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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如同一道亮光”

安妮·埃尔诺:有些书塑造了现在的我,这当中显然包括《第二性》,它是我在十八岁时的决定性发现。在此之前,我似乎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女性的处境一无所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男人面前觉得如此不自在。它如同一道亮光。在这一点上,我的表达也许太过抒情,但我确实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沿着鲁昂的伊瑟大道往下走,感觉之前的世界观被波伏瓦的无情的论证撕裂了。意识到社会的性别划分和男性的特权,这让我兴奋不已……

几年后,一本小书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珍妮娜·布雷容(Janine Brégeon)写的《无用的一天》(Une journée inutile)。一天早上,一个已婚妇女决定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既不做家务,也不做饭,无所事事。再读一遍,我想我会从中找到自己反抗独自承担的任务和写作《被冻住的女人》的初衷。20世纪60年代还有什么其他作品吗?哦,对了,还有克莱尔·艾切雷利(Claire Etcherelli)创作的《伊莉斯或真实的生活》(Élise ou La vraie vie),接下来我会让我的学生们阅读并研究这本书。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它把我所经历过的诸多情境流畅地编织在一起:从外省辗转来到巴黎,发现工人受尽剥削,通过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被警察羞辱和抓捕的阿尔及利亚移民之间的爱情故事表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这本书更坚定了我的反殖民主义信念,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成为我日后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石。

安妮·埃尔诺:我还要谈到弗吉尼亚·伍尔夫。我到四十岁以后才读了《自己的房间》(Une chambre à soi),但在决定写作并着手创作小说时就发现了《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和《海浪》(Les Vagues)。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中,她是一座灯塔。她给了我动力和力量:如果她能写作,我肯定也能!

需要解释一下背景。我做出过错误的职业选择——当小学教师,还曾在英国留学时用家务劳动换取免费住宿,然后才报名进入文学院,希望成为教授,渴望写作。上学的第一年,也就是所谓的预科阶段,选择面很广,我惊讶地发现我在法语方面远比在哲学方面优秀。在被录取进入学士阶段后,我选择了学习现代文学。其中包括一场外国文学考试,一张“证书”,正是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伍尔夫。也许还有《法国文学》杂志的作用。这是阿拉贡主编的文学刊物,参与了“新小说”大辩论。我订阅了这本杂志。我不仅与其他学生一样专注于课程,还对文学创作过程产生了兴趣。基于这个角度,我写了一部结构复杂的小说,主角是一个毫无归属感的女孩。我用第一人称将夜晚的梦境、对未来的期许、当下与过去交织在一起。这部作品先后被瑟伊出版社和茱莉亚出版社拒稿。于是,我把它作为档案保存下来……

到今天,除了伍尔夫之外,很难分辨出当时我的阅读还受到了哪些影响,比如布托尔、罗伯-格里耶、西蒙等作家,还有索莱尔斯的《公园》(Le Parc)和《奇怪的孤独》(Une curieuse solitude)等作品。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读杜拉斯,那时我已经不再关注表面形式,而是对《伊莉斯或真实的生活》、佩雷克的《物》(Les Choses),还有娜塔丽·萨洛特的“潜对白”(sous-conversation)感兴趣。对于杜拉斯,怎么说呢,《情人》并没有打动我。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是吗?那么《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

安妮·埃尔诺:当然,对我来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杜拉斯最伟大的作品。我是读了《情人》之后才读到它,是在它问世二十多年以后。我很高兴能发现它,但又遗憾发现得太晚。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还有《劳儿之劫》,你不喜欢吗?

安妮·埃尔诺:它并没有太触动我。也许是它太晚才来到我的生活中。与文字相遇的时机太重要了。杜拉斯没有出现在我对现当代作品充满渴望的时候。有些书是在你已经成为作家后才来的,你会感受到与作者之间要么是一种姊妹情谊,要么存在一种距离感,后者正是我和杜拉斯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我觉得与娜塔丽·萨洛特更亲近。但是很奇怪,我记得我曾经让中学生们研究过《广岛之恋》的剧本。而且我一直很喜欢杜拉斯的电影。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对我有塑造作用的书也大致相同,但我非常喜欢杜拉斯。她的作品风格十分流畅,既表现虚构又呼唤真实,将两者交织在一起。我通过《劳儿之劫》感受到对立之美,例如,和谐与不和谐、美丽与痛苦、人物的真实与虚幻、声音的撕裂与沉默。这些并没有抚慰女性读者的心灵,反而让她被一种叙事紧张感所控制,这种感觉很迷茫,在杜拉斯的几部电影中都出现过。还有乔治·艾略特和一些外国女作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读过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澳大利亚作家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作品。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她们促使我变成现在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我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多丽丝·莱辛依然是文学和女性主义的灯塔。

安妮·埃尔诺:我读过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和凯特·米利特等人的作品。至于女性主义理论家,后来有克里斯汀·德尔菲。在那个年代,住在巴黎和住在外省有很大的差异。我在安纳西也加入了吉赛尔·阿利米(Gisèle Halimi)发起的“选择”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堕胎和避孕自由运动”,但女性主义行动与交流主要还是在巴黎,而从安纳西去巴黎要坐六个小时火车。1975年,我搬到塞尔吉,但处境并没有太大改变。我在CNTE(现在的“国家远程教育中心”)任职,以“远程”的方式编写课程,与学生和同事的关系更疏远。1978年秋天,我开始写《被冻住的女人》这本书,仅凭经验和记忆,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目的是回答“我如何成为现在这个女人”这一问题。

我意识到我对女性角色的建构植根于一种非典型的家庭模式。而罗斯-玛丽,你的情况似乎更为传统,你有一位主导型的父亲。我的父亲则不一样,他总是跟在妻子的身后。这个如同火山般的女人,从他们结婚伊始就决定一切,尤其是决定了他们从工人变成小商贩的社会身份变化。任何事他都是同意的。儿时的我看到的都是比男性更优秀的女性却被男性支配和虐待,而我父母这一对是例外。在我们周围、邻里之间和我母亲的家庭中,男人们都喝酒——酗酒问题在工薪阶层中造成严重损害——,他们流连于咖啡馆,妻子或子女偶尔会过来接他们回去。女人们忙于做饭、养孩子等正经事,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可男人们却让秩序摇摇欲坠。我是带着这样的信念长大的,但也见到了其他模式,例如布丽吉特的资产阶级家庭模式,她是天主教作家贝尔特·贝尔纳吉的教化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该系列在20世纪60年代大获成功。而现在,我说不清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只觉得布丽吉特的社会环境,从年轻女孩到走入婚姻,再到成为母亲,与我的情况相去甚远。我也不确定是否对她心生羡慕。让我向往的是《飘》中的斯嘉丽·奥哈拉。那是我母亲买的一本小说,我九岁时跟着她读过。

从《被冻住的女人》开始,有一种想法渐渐深入我的内心,挥之不去,它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成为我投身写作的动力:“我有自己的工作,但总是我负责购物、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参加活动和看医生。我从未独自去看电影,也从未抛下丈夫和孩子独自去度假。”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二十岁时的想象和憧憬与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答案很简单,我心知肚明:我陷入了一场资产阶级的婚姻,丈夫是承袭父权制的典型代表。写作是为了让我自己“归于平静”,正如你那本书的标题一样,但同时也是让我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慢慢实现改变的一种方式。在这本书出版一年之后,我与丈夫分开了。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被冻住的女人》刚出版时我就读过了,我感觉读到的完全就是我当时的生活。虽然并非一模一样,但确实有诸多巧合,我心中暗自惊叹:“是的,就是这样!”尽管有差异,但你的整部作品引发了我对自身的思考和疑问。我曾经生活在由九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组成的大家庭,也曾经寄宿在一所女子高中,那里的教师全都是女性。我在我所憎恶的女性世界里感到窒息,却对我一无所知的男性世界心生羡慕。而书中男性世界的英雄角色、波谲云诡和丰功伟业让我对自由满怀希冀。我以前总对自己说:“男性的世界才是令人向往的。”所以我天生是一个坚定的反女性主义者。在我的书中,我试图通过自己屡次受到支配的类似经历来说明我是如何变成女性主义者的。这些经历在妇女解放运动讨论小组的会议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我们对各自的处境进行集体分析,这使我更好地理解了男性统治如何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个“已婚(很快就离婚)妇女小组”中,我并不是“成为”女性,而是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换言之,就是参与其中。这一转变以及由此展开的集体理论思考强化了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从此,我戴上了双光眼镜,同时聚焦阶级与性别。我以前总把社会阶层放在首位,是因为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感受到阶级的轻视。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但我对阶层总是有一种直觉,像是指南针,为我开辟道路。对女性主义的探索和对性别研究的投入促使我思考阶级与性别之间的交叉影响,进而把握在特定社会或历史背景下它们各自的分量。“交叉性”(intersectionnalité)一词引起各种讨论,还被贴上“伊斯兰左派”(islamogauchisme)的标签,但它并不新鲜,而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达尼埃尔·凯尔格特(Danièle Kergoat)所提出的社会关系同质性(consubstantialité des rapports sociaux)概念。社会关系的种族化或民族化也是我们思考的一部分,而且不止一次引起行为上的紧张状态。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参与了在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巡回开办的博士生学校,与其他同事一起展开为期一周的授课活动。 从上第一堂课开始,我就觉得应该将立场和盘托出。我尽量说得委婉些,但话到嘴边却很直白:我是一名白人女性,来自一个西方机构,来自一个殖民统治过你们的国家。同时,我还表明最初参与政治活动的目标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听着自己说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可笑。实际上,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自我安慰,是一种额外的特权。在这些国家,信息和文献的流通较少,所以我们比他们掌握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学生们对这样的介绍是满意的,可我发觉自己陷入矛盾和混乱之中,产生了内疚与不安。我把这些感觉转化为对工作的反思,因为我首先需要消除的是由个人所处位置而产生的无意识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的影响。

安妮·埃尔诺:我并没有经历过你所描述的情况。但我与一些非裔女作家有过交流。我们都是从事写作的女性,因写作而相聚,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如何开始写作和想做什么。我承认,尽管西方的统治在写作中亦有所体现,但这种专注于(或仅限于)讨论写作问题的方式也许会将其掩盖或否定。而你是掌握知识的一方,或多或少处于支配地位。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显然,你试图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纠正,但实际上并没有纠正任何东西。

安妮·埃尔诺:什么都没有纠正。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是的。

安妮·埃尔诺:我们无法谈论普遍的女性主义,不能将女性主义斗争与社会斗争割裂开来。我认为交叉性是显而易见的:女性不受制于男性的支配,她们因社会阶层差异和是否被种族化而体验不同的境遇。对我来说,这是基于生活经历和分析的坚定信念:我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姨妈们和我在书中读到的资产阶级女性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我的母亲和我的婆婆之间呢?我想起母亲说过的关于婆婆的一句话:“看得出来,她的成长方式和我们不一样。”这里的“我们”不仅仅是指“我和你”,更意味着归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我认为现在我在婚姻关系中承受和接受性别支配,主要是由于我自身在社会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我的女性主义和你的一样,正如你所说,是一种“经验女性主义”。我完全同意你所写的:“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要一直战斗下去,直到终结对居住在贫民窟、神权政治国家或隔壁楼栋的妇女的一切剥削为止。换言之,要准备永远战斗。”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现象学女性主义很有趣,其代表人物是卡米尔·弗瓦德沃-梅特里(Camille Froidevaux-Metterie)。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样,从“生活中的性别”出发,将身体作为男性统治的场所,同时也作为解放之地。但有一点我有些担心,与20世纪70年代的某种基于女性本性的女性主义一样,社会约束对女性的具体影响被掩盖,在所谓的“护理”职业中便是如此。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交叉性一直是我所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在论文的研究方向方面。在特定的背景和既定的主题下,如何统计权衡性别、阶级、年龄、性征和种族的影响?这非常困难。我们应当共同努力探索方法,而不是抨击关于性别和交叉性的伪理论。然而,当我们试图完善这一机制时,有些人却提出异议,认为我们将性别凌驾于阶级之上。这当中包括我的一些同事,我对他们的研究十分钦佩。我们一直在为性别研究获得科学上的合法性并进入科学研究机构而奋斗,但现在有人想要以未给予社会阶层认识论特权为由将其废除。我是一名阶级叛离者,只能反击这些批评者。我们必须回应他们的批评:男性叛离者忘记了自身性别的影响,他们还原了自己的阶级经历,却并没有提及性别经历。以布尔迪厄为例。我撰写的《与布尔迪厄共事》(Travailler avec Bourdieu)中有一个章节的主题是“受支配者的清醒”。在这一章中,我展示了在阅读他的作品《男性统治》(La domination masculine)时的欣喜之情和批判之举。读完他寄给我的手稿后,我曾给他写信,直言他对以往所有女性主义创作的否定必定会极大地影响其作品的接受度。我是对的,原因是他不承认女性主义的理论介入是认知上的斗争。在《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一书中,他忽略自己的性别特权,只强调社会阶级出身。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十分宽广”,却看不到在同一社会背景下所获得的不同地位之间存在着性别上的不平等。大学中的女性少有变动,她们绝口不提自己的人生轨迹,因为这些经历既不出色也不突出,不值一提。除非到了退休的年纪,她们才会说出来,以反抗因暴露社会出身而造成的玻璃天花板这一障碍。

安妮·埃尔诺:我很清楚,男性叛离者(第一个就是布尔迪厄)对男性特权的质疑并不足够。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写一本书!通常情况下,男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还是其他身份,都很难去质疑男性处境和男性特征。在《男性统治》一书中,我觉得有些观点并不新鲜,似乎在哪里读到过。令我惊讶和困惑的是,它似乎在赞美爱情,认为爱情是越过男性统治和象征暴力的手段。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魔法岛,出现在以“支配与爱情”为主题的后记中。

安妮·埃尔诺:对,是魔法岛。我认为这是从私人之事中获得的灵感。他的确忽略了前人的努力,但“男性统治”这一概念和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确立并普及的。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说得对,布尔迪厄为“男性统治”刻上他的印记并赋予它合理性和知名度,而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我无意追溯源头,也不想探究谱系,但我留意到“男性统治”是莫里斯·戈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的著作《伟大人物的产生》(La production des Grands Hommes)的副标题。 他本人受到科莱特·吉约曼(Colette Guillaumin)、尼科尔-克洛德·马修(Nicole-Claude Mathieu)、玛丽-伊丽莎白·汉德曼(Marie-Élisabeth Handman),还有热尔曼·蒂永(Germaine Tillion)、安奈特·B.维纳(Annette B.Weiner)和卡米尔·拉克斯特-杜雅尔丹(Camille Lacoste-Dujardin)等人的影响,他们都将研究置于父权之下。 弗朗索瓦丝·埃里缇耶(Françoise Héritier)则建立了男性至上原则的人类学基础并强调其普遍性。但正如我在“第二类对话”(专门为她写的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埃里缇耶在布尔迪厄去世时表达了敬意,他们之间的对立仍然没有实际效果。 在人类学的熏陶下,我有幸与米歇尔·佩罗、阿莱特·法尔热等人一起加入了“女性历史小组”。这个小组是让我改变方向的决定性转折点:不是远离社会学,而是选取一种更复杂、更细致的视角,考量知识、概念和范畴的历史性,同时兼顾社会事实的建构方式。如果只限于女性同行,我还阅读了尼可·罗茹(Nicole Loraux)、吕塞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克里斯蒂安娜·克拉皮什-祖贝尔(Christiane Klapisch-Zuber)等人的著作。 我把所有这些学科成果拼凑在一起,试图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我曾在索邦大学跟随阿隆和古尔维奇(Gurvitch)学习社会学,那时候没有一本经典著作是由女性社会学家撰写的。没人能想象古尔维奇会分析一本女性写的社会学方面的书!是马克思,只有马克思,他以重视俄国著称并乐此不疲。参考女性撰写的社会学书籍其实是晚近才有的事,首先是克里斯汀·德尔菲的著作,然后轮到盎格鲁-撒克逊女性作家。

安妮·埃尔诺:弗朗索瓦丝·埃里缇耶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她将男性统治建立在人类学研究之上,也就是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男性/女性》(Masculin/féminin)这本书在我心目中仍然像是《圣经》。有意思的是,我在她的理论中找到了与个人生活的共鸣,即男人之所以奴役女性,是因为发觉她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仅有相似的后代(女孩),还有不同的后代(男孩)。有一天,当母亲看到我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朝她走来,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既有惊讶又不乏赞赏,她惊呼道:“这两个大小伙子!”尽管这当中可以觉察到一种对男子气概的欣赏,但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一位有两个女儿的母亲面对另一位生了两个儿子的母亲时难以置信的心情。

在《男性/女性》的结尾,弗朗索瓦丝·埃里缇耶对有关“男性年龄和男性特质”研究的缺失提出疑问,并将其视为一个“黑洞”,一种为人类遭遇辩护的沉默。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她无疑是一位先行者。我认为,当前的女性主义,特别是自“MeToo”运动以来,正迫使男性坚定地质疑自己的男性特质。

我较晚才读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书,她的理论让我颇为不安。我意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总是不自觉地从“女性身份”的角度思考问题。 然而,从性别角度思考问题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他者的认识。这种女性主义,最初看似是纯粹的理论,如今却能深刻地颠覆异性恋规范社会。但我始终希望,社会差异和种族差异能够得到重视,这一点在克里斯汀·德尔菲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我还想谈谈女性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和阿莱特·法尔热,她们的作品陪伴了我三十年。她们关注与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实际研究对象,都没有将女性史和社会史分开。我想到的是佩罗的作品《房间的历史》(Histoire de chambres)。她们通常用第一人称写作。在我看来,阿莱特·法尔热的《特拉维夫的双床房和鞋匠》(La chambre à deux lits et le cordonnier de Tel-Aviv)和米歇尔·佩罗的《女工的忧虑》(Mélancolie ouvrière)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历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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