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个游戏还是值得的。无论回报如何,最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有助于赋予意义。安妮·埃尔诺在回应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时说:“我是第一个相信它们(社会科学)可以改变生活的人。”由于刻板印象具有显而易见的力量,在不太了解情况且意图不明的思想家眼中,这些学科往往被视为决定论的宣传者,而决定论无视我们作为“主体”的自由。作家继续说道:“社会学与哲学一样,甚至比哲学更多地用于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布尔迪厄开创的支配社会学尤其如此。”随后她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保留意见,提出一种方式,设想与文学汇合,实现共同的解放计划:“私密关系总是超出社会学的范畴,而这是幸事。”《区分》一书的作者(即布尔迪厄)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所以,并非只有小说能带来解放。除布尔迪厄外,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还通过阅读克里斯汀·德尔菲、弗朗索瓦丝·埃里缇耶、米歇尔·佩罗和阿莱特·法尔热的作品来实现知识上的自我塑造。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响应涂尔干的号召,(在《简单的激情》一书中逐字逐句地执行),搁置一切价值判断,希望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一点点现实且客观的认识。如果说女性主义运动为她们提供与男性统治作斗争的武器,那么社会科学则通过探讨现时所谓的“情境知识”(savoirs situés)让她们能够在知识、学者和知晓者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们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认可与此密切相关,但这还不足以解释她们有能力作出安排去调和她们所归属的多重世界且不感到受困于“惯习分裂”。如果社会科学不首先具备临床功能,就不值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研究。安妮·埃尔诺总结道:“你在生活中会感受到许多困惑,有时是很久远的事,然后你遇到了一本书,它把这一切都铺陈开来,用词句表达你的感受。”实证结果、理论模式、统计图表和民族学案例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缓解痛苦的方法,只需简单地对那些迄今为止似乎只是个人问题的事情去特殊化,或者相反,将那些实际上隐藏着具体利益的一般真理相对化。
社会科学还可以发挥批判作用,通过系统地调查,揭露看不见的不公,或者揭示很难察觉的支配机制,而那些机制只有在被置于更广泛的整体中和通常超出个人认知范围的总体规模下才能被察觉。将此分析层面与教育界人士时而受到批评的“高高在上的立场”相混淆,掩盖了社会批判可以从中受益的成果,前提是不要陷入统治阶级为某个“体系”服务而集体行动所策划的阴谋幻想之中。想要与既有信仰的决裂切实有效,就必须从我们自己所秉持的信仰开始。社会科学能够让人获得一种限制此类偏离的距离,而某些怀念五月风暴前的法国的思想极易将这些偏离归咎于社会科学。然而,任何对决定论的分析,即使是马克思的分析,也从未仅凭自己就足以发动群众。如果社会科学真的拥有人们所赋予的颠覆力量,那么每十年就会有一场革命。尽管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仍然是一种解放的载体,可以帮助受支配者认识到自己有权发声,能说“不”或说“我”,不再自认为低人一等、不合理或不适合。
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对此颇有心得。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时刻,她自己以及数百万人的生活突然迎来了解放:“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是《继承人》还是那本关于性姿势的瑞典小书,一切都朝着新的智慧和世界变革的方向发展。[……]所有被认为正常的事物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家庭、教育、监狱、工作、假期、疯狂、广告,一切现实都在接受审视,就连评论家的言论也要被刨根问底,你凭什么这么说话?社会不再天真地运转。买车、批改作业、生孩子,一切都有意义” 。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好的明天依然遥不可及。但理由、希望和武器始终存在,努力提供一种新的智慧、一种快乐的知识,让世界重新焕发魅力,阻止社会盲目前进。一起重新开启自由生活的进程吧。并非只有回首过往才能“从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拯救些什么” 。
谨以此文纪念社会学家和阶级迁移者约瑟夫·卡西亚里(Joseph Cacciari),他于2022年6月10日猝然长逝,年仅三十九岁。他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喜欢阅读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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