立刻停止进攻，甚至伦德斯泰特还主张撤回到原来的波兰边境，但由于他们与进攻莫斯科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观点影响力较小。

因此，德军在11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他们的目标太过明显，苏军迅速集结预备队阻击了他们，挫败了他们的每一步行动。12月初，德军的攻势减弱，随后在苏军的反击下被迫撤退。希特勒随即解除了布劳希奇的职务，自己直接掌管了德国军队。通过这一举动，他在双重意义上达到了个人目的，既为过去的错误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又为未来攫取更多的权力做好了铺垫。

在南方，德军的入侵浪潮在11月23日达到了高潮，占领了位于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市，夺取了通往高加索的门户。但是德军在泥泞中耗尽了燃油，不到一个星期，在罗斯托夫的先头部队就被迫撤退，因为苏军对他们的侧翼进行了反击，威胁到了他们的交通路线。

若分析德军为何会在1941年的战役中失败，正确的结论应是“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兵力被分散到了不同的方向上——部分是由于德军高层的意见分歧，但讽刺的是，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最初在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胜利，令他们眼花缭乱。他们没有坚持在一条能够威胁到多个目标的主战线上推进，而是同时采取了几条战线，且每条战线都明显地只瞄准了一个目标，使得苏军更容易部署防御。此外，每一次行动中，德军的方向不仅明显，而且推进使他们距离补给线越来越远，造成了危险。

1942年的苏联战役

1942年，德军的资源已经不足以发动1941年那种规模的进攻，但希特勒不愿意像一些德军将领建议的那样，继续处于守势并巩固他的战果，或者像伦德施泰特和勒布主张的那样撤回到波兰。无论这些建议从战略上看有多么明智，如果希特勒听取这些建议，那就明显是承认了自己“贪多嚼不烂”。在无尽的欲望的驱使下，在失去威望的担忧的困扰下，希特勒本能地感觉进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努力寻找一种进攻方式，希望用有限的兵力取得更多的成果。

由于德军兵力不足以在整个战线上发动新攻势，希特勒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南部地区，目的是获得高加索的石油资源，以及更重要的是切断苏军的石油供应——他们极为依赖高加索的石油资源。尽管德军无法继续打击苏军的主要武装力量，但希特勒希望能借此间接削弱苏军的抵抗力量。这一招非常高明，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最终还是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

德军在行动开始时很顺利，通过在一条不断威胁多个目标的作战线上推进，分散了苏军的注意力，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但后来，由于希望同时实现两个不同的目标，德军兵力再次分散，结果遭到重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军统帅意见不合。总参谋长哈尔德计划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伏尔加河，并在那里建立战略阻塞，将苏军主力和他们的石油供应阻隔开来。希特勒没有向哈尔德透露他的想法，但他的主要目的是直取高加索，并指示这一行动的指挥官将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结果，夺取斯大林格勒这一战略要地的努力失败了。在后来的一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未能夺取这座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感到沮丧，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其发动了彻底的直接进攻。

德军在1942年的进攻得益于一个有利的条件：苏军对哈尔科夫的春季进攻过于直接，以至于遭到了强烈的阻击。由于持续的时间太长，苏军的预备队被耗尽，而苏军的反击又形成了一个狭长的突出部，恰好给了德军能抓住苏军弱点的机会。因此，德国随后在6月底发动的攻势形成了反攻的效果，严重打击了深陷重围、处境尴尬的苏军。

德军原来的进攻轴线与苏军的进攻平行，但方向恰恰相反。德军从哈尔科夫北部的库尔斯克地区出发，切断苏军突出部的侧翼，迅速行军120英里到沃罗涅日附近的顿河上游，这是从莫斯科到高加索的主干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苏军将兵力集中在沃罗涅日附近，封锁周围的道路，为德军提供了方便，使他们更容易将重心转向东南并强行进入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德军此前突破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突出部的南翼，这对该行动产生了间接帮助。

在钳形攻势的压力下，苏军的抵抗被瓦解了，德国机械化部队在穿过顿河—顿涅茨河走廊时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小，两条河流掩护了他们的侧翼。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到达了走廊的尽头，在罗斯托夫以北越过了顿河下游。他们打开了通往高加索油田的道路，并使整个苏联陷入危机。看起来，由于石油供应被切断，苏联可能会陷入瘫痪，而德军的机动性将得到能源保障。通过在迂回推进时声东击西，德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当德军进一步推进，越过顿河时，他们却失去了他们一直享有的战略优势。以前，他们一直沿着一条可以威胁到多个目标的轴心进行战略集中，同时灵活编组，这样苏军就不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他们自己则可以在敌人战线出现弱点后，迅速攻击该点，快速突破。然而，越过顿河后，德军被引导着沿不同的路线分散他们的兵力，一部分向南推进穿过高加索，而另一部分向东推进到斯大林格勒。

苏军在顿河—顿涅茨河走廊的溃败迅速传开。此时，如果第四装甲集团军没有改变原来的方向，没有向南推进以帮助第一装甲集团军越过顿河下游前往高加索的话，他们本该在7月就轻易地占领斯大林格勒和控制伏尔加河。事实上，第一装甲集团军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而当他们再次转向北方时，斯大林格勒方面的苏军已经开始集结。对苏军来说，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加强防御比在高加索地区更容易，因为这里离中央前线更近，也更容易通过铁路和公路调动预备队。德军在那里遭到连续阻击，使斯大林格勒在精神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名字更增强了这种意义），后来甚至超过了它的战略价值。德军的注意力和兵力越来越集中在占领斯大林格勒上，失去了夺取高加索油田的机会——在那里的第一装甲集团军逐渐被抽调来增援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而没有任何兵力被派去弥补空缺。

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进攻以微弱的劣势失败后，双方都获得了援军，而德军的进攻过于直接，致使他们不占优势。因此，从比例上看，德军的攻势集中越来越乏力。他们先前放弃了分散苏军注意力的决策，如今在战略方面付出了代价。越靠近斯大林格勒，他们的战术迂回范围就越窄，因而越难击溃苏军的抵抗。

相比之下，由于作战范围缩小，防守的苏军更容易调派本地的预备队，一旦防守弧线上有任何地方受到威胁，预备队都可以前去支援。有几次，德军成功地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周围的苏军防线，但每次缺口都很快就被堵住了。经验表明了这样一个公理：战线缩短总是有利于守方。

进攻者的迂回空间缩小，他们的损失自然就增加。每向前一步，损失的都更多，而收获的更少。随着不断消耗，德军的物质力量比1941年更弱：首先变得明显不足的是他们的装甲力量，每一次打击能使用的坦克数量变得越来越少。随后他们在空中的优势也开始消失。这两种主要的作战武器的减少，使他们的步兵背负了更沉重的负担。于是，通过大规模步兵进攻获得的任何局部胜利都要配上十分高昂的代价，造成沉重的损失。

由于德军在战略上过度延伸，而在战术上过度消耗，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总参谋长哈尔德敦促减少德军的损失，及时中止行动，采取防御战略度过冬季，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建议，并任命更年轻也更富有激情的蔡茨勒接替了他。对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的诱惑太大了，就像前一年秋天莫斯科的诱惑一样。这一次，他也同样得到了一些军官的支持。但这次行动的后果更加严重。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军队在如此狭窄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了如此之远，以至于陷入了被包围的风险之中。

当苏军在11月发起反攻时，这种风险完全成熟了。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战略上来说，德军都注定失败。苏军的反攻不仅巧妙地采用了间接路线，而且像弹簧一样自然具有弹性，可以绞杀敌军。此外，由于苏军的攻击目标是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军队——希特勒曾用他们掩护他行军时延伸很远的侧翼，因此苏军也获得了一定优势。结果，苏军切断了大部分进攻中的德军，确保了第一个口袋中的俘虏。

随着他们的道路被部分扫清，苏军及时扩大战果，进行了一系列的南进，威胁到了在高加索的德军的后方和交通。1943年1月，当苏军沿着顿河行驶到距罗斯托夫不到40英里的地方时，德军还在罗斯托夫以东400多英里的地方。这一事实最简单地说明了德军所面临的危险——罗斯托夫是交通要地，控制了在高加索的德军的交通路线。尽管德军成功地阻止了苏军封死包围圈的口，逐步撤离了陷阱，没有被围歼，但他们不仅被迫放弃了高加索，而且还被包围的压力挤出了工业重地顿涅茨盆地。

2月，德军突然加速撤退，苏军紧随其后，越过了德军夏季攻势的起始线。他们夺回了哈尔科夫，逼近第聂伯河。但是在2月下旬，德军进行了反击，再次从苏军手中夺回了哈尔科夫，让苏军一时失去了平衡。像夏天的德军一样，苏军在追击中过度伸展，补给跟不上他们的消耗，而德军则像滚雪球那样，通过撤退到他们的基地，获得了增援部队，积聚了新的力量。

哈尔科夫的反击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展现了间接路线战略的防御性进攻形式——使用诱饵来引诱敌人进入陷阱。在这次行动中，德军方面的曼施坦因元帅布置了一个超大的陷阱。曼施坦因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冬天，作为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提出了穿越阿登地区的计划，导致法国在1940年5月崩溃。虽然他的大多数同僚都认为他是他们当中最有能力的战略家，但希特勒并不喜欢他。然而，当保卢斯的军队在1942年11月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时，为了避免灾难，希特勒派曼施坦因去指挥“顿河”集团军群。尽管一切都为时已晚，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曼施坦因还是成功地阻止了苏军在罗斯托夫切断德军的交通线，从而挽救了在高加索的军队，并在亚速海和顿涅茨河之间的米乌斯河沿岸重新建立了防御阵地。

但是苏军此时已经突破了由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控制的顿涅茨河以北的战线，在顿涅茨河与沃罗涅日之间打开了一个两百英里宽的缺口，并且正在向西横扫过曼施坦因的侧翼。他们越过德军后方远处的顿涅茨河，不仅占领了哈尔科夫，还向西南方向推进到第聂伯河的河弯，而此地是曼施坦因的补给来源。2月21日，曼施坦因在河弯处的扎波罗热看到了一支苏军先头部队，而他刚把自己的司令部搬到了那里。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展现了异于常人的冷静和沉着。他此前拒绝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把为数不多的预备队投入到夺回哈尔科夫的直接战斗中去，现在他再次顶住了诱惑，没有将预备队用于直接防御第聂伯河防线。因为他认为苏军向西南推进为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间接打击机会，可以打乱苏军的部署，所以他想让他们推进得更深——尽管这会危及他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他重新集结部队，并从米乌斯河调来三个几乎消耗殆尽的装甲军，以形成一条面向西北的阵线。26日，他准备就绪，开始向苏军的侧翼和后方推进。这样，他就可以猛击敌人前进的枢纽处，正如1940年在色当那样。一周之内，向西南推进的苏军在混乱中退回到了顿涅茨河，损失了六百多辆坦克和一千门大炮。接着，曼施坦因继续前进，转向北方，攻击从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向西推进的苏军后翼。苏军惊慌失措，被迫撤退，放弃了这两个城市。通过接连使用间接路线，尽管德军的人数只是苏军的八分之一，他们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要不是力量过于悬殊，德军可能会取得色当战役那样的决定性胜利。

而这次的人数悬殊也成了不祥之兆。德军的预备队比苏军的要有限得多，在两年的进攻中已消耗殆尽，而苏军却新组建了大批军团。尽管哈尔科夫的反击暂时使苏军陷入了瘫痪，但德军的兵力实在太少，局势已经对德国严重不利。

太平洋战争

自1931年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并在亚洲大陆扩张，损害了美国和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他们继续入侵中国其他地区。中国的游击队不断袭扰日军，阻止日本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广阔领土。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意在切断中国的外部补给。希特勒打败法国后，日本人趁火打劫，威胁法国同意其“保护性地”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对此颇为不满。1941年7月24日，他要求日军从印度支那撤军。为了给日本施压，他于26日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向日本供应石油。英国首相丘吉尔同时采取了行动。两天后，在伦敦避难的荷兰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意味着——正如丘吉尔所言——“日本被一下子剥夺了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

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瘫痪性的打击将逼迫日本作战，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只有坐等崩溃或放弃其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拖延了四个多月，期间试图通过谈判解除石油禁令。美国政府提出，除非日本彻底撤出印度支那和中国，否则拒绝解除禁令。当然，不会有任何政府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更不用说日本政府了。因此，人们非常清楚，从7月的最后一周开始，太平洋随时会爆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军队很幸运，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他们有四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几乎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做防御准备。

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没有宣战就发动了突袭，一支日本海军（包括六艘航空母舰）对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日本当初对俄作战也是如此——偷袭旅顺港，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

1941年初以前，日本计划若与美国发生战争，将使用他们在南太平洋的主要舰队，配合对菲律宾群岛的进攻，并在美军越洋前来支援在菲律宾的驻军时，给予他们当头一棒。美军对此早有预料，而日本近期向印度支那的推进更证实了他们的想法。但是，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构思出了一个新计划——偷袭珍珠港。这支日军绕过千岛群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北部抵达夏威夷群岛，在日出前从离珍珠港近三百英里的位置派出360架飞机发起空袭。美国的八艘战舰中有四艘被击沉，其余严重受损。不到一个小时，日军就控制了太平洋。

这为日军不间断地从海上入侵马来亚和马来群岛扫清了障碍。当日军的主要打击力量向东北方向驶向夏威夷群岛时，其他日本海军一直在护送运兵船进入西南太平洋。几乎在空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也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登陆。登陆马来半岛的目的是袭击位于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由于英国海军对海上攻击做好了充分的防御部署，他们没有从海上进攻。日军采用的路线极为间接。日军首先派部分军队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两个地点登陆，目的是占领机场和分散英军注意力，而其主力部队在半岛的“颈部”登陆，该地属于泰国，在新加坡以北大约五百英里。日军从东北端的这些登陆点出发，沿着半岛的西海岸涌下，接连包抄了英军的防线。日军在作战时拥有多种有利因素：一是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如此艰难的行军路线，打了英军一个措手不及；二是茂密的植被隐藏了他们的行踪，使他们能够发动奇袭，快速纵深推进。英军几乎被迫连续撤退了六个星期，在1月底从亚洲大陆撤到新加坡岛。2月8日夜间，日军渡过一英里宽的海峡发起进攻，在许多地点成功登陆，沿着一条宽阔的战线展开新的纵深推进。

防守方的人数是进攻者的两倍多，但进攻者的部队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能够在丛林和附近的地区机动作战，而防守方的士兵来源很杂，大多是新兵和不熟练的士兵。进攻方的作战路线使防守方很容易受到侧翼威胁，但防守方却几乎没有能力及时发起反击。这些障碍本身就很严重，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缺乏空中力量的掩护，无法对付不断威胁他们的日本空军，这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守军很快失去了平衡，他们试图恢复平衡，却受到了后方混战的阻碍。他们没有一个安全的基地，背后是一个拥挤的、人口复杂的城市，面临着食物和淡水供应被切断的威胁，再后面则是由敌人控制的海洋。此外，由于当局下达了“焦土”命令，要求烧毁一切物资，燃烧的油桶冒出浓浓黑烟，使他们更加不安——从心理上来看，这一战略实在是大错特错。2月15日，守军投降了。

在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日军最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部登陆，紧接着在马尼拉的后方登陆。在这种混乱的杠杆作用和向心进攻的威胁下，美军放弃了该岛的大部分领土，并在12月底之前退到了小小的巴丹半岛上。在那里，他们只能在狭窄的战线上正面进攻，坚持到4月，终被日军击败。

早在此之前，甚至在新加坡沦陷之前，日本的征服浪潮就已经席卷了马来群岛。1月24日，不同的日军部队在婆罗洲、西里伯斯岛和新几内亚岛登陆。三个星期后，他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核心爪哇岛发起了进攻，此前该岛因侧翼进攻而被孤立。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整个爪哇岛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实一样，轻易地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但是，尽管澳大利亚危在旦夕，日军却没有进一步朝那个方向推进，而是将主力派向了相反的方向，向西征服缅甸。虽然日军从泰国向仰光推进时采用了战线宽广的直接路线，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却是在用一种间接路线达成他们在整个亚洲大陆的主要目标——使中国的抵抗力量瘫痪。因为仰光是滇缅公路的端点，英美通过这条路线向中国输送设备。此外，这一非常精明的行动既可以控制西太平洋的门户，又能够横跨主要路线建立一个坚实的屏障，阻挡英美的任何陆上进攻。3月8日，仰光陷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英军被赶出了缅甸，翻过群山退到了印度。日军就这样获得了一个掩护阵地，它据守天险，非常坚固，任何人若想重新占领这一地区，必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进展将极为缓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盟军才积聚起足够的力量，试图从东端开始收复失地。幸运的是，澳大利亚仍未被日军占领，为盟军提供了一个靠近日本前哨链的大规模基地。

1942年8月，麦克阿瑟将军首先对瓜达尔卡纳尔岛采取了行动。该岛位于所罗门群岛最南端，距离澳大利亚最近。他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夺回瓜岛。所罗门群岛中下一个相当大的岛屿——新乔治亚岛，直到1943年6月下旬才被夺回，耗时三个多月。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军队从他们在新几内亚大岛东南角保有的据点发起了进攻。但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最顽固的抵抗，他们损失惨重，进展缓慢。1943年9月，他们夺取了莱城，成功收复了新几内亚大岛的东南端，耗时将近一年。

看起来，美军想要回到菲律宾，再从那里到日本，需要走很长一段路程。但是在1943年秋，他们采用“跳岛战术”，速度明显加快。这种方法属于间接路线战略的一种变体。美军在海上推进时，连续跳过前哨链中的一些岛屿，使这些岛上的日本驻军被隔绝，无法获得补给。从战略上看，这相当于将日军拘禁了起来。

1944年10月，在一次猛跳后，美军回到了菲律宾。在此之前，美军已在菲律宾群岛的南北主要岛屿棉兰老岛和吕宋岛的港口和机场发动猛烈空袭。这些打击自然会迷惑日军，使其认为美军将在这两个地区登陆，同时又猜不准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随后，麦克阿瑟将军的海上舰队出现在这两个主要岛屿中间的莱特岛，并在那里登陆。这一举动不仅把菲律宾从腰部劈成了两半，而且还在战略上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楔子，隔开了日本和其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所占领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美军不可避免地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以积聚足够的力量来扩大他们的攻势，并完成对菲律宾的收复。他们结合两种方法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首先派出海军和空军形成包围网，将他们正在争夺的岛屿孤立起来，然后再用“砍木头”的方法夺下这些岛屿。此外，美军现在已经离日本本土足够近，可以发动强大而持久的空中攻势。美军再次猛跳，绕过了中国台湾，抵达琉球群岛的冲绳岛，插在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中间。

美军后来的行动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每一次跳岛前，都先威胁多个目标，以迷惑敌人，使敌人难以确定真正的目标，同时专门打击敌军防御薄弱的地点。因此，他们每一步行动的战略间接性都使其效力成倍增加。

日本的征服浪潮波及得太远，因而无法持久。日军的兵力过于分散，这非常危险，因为一旦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平衡发生变化，让美军能够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迂回，日军就很容易被孤立。这种反作用驳斥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军国主义信念。相反，一开始过于成功的进攻导致日本后来的防御力量不足，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德国的进攻浪潮给他们带来了同样致命的后果。

地中海战场

在地中海战场上，前期战役集中发生在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周围，意大利与德国试图占领这两个地区。这些战役充分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且警示后人，战略上的过度扩张——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940年9月，意大利的格拉齐亚尼元帅从利比亚向埃及挺进。从数字上看，意军这次行动必胜无疑，因为与保卫埃及的英军相比，他们的规模庞大得多。但是他们的机械化程度不够高，机动性很弱，且行政效率低下，很难发动突袭。意军在穿过西部沙漠前进了70英里后，在西迪巴拉尼停了下来，在那里待了几个月。

英军在中东的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决定派奥康纳将军领导下的西部沙漠部队（第八集团军的雏形）打击意军。在设想中，这次行动是一次强有力的突袭，而不是进攻；不是夺取区域，而是打了就跑。他们只有两个师可用：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印度师。这次突袭后，第四印度师还得马上撤到尼罗河，前往苏丹，帮忙应对在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意军的威胁。

然而，由于奥康纳率军穿过沙漠，突然出现在意军的后方，意军惊慌失措，陷入瘫痪和混乱之中，这让英军意外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康纳使用的路线不仅在物质上是间接的，在心理上也是间接的。此次突袭发生在12月9日，格拉齐亚尼的大部分军队被切断，3.5万人被俘，残军如同一群乌合之众慌忙溃逃，重新躲回了自己的边境阵地中。英军第七装甲师乘胜追击，占领了这个设防的边境，包围了撤退到巴迪亚的意大利残军，将他们暂时切断。

如果英军最高统帅部没有坚持要求第四印度师按照原计划撤退，整场战役可能会就此结束。由于第四印度师撤退，第七装甲师失去了支援，自然无法突破意军在巴迪亚的防线。几个星期后，一支步兵生力师——澳大利亚第六步兵师——才被从巴勒斯坦调来充当“开罐器”。1月3日，英军攻破了巴迪亚，俘虏了4万名意军。22日，他们占领了托布鲁克，再次俘虏了2.5万名意军。

格拉齐亚尼的残军越过班加西向的黎波里撤退，但被追击的英军使用间接路线拦住了。这是整场战争中最辉煌和最大胆的一击。英军第七装甲师穿过沙漠腹地，在2月5日到达班加西以南的海岸线上。其先头部队在36个小时内走了170英里，艰难穿越了一个陌生的地区。在此处，英军分为两部分：库姆上校率领一个小分队在贝达富姆切断意军的撤退路线；陆军准将卡特领导的第四装甲旅则连续打击意军，直至他们投降。这两支英军加起来只有3000人，但他们大胆地截断了几倍于他们的意军的撤退路线，俘虏了2.1万名意军。

当英军在昔兰尼加取得了这一惊人的胜利后，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若能及时向的黎波里推进，几乎是必胜无疑——剩余的意大利军队装备不良，难以应付坦克的冲击，而且在看到主力部队惨败后，意军的士气也被严重动摇了。奥康纳迫切地想扩大他在贝达富姆取得的胜利成果，并确信他可以毫不停歇地完成新的任务：补充物资。但是英国政府下令暂停此地的行动，为出师不利的希腊远征军提供兵力。韦维尔只得留下最少的兵力把守昔兰尼加，奥康纳也回到埃及，控制权被交给了能力更弱的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的先头部队也到达了的黎波里。尽管一切都为时已晚，意军已经大难临头，但这支德军还是将北非战役拖延了两年多。在此期间，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一度岌岌可危。

虽然总兵力加起来也只相当于一个师，隆美尔还是于3月底发起了反攻。他在夜间迅速绕过敌军的侧翼，到达他们的后方，打乱了他们的部署，然后虚张声势，假意要包围敌军，迫使敌军主力在梅基利投降。他的推进出人意料，这使他在后续各个阶段的行动都具有间接性，更加令敌人惊慌失措。在两个星期内，他把全部英军赶出了昔兰尼加，只有一小部分英军撤退到了托布鲁克，被孤立起来——这支小部队便成了他的眼中钉。然而，当他到达边境时，他的补给线已经拉得太长，因此被迫停止行动。

6月，得到增援的英军计划对利比亚边境发起新的攻势，行动代号为“战斧”。由于他们的进攻主要是正面推进，隆美尔通过准确的判断，派装甲部队包围了他们的沙漠侧翼，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并扭转了局势。

11月，英军发动了更大的攻势。此时，奥金莱克将军已取代韦维尔担任总司令，利比亚边境的部队也已重组为第八集团军，由坎宁安将军指挥。攻势于18日发动，随着沙漠侧翼的推进，英军逼近了隆美尔的后方。但是由于他们的战术过于直接，试图在正面战斗中摧毁敌人的装甲部队，他们失去了通过间接路线所获得的战略优势，正中隆美尔的下怀。

面对英国机械化部队的数量优势和机动性，德军巧妙地在战术上运用了一种间接路线，先在陷阱里布满了他们隐藏好的坦克和致命的88毫米高射炮，随后引诱英国坦克进入陷阱。正如已经在战斧行动中展示的那样，隆美尔此次更加惊人地展示了现代机械化战争中的防御性进攻方法和诱饵策略，用自己的“盾牌”钝化敌人的刀刃，为自己发动猛攻做准备。结果，英军不仅丧失了他们的战略优势，也失去了他们在坦克数量上的优势。英军第八集团军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平衡。23日，坎宁安打算中止进攻，撤到边境上重整旗鼓。

第二天，隆美尔判断形势已经成熟，可以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了。于是，他派机动部队对第八集团军的沙漠侧翼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突袭，并越过边境切断了其交通路线。当德军机动部队突入英军后方时，英军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之中。如果由坎宁安来决定是坚持战斗还是撤退，这场战斗很可能就此结束。但奥金莱克不同，在关键时刻，奥金莱克飞抵前线亲自指挥。他下令坚持战斗，并在两天后回到开罗，任命里奇接替坎宁安指挥。奥金莱克的干预使英军转败为胜。但是，相比于隆美尔的战略突袭，奥金莱克的决断更像是一场赌博。第八集团军推进得过远，停在这个位置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非常幸运的是，由于英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隆美尔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没有发现英军的两个巨大的补给站，因此没有夺占它们，使它们得以留在英军的手中。整个英军的推进都依赖这两个补给站。

虽然隆美尔的纵深推进差一点即可达到目的，但他为这次失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和他的三个装甲师（两个德国师和一个意大利师）越过了边境作战，远离其他部队时，此前留在后面的英军恢复了平衡，重新发动进攻，并在他回来救援他的非机动编队之前就与托布鲁克的驻军交战了。这说明，由军队的一部分进行战略突袭式作战存在很大的风险，留在后方的中枢本身不足以进行长时间的抵抗。虽然经过几天艰苦奋战和近距离的迂回行动，他暂时夺回了优势，但代价十分巨大。他的损失比初始阶段还要严重得多，有限的坦克力量进一步折损，使他难以支撑下去——而英军却获得了更多的增援部队。12月6日，隆美尔被迫中止了托布鲁克周围的战斗，先是撤退到加扎拉，然后再度撤退到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边境。

在这里，他再次采取了防御性进攻的方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英军在12月27日发起进攻时，他阻截了英军的装甲部队，对其进行侧翼包围，迫使他们正面作战，并最终将他们全部包围。在这场战斗中，英军的坦克力量被消耗殆尽。随后的一个星期，他获得了一个车队的支援，这是他自11月中旬以来第一次获得大量增援。于是他立即利用英军在推进中将战线拉得过长的弱点，对英军发起进攻。当英军以为他仍然无力进攻时，他出其不意地反击，打乱了英军的阵脚，然后利用英军的混乱，从沙漠侧翼对英军的班加西基地进行间接攻击，将英军击退到加扎拉，夺回了英军一半以上的战果。

之后的三个月，战线稳定在加扎拉阵地上，但第八集团军的直线部署更适合作为新攻势的跳板，而不是作为一个平衡的防御。5月，隆美尔率先行动，在26日夜间派装甲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侧翼迂回行动，使第八集团军失去了平衡。然而，他遭遇了阻截，未能到达海岸，无法切断英军在加扎拉的防线。于是，隆美尔背对英军布置的雷区，采取了防御姿态。英军此时错误地认为隆美尔已经走投无路，注定要投降了；结果，他们的反击过于直接，掉进了隆美尔在受到阻击时迅速布置的防御陷阱中。由于后备力量受到牵制和消耗，第八集团军无力应对隆美尔的再一次侧翼进攻，被打得支离破碎，一部分撤退到边境，另一部分撤退到托布鲁克。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迅速驶过托布鲁克，佯装向边境进发，然后在撤到托布鲁克的英军安顿下来之前，突然调转方向，向托布鲁克发起了进攻。无论从心理还是物质上来说，这次行动都是间接路线的杰作。通过在一个薄弱点上突破防御并扩大战果，德军几乎俘虏了全部的敌人，还缴获了充足的补给和运输工具，这足以支撑他们长期推进。

隆美尔乘胜追击，接着追赶仓皇穿过西部沙漠的第八集团军残部，冒险逼近埃及的主动脉尼罗河。如果德军控制了尼罗河流域，苏伊士运河也会被随之拿下，英国在中东的整个地位就会被摧毁。面对这一危机，奥金莱克亲自接管了遭受重创的第八集团军，将其重组后派往阿拉曼坚守阵地——该地位于通向尼罗河的沙漠咽喉要道。隆美尔的部队人数不如英军多，又因长期追击而疲惫不堪，面对英军的新防御阵线，德军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当隆美尔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突破时，奥金莱克进行了间接的还击，虽然没能击溃隆美尔，但削弱了他的力量，使他无法实现目标。

很快，来自英国的援军赶到了。丘吉尔希望英军立即采取攻势，但奥金莱克更为明智，坚持要等到新部队在战术上适应沙漠环境后再行动。随后，奥金莱克被撤职，哈罗德·亚历山大接替他成为中东战区总司令，蒙哥马利接管了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

8月底，隆美尔再次率先出击，但又一次被英军新的防御战术挫败。他的装甲部队穿过了英国前线南半部的雷区——这一区域没有英军防御，而大部分英国步兵驻守在北部地区的坚固阵地上。然后，他前去攻击英国装甲部队的主力，在英军选定的阵地上，从后方发起进攻。他损失了许多坦克，却一无所获。当他被困在这个后方阵地和雷区之间时，另一个英军装甲师，也就是第七装甲师，包围了他的南翼。然而，英军没有及时拉紧这张网，隆美尔得以逃脱，但主动权已经开始转移。

随着蒙哥马利的兵力和资源逐渐增多，主动权就彻底到了英军手中。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第八集团军休整了很长时间——比奥金莱克预想的还要长，然后在10月的最后一周发动了进攻。现在英军在空中力量、枪炮火力和坦克力量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尽管如此，由于战线相当狭窄，没有迂回余地，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是，隆美尔的军队已严重超负荷，且他们的大部分运油船在穿越地中海的时候被潜艇击沉，这严重打击了他们的行动能力。随后，德军从最前端开始崩溃，没有能力再进行顽强抵抗，直接退回了原来的基地中。

战斗开始时，隆美尔因病在维也纳休养，但他立刻就飞了回来。统观形势后，他计划将军队撤回到阿拉曼以西60英里的富卡，使蒙哥马利的作战机器脱节。但是，由于希特勒坚持寸土不让，隆美尔的意见被否决了，德军只能在战斗失败后撤退。然后，隆美尔以一贯的果决和无情，放弃了机动性和专业性较差的部队（包括大部分意大利军队），使用摩托化运输工具撤出了他的精锐部队。

由于英军的追击不够间接，包围路线也不够宽广，英军未能拦截隆美尔。首先，英军过早转向，没能拦住沿海岸公路撤退的大部队。然后，在阿拉曼以西120英里的马特鲁港附近的“查令十字”路口处，英军再次围击，不巧天降大雨，英军又汽油短缺，切断德军的计划没能实现。如果他们转得再远一点，深入内陆，穿越沙漠，那么或许就可以避开多雨地带。其实，他们错失机会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三个装甲师的运输车辆运输了大量弹药，却没携带足够的汽油，等到追击时燃料供应自然就会出问题。

隆美尔从英军装甲师的虎口中逃脱后，片刻不曾停歇，直到到达他最喜欢的增援基地——位于昔兰尼加远端的阿格海拉附近，那里距离阿拉曼700英里。在两个星期的快速撤退中，他远远甩开了追兵，几乎没有让英军俘虏他的士兵或夺取他的补给。当他的部队绕班加西湾撤退时，英军原本可能有机会通过空袭打乱他的部队，但若想这样，空军必须在没有步兵保护的情况下，冒险使用前线机场。尽管空军指挥官愿意冒这个风险，陆军司令部却不愿意。隆美尔先前的惊人反击给英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一次，隆美尔的处境十分不利，无法发动那样的反击，甚至不能在阿格海拉长期坚守阵地。

第八集团军停顿了三周才集结兵力向阿格海拉阵地发起进攻。当攻势正发展时，隆美尔开始撤退。尽管英军通过侧翼迂回成功地击败了他的后卫，但他还是设法在英军的战略阻塞完全巩固之前突围逃走了。隆美尔又后退了200英里，在布埃拉特阵地上再度休整。他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随着第八集团军在1月中旬逼近并发动进攻，他被迫再次撤退。这一次，他几乎连续撤退了350英里，退过的黎波里，到达突尼斯境内的马雷特防线。他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兵力薄弱以及大多数补给船被击沉，还因为11月英美攻占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英美的行动紧跟在阿拉曼攻势之后，地点位于北非另一端，距阿拉曼约2500英里。这是一种远距离的间接路线，旨在动摇隆美尔对利比亚的控制，并消除他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威胁。在这一行动的战略领域，它的成功可能性和它的间接性成正比。按照最初的设想，盟军本来只会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登陆。这就意味着要进行纯粹的正面进攻，使那里受德国指挥的法国伪军可以充分进行有效抵抗。这一推进将从距离比塞大1200英里以外的地点开始，而比塞大是整个北非战场的关键，因此德国人有时间和机会来增强法国伪军对盟军的抵抗。幸运的是，随后盟军又计划在奥兰和阿尔及尔附近的地中海海岸登陆。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众多法国当地掌权者的默许或沉默，为在这些地点登陆铺平了道路。一旦在这些地点登陆，他们就立刻在西海岸的法军后方形成了决定性的威胁，削弱他们的抵抗。

从阿尔及尔附近登陆后，盟军距离比塞大仅有400英里。在那时，只要有少数几支摩托化部队，就可以在山路以外的地区不受阻碍地经过比塞大冲至突尼斯。在附近进行海上或空中登陆也不会遇到任何阻击。但是，海军当局非常谨慎，不愿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进行小规模登陆，且陆上的推进也过于谨慎。与此同时，尽管盟军的登陆出乎德军意料，但德军迅速做出了反应。从第三天起，他们开始动用所有可用的运兵飞机和小型沿海船只向突尼斯运送部队。在盟军首次登陆两个多星期后，盟军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才抵达了突尼斯附近。虽然在该地的德军总数仍然很少，但足以阻击盟军。

这次阻击导致双方在比塞大和突尼斯的多山弧形地带僵持了5个月。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这次失败对盟军有利。因为这鼓励了德军继续渡海向突尼斯增援，而在那里，盟军可以利用制海权优势切断德军的补给和退路。讽刺的是，希特勒在保住突尼斯上投入的兵力比在占领埃及上投入的还要多。通过诱使如此多的德国和意大利预备队渡过地中海来到北非，并将其“装入袋中”，盟军随后在欧洲的作战容易了许多。对于希特勒来说，北非是致命的战略诱饵，就像西班牙之于拿破仑一样。与此同时，他们还都入侵了俄罗斯。希特勒在非洲和苏联两面作战，捉襟见肘，进退两难，未能夺取任何一个目标。正如拿破仑当初的遭遇那样，这种压力加速了他的崩溃。

然而，突尼斯战役的序幕却是由德军在1943年的反击拉开的，盟军挨了一记当头重击。正当盟军的两支军队——第一集团军自西、第八集团军自东——似乎要把轴心国的军队咬住时，意外发生了。轴心国司令部的目标是通过打乱两支军队的部署来预防危险发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轴心国早做了准备，实际情况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更加有利。到现在为止，派往突尼斯的增援部队已经组建成一支军队，由阿尼姆将军指挥。与此同时，由于在向西撤退时逐渐接近补给港口，隆美尔的残余部队也正在获得增援和装备。面对这种暂时有利的局势，隆美尔计划发挥拿破仑式的内线优势，利用他在两支盟军之间的中心位置，分别连续打击和削弱他们。如果能击溃从背后威胁他的英美第一集团军，他就能腾出双手对付英国第八集团军——该部队已经由于补给线的延伸而变得越来越弱。

这一计划有着辉煌的前景，但因为其主要依赖不受隆美尔控制的部队，因此在实施时遭遇了严重的障碍。行动开始时，阿尼姆的军队是独立的；甚至连负责主攻、经验丰富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在被派回帮助隆美尔守卫撤退和补给线时，也奉命由阿尼姆指挥。

德军反攻的直接目标是美国第二军（其中包括一个法国师）。其战线长达90英里，但主要集中在三条穿山至海的路线上，矛头指向加夫萨、法伊德和丰杜克附近的山口。这些隘口非常狭窄，令据守的军队感到安全无虞。

但是在1月底，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突袭法伊德山口，在美军支援到达之前击溃了法国驻军，从而获得了一个突破口。这场突袭使盟军指挥官预计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攻击，并认为攻击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他们认为德军攻击法伊德山口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并相信下一次攻击将发生在丰杜克。正如布莱德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这种信念近乎致命。”

2月14日，德军发起了真正的进攻，再度突袭法伊德山口。这一行动由阿尼姆的副手齐格勒负责。当美军装甲部队向前迎击时，第二十一装甲师一方面在正面牵制美军，另一方面绕过他们的右翼，从后面袭击了他们。100多辆美军坦克在这个陷阱中被摧毁。隆美尔敦促齐格勒在夜间继续前进，充分利用这次胜利扩大战果，齐格勒却停滞了48小时，直到得到阿尼姆的授权，才继续前进25英里，到达美军的集结地斯贝特拉。即使在那时，他还是再次击退了美军，不过战斗更加艰难，而美军也能够在凯塞林山口再次重整旗鼓。与此同时，隆美尔从马雷特防线调来了一个装甲分队，通过加夫萨向南方猛攻。到17日，这支部队已经推进了50英里，占领了凯塞林西面的泰莱普特的美军机场。

刚刚被任命指挥两个盟军集团军的亚历山大，已经到达了现场。他在报告中说：“此地的局势比我预想的更危急，实地观察凯塞林地区的情况后，我发现军队仓皇撤退，美军、法军和英军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而我们没有协调防御计划，指挥权的划分也不明确。”他接着说道，如果隆美尔“突破我们在下一条山脉西多沙尔的薄弱防线，那么他再向北推进时就很少会遇到自然障碍……这将破坏我们在突尼斯的战线，即使我们不是全军覆没，也势必要被迫撤军”。

另一方面，隆美尔想利用盟军的混乱和恐慌，派所有可用的机械化部队发起联合进攻——穿过西多沙尔40英里以外的泰贝萨，打击盟军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阿尔及利亚基地。根据空中侦察报告，盟军在泰贝萨的补给站已经告急。隆美尔提议向西北推进到泰贝萨，但是阿尼姆不愿意冒险，于是在绝望之中，隆美尔向墨索里尼求助。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19日早些时候，罗马那边才传来消息，命隆美尔负责指挥，继续推进，但是——隆美尔需要向北推进到塔拉，而不是向西北推进到泰贝萨。在隆美尔看来，这一改动“令人震惊，简直是鼠目寸光”，因为如此一来，进攻就会“离前线太近，必然会遭到强大的敌军预备队的顽强抵抗”。

结果充分证明了隆美尔的正确。计划改动后，德军的推进路线正是亚历山大所预料到的路线，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他命令第一集团军司令“集中装甲部队保卫塔拉”，来自北方的英国预备队也正匆匆赶往该地。很明显，如果当初按照隆美尔的想法行动，盟军将再次失去平衡。

美军也在通向塔拉的路线上集结了兵力，并顽强把守凯塞林山口，使德军直到20日晚上才突破这一山口。第二天，德军筋疲力尽地开进塔拉，随后就被已经到达那里的英军预备队赶了出去。22日，隆美尔意识到他已经错过了时机，停止了进攻，开始逐步撤退。一天后，新命令从罗马传来，将所有在非洲的轴心国军队交由隆美尔指挥。但一切为时已晚。

在研究间接路线时，这一反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首先，它清楚地表明，错失时机将导致优势丧失。其次，迂回必须要足够远，足够出乎敌人意料，才能具有实质上的间接性。

由于上层行动迟缓，隆美尔获得轴心国军队指挥权时已经错过了时机，来不及取消阿尼姆在北部对突尼斯的盟军阵地发起的进攻。这一进攻过于直接，不仅损失惨重，而且导致隆美尔未能及时获得第二次进攻蒙哥马利所需的兵力。

这一延迟对其计划前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月26日，蒙哥马利还只有一个师面对着马雷特防线。蒙哥马利此时非常烦恼，他的手下则在德军打击到来之前拼命地工作以恢复平衡。但到3月6日，当隆美尔发动进攻时，蒙哥马利的兵力已经增加了四倍，除了四百辆坦克，还有五百多门反坦克炮已经就位。因此，由于行动被耽误，隆美尔以优势兵力进攻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到下午，进攻就停滞了，德军损失了50辆坦克，严重阻碍了下一阶段的战役。雪上加霜的是，隆美尔也因病无法继续指挥，一筹莫展的他已经飞回了欧洲，再也没有回来。

3月17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二军发起进攻，盟军的攻势就此展开。他们的目标是打击德国非洲军团，切断德军撤退到突尼斯的路线，并引诱德军从前线调走一些资源，削弱其前线战斗力。但是，他们的推进过于谨慎而缓慢，因而在通往沿海地带的山路上遭遇了德军阻截。这次成功拦截使德军受到鼓舞，因而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但没能突破美军的防线。德军损失了大约40辆坦克，这不仅钝化了他们的攻势，而且使装甲部队的劣势更加明显，削弱了德军阻击蒙哥马利的能力。

盟军最终能够胜利，更多是因为德军在进攻中犯了错，而不是因为盟军自己的攻势起到了效果。直到德军在进攻中将战线拉得过长后，盟军才有了扭转局面的机会。后来，德军本可以坚持得更久，但他们在徒劳无功的反击中耗尽了他们剩余的力量。

3月20日夜间，第八集团军对马雷特防线发起进攻。他们主要从正面发起攻击，旨在突破海边的防御，并凿开一个缺口，然后让装甲师撕开整条防线。与此同时，新西兰师绕了一个大弯，迂回至德军后方的哈迈，目的是牵制德军部署在那里的预备队。但攻击发动了足足三天，依旧未能凿开足够大的缺口。因此，蒙哥马利改变了计划，向内陆迂回，派第一装甲师前去帮助新西兰师进攻敌军的后方。这个突然将“骑兵”从右向左转的策略，在更大的范围内再现了马尔博罗在拉米伊的迂回行动，在战术灵活性方面堪称杰作。但是当蒙哥马利的装甲部队穿过一个山谷时，却发现德军早已在山谷两侧布置了大量反坦克炮；若不是沙尘暴扰乱了德军视线，英军就可能掉进一个致命的陷阱。此时，英军仍未能突破德军在哈迈的后方防御。最终，虽然德军在后方威胁下放弃了马雷特防线，但撤退的路线还是能够得到确保，英军没能完成合围，没能给德军带来多大损失。

德军沿着横跨加贝斯隘路的阿卡里特谷撤退，但在离哈迈后方不到十英里的地方，德军再度停下，沿着山谷开始设防。这条山谷横在加贝斯隘路之间，背山面海，中间只有一个十分狭窄的正面。美军从南部绕过盖塔尔，打算从后方打击德军，配合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前方的牵制，但在他们还没能从山上冲下来攻击德军之前，他们就已遭遇阻击。4月6日凌晨，第八集团军在黑夜的掩护下进攻了阿卡里特谷。这一次，战术创新使他们得以突破德军防线纵深推进，但天亮后德军立刻还击，阻止了他们。然而，此时德军已经将仅有的三个残破的装甲师中的两个用于抵抗美军，再也没有足够资源去维持抵抗了。第二天夜里，德军开始沿着海岸向突尼斯撤退。

4月8日，第九军试图攻破丰杜克山口，到达德军后方的海边，切断德军的这一退路。但步兵的进攻未能为坦克扫清障碍。第二天，坦克部队冒险成功穿过了一片雷区，但他们不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来得太晚了——没能成功拦住沿海岸撤退的德军。几天之内，德军的两个军共同协作，沿着覆盖突尼斯的山地弧形区域建立了防线，看起来似乎要长期抵抗下去。或者，他们可以利用快速撤退所获得的喘息机会，将部队撤至西西里岛。

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跋涉两千多英里，从阿拉曼撤退到突尼斯的这次行动，堪称军事史上的杰作之一（尤其是第一阶段和最后阶段）。他们从马雷特防线回到突尼斯，必须经过一条布满敌军的长走廊，不断面临致命威胁。虽然近代来没有人像他们一样敢于进行这种“色诺芬式”的壮举，但同年冬天的另外一场撤退足以与这次行动媲美，虽然长度更短，但条件更恶劣——克莱斯特的集团军从高加索深处撤退，穿过罗斯托夫的瓶颈地区，同时持续遭受从顿河而下的苏军的侧翼威胁。

这两次行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证明若能有技巧地对现代化防御加以利用，就能发挥其所具有的巨大抵抗潜力。此外，后方进攻的局限性再次凸显了一个古老的教训，即想要在进攻中取得胜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迂回战术。在这次行动及类似的战例中，进攻者的一支重要部队从一开始就悬在撤退的敌军的后面，却不能将敌军困住。他们的威胁太过明显，使防守方能够有效地利用其防御力量，并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进攻方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在心理上采用间接路线以打破对手的平衡。

德军从阿卡里特干谷迅速撤退，并成功地避开了盟军的围追堵截，为德军最高统帅部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选择合适的道路，就可以把部队撤到西西里。德军在突尼斯南部的恩菲达维尔到比塞大西部的塞拉特角之间筑起了一道新的弧形防线。盟军至少需要休整两周，才能够对德军的这道新防线发起猛烈进攻。在此期间，当地正好处于大雾天气，有助于德军掩护部队登船和运输军队，他们完全可以趁机将突尼斯的大部分德军从海上和空中撤出。

然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试图延长在非洲的战役，而不是将战线收缩到欧洲南部的海岸线。为了守住突尼斯和比塞大，他们甚至将战线拉长到一百英里，而其资源不足以支撑如此长的防线。德军在突尼斯和比塞大之间举棋不定，为盟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迷惑德军，让德军无法确定他们的真正目标。

在出牌之前，亚历山大重新洗牌，把美国第二军从南部调到了北部海岸，从右翼调到了左翼，正对比塞大。他还将第九军向北转移，插入第五军和法国第十九军的正中间，与盟军右翼的第八集团军相邻。

4月20日，第八集团军向敌人的左翼发起进攻。由于恩菲达维尔之外的沿海走廊过于狭窄，前进的速度很快就慢了下来，在23日被迫停止。4月21日，第五军从中心左侧发起进攻，穿过通向突尼斯的群山。第二天，第九军从古拜拉特附近的右翼中心发起进攻，想要使用装甲部队突破德军防线。虽然他们没能成功，但严重削弱了德军的防御，并进一步削弱了德军剩余的坦克力量。接着在大部分前线地区，双方停战了几乎两个星期，但在北部，美军和一个法属非洲军团继续逐步渗透，距离比塞大只有20英里。

此时，亚历山大再次洗牌。在靠近古拜拉特的右翼中心，他只留下了一支掩护部队。他将第九军的大部分兵力转移到左翼中心，集中在第五军的后面，并从第八集团军抽调了两个精锐师——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印度师——前来增援。与此同时，他实施了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用于掩护他的转移行动，并诱使敌军指挥部相信他的下一次进攻将在南方进行。第八集团军和蒙哥马利的威名加强了骗局的效果，因此德军的阿尼姆将军将大量兵力调至南方。阿尼姆根本没有察觉到他已经上了盟军的当，也根本来不及在受到袭击后重新调整他的部署，因为盟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盟军利用巨大的空中优势将敌军仅剩的飞机逐出天空，并使敌军在陆地上的所有兵力和物资转移瘫痪了。

5月6日凌晨，天空中星光灿烂但月色黯淡，第九军在霍罗克斯将军的指挥下发起猛烈进攻。在此之前，在通往突尼斯的迈杰尔达谷地，盟军使用六百多门大炮对不足两英里宽的地区进行了猛烈的轰击。天亮后，空军不断投放炸弹，扩大了轰炸范围。守卫门户的德军惊慌失措，很快被英军击溃。由于防线过度拉长，德军力量薄弱又缺乏纵深。随后，第六和第七装甲师的坦克集中穿过了缺口，但是他们在应对多股德军的小规模抵抗时浪费了时间。夜幕降临时，他们只前进了几英里，离突尼斯还有15英里。

然而，第二天早上，由于德军不断遭受空袭和战略打击，他们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实施任何战术反击。到下午，英国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突尼斯。随后，第六装甲师转向南方，而第七装甲师转向北方，进一步打乱敌军的部署。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和法军涌入比塞大。在前线的北半段，敌军的抵抗迅速瓦解。

在南方，德军原本可以撤回到卡本半岛，并在那里进行长期抵抗。但是由于第六装甲师迅速深入他们的后方，并在半岛的最窄处进行拦截，他们彻底崩溃，超过25万人被俘。

敌军的指挥部已经失去了平衡，敌军被上方的空袭和坦克的后方进攻彻底打乱。敌军指挥部失衡是敌军崩溃的主要原因，而交通中断导致预备队不足以及补给中断又进一步打击了敌军的士气。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敌军的基地离前线很近。敌军的防线被突破后，其基地迅速被占领，行政系统一片混乱，士兵陷入恐慌之中。恐慌的情绪不仅在直接遭到冲击的基地人员中传播开来——他们总是比战斗部队更容易受到士气低落的影响，而且自然地蔓延至全军。失去基地使得背对大海作战的敌军更加沮丧，因为现在，他们背后的海域被盟军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所主宰。

令人惊奇的是，亚历山大的作战计划与拿破仑战役的经典模式存在诸多巧合，更与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颇为相似。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当敌军在正面被牵制或遭受攻击时，向敌军的一个侧翼进行迂回攻击。这一迂回行动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却可以为决定性的一击创造机会。因为面对被包围的威胁，敌军会拉长防线准备迎击，因此其防线上会出现一个薄弱的节点，此时就可以对该点发动决定性的一击。

尽管因为缺乏开放侧翼而受到了阻碍，但亚历山大通过使该模式获得更大的内部发展，再加上灵活性和巧妙性，最终取得了胜利。正如我们所见的，他首先把敌军的注意力和兵力吸引到左翼，然后用力攻击右翼和中心右侧，随后再集中力量主要进攻敌军的中心左侧。当敌军设法阻止他在这里突破时，他假装把主力迂回到敌军的左翼，实际上却移到了敌军的中心右侧。他用一连串的行动分散了敌军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多个目标迷惑敌军，使得他最后的集中攻击非常致命。

与其他阶段相比，北非战役的后期阶段似乎更值得详细讨论。其中的战略在物质和心理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间接路线的巧妙和多样性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客观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