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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式调查与私密关系的边界

在《一场对谈》之前,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已经有过三次会面。第一次是在2001年,为了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一场以文学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们各自都读过对方发表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初,作家埃尔诺在读过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帕斯隆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继承人》后深感震撼。她一直对社会学很感兴趣,甚至表示她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就开始在鲁昂大学学习社会学。二十年后,她订阅了《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当中发现了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早年的几篇文章。社会学家拉格拉夫酷爱读小说,她的职业生涯始于一篇关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作家笔下乡村形象的论文,1980年这篇论文以《小说中的村庄》为题发表。《空衣橱》(1974年)和《被冻住的女人》(1981年)刚一出版,她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这两部作品与她的生活和女性主义观点产生了共鸣。两位女性首先远距离接触,然后见面,最终才找到真正交流的机会。

渗透在她们言谈间的反思性并非凭空而来。与年龄、性别、地域出身、社会轨迹和政治参与相关的共同经历使这种反思性能成为可能,虽然她们的人生经历存在着细微(但至关重要)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让反思更具深度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对自我分析长期且持久的兴趣在两位作者之间编织了一条共同提问的纽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一开始作家埃尔诺就在社会学家拉格拉夫的《归于平静》 一书的副标题“一个女性主义阶级叛离者的传记式调查”中找到共鸣,认为它“可以定义(她)自己在文学上的探索”。她们都尽可能地远离自恋式的内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白,迎接挑战,既从自己的视角写他人的生活,也从他人的视角写自己的生活,而不像在伟人的回忆录中那样追求塑造无所不能的“我”,也不像许多学者的自传那样沦为传记幻觉的牺牲品。 她们强调偶然事件和各种团体在个人经历中的重要性,努力深入地重新思考继承与失衡、阶级关系的暴力和男性统治、社交时间和集体记忆等问题。这些都是近十五年来为认真对待文学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反思所提供的合理角度,就像克里斯蒂安·伯德洛(Christian Baudelot)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视角重读《悠悠岁月》一样。

安妮·埃尔诺的全部创作都是从她作为阶级叛离者、女儿和妻子的经历出发,通过不同的方式探讨这些主题。她的作品与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共鸣,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受到几代社会学家的欢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种热情至少可以用她简洁有力的风格以及她在每本书中对经验材料的重视来解释。她从《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就坚持“一种实录式写作,谨慎剔除价值判断,[……],尽可能贴近现实,剥离情感” ,拒绝虚构和审美追求。与社会学调查和推理的接近立刻让她的作品吸引了许多教师和研究人员。这种事实性写作常常被误解,但它回应了真正的文学抱负,既不是纯粹而简单的现实记录,也不是民族学研究法的粗暴转换。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之间不仅仅是借鉴或影响,还有着明显的一家人的感觉,或许是结构上的同源性。她从未见过布尔迪厄,也从未将他算作她的众多书信朋友中的一员。但布尔迪厄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向他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虽然安妮·埃尔诺在其著作中调用的资料没有社会调查那么广泛,但同样丰富而充实。例如,一些零散的材料在《悠悠岁月》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可以找到,或者以日记的形式出现在《外面的生活》和《外部日记》中的照片(家庭、身份、阶层、熟悉的地方等)、个人信件(书信或明信片,包括那些寄给父母或儿时朋友的)、私密日记(从十六岁开始写)和写作日记(部分发表在《黑色工作室》中)、学校档案(档案、作业和成绩单)、不同年代的资料(杂志、广告、传单、海报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作者还增添了在超市、地铁和区域快铁现场观察到的场景,在广播或电视上听到的言论,以及在街道墙壁上的涂鸦。她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进行了自克利福德·格尔茨之后人类学家所说的“深描” 。正如她在《羞耻》一书中说,通过成为“自己的民族学家”,她实践了一种自传式的调查形式,不需要理论、概要、脚注和参考书目,也不需要学术格式和学术笔调。

难怪罗斯-玛丽·拉格拉夫选择跟随安妮·埃尔诺的脚步,更甚于追随众多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参考标杆——理查德·霍加特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她强调这两位作者(他们仍然是重要的灵感来源)在男性倾向影响人生轨迹方面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盲点,而她有所不同,她为《归于平静》一书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尽管她的同事们一直强烈抵触在调查叙述中谈论自己或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她的作品还是超越了在一定程度上受控的个人回忆录。不同于作家埃尔诺在她的一些书中以过去时态谈论自己时使用单数第三人称,社会学家拉格拉夫只能在不离开科学领域的前提下硬着头皮用“我”来表述。于是,她得以展开一项自传式调查,其严谨程度不亚于任何社会学、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还让她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如深入访谈(对象包括她的七个姐妹、她的兄弟、她的孩子以及老师的孩子)、“家庭文件”(记事本、日程本、记账本)、学校及机构档案、相册、个人信件(她本人的和亲属的)、职业档案、标志其科研生涯的事件和出版计划的痕迹等。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这种自传式材料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自我分析方法。方法是科学的,但其写作风格明显偏离了学术标准,在这一点上与伊维特·德尔索的作品如出一辙。 与有时出现在研究指导资格认证或某些学术著作的辅文中的自我故事不同,她不满足于回顾人生道路上的主要时刻,还详细记录和分析了自己社会化的各个阶段:少女时期的教育受到天主教和父权制的影响;在索邦大学读书;孩子出生,夫妻分居后被迫打零工;开始参加女性主义活动;通过“偏门”(农村社会学)进入学术界,最初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临时雇员,然后担任助理研究员,最终得到正式职位;研究工作得以推进,接下来发表成果,培养了几代社会学家。她通过采用与任意其他受访群体相同的客观化程度标准,揭示性别与阶级的联合效应,以及兄弟姐妹的排行、父母对子女期望的转移、导致决定性人生转折的意外遭遇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调查有很多种形式。没有理由把作家的工作与社会学家的工作混为一谈,两者的受众和目标并不相同。这也是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认为自己在客观描述私密生活方面远不如安妮·埃尔诺的原因,她将这种克制解释为与女性主义口号“一切皆政治”背道而驰的自我审查。但也可以将其视为严格定义反思性所产生的效果:只有建立在足够一致的实证基础之上且能够更清楚地表述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自传性视角才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文学创作,即使是与虚构相去甚远的文学创作,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位置和自由,这在学术界往往受到怀疑,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的规则就是束缚。论证的艺术并不排斥创造的艺术,文学写作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游戏。因此,安妮·埃尔诺声称不“做布尔迪厄” ,但承认自己欠了社会学家的债;她肯定“真正的写作是为了获得知识”,但认为这种知识不同于社会科学、哲学或精神分析方面的知识,而是“另一种知识,通过情感、主观性、[……]、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和语言的一致性来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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