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我是第一个对“社会科学可以改变人生”深信不疑的人,其原因正如布尔迪厄所述。况且在他离世时,大多数证言都支持这一观点。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许多困惑,有时甚至是很久远的事,然后你偶然遇到一本书,它把一切都展现出来,用文字表达出你的感受。我在1971年读到《继承人》一书时的情况便是如此。如今,我很难准确地回忆起是如何突然有所觉悟的,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贴上了“奖学金获得者”的标签,我身处资产阶级婚姻家庭中的种种姿态、拘束和羞耻感也找到了原因。但我知道,自这一刻开始,我不再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不再说自己“害羞”。我想写作,这个念头早已有之,尤其想集中精力写一写自1967年父亲去世以后一直令我耿耿于怀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开始写我感受到的分离和背叛,但我没时间写,因为我即将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地方担任第一份教职,而且我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二十岁时,我曾在日记中写下要“为出身复仇”而写作,但我远未领会这一誓言的全部含义。我想说《继承人》这本书起到了下达写作命令的作用,无论遇到的困难是私密性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自我曝光)还是物质性的(每天抽出两个小时来写书),都要继续写作。
布尔迪厄的文字让我的行动更坚决。我以《区分》一书为例,它对我通过父亲的故事不偏不倚地揭示家乡的生活、饮食及思维方式的愿望甚至是需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再者,尽管布尔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之前并未谈及自己,其个人感受依然透过无人称描述显露出来。又或者,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写的。例如,他在《区分》中描绘的大众餐饮场景,字里行间都是“亲身”获得的深刻认识。 在18世纪,人们说卢梭“让穷人感到骄傲”,我认为布尔迪厄亦是如此。他想让受支配者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荣(这是民粹主义),而要对支配关系和建立与延续支配关系的因素有所觉悟。这一愿望是创作《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羞耻》等作品的强大动力。
社会学提供了自我了解的钥匙。我还见过一个与布尔迪厄的“惯习分裂” 概念有关的个人实例,它似乎可以解释我自青少年时期以来的全部生活。的确,我最初是通过写作才意识到这种“惯习分裂”的:我在《空衣橱》一书中写过,我被学校“劈成两半”,还有“我坐在两把椅子之间”。以前,我把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看作是一种病态,甚至明确地提到了精神分裂症。而当我们用词语来表达感受和情境时,一切都改变了。我几乎可以说惯习分裂就是我的身份。它在某些社交场合还会继续显现出来。这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书写世界的方式。这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烦恼,让人感到痛苦,而如今我觉得这种惯习分裂更像是在内心深处提醒我自己注意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这甚至像是一个机会,让我能在两个世界之间,处于一种未经选择的“参与式观察”状态(这又是一个社会学术语)。而你在书中没有提到惯习分裂的感觉。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明确地说:“我被劈成两半。”你也很早就这么写了。而我从未有过被劈成两半的感觉。这种惯习分裂十分活跃,在阶级叛离者身上屡被提及,那为什么我从未感受到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导致了这种缺失。借用贝尔纳·拉伊尔(Bernard Lahire)主编的丛书的标题 ,在“阶级童年”,我已经惯于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我们村里,我的父亲因患肺结核遭到辞退,他和我的母亲在社会地位和居住位置方面降了级。但由于曾在大小修院接受过教育,他从未停止利用这一文化资本来谋求重新划分阶层。为了保持这一区别,他禁止我们在校外与村里的孩子们来往。因此,我第一次体会到“他们”和我们(即家里的孩子)之间的区别。此外,我母亲曾在巴黎的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照看小孩,从那里学会了良好的礼仪。当所谓的“重要”人物、巴黎的老朋友们来做客,到了炫耀和展示餐桌礼仪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一套搬出来。平淡如水的生活与偶尔为之的表演有差异,加上与村里的孩子有区别,导致我在不同的行为方式之间摇摆不定,视不同状况(是在寻常日子抑或在露脸场合)而有不同的表现。接下来,每当进入截然不同的领域,我总是毫不费力就能适应。我在一家珠宝公司工作过两年,在这个我完全不了解的工人阶级世界里,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很快便如鱼得水。我的习惯似乎每次都在调整,颇有可塑性。当我进入高等研究院时,它又一次发挥作用了。我对这个冒险的过程记忆犹新,当时迫切想要了解和掌握学术界的规则,努力融入封闭的小团体,观察同事们的举止、言行和穿着,看他们如何沉稳地表达(这在我身上极少发生)。身处其中,这个我梦寐以求的高等研究院似乎不那么令人向往了。刚站稳脚跟,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等级、优越感和骄矜的社会。但我很快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多年来一直在这里愉快地工作。因此,我获得了一定的灵活性,与你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是混杂的,是一种混合体,介于两者之间,从未被劈成两半。为什么呢?因为你和迪迪埃·埃里蓬一样,还有……
安妮·埃尔诺:还有爱德华·路易(Édouard Louis)。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对,还有爱德华·路易。你们都“回归”了家庭。而我从未与家庭断开联系。我不曾回来,因为我从未完全离开。父亲生病了,哥哥是自闭症患者,我必须照顾。我们形成了一个大家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哥哥去世。“形成大家庭”意味着经常回到家里,这样一来,两个世界在我心中共存,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但并无冲突或分裂的合体。
安妮·埃尔诺:纠正一下,不同于埃里蓬和路易,我从未切断与父母的联系。父亲去世后,母亲搬到我家来生活,我也时常与亲戚们见面。不过,回到没有内部分裂的问题上来,当我读到你的童年经历时,有一件事触动了我,那就是你从来不说诺曼底方言。而在你家里,大家都说得“挺好”。你明白上学时语言的重要性吗?想象一下,你来到教室,说着诺曼底方言,带着该死的口音,然后有人告诉你不要那样说话。你能明白吗?我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在四五年级都受到过“指责”(这个词包含着暴力的意味),不仅由于我说话的方式,还因为所谓的“粗俗”举止。然而,这种粗俗对你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来自你的父母,对你来说这并不是粗俗,而是你的世界。你意识到应该改变身体里的这一切,还有说话的方式。但你不必这样做。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确如此。
安妮·埃尔诺:所以,涉及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站在爱德华·路易那一边。而作为女性,我站在你这一边。因为我们面对着男性的支配权,无形中受制于它。而埃里蓬和路易,他们从这种支配权中获益。包括在文学领域,他们很快就得到了认可,而我却花了十年时间。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在走布尔迪厄的路啊。
安妮·埃尔诺:哦,是吗?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因为他也有过不被认可的感觉,这是所有阶级叛离者共同的感受。
安妮·埃尔诺: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会得到认可?因为长期以来我其实一直生活在自卑的观念中。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其他的说法。我很难想象自己除了自卑还能是什么样子。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理解。但已经有一些博士论文以你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这些书被翻译成多个外语版本。1984年,《一个男人的位置》还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尽管获得了各种荣誉,还总觉得心虚,这是阶级叛离者的又一个共同点。
安妮·埃尔诺:的确,这种心虚的感觉几乎是所有阶级叛离者共有的。而许多来自支配阶层的人却从不问自己是否心虚。他们“理所当然”就是合理的。我刚读过路易莎·尤斯菲(Louisa Yousfi)的作品《保持野蛮》(Rester barbare),这本书由工场出版社发行,篇幅相当短。 她是一名记者,来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庭。她以卡泰布·亚辛(Kateb Yacine)的这句话为出发点:我必须保留一种野蛮性,必须保持野蛮。总的来说,她反对完全融入,还以说唱歌手布巴(Booba)为例,探究抵制同化的方式。保持野蛮与我在文学和媒体领域的经历相呼应。在我看来,支配阶层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要同化那些带着原生世界声音的人,简而言之,就是让他们中立。人们希望我忘掉使我的作品得以存在的一切,例如《一个男人的位置》和《羞耻》中所写的社会暴力。我不太看重文学奖项,用我童年时诺曼底的方言来说,它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我不参加鸡尾酒会,不在文学圈里盛行的各种聚会上抛头露面。但我觉得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独立,以免被人利用,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常说的那样。对我而言,参与政治除了长期的必要性之外,也扮演了这个角色,是我的“归属”。
我在1974年写《空衣橱》时,对“阶级叛离者”这个词并不了解。直到十年后《一个男人的位置》出版时,国家农业研究院(现为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告诉我有一场克劳德·格里尼翁组织的研讨会,我才发现这一说法及其含义。这个词太适合我了,所以我习惯去使用它。不过我通常会补充说明,战争时期的阶级叛离者是故意背叛的,而我的情况不同。在“阶级叛离者”一词中,蕴含着一个决定和一种明确甚至坚定追求的意图。这个词不考虑时间和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也不考虑社会等级和文化等级。如果社会和学校告诉我们用某种方式说话或者读某本书是好的,导致我们渐渐脱离家庭环境的喜好和作风,能说这是故意背叛吗?不能。“跨阶级”(transclasse) 这个词也许更为准确。话虽如此,我还是无法忽视自己长久以来体会到的背叛感。现在,这种感受有所减少。为什么?因为我在写作。这是我年轻时的愿望,“我要用写作来为出身复仇”!但书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背离这一目标。写作要尽可能直接地传播原初世界的经验。恰巧我的书引起了他人的共鸣,让那些已被埋藏或不可言喻的事情浮出水面。如果说我曾经有过背叛,那么我也是通过写作来赎罪的。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我在1982年参加了格里尼翁和帕斯隆组织的研讨会,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学者与大众》这本书。对我来说,作用好坏参半。 在一场高水平的乒乓球比赛中,两位主角相互过招,比拼创造力,给人一种思维活跃的印象。我非常感谢这次研讨会,它为我提供了一个理念的框架,对此前(1980年)出版的《小说中的村庄》(Le village romanesque)一书进行批判性反思。 但我觉得这种交流太过理论化,于是鼓足勇气发言,提出经验案例的问题。我以乔治·纳维尔(Georges Navel)和一些农民作家为例,但每次都被两位老师打回原形,他们说我的观点过于悲惨主义或民粹主义。我体会到了一种象征暴力,它让我觉得心虚。而我想通过具体的经验案例来表明,自学者是为了表达那些被正统文学遗忘的人的苦恼而写作。我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揭示自学者、农民作家或无产阶级作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合理性并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等级,他们彼此倾力相助,像埃米尔·吉约曼(Émile Guillaumin)这样的作者,也会得到知名出版社的认可。当然,这样的认可主要是在本土,但这些自学者在自己的地方确实曾经风光无两。在我看来,让在文学领域处于受支配地位的文学作品得到关注不能归结为复兴事业或悲惨主义,因为这样做突显了对被剥夺了文学之名的文章的排斥机制。
尚塔尔·雅凯(Chantal Jaquet)关于跨阶级的书澄清了许多术语和概念,对我而言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相比于“叛离阶级”,她更喜欢使用“跨阶级”这个词,因为它不会预先判断社会流动的方向,更中立也更开放,既可以指社会地位下降,也可以指社会地位上升。选用“阶级叛离者”可以理解成是为了表明社会地位上升的轨迹,在我看来,它比“跨阶级”更通俗易懂。正如你提到的,尚塔尔·雅凯谈论“背叛”或“叛徒”。而我从未有过背叛阶级的感觉,因为我并没有完全脱离我的阶级,它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此外,加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心迫使我重新审视我想要逃离的农村世界。在调查过程中,我对“留守者”(借用贝努瓦·柯卡尔作品的标题)以及他们在当地如何利用资源和应对障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政治参与和政治信念也让我免受背叛感的困扰。从我加入为底层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那一刻起,似乎就在弥补我对阶级的背叛(如果存在背叛的话),在偿还我离开农村所欠的债。这意味着不能受资产阶级视野高度的影响,客观上讲,我现在属于资产阶级,但我拒绝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安妮·埃尔诺: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是阶级叛离者的。我想应该是逐渐发生的吧。不过我确实有过一个绝对清醒的关键时刻。当时我和丈夫带着孩子住在安纳西,我已经两年没有见过我的父母,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我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没有电话。为什么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阶级叛离者?因为我突然之间重新发现了父母的真实面目。我说的并不是他们在我心里的形象,而是他们的诺曼底口音、他们的说话方式、他们相互打断的习惯、他们的大呼小叫以及他们粗鲁的动作。当我住在他们附近时,我不太能注意到这些。他们依旧热情洋溢,与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看到的一样。是我变得不一样了。我从新的环境视角看他们,看清了他们在世俗世界中的处境。我觉得很痛苦,我们所待的厨房非常狭小,一扇推拉门通向咖啡馆。和过去一样,没有冰箱,也没有浴室或厕所。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感受既是物质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更意味着“我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当然,感情还在,父亲高兴极了,母亲围着我的小儿子忙前忙后。孩子站在那儿,露出惊讶的表情,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变了。
经历这样的时刻相当罕见,这是一种社会顿悟,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电影《正发生》中有一个场景:怀孕的安娜去看望她的父母。吃饭的时候,她和他们一起收听广播节目。他们都笑了,她却保持沉默。我想起年少时类似的场景,当时我的父母在收听卢森堡电台的说唱艺人节目。我觉得这一幕很适合展示叛离阶级的女大学生。可以把她的沉默解释为“我不再像他们一样,这根本不好笑”,或者“要是他们知道我怀孕了……”,又或者“童年已经离我太远了……”。我认为,获取知识和文化比获取金钱更能让人成为阶级叛离者。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我是在写《归于平静》这本书的时候(在此之前并没有)才称自己为“阶级叛离者”的。当时需要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个修饰语契合我的个人特点。阶级叛离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当选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的那一刻,我成了阶级叛离者,所以相当晚。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或可能性被降低社会阶层,这真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安妮·埃尔诺:要让事物清晰可见,必须为其命名。但有时候,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思考受阻。我发现“阶级叛离者”的概念最终变得无所不包,甚至被当作一面挥舞的旗帜。因此,我们最终会陷入一种观念,即优秀的学生通过自身的成功来强化继承人优先的教育体系。
最初写《一个男人的位置》时,我找不出词来描述这种情况,我谈到了“距离”,将其与女佣和雇主之间的情况区分开来,并把这种距离比作“分离的爱”。就我的情况来说,这绝对是事实。如果我回到十年前,当我开始在作品《空衣橱》中讲述现在被定义为阶级叛离者的经历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撕裂的形象,一个“劈成两半”的形象。此外,我记得我曾经想将这部小说取名为“裂痕”(La déchirure)。而《空衣橱》取自艾吕雅的一首诗“我把虚假的珍宝存放在空衣橱里”:这些珍宝就是让我通过考试并摆离出身的知识和学识。人生中的那一刻,也就是五年前,我突然意识到世界改变了。紧接着三天后,我父亲因心肌梗死去世,当时我正在父母家中,这是一个可怕的巧合……同年开学时,我在博纳维尔中学担任第一份教职。我是最后一个到的,被安排教授文秘和会计课程,课堂上的学生和里昂的一些中学(我曾经在那里实习过)里的学生不一样。我那时还没读过布尔迪厄的书,但我对教学有很多疑问,我发现了一些成绩优异但“出身低微”的学生。在我负责的初一班级里,最优秀的女学生是工人的女儿。有一天,总学监当着我的面抓住她的肩膀说:“知道吗,帕特里西亚,你以后一定前途无量,比你的父母有出息。”这些话显然是出于善意的,却让我暗暗地感到愤怒和痛苦。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五月风暴。接下来是大范围的质疑,学校也不例外。也就是在那时,我读了《继承人》以及伯德洛(Baudelot)和埃斯塔布莱(Establet)的《法国的资本主义学校》(L’école capitaliste en France) 。从那时起,准确地说是在1972年春天,我很想写一写我与我的出身之间的裂痕,这一愿望成了执念,而且我必须承认,婚姻不睦让这个执念越来越深。原因是我嫁给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孩,尽管已经融入了他的圈子,还是时刻能感受到那里与我原本所属环境的差异。而且,当时我正参与争取自由堕胎权的斗争,加入了堕胎和避孕自由运动(MLAC)。我在二十三岁时秘密做过堕胎手术的事成了一扇门,我可以通过这扇门回顾我与所处环境之间的裂痕。
我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叛离者”这个词,因为我想表明个人经历和社会运动在意识形成和写作行为过程中的重要性。我还想谈谈阶级叛离者的写作选择,这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问题。在《空衣橱》这本书中,我不问自己任何问题,一直往前走,按照叙述者的感受去写,因此写得相当粗暴。当我想写我的父亲时,我遇到了“形式的道德性”问题:我一开始写的东西根本不符合我的想法,我觉得是错的。事实上,我是靠自己,通过不断摸索,对格里尼翁在与帕斯隆的对话中分析的民粹主义和悲惨主义进行验证。也就是说,很难不陷入对一种事实上是受支配的生活方式的赞美,也很难不落入对轻蔑或讽刺我所认同的做法或行为的称赞。这条狭窄的路,走在上面摇摇欲坠,很遗憾我称之为“平淡写作”。这种方式跟随着我一直到现在,常常就像根本没写过。我进一步解释一下“这是我用来给父母写信的方式,是为了告诉他们重要的消息”这句话,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事实性的写作风格。写完《空衣橱》这本书的时候,我深受困扰,怀疑自己写了一本面向资产阶级世界和“好人”的书,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写作风格所致。关于我的父亲,就像我在一部小说的开头所做的,我从一个住在土坯房里的十二岁的放牛娃写起,就会让人觉得怜悯,引来居高临下的目光。平淡写作是一种方式,可以避免这样的目光。不引起注意,是我在主流世界的安身之道。这句话意味着“我什么都不亏欠你们”,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显然我还是亏欠了文学,是文学塑造了我。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文学深受社会差别和等级制度的影响。社会学逃脱了,好吧,也许逃不掉。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太好了。
安妮·埃尔诺:在文学领域,阶级的傲慢有时如此之明显。当然,还没有到蔑视的地步。我在国家远程教育中心用了十年时间准备中等教育教学能力证书考试,陷在作文和课文讲解等考核的条条框框中,而这些考核能否准确评估教学能力仍值得商榷。虽然我无法通过提供“标准答案”(在20世纪70年代仍被称为“标准答案模式”)来脱离作文的修辞方法,但我可以选择作者和主题。我想出了一些非传统的主题,如未完成的作品、文学作品中的物件、个人日记等,还有诸如“文学有性别吗?”之类的问题。因为我注意到作业中常常出现相同的参考评论,比如马拉美、瓦莱里、昆德拉,却很少引用女性的作品,所以试着提出不那么正统的观点。我始终认为必须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文字。我竭力摒弃文学的精英主义表述,要培养的人在课堂上不会只想着传授名著,而是想给所有学生带来鲜活生动的文字,这就意味着要把握区分的尺度。
与此同时,更确切地说作为反馈,在这个级别的教学与我早年在博纳维尔中学以及随后在安纳西和蓬图瓦兹的学校教授技术课程的方式不同,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有所思考。到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后,我选择了研究自传,彼时它并不属于文学范畴。我读了菲利普·勒热内(Philippe Lejeune)的书,他刚刚写了《自传契约》(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那时候我已经用第一人称写了两本书,分别是《空衣橱》和《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但并没有承认这个“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满怀热忱地做着这项工作,它引领我走向一个“我”,指的就是我个人和我的名字。我当教师一直当到退休,但这并不是我的位置。我所说的“这并不是我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二十岁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文学教师,这是很明显的事,因为我喜欢文学,也很想写作。我曾经自作聪明,笑着打趣说:“教学对我来说是排在第二位的!”当然,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不重要。我刚才提到了不同级别的教学在罗兰·巴特所说的“我的语言所处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的作用。 这也确保我在经济上独立,让我和你一样,在离婚后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仔细想来,我一直认为教师是最适合我的工作。只是在退休之前,教学和写作常常难以兼顾。但在我内心深处拒绝“以笔为生”,我害怕不再有奇迹,担心下一本书会被拒稿,因为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只有读者的反馈才能让我心安。还应该想到上几代人,那些来自深远岁月的记忆,我成长的年代,只有工作才能让人不陷入苦难。这种对苦难的恐惧一直存在,我还记得二十岁时,我和一个在大学里认识的资产阶级朋友吐露过心声,她感到很惊讶,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我刚刚通过了预科考试……
在文学领域,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个人意志。我保留我的教职,甚至当了一辈子教师,远程教学让一切变得更容易。如此一来,我不必每年都写一本书,不必对成功过于执着,不必像许多作家那样,在比教学更繁重的写作工作中寻求收入。这让我能够保持文学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纯粹的部分,远离物质世界。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看法,但我认为对形式的追求和内容的自由高于一切。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从不觉得自己是“退而求其次”(faire de nécessité vertu),而是依靠一份工作实现了我的写作梦想,这份工作是梦想的延伸,但显然两者的最终目的并不相同。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使用的“退而求其次”这句话来自布尔迪厄,是他从笛卡尔那里学来的。 这种说法很适合我,因为它指引着我的人生思路:家庭的物质需求,我自己的经济需求。实际上,出于经济方面的需要,我在读大学时还是一家珠宝工厂的非正式雇佣员工。离婚后,我壮着胆子去找我的论文导师,请求他帮我在一个只接收师范生的机构“找份工作”,于是我“走后门”进入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我的职位是助理研究员,为了生活得体面些,我不得不在一所护士学校里教书。20世纪70年代,由于避孕的问题,我被迫在写博士论文的同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而这种迫不得已是有前景和意义的,那就是在经济上独立。不过我并没有退而求其次,因为我从未放弃扫清在阶级迁移之路上遇到的障碍,同时也很清楚我所接受的天主教教育也起到了作用。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研究院一直是原地踏步,一路跌跌撞撞才当上科研主任,这也证明阶级叛离者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安妮·埃尔诺:嗯,不是的。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充满波折、意外和起伏,然后职业前景才逐渐清晰。
安妮·埃尔诺:在我的童年时期,好像没有人告诉我是要奋发图强还是安于现状。但仔细想来,我从父母的选择(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把我送进私立学校)中看到了对可能性的把握和实践。即使没有提升社会地位,也至少能比他们过得好。而这种可能性是通过上学来获得的。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并没有“逼迫”过我,他们只是满意地记录着我的好成绩,仅此而已。但我很快就在大家庭里赢得了名声,是那个在班级里成绩名列前茅的侄女成了特例。我的母亲对学习过程不甚了解,她的想法是“一定要继续”。所以我上了初中,而不是去“考证书”,拿到初中文凭后,继续准备高中毕业会考,按部就班地进入鲁昂中学。在那里,我觉得自我受到限制,长时间的学习让我有些吃不消。于是,我参加了“业士考试”,这样就可以在拿到高中文凭后进入师范学校的四年级。我的父亲喜笑颜开,对他来说,我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学业上没必要再“攀高”了,这些都是未知的,让他感到害怕。而我的母亲却大失所望。直到我离开师范学校打算第二年去读大学时,她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她对我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事耿耿于怀,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我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母亲一直想要报复。首先是报复她的姑子们,这些女佣曾经责备她们的兄弟,也就是我的父亲,说他“娶了个工厂女工”。然后是报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她要通过女儿来出口气。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我也一样,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从未要求我必须成功。首先,我从小就没听过“成功”这个词。父母也从来没有为孩子设定过明确的职业方向。他们只希望我靠自己解决问题。然而,在这个诺曼底的小村子里,我们是“外乡人”,也就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对我的父亲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在小学里成功。并不是为了成功本身,而是作为与其他学生相区别的标志。他认为成功都是他的功劳。当我和两个姐姐拿到了学士文凭时,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你们知道你们像谁吗?”我们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而我的母亲,我觉得有些像你。我还记得她在拿到自己的学业证书之后哭着说:“我的父母不希望我更进一步,免得我和妹妹不一样。”看到女儿和儿子学业有成,对她而言也许是一种复仇,她认为这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用保罗·帕斯卡利(Paul Pasquali)的话来说,我的人生轨迹首先要归功于“上升同盟”的支持。
我的整个工作逻辑是要表明,仅仅有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累积足够的资源才能实现愿望。我实现阶级迁移要感谢上升同盟,他们帮助我入门并确保我步步向前。他们既是个人也是团体。首先是我的小学老师们通过学校启动了一个尚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上升过程,然后在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卡昂高中的几位老师接手了。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普拉西德·朗博(Placide Rambaud),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为我打开了通往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大门。接下来,布尔迪厄为我开启了一种批判性视角,引导我反思研究方法和手段并自我反思,彻底改变了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方式。马克·奥热(Marc Augé)并不知道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担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时,让我负责国际关系分部的工作,加速了我的职业发展。还有其他同事,他们是更低调的盟友,他们的友情使我更自信。你也是我的盟友,只不过你并不知道。你的书曾经是我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我告诉自己,以你为榜样,就可以摆脱困境。
安妮·埃尔诺:集体力量在你的人生经历中的重要性令我印象深刻。我在1972年至1975年所参加的女性主义运动中感受过这种集体力量,在中学当教师的时候也感受到了一些。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没有什么人可以称为帮手。我的盟友是作家,尤其是我读过其作品的女作家,简而言之,是一个无形的集体。就像现在,读过我的书的读者,以及研究我的文字的研究人员,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集体,真实的一面在诸如公开会议上和我收到的信件中可感可见,虚幻的一面则隐藏在生活的点滴之间。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事实上,研究小组和团队在我的职业经历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是兼职大学生,巴黎大学社会学学生团体 的支持让我在不到课堂的情况下修完了大课。女性主义是一个令我充满信心的领域,在这里我有能力采取行动,也有能力学习掌握话语权。我已经提到过女性史研讨会的影响,还应该加上由米歇尔·佩罗和乔治·杜比负责的《西方女性史》筹备小组,还有研究教师群体性别平等的短期小组,以及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立“性别、政治与性征”硕士课程的核心团队。这些举措确保性别研究在研究院内有了一席之地,同时我通过不懈的努力在院内外获得成绩,顺利当选为科研主任。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一直需要这种集体精神来搭建不同学科之间的桥梁,我努力将其传递给我的博士生们。指导博士论文并非易事。我觉得这一刻是教师工作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以性别研究方向的博士为例,女性导师非常少,我有许多女博士生,必须跟进她们的进度。于是,我鼓励我的女博士生抱团合作,我只在她们有需求时才加入。她们组织各种小型答辩会,阅读并讨论巴特勒的著作,分享读书笔记,独立于我的判断来讲述所遇到的困难。这个团队还发起了EFiGiES和Clashes两个协会 ,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性都起到了激励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间,我对巴特勒的作品和酷儿研究一无所知,这让我的女学生们大失所望。是她们促使我更新了这个领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是她们教会了我。《归于平静》这本书是我向盟友和上升集体还债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这是一种回馈,更证明了阶级迁移的历程是集体建设的结果。没有学术奇迹,也没有隐藏的天赋,有的只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包括必须把握的机遇、伸出的双手和融入核心团队的能力等。我的职业经历不像布尔迪厄那样波澜壮阔,但它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就像手套一样适合我。由此可见,成功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待经历,它仍然是相对的,要看属于原初阶层的人或最终所在阶层的人的看法。对我的小学同学们来说,学业成功并不等于生活成功,因为留在村子里和“盖房子”才是成功的标准。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卓越标准和内部准则来看,我的成功是相对的,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归根结底,我的成功只是客观特征的体现,这些特征是我在职业经历中积累的,我能够根据走过的不同世界加以调整。
我很清楚,工作成就了我的人生轨迹,它是阶级叛离者唯一可用的资本。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我前往中欧国家调研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 那里的一些同事仍然深受苏联术语的影响,他们自称为“脑力劳动者”。这个说法延续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等级对立,却忽略了那些“洗袜子”的女性,就像1970年我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说的那样。而“劳动者”一词表明,他们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就像地雷工兵,你开路打洞,为的是看到一些会显现在你面前的东西,因为你在用假设和误解让它逐渐显现出来。他们都拥有这样的力量、勇气和坚韧,只是工具没那么重,这便是区别所在。体力劳动需要整个身体的投入,而我们的疲劳主要是脑力上的。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将这份工作变成真正的激情,我深感幸运。当我把工作变成一种激情时,我会立刻警惕起来,原因是工作价值被政治利用会令被剥夺工作或被工作束缚的人背上污名。事实上,我正是通过工作并在工作中塑造了自己,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证明。
安妮·埃尔诺:脑力劳动者,不,那不是我。尽管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写作,也时常谈起我的写作“劳动”,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这是一种奢侈。与我看到过且还会看到的身边的各种工作相比,我总觉得写作是一种奢侈。每次我去超市购物,站在收银员面前,看着她们重复动作,搬起一包包矿泉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象自己在她们的位置上并告诉自己,她们的工作,我在二十岁时做不了,五十岁时更做不了,就像她们当中的某些人一样。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名叫让-皮埃尔·沙布罗尔(Jean-Pierre Chabrol)的作家,他执意要把自己看作与体力劳动者一样的人。我记得我当时很震惊。怎么能把某些艰辛甚至危险的体力劳动与坐在温暖的书桌前写作相提并论呢?没有像我的表姐妹们那样被迫去工厂或缝纫车间工作,我已经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了。那时候我大概只有二十岁。我知道收获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毕竟,这也是与身体有关的问题。你看,我快八十二岁了,做过好几次骨科手术,行走不便。但我的身体并没有像家族里的女性和我的母亲那样出现衰弱和营养不良的迹象。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身体的问题就对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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