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她们都出生在诺曼底的农村,从父母一代跨越社会阶层的经历中找到了共鸣。安妮·埃尔诺的父母是农民出身,最初到工厂当工人,后来在伊沃托(Yvetot)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父母则经历了社会阶层的向下移动。社会阶层降低,部分原因是她的父亲身体有残疾,一家人原本居住在巴黎郊区,后来搬迁到卡尔瓦多斯(Calvados)的一个小村庄。与没有兄弟姐妹的安妮·埃尔诺不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一个有十一个孩子的大家庭中长大。在这样的家庭中,内部团结一致是集体社会活动能力的一部分。
其次,在她们成长的日常环境中,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父亲曾在小修院和大修院接受教育。她将天主教的作用形容为“全方位的”,认为这一宗教影响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对安妮·埃尔诺来说,宗教主要与母亲的形象相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宗教促使产生负罪感,同时也勾画出拯救的希冀。天主教可以成为慰藉之源,就像安妮·埃尔诺的母亲在失去第一个孩子后所经历的那样。这个女儿被称为“小圣女”,六岁时因患白喉去世。 宗教也可以指引人生方向,就像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兄弟“圣克劳德修士”那样,通过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来治愈自己的自闭症。 宗教活动还支持区分社会地位的意愿,有助于归并与不遵循其戒律的人相区分的品质。
再次,学校和学校里讲授的知识对年轻的她们来说似乎是另一个救生板。学校拓展了她们的可能性,推动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就读于男女同校的公立学校,得到老师们的帮扶。她享受学校对“好学生”的奖励政策,获得了卡昂女子高中的奖学金,以寄宿的方式继续学业。尽管学校让一些人逃脱既定的社会命运,对“社会不平等”稍有纠正,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促进社会再生产——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也因此领先于大多数同学。而对安妮·埃尔诺来说,学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场所,一方面可以摆脱束缚去拥抱文化;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社会的斥责。她在私立天主教学校就读,被老师们“重新塑造”,不得不改变言行举止。这种施加于身的象征暴力改变了她与父母的关系:正如她在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1983年)中所写,她纠正父亲的语言错误,就像她自己在学校里被纠正一样。 作品《羞耻》中的一个场景将她对私立学校的看法表现得尤为明显:节日庆祝活动结束后,老师和其他学生送她回家,她的母亲穿着沾满污渍的长睡裙开门。 她将这一幕和父亲试图杀死母亲的另一个场景 描述为造成其社会羞耻感的基础,这种感觉如影随形,无法摆脱。她在作品《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对性羞耻感和社会羞耻感的分析则展示了精神上的创伤如何促使她这样的年轻女孩达成愿望,成为“出色而得体的文科生,注定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并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 。
在作品《被冻住的女人》中,作家回顾了其成长过程中观察到的不同性别角色模式。她读过贝尔特·贝尔纳吉(Berthe Bernage)创作的“布丽吉特”系列小说。 私立学校的同学受邀去她家,在看见她的父亲正在做饭和洗碗而她的母亲忙于处理杂货店的账单时表现得十分惊讶。这让她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分工“不正常” 。青少年时期,她对女性的不同角色模式感到更困惑。布丽吉特聪慧而顺从,是天主教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与她那对烹饪和家务毫无兴趣、既不温柔也不含蓄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正是母亲促使她在私立学校获得成功,让她摆脱了去工厂做工的命运。而要实现这一切,必须适应资产阶级的规则,与母亲所代表的模式背道而驰。尽管青少年时期关于女孩“行为准则”的发现打破了与男孩平等的想法,安妮·埃尔诺仍希望能像男人一样行事。然而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她还是遵循了符合资产阶级范式的性别角色分配,承担起家务和抚育两个儿子的责任。
最初,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被男性世界所吸引,倾向于“透过社会阶层观察社会世界” 。而日常生活中多次受支配的经历让她加入女性主义斗士的行列,最终促成了她口中的这场“对谈”。当社会学家谈及个人经历时,“个人即政治”这句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斗争的口号脱口而出。她于1966年结婚,一年以后生下第一个孩子。尽管被告知在哺乳期不会怀孕,她还是再度有孕。于是,她在《归于平静》(Se ressaisir)一书中强调以鼓励生育政策为导向的主流医学话语所提供的信息存在缺失。她和她的丈夫与朋友们在巴黎郊区的“团体”生活经历又一次把她置于从属地位。团体中的成员们分享无政府主义的亲和氛围,拒绝消费社会的个人主义模式,但家务琐事和子女教育依然由女性承担。 1972年回到巴黎以后,她将经济上依赖于丈夫和行动上受困于育儿而产生的个人不适转化为对集体活动的投入。她投身妇女解放运动(MLF),挑战男性的统治地位。她转向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反对那些不与“主要敌人” 即父权制和解的女性将已婚妇女视为“改良主义的或疯狂到不可救药的”活动家。她和她的同志们很快便“分道扬镳”,这一事实强化了她们的责任,亦即将女性的日常生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筹码。与丈夫分手后,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一边完成博士论文,一边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心全职工作,还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的斗争是为了让不被重视的声音在女权运动中得到倾听。这一点也体现在学术工作中,比如1983年,她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中提出了关于女农民的项目。随后,她更广泛地参与了在学界推动女性主义主题的工作。特别是从2005年起,她先后与埃里克·法辛(Éric Fassin)和朱丽叶·雷恩(Juliette Rennes)合作,共同开设了“性别、政治与性征”硕士课程。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用“经验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其女权意识的形成,还反复提到一些对她影响颇深的著作,其中包括安妮·埃尔诺的作品,特别是《被冻住的女人》和《事件》中所描述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女性的生活条件,以及《占据》中对嫉妒的分析。阅读这些文字让她产生了认同感。这种感觉基于两种经历的共鸣:其一是阶级变迁的过程,其二是同时代女性的经验。对作家和社会学家来说,性别维度并未被视作附加于阶级视角的独立因素,二者是相互交织的。 这种思想进程以社会至上和重视解读其他女性为标志。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不仅树立了勇于写作的榜样,还在更深层次上促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性别划分。
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清醒” 源于与阶级和性别暴力相关的经历。她们的叙述和对话证明,这样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她们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信念,而这一信念“让人看不清它所带来的支配性社会关系的真相” 。主导机构的魅力从未施展在这两位女性身上,她们无法在其中如鱼得水,只知道在面对各种形式的不合理时如何脚踏实地。因此,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认为自己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通过近乎破坏的方式走了后门” 。这位女社会学家通过不懈的工作、奉献和工会参与,逐渐在那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共同负责国际关系办公室并于1993年当选为研究主任。而她的著作却揭开了精英世界的神秘面纱,展示了她的成长归功于童年时期可以得到的少量文化资本,归功于给予她那一代人中“能者”的制度性机遇,也归功于一系列的机会和运气。安妮·埃尔诺从事现代文学教育工作,她的作品很早就由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也获得了许多奖项,而她却对自己的“成功”持怀疑态度。正如她在这次对谈中所说,她认为这一切“并不取决于自己”。她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一样,想要“重新思考应得的意义” 。她的社会身份变换十分简单,她担任教师直至退休,为的是确保写作活动不受经济压力的影响。这种经历也滋养了作家赋予其写作实践的意义。她对经典文学持批评态度,表示只有与“写得好”划清界限,才能“潜入难以言表的被压抑的记忆中……,揭露自己的存在方式” 。
这种与认同之间的模糊关系应该透过与她们所出身的社会群体的成员的不同轨迹来解读。这一差异可能令人产生“背叛自己” 的内疚感。安妮·埃尔诺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将她与父亲在社交上保持的距离描述为“分离的爱” 。这让她的“疏离式写作” 有了政治和伦理的色彩。相比于“平铺式写作” ,她更喜欢这个说法,认为它源于语言上和情感上的抽离。她以文学为途径,逐渐向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靠拢,同时对语言领域中的象征暴力进行反思,对“分成两半”的状态和“惯习分裂” 作出解释。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用“可塑”来描述自己的内在想法,其分离感不太明显,又或者说更加矛盾。尽管家庭关系和作为社会学家的工作将她与最初所属的社会 重新连接起来,她还是觉得有必要向原本的阶级“还债”。在职业生涯中,她曾多次这样做,以研究者的立场探索政治家的领域并始终站在“受支配者”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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