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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生活和描述阶级迁移

达成这种“一致性”的方式有很多,定义私密关系的方法也有上百种:私人生活、个人的过往、家庭的秘密?情感、伴侣关系、性?社会化的个人经历(《归于平静》中天主教道德观无处不在)、生活变故(《事件》中讲述的堕胎经历)?或者更广泛来说,熟悉的且不能透露给外人的一切事情?私密关系是斗争的焦点,其界限是不断变化的、不确定的。正如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所强调的,安妮·埃尔诺的叙述利用了这种可塑性,在不落入主观主义陷阱的情况下探索阶级迁移的各个情感维度:语言,即词句、口音、图像与声音、表达与沉默;身体,体现在面孔、姿态、轮廓、手势、衣着习惯或饮食习惯;地点,无论是近的还是远的、日常的还是特殊的、让人铭记的还是使人堕落的;个人物品,包括精心保存的、偶然寻获的、传承下来的;人生片段,与学校相关的(中学入学、竞赛和考试)或是与家庭相关的(结婚、离婚、葬礼)。还有敏感的记忆,关于欲望与创伤、疾病与消逝、羞辱与身体或象征性侵害等。这些记忆会突然涌现出来,比如漂白水的气味再度唤醒了安妮·埃尔诺儿时在伊沃托感受过的屈辱。当时她面对一位同学,他的厌恶反应显示出一种阶级歧视,尽管是无意之举,还是一下子把她带回到“几代都在使用漂白水的洗衣女工” 的时代。

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灰色地带,某些东西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书就是这种情况。正如两位作者在对谈之初自己所解释的那样,书是她们的生活之本,其重要性在于它在生活经历与社会世界之间不断地来回。对她们和所有从事所谓知识性职业的人来说,阅读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实践,既必不可少又“自然而然”。这种实践在奖学金获得者、自学成才者和其他文化资本新贵的职业道路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通向另一种阶级文化的媒介,也是学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安妮·埃尔诺还记得,有几本书在她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门语言很快就成为其作家和文学教师生活的核心:九岁时,她痴迷于《飘》;十八岁时,她热爱《第二性》。后来,她沉浸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乔治·佩雷克的作品中,拓展了自传式写作的想象边界 。她的母亲钟情于读小说,她最初阅读的作品都是母亲买给她或借给她的。但大多数时候,阶级迁移是在家庭之外由传递者(教师、朋友、远亲、学习伙伴或竞争伙伴、配偶等)实现的。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归于平静》一书中详细地回顾了两对教师夫妇的人生历程,他们是她最早的“上升盟友” 。她也提到了母亲作出的牺牲和父亲的策略,母亲“117个月(几乎十年)都在怀孕”,父亲身体残疾但有文化修养,竭力维持这个由十一个孩子组成的贫困家庭的生计和体面。至于那些标志性的阅读,从玛格丽特·杜拉斯到多丽丝·莱辛,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早在她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进行写作之前就帮助她打造了一副新皮囊(她从未写过日记),她没有忘记强调它们所产生的巨大解放效果。

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发现自己的品位和习惯的确发生了变化,但作为女性,她们依然要面对自己最终所属的资产阶级内部顽固的偏见。她们必须推翻查尔斯·坦斯利(Charles Tansley)的预言,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作品《到灯塔去》(La Promenade au phare)中塑造的一个学者形象,他迂腐且厌恶女性,总是不断地重复“女人没有能力绘画和写作” 。然而,为什么要描述社会旅程,如何描述,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位作家,对那些将写作等同于翻译进而视为背叛的人来说显得尤为紧迫,是一个令人不安有时甚至令人崩溃的难题。为了在描述亲人的生活时不压抑她的失衡感,安妮·埃尔诺把让·热内(Jean Genet)的这句话作为其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的题词:“我妄作一种解释:写作是背叛之后最终的自救。”跨越社会边界时,一切都会混杂在模糊的漩涡中:为一个处处沉默的世界作见证的紧迫感,因不回报就离开而产生的负罪感,欠债的感觉和对背弃的强迫性恐惧。当写作的欲望变得不可抑制,就需要找到恰当的词句来描述场景、地点和情感,而这些在学校和“伟大的文学”专属的“优美语言”中并不总能找到对应的东西。安妮·埃尔诺拒绝运用抒情和嘲讽,她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她的选择既符合道德要求又具有美感,那就是重新找回以往与父母书信交流时的语气,那时她与父母还属于同一个世界。

就像那些“无法翻译的”词,很难在不造成近似或曲解的情况下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我们会有意地或无奈地听之任之。在很多情况下(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各种日常的互动里),原始的(而不是原创的)语言可以用来调和客观上对立的社会世界。当我们将《一个男人的位置》与同时代出版的其他自传体作品进行比较时,这种选择的意义就变得清晰起来。例如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微渺人生》(Vies minuscules),这部作品采用了繁复甚至精致的风格来重现祖先的世界,与安妮·埃尔诺的风格截然相反。 然而,回归本源并没有让埃尔诺天真地以为会恢复失去的天堂,那里的支配关系神奇地消失了:“有一些人欣赏‘方言的别致’和通俗的法语。例如,普鲁斯特就很乐意指出弗朗索瓦丝的错误表达和老套用词。对他来说美感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弗朗索瓦丝是他的女仆而不是他的母亲。而他自己从来不觉得这些表达方式会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

社会科学要始终注意还原“本土”的观点和用词,这就是对类似问题的回应。它们一直以来都很清楚,在描述大众文化时存在着悲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险。 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去尽可能忠实且不带阶级优越感地还原跨越社会边界的经历。 因此,调查要在相关人员原本所属的环境和当下所处的环境中展开。关于描述用词的争论也随之而来:“向上流动者”“高层跌落者”“跨阶层者”“社会离群者”抑或“阶级迁移者”。这些争论并不是在钻牛角尖。正如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交流中所提出的,虽然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案,但词汇选择所指向的问题不尽相同,不同的术语强调或隐藏的现象和情感也不同。社会学家所期望的反思性对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也是必要的:从司汤达到瓦莱斯(Vallès),从巴尔扎克到巴雷斯(Barrès),从伦敦(London)到尼赞(Nizan),许多讲述阶级叛离者生活的经典小说(通常是自传体小说)都弥漫着痛苦有益论、悲观主义甚至是病态的气息,构成了一个解释陷阱。这些作者创造或传播的刻板印象,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真实”,频频出现在一些学术描述或新闻描述中,实际上它们导致分析偏离方向,让人忘记还能以精神分裂或背井离乡以外的方式来体验社会空间的穿越。

社会科学和安妮·埃尔诺的作品都对描述的准确性有要求,但这种要求绝不意味着否认环境变化或长期处于社会夹缝中的经历所带来的考验、痛苦和暴力的存在和重要性。正是通过挖掘这些差异及其在痛苦的记忆和看似微不足道的轶事中留下的痕迹,我们才能掌握支配关系或反抗既定秩序的一般机制。可以想想普鲁斯特在《重现的时光》(Temps retrouvé)结尾处写的那句美丽而真实的话,这句话从青少年时期起就伴随着安妮·埃尔诺,概括了真正的自我分析的全部意义:“悲伤是隐秘的、令人憎恶的仆人,人们与之抗争,却陷得越来越深,它是残忍的、不可替代的仆人,暗中将我们引向真理和死亡。” 还必须小心,不要把记忆看作一个蓄水池,一个涌现原始事实的源泉,它只需要一个触发点,即绝妙的灵感或外部的刺激,就会重现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内心深处的社会过往就像一个过滤器,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叠加,其意义从来都不是完全固定的,仿佛在一个无休止且荒谬的拼图游戏中,每次识别出一种组合后都会不断地有新的碎片需要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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