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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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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两大主要潮流便彼此交缠:基督宗教与新柏拉图主义。基督宗教将会宣称柏拉图具有自然的基督精神(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而基督宗教的象征与超凡的抽象又常借由新柏拉图主义展现。这两者的交集,就是普罗提诺。

这位大师在罗马教了二十六年的书,在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革新了柏拉图主义。就像他自己的老师安莫尼乌斯一样,普罗提诺未曾著述,但其弟子(奥古斯丁称为普罗提诺学者)则记下了老师口述的教诲。他们亲身经历了大师的绝伦魅力,经历了受普罗提诺影响的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描写的那种“爱的理智光辉普照”。由阿美流士(Amelius)所记录那著名的九百本诠注已经亡佚,但普罗提诺的学说与教导仍流传至今。这位大师“仿佛羞于有此身”〔我们会发现这似乎是阿兰所谓思想大师(maître à penser)的根本原则〕。以毕达哥拉斯为其典范,他也主张禁欲主义、茹素、少眠与独身。而且同样地,受到毕达哥拉斯(有人认为还有柏拉图)的影响,普罗提诺的教法也分为两层:秘传的信条只透露给学生中的精英,公开的讲演则向普罗大众宣达。他的听众遍及遐迩,包括三个参议员、医生、一个饱学的诗人,还有一个贪婪又放高利的雄辩家。女性听众也同样受到欢迎(是受到拉比影响的保罗基督宗教才对女性设立了藩篱)。还有许多的哲学家也前来听讲。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学生肯为了这位大师放弃全世界。

这传达出一种和谐的调和讯息。普罗提诺抨击当时的诺斯替主义 与其摩尼教式的宇宙观,主张灵魂向太一回归。“恶或许只是灵魂的残疾,就像有东西影响了眼睛,所以阻碍了视线。”他的另一句名言后来激发了斯宾诺莎,让斯宾诺莎告诉我们唯有认真的哲学探索才是真正的生活,而其他的一切事物“不过是玩具”罢了。但这样的和谐理想、这样的大师光照,显然会使心理极度紧绷。至少有一个学生提到这样的紧张,提到普罗提诺的弟子因为形而上冥思的无尽压力所引发的病态不安。(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学生身上。)

我们对普罗提诺的讲演与专题的了解,来自一份在西方经典中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文献:普罗提诺自述,并由波菲利编辑并加入序言的生平纪传──《九章集》。将故事主角理想化的情况显而易见,这与先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或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一样。不过,波菲利的著作却是无价之宝。他记载的是以对话(conversazione)方式,在“教授云集”(professorial pomp)的盛会中自由交换意见所进行的专题。大师的某些宣讲陈义甚高,在道德上或理论上显得过于苛求,使得弟子们甚至不敢请教解释。有时候,普罗提诺又像在与“他内在的精神,与那神圣的存有”对谈(可参考苏格拉底的神灵)。不过,他通常很欢迎反对意见,而且能神志清明地坚决面对。他也举办过几次纪念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餐宴──而这后来也被斯特凡·格奥尔格所诙谐模仿。普罗提诺对《会饮篇》发表演说,但他强烈谴责亚西比德沉沦于肉体的欢娱。根据朗吉努斯的说法,没有人比普罗提诺更能明析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原理,而且能将这些原理转化为个人行止、对永生的信仰(尽管极为神秘),还有对人类本质的规范。普罗提诺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放射”出他的学说。普罗提诺留下了庞大的遗产。这些论述的拉丁文选辑深深影响了圣奥古斯丁;波伊提乌 从乔尔达诺·布鲁诺那里,以及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之中,习得了关于普罗提诺的学说。普罗提诺的“一元论”影响了贝克莱、谢林与黑格尔;柏格森充满活力的教学,也可视为普罗提诺的门徒;斯蒂芬·马肯纳的优美译文与普罗提诺的超自然论,在叶芝身上重现。

但这位大师却有个悲剧性的结局。饱受疾病(可能是麻风病)所苦的普罗提诺隐居于坎帕尼亚,他曾一度想在此地建立柏拉图《法律篇》中的城邦,但死神却找上了遗世独立的大师。公元二六八年,皇帝加列努斯(Gallianus)与其党羽遭受谋杀,导致了恐怖统治。普罗提诺的弟子们四散奔逃(就像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临终时缺席,或像是彼得不认耶稣)。在罗马,精神与智性的国度已然湮灭。普罗提诺似乎深受普里阿摩斯的灭亡所扰。有些弟子想在叙利亚延继其学。难道他们的师傅没有教他们“忧患生哲思”吗?德尔斐的神谕曾宣示苏格拉底的智慧;而今,阿波罗则对波菲利吟唱出“一首不朽名曲”,以纪念“仁慈的朋友,普罗提诺……沉眠闭不了你的双眼……而你已见过许多为智慧劳碌之人未曾得见的美景”。普罗提诺的“神圣灵魂已远别这苦海浮生”。

扬布里科斯则告别了这群人。他无法接受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解读中所潜含的理性主义。他倾向于神秘教义。然而,其《毕达哥拉斯传》(De vita Pythagorica liber)所描写的教学,却极近似他自己与其恩师之间的情形。扬布里科斯的弟子与他同住一起,或是住在附近;他们每天与他见面,并共同进餐。他们仔细研究并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章。即使带有浓厚的秘术气氛与八百年前毕达哥拉斯式的奥秘风韵,扬布里科斯的教学方法仍是哲学式的。如受天启般地,他为内在思辨提出辩护,对抗基督教会的教条主义。我们可以说,在公元三、四世纪时的惨况之中,孕育出了影响至今的哲学方法。

同样地,奥古斯丁也以其内省力量反抗威权。难道令人敬畏的米兰的安布罗斯不是他的导师吗?但这在《论教师》(De magistro)中却成了无比重担。参与这特别对话的人,是奥古斯丁的儿子阿德奥达图斯(Adeotatus)。这本书写于公元三八八至三九一年;而这在《忏悔录》中对其天分赞誉有加的男孩却死于公元三八九年,其时年方十七。我们现今所读的文本,除了着重从肉体向精神的过渡(per corporalia ad incorporalia)之外,同时也兼具纪念作用(in memoriam)。奥古斯丁的中心理论是柏拉图式的。灵魂与理智必须经过“锻炼”才能使其儆醒,进而了解永恒的启示真理。要迈向这种理解,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就是符号学,也就是研究“象征”的学问。不借由象征,就无以掌握意义;但就其本身而言,象征“并不教导什么”。这悖论迫使奥古斯丁建构出“内在导师”;这唯一的“真理导师”,也就是基督。

奥古斯丁时常从《圣经》中引述,尤其常引圣保罗的文句;但对语意的论证则主要取自西塞罗与其他罗马文法学者。这些都涵盖在更大主题的哲学对话中,都涵盖在对象征与其意义的阐明中,而其关键就是内在光照的基督宗教化柏拉图主义。借由这种“特殊的精神光照”,奥古斯丁修正并超越了《美诺篇》。在此,以普罗提诺为媒介所表现的柏拉图主义是间接的。然而,奥利金 与安布罗斯已经引述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节:“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奥古斯丁想要将这原则应用在思想的沟通及教育(paideia)的交流上。因此,尽管视其为工具,他对语意意义的界限与其谜团确实有着空前的关切。而教学如何可能呢?

在《忏悔录》第九卷,奥古斯丁以一个教导辞令与雄辩技巧的老师的方式回首过往。但这段过去,不过是个“嚣讼市集”罢了。这已被重新省思。任何有价值的教学(magisterium),都蕴涵一种三角关系;在其顶端,同时也是在其底基的,是永恒不变的神圣真理。正如同奥古斯丁在《布道辞》中所总结的:“我们能说,但只有神才真正施教。”(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回顾了这项区分)。基督的道成肉身具有宗教上的教育意义:“唯一的内在导师外显其自身,以召唤我们由外返内。”在柏拉图中近乎神话诗一般的超越抽象,在此化为实际了。象征与其预示及传达预示的惊人能力,立即关联到活生生的“圣言”,关联到“道”,也就是约翰所说的基督。我们已从文法及文法学进入到哲学的神学。我们大可以说,对奥古斯丁而言,语言事实上即是“象征语言”。维特根斯坦建立的实指定义(ostensible definition)模型,或许是奥古斯丁的影响。但奥古斯丁明察自我指涉的悖论(paradox of self-reference),亦即象征只是在一个无缺陷的诠释循环中指向自己:它即是它所指(quae tamen cum etiam ipsa signum sit)。通过文字,我们除了文字之外学无所得(verbis igitur nisi verba non discimus)。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无信仰的奥古斯丁学派。

和现代语言学中的移位衍生语法理论一样,奥古斯丁也认为语意能力是内在的。但这种内在性并不是生理的,信仰必须优先于文法与理解的意义。天主圣言,也就是基督,可以说“住”在人的心里,虽然只有通过恩典才得以开显。个人能力的不同会区分并决定理智洞察的范围。但通过“一种神秘而简明的观照”(secreto ac simplici oculo),聆听者终究能获致理解与认同。在这过程中,大师的指导是种催化剂;但就像在《美诺篇》中一样,了解必须来自学生的积极沉思。探问,能认识到先于经验的知识与竞争。真正的学生就是真理的学生(discipuli veritatis)。那么错误与失误又如何可能?骗子与诈欺者又是如何操弄?错误源于语意的可能犯错,通过论述中隐匿与歧异的倾向所致。语言行为中固有的这种模棱两可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并使他写出许多最精辟的分析。

聆听师训,学生通过内在光照所提供的理解力量,思考人的真实内在(pro viribus intuentes)的课题。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学生们却太常赞美他们的师傅,而不是赞美他们自己(non se doctores potius laudare, quam doctos)。学习过程的直接,和自明之理的闪现,蒙蔽了这现象的神秘起源与复杂。这一切的有效性都来自超越界,因为只有一位真正的导师:就是那在天上的唯一主宰(quod unus omnium magister in caelis sit)(霍普金斯说基督是“唯一真正的评论家”)。教育只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投向他的意愿。没有这些,学说与教训只是诡辩。因此,柏拉图所说苏格拉底的助产式教学法,是预期了基督宗教教育的譬喻。圣保罗在哥林多遇见的那“不知名的神”早就有所影响了。

这个由个人境遇形塑的模型,来自几近绝望的经验。就像之后的帕斯卡尔一样,奥古斯丁也深为相对主义,以及所有辞令的不确定性所困扰,尽管这些“辞令”与引导策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与立意最为良善的教学是不可分割的。奥古斯丁曾体会过具魅力者最尖锐的欺骗。他对诱惑极为敏锐。“留心伟大的老师”,终身教授也不总是能被无条件地信赖。

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所拥有的丰富经验无人能比。有什么生意、什么行当或职业──举凡医生、律师、债主、士兵、水手、算命师、妓女、神父修女、政客、木工、音乐家、罪犯、圣人、农夫、小贩、君王等等──能逃过他的观察?难怪有些闲书说莎士比亚不知为何地熟悉政治事务,熟悉外交,还熟悉战事。世间又有什么人事在他的洞察之外呢?他就是世界的总和。而就我们所知,关于我们的主题,亦即师生关系,莎士比亚的描写也是细大无遗。

在《爱的徒劳》一剧中出现的霍罗福尼斯,是个源自罗马喜剧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常被挖苦的迂腐。对波洛涅斯充满格言警句的教导主义的处理,则暗藏(令人尴尬的)恨意。而莎士比亚最注意处理师生关系的人物,非普洛斯彼罗莫属。凯列班要接受严厉的训育,而严肃的父爱则造就了米兰达所受的教育。但这些都不是故事主题。不过,我猜或许可以借由这疏漏之处,一探莎士比亚错综复杂的感性核心。就像马修·阿诺德说的:“我们一问再问。”

要说莎士比亚有无比的才能,可以凭空直接掌握一些可能极专精的技术性题材,未免过于老套。一些偶然的线索、一些偶然表达出的语言或手势,展开了在连串人物间的联系,以及在一致的隐喻之中的洞察与理解。大张语言这张渔网,收回来的将是“无限的多样性”。在师生关系的戏剧经典的缺陷中,就像莎士比亚所熟读的《圣经》与普鲁塔克一样,是否有一种自修的普救论者在潜意识中对官方威权主张的指责?我们在蒙田身上也看到类似的映照。这与刺激本·琼森、乔治·查普曼,以及克里斯托弗·马洛等人对正式教育的渴望,形成了强烈对比。

而且,《十四行诗》中表露出自修的过程,表露出对一颗如此热情、如此敏感而有创见又骚动不休的心灵的训练;而这使学校教育对他而言显得琐碎而多余。还有谁能够“教导”莎士比亚关于人类良心的真理与虚假?

这些猜测要是说有任何价值,应该归功于对莎士比亚的不可知论,以及对忽视他自己的一切信条的争议(这种真空的情形倒是惹火了像是威尔第与维特根斯坦这样的读者)。高度的隐私隔绝了对莎士比亚自身信念的刺探:

而你,星辰与日光所知者,

自修、自省、自荣、自卫,

踩在无疑的土地上──最好如此!

或许阿诺德说得对,莎士比亚与但丁之间的差异以此为最。

《神曲》有许多方式解读,但都不完整。有一种读法,是将之视为谈论学习的史诗加以分析。借由逐步了解,我们可发现这位巧思与其戏剧性唯有柏拉图可比拟的智才,这漂泊的灵魂,从最黑暗的混乱之中逐步攀升到人类悟性的极限,亦即语言的极限。从各方面来说,但丁都充满了“学究气”:他受过完整的学术教育,学识过人;即使是最热情的部分,他的感情仍是概念化的;他对神话与修辞的天分,来自逻辑、辩论及分析的技巧。从《新生》开始,但丁感觉着思想,也思考着感觉。

在《神曲》中的跃动与精神活动(moto spirituale),也是属于教育的。诗在展读中进行了指导,这种方式在后来的课程与大师的课堂中经常采用。老师与学生是这趟旅程的基本要素。终极的自我导师(mio maestro)是那难以接近的神。但就像在切线几何──但丁自己的比喻──或在微分的计算一样,我们的理解会愈来愈逼近中心点。后来“为灵魂歌唱的大师”(引用叶芝的话)教导、孕育、改正、训练,并赞扬这位学生。没有什么教授的方式、教导的方法、正式与典型的学校教育形态,是但丁未曾探索过的。“教导”就表示“引导前进”,即使要通过地狱的花园亦然(诅咒乃是幼稚的一种面貌)。

当然,这些话前人都提过了;但其中的奥妙仍值得一提再提。

但丁本人是个明星学生:他是西西里学派的学生,是普罗旺斯吟游诗人的学生,也是当时大师方家,例如圭尼采里与卡瓦尔坎蒂的学生。他在学术上钻研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以获得文凭。维吉尔早建立了不可思议的预言者地位。在他第四篇短诗中,借着天赐的灵感,岂不是预言了基督的诞生吗?他难道不是预言了〔“我们最大的女神”(nostra maggior musa)〕罗马在教皇统治下命定的荣光吗?但丁激烈而坚定的笔法,让这位《埃涅阿斯纪》的作者成了旅人的向导与父亲般形象的典范。在这师生间刻意选择的相伴,成了这趟旅途的轴线。他们互动的密度以及有意无意间的分享如此频繁,任何够分量的文章都会认为《地狱篇》与《炼狱篇》几乎可以说是对维吉尔逐字逐句的重读。这个学生在一开头就表明了:“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模范(Tu se' lo mio maestro e 'l mio autore)。”几世纪后,一位身兼柏拉图式的绝对论者与但丁的热情拥护者,皮埃尔·布唐(Pierre Boutang)身陷囹圄时写信给夏尔·莫拉斯,说道:“我亲爱的老师,吾师,这美丽的词汇只有在我与您的关系中才是彻底的真实。”《神曲》正是对这密切关系的详细剖析。这部著作,比任何后来的作品更能称得上是部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它详明内在于所有师生关系中的哀伤,深明在最是欢迎、最是忠诚(onore e lume)的光辉照耀处,却有着背叛的阴影。

诚如曼德尔施塔姆在《神曲》的精妙评注中所言,但丁深信命理之说。他这倾向可一一列举:在《地狱篇》中对维吉尔有九十次的引述,在《炼狱篇》中只有三十四次,在《天堂篇》中则只有十三次。这之间的渐次缩减(diminuendo),显示出这学生对师傅的依赖,以及《埃涅阿斯纪》对《神曲》的影响逐渐消退(这两种消退是相称的。)在《地狱篇》中,对维吉尔的直接翻译出现七次,在《炼狱篇》中有五次,在《天堂篇》中则只有一次。相对来看,《圣经》的译文在老家──天堂──中出现十二次,在《炼狱篇》中出现八次,而《地狱篇》中只出现一次。更有甚者,在《天堂篇》第八篇与第九篇中暗指《埃涅阿斯纪》时语带阴损。非基督徒的师傅已经不再受到欢迎了。

这“《神曲》中的悲剧”,套用罗伯特·霍兰德的话,始于《地狱篇》第一篇。维吉尔终究无法获得救赎是受到了刻意安排。这项事实或许能被充满信赖的赞颂遮掩,却始终无法取消:“他拉了我的手,脸上露着笑容,使我心里好过了些,他引领我进入幽冥之国。”自始至终,这位饱受惊吓的无知旅人,如同小孩般,总是求助于他的师傅──“我转向所有智慧之海求助”(io mi volsi al mar di tutto 'l senno)。但在《地狱篇》第九篇中,当天使现身拯救这对师徒于魔鬼的危害之时,已可见美玉之瑕。卢坎在《法尔萨利亚》(Pharsalia,一称《内战记》)中对亡灵与妖怪的召唤,巧妙地点出了维吉尔的界限。基督“打破”了时空,但尽管维吉尔备受尊崇,他在《埃涅阿斯纪》落入冥界或在但丁的诗作中担任向导,却都不是基督的安排。然而就在第十二篇中,忒修斯与海格力斯象征着基督胜战的预示。但丁就是不肯让我们轻松面对。

第一个冲突出现在第十三篇四十六至五十一行。这可是个重大挑战:在《埃涅阿斯纪》中提及的人物可以受到多大信赖?这问题在中世纪古典主义的一个阶段曾被提出讨论,当时维吉尔的名言有着神谕般的可信度。而这一说法是将错综复杂的连串辩证予以简化。但丁追问,究竟虚构故事(fiction)本身是什么,是“外表上似乎是伪造的真理”(第十六篇一二四行)吗?但丁坚称,《神曲》是部“真正的编撰”。在“真小说”与“假道理”之间,现在必须要做出重大区别。在虚构之中的真理,就如同《神曲》中的一样,通过对基督再临的想象与看法所产生对于复活的体认,是能被认可的。第二十篇中──有谁可做出比但丁更尖锐的哲学批判吗?──当我们在下层地狱里初次遇见四位拉丁大师时,但丁区分了神话与谎言的层次。斯塔提乌斯、奥维德、卢坎,以及维吉尔本人都是天才洋溢的诗人;但他们都是“无福的预言者”,也因此被指为彻底虚假。没有任何变形能够比质变来得彻底。

接踵而来的,是文学中最强悍的评议。在地狱中直接面对基督的确证,维吉尔修改了在《埃涅阿斯纪》中曼托的预言。伟大的大师痛承错误并修正了他自己的作品。在纪德《背德者》中那死板无趣的戏码之前,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吗?在我们当今的解构主义看来又是如何?此例一开,这位学生对他敬爱的老师所表现的顺从就转变为了质疑。

《炼狱篇》发展出对于名声(fama),对于大师在《地狱篇》第二十四篇中所肯定的超越死亡的世俗荣耀做出了深刻批判。这场告别的高度戏剧性,事实上贯串了六十四篇诗篇。维吉尔虽然劝斯塔提乌斯改信基督宗教,虽然在其《第四短歌集》中预报了佳音,却仍然抗拒着救赎者的法律(ribellante a la sua legge)。在《地狱篇》第九篇,他怀疑贝阿特丽采的神圣托付与护卫之责。这旅人弟子所直觉到的,是自己所洞察的师傅内在的诡秘心绪(faillimento)。后来的克尔凯郭尔也一样,认为美感有其界限。恩典,就神学的理解而言,能产生从形式之美(例如《埃涅阿斯纪》)朝向神圣的爱之间的过渡。在《神曲》的编剧中,有四个异教徒可以获得救赎:炼狱中的斯塔提乌斯及加图,还有天堂中的图拉真与里佩乌斯 。中世纪的神话艺术或许能让但丁有充分能力“拯救”维吉尔,但是这学生选择放逐他“最亲爱的父亲”(dolicissime patre)──这是在整部诗作中唯一一次最高赞誉──到那“犯下古老错误的古人”(le genti antiche ne l'antico errore)之中。维吉尔未曾听过圣言的只字片语,悲叹自己受这“永恒流放之谪”。但丁的毫不退让使他的许多优秀读者感到困惑,甚至愤慨。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反叛呀(我们不妨用心理分析的说法来说,这是种“俄狄浦斯的复仇”)?

不管动机为何,这告别的举动将《神曲》中的文学感伤升到了最高的一阶。没有任何告别能超越《炼狱篇》第三十篇所表现出的高超技巧与真情实感。而我们的旅人为了新老师贝阿特丽采的来临而颤抖,因此又再次向《埃涅阿斯纪》求助。但他确认到自己的“旧时情火”,这里他引用了维吉尔的原话,就像狄多想起了她先前对希凯斯的爱一样。另外唯一一个但丁引述“原话”的作者是上帝。个人的引述可说是近于个人的教养。《神曲》脱离不了《埃涅阿斯纪》(圣保罗也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话),但必须改正之。为了宣扬基督徒祈祷的功效,贝阿特丽采有意误引了《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表示绝望的名言。绝望与基督宗教信仰恰恰相背反。维吉尔知道怎么“启明”(facere luce),但贝阿特丽采就是那光明。

在这学生真正向师傅的告别声中,回荡着维吉尔的《田园诗》。学者们现在相信但丁知道这部著作。俄耳甫斯向欧律狄刻的告别,现在重现在我们的旅人对其向导的告别中。这位旅人因为明白师傅必须像欧律狄刻一样返回黑暗之中而啜泣。哀伤是合理而必须的。启示取代了创造(poiesis)。现在,这学生必须毕业,要接受更高的教育,要迎接属于《圣经》的那位“我们最大的女神”。

时至今日,只有古典文学学者与中世纪专家才知道斯塔提乌斯。对但丁与他同时的人,这位生活在第一世纪,紧接着维吉尔与奥维德而先于卢坎的诗人,是必读的经典名家。他的《底比斯战纪》与《阿基里斯纪》使底比斯与特洛伊的事迹在西方广为流传。加图能得到救赎的原因是为他人而牺牲,图拉真皇帝则是因为其正义统治受到教宗格里高利的祈祷而能离开地狱。在罗马人的祖先特洛伊人之中,里佩乌斯是“最正直的”。但丁为什么选择斯塔提乌斯接受基督宗教信仰,至今仍不清楚而且备受争论。在《炼狱篇》中,斯塔提乌斯自己认为是在读了《埃涅阿斯纪》的诗句后才痛悔前非,得以重生。尤其第四篇短诗更将他引向基督:“因为你,我成为诗人;因为你,我成为基督徒。”诗与信仰结合为一:“我在诗中写到希腊人进兵到底比斯的河流之前,我已接受了洗礼。”但由于对图密善迫害的恐惧,使斯塔提乌斯隐藏了他的信仰。他由此开始登上了炼狱山。

我们在《炼狱篇》第二十一篇开头,可以见到这对师徒就像是走在早期传道使徒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此时,斯塔提乌斯的身影可比附为基督的出现。接着,他行礼如仪:“噢,我的兄弟们,上帝给你们平安。”尽管不无嘲讽,古斯塔夫·库尔贝的画作《相逢》重现了这窘态毕现的一刻。不无哀戚地,维吉尔自谦是由“传递理解的平静”中“受到放逐”的人。但对斯塔提乌斯而言,他极为景仰他这位师傅,不断地谈着《埃涅阿斯纪》。我们的旅人自豪地向斯塔提乌斯揭出他这位向导的身份。就文学而言,但丁认为斯塔提乌斯和自己都算是维吉尔的门下弟子。他通过斯塔提乌斯之口,对维吉尔的诗艺做出了综评。我们在此可看到一个“把虚影当作实像”的诗人。而让虚影化成实像,则显然是但丁自己无比卓越的技巧。

尽管维吉尔在宗教上注定败灭,但与斯塔提乌斯在开启这场告别的相遇之时,却再度攀上了谕示诗的巅峰。这位大师帮助他的学生前往那自己无法进入的光明之中。据说斯塔提乌斯在撰写《底比斯战纪》最后三卷时,已经私下成了基督徒;但他这部浮夸的作品,在诗艺上无法与《埃涅阿斯纪》相提并论;然而,在救赎与人类灵魂的训育的脚步上,《底比斯战纪》则胜过了《埃涅阿斯纪》。斯塔提乌斯的出现揭示了随之即来,由贝阿特丽采带领的启示旅程。

要从这本书中挑出最能够彰显我们主题的段落,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第十五篇是不二选择。我们的旅人与布鲁内托·拉蒂尼的相遇,一直受到分析讨论。但真正核心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但丁是从什么角度将自己视为这佛罗伦萨的政治家、文法学者、演说家的弟子呢?而布鲁内托又是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火雨”的折磨?有个顶尖的法国学者花了许多年,辩称布鲁内托的罪来自他的《宝库全书》是以法文而非以托斯卡纳文(即意大利文)或拉丁文出版。这个说法顿时令我感到茅塞顿开。

线索非常明显。薄伽丘后来的评注〔教而后奸(pedagogus ergo sodomiticus)〕,直接指明了这部著作的一贯主题:师傅与弟子之间的同性爱欲。但丁形容布鲁内托仓皇离去,有如得到锦标(palio)的维罗纳竞走,与男性之美与同性性爱密切结合,正如同绿色缎带与优胜者的紧密关系一般。但无论布鲁内托所犯的罪愆为何,我们的旅人对他却是毕恭毕敬。“是您”(siete voi)与“先生”(ser)都明白表示其敬意。这学生向这位“我的老师”(lo mio maestro)俯下头来,因为他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课:

一次又一次

您训导我要成为一个不朽的人

这样极端简明的话语实在无可翻译。寥寥数语,但丁已为教育(paideia)做出了界说。他这话告诉我们真正教学的目的为何,还有艺术、哲学、思辨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是亘古恒新之理;而其关键在于“不朽”(s'etterna)。艾略特·诺顿说:“您教会了我人怎么使自己不朽。”这确实是标准的译述,但却忽略了原文中展露的重点。法文中有“使其不朽”(s'éterniser)这个动词。伟大的教导与教育能使人的灵魂在美感、哲学,以及智性上,追求不仅属于个人,更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朽”。这学生何其幸运,他的师傅已为他点明了人类生命的意义。然而,如此的自负并不恰当。布鲁内托的身影,伴随着一群“优秀的牧师和知名文人”。我们稍后会再次提到这些人犯下的“背叛圣职”之罪。

故事结局的魔法成了种关系的基准。即使跑进燃烧的黑暗之中,布鲁内托先生看来仍有如得胜一般:“不像失败者”(non colui che perde)。诗与学术讨论的“永恒”,在另一种永恒的诅咒中闪耀着。这两者的关联有多深?但丁之于布鲁内托,就像普洛斯彼罗对爱丽儿(正如T. S.艾略特之语:“没有第三者”)所说的话:

我的爱丽儿──妞儿,

这是托付你的事:向那大气去吧,

要自由,别了……

费尔南多·佩索阿与鬼魂相处显得十分自在。它们争先恐后地进入他鬼影幢幢的里斯本。就像但丁一样,佩索阿也能让虚影显出分量。他也从此衍生出对自己的四层剖析。佩索阿召唤出来的四个诗人各有其声音、观念与说话方式。这些幽魂也构出了虚幻的传记与参考书目,它们在佩索阿这个“神秘分享者”的“自我流放”中彼此注意、怀疑与吸引。同形异义的人名远远超越了以假名来转喻的做法。阿尔瓦罗·德·冈波斯、里卡多·雷耶斯、阿尔贝托·卡埃罗,以及既是也不是佩索阿本人的“佩索阿”,佩索阿的天才以同时欢愉却又忧郁的手法,分成这四部分呈现了出来。它们的面具深藏在表面以下。在这文学上独一无二的神奇作品中,师生关系显得特别突出。

雷耶斯与冈波斯两人水火不容,却都宣称自己是卡埃罗的学生。经过二十几年后,佩索阿计划要出版卡埃罗的诗集,并由里卡多做序言──里卡多后来成了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主角,而这部小说是佩索阿作品的三重反映。这本书以冈波斯的《纪念吾师卡埃罗》作结。佩索阿建立的新里斯本学派,由身兼翻译家与散文家的克罗斯在英语世界中打开了出版市场。

冈波斯初次与卡埃罗的偶遇,在德文中可称之为“显耀的一刻”(eine Sternstunde)。柏拉图式的倾向犹在:卡埃罗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希腊气息,是一种发自内在的平静,那双蓝色的眼珠不停凝望,他口中的话语是最后才教人注意到的,仿佛言说远远比不上这人自身的存在,他脸上挂着的微笑是只有我们在诗里赞誉那赏心悦目之物的美丽才可形容──像那花朵、草原,还有阳光下的清水。那是为了存在,而不是为了跟我们交谈的微笑。”但不幸之事紧接而来:“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如此英年早逝!我只有在这自我的虚影,在我已死去的自己的记忆之中才能再次与他相见。”当他听到这位大师的第一句格言──“万事万物皆与我们不同,而这就是万物存在的理由”──他立即体会到一种“惊天动地的震撼”。他受到了诱惑,但这诱惑给了他“前所未有的纯净”(杂糅了奥秘与讽刺是佩索阿的特色)。

卡埃罗过着无忧无虑的异教徒生活。他的弟子偶尔会记录类似“仿佛不是在与另一个人争论,而是与另一个宇宙争论”的强烈感受。但对大师而言,他本人不过是“自我感觉的统一”而已。学生永远无法克服“在我灵魂之内产生的话语所带来的震撼”,却仍将此当作出于无心却能光照万物的阳光一般。比起活在实际世界而言,更像是活在观念中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也参与了这场“对话”(conversazione)。他尝试将卡埃罗的客体不可知论归为某种个人的康德主义,却徒劳无功。他努力的成果倒是指出了学生身份的核心:

这场对话镌刻在我的灵魂之中,我将以我认为最简洁的方式重现,尽管这说来一点也不简洁。我的记忆鲜明而生动,而这显然是种疯狂的特征。这场对话有个重要的结果;也就是,其本身与所有的对话一样不合理,而且我们很容易以严格的逻辑证明,只有完全保持沉默的两人才不会相互反驳。卡埃罗总是给予肯定与答复,这使得任何聪明人都可以将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视为等同。不过,尽管我如此承认,我还是不相信这之中有任何冲突。吾师卡埃罗理所当然是对的,即便是他犯错之处亦然。

冈波斯对信仰的专长,让他洞察了并非人人都能与大师“长相左右”。只有特殊少数,才能够前往明知会改变他们的罗马。“次等人没有老师,因为他们没有老师能发挥专长之处”。受到洗脑与否,可以区分出人格是否坚定。这些人物经历过大师的介入,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通过卡埃罗,里卡多·雷耶斯成了“生机上的诗人”,这变化甚至能令他改变性别!“与所有坚强的人一样优柔寡断”的安东尼欧·莫拉(António Mora)则得到了灵魂,甚至在卡埃罗不知道的情形下,还拥有了创见与思辨这些惊世之举。而阿尔瓦罗·德·冈波斯的境遇则是最具发展性的:“从那时起,无论是好是坏,我成了我自己。”

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就是佩索阿对“佩索阿”的安排了。在一九一四年三月八日遇见卡埃罗,听他吟诵他自己的诗句,佩索阿冲回家一口气写出六首诗。这股狂热简直就是“他与生俱来的”(这评论中有着对创作的完整剖析)。然而,这无疑是他在初次见到、听到这位大师的那一刹那所产生的精神震撼所作。对学生身份的剖析,产生了由卡埃罗所激发出来的优异表现,而这完完全全是属于“佩索阿的”。因此“这名副其实的灵魂印照”,也是对学生身份一种难以理解的摹写。“吾师卡埃罗万岁!”

书中所表达的讽刺是沉默而全面的。佩索阿曾经探究过神秘教派 ──包括星象学、通神论、新异端教派、卡巴拉奥秘教派、玫瑰十字会等等──而这些教派都在世纪交替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像叶芝、斯特凡·格奥尔格、乔治·巴塔耶,以及超现实主义等人一样,他深受这些秘密团体的吸引。但他仍对他自己所迷恋的这对象感到强烈怀疑,著名的苦笑揭穿了他自己。令这位孤独的魔法师感到痛苦的,是对于对话的渴望,是对于苏格拉底一脉共同分享感情与智慧的渴望。这激发他动人心弦的温柔,以及对师生关系的分析的嘲讽性感伤。这些都将再次出现在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经典作品《浮士德》里头。

音乐与艺术史上,无论在画室或作坊的课程都是工具性的。这可回溯到古代,而且产生了它们自己的二手研究与传说。绘画、版画,经常是对学院或音乐学校中的生活课程与音乐课程的挖苦与嘲讽。对巴尔扎克、左拉、杜·莫里耶,以及托马斯·曼来说都是如此。有许多超乎我们能发觉的古典艺术作品,其实是集体共同创作;有许多助手帮了大师的忙。描述学徒生活与歌唱训练的喜剧,要以柏辽兹的《切利尼》与瓦格纳的《名歌手》的描写最为耀眼。所有我们期待的一切──着迷般的忠实、相互竞争、颠覆与背叛等等──尽可一览无遗。

在文学中的例子就比较不清楚。整个古代世界都曾教导修辞,亦即作诗的技巧;雄辩术的教学在罗马、在亚历山大港、在塞内加的出生地西班牙都盛极一时;在拜占庭,学习文学表示出一个人的“学识”。但对照于画家的画室或音乐教室,情况则大相径庭。将想象力的要素与情感表达转译为文字的训练,甚少是有形式可循的,这要到文学史的晚期才出现。教学指引与咨询顾问,更是偶然的少数。这些都要靠个人魅力,以及多少靠专业分工的社会环境:本·琼森的“剧团”经营很受称道,德莱顿对经营咖啡厅很有一套,约翰逊博士在经营俱乐部方面是权威,马拉美则精于茶馆经营。真正的指导教学难见于册。可信资料只能回溯到十九世纪晚期。师学出现于文学创作,要从福楼拜对年轻的莫泊桑的影响才开始蓬勃发展。

莫泊桑的师从,与福楼拜在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对孤独与忧郁的挣扎不无关系。在福楼拜的指导之下,莫泊桑开始写起散文。莫泊桑曾说过他在一八七○年代中期受到了密集指导,师从于“无书不读的师傅”。他极其详尽地评述这段经历。芝麻小事与主要梗概交错并陈:“即使是最细微的小事,也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必须发现它。要描述燃烧的炽焰或原野中的树木,我们必须耐心以待,直到这棵树或这片火焰对我们而言,已与其他所有的树木或火焰毫无一丝雷同为止。”没有两把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无论你想要说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以充分表达,只有一个动词能够使其活动,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够对其衡量。”他受教于福楼拜,文风极尽详细之能事。他在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写道:“决心使自己成为艺术家的人,就没有了与其他人过相同生活的权利。”福楼拜的教学,就像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 所说的:“是孕育天才的温室与温床。”相对地,福楼拜在撰写《布瓦尔与佩库歇》这部嘲讽小说时,却需要他徒弟的帮助。

他们在一八六七年九月相遇。福楼拜在骤逝之前不久突然有了顿悟。而这是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时机。莫泊桑送了他一本《羊脂球》,福楼拜立即肯定这部作品:“这是本好书。(Cela est d'un maître.)”在句中直呼“你”,这无疑是不自觉流露出的亲密表示,并非受于胁迫。这祝福是坚决的:“不!真的,我心满意足了!”仿佛知道死亡即将到来,福楼拜执起教鞭说道:“你确实有理由爱我,因为你的老头我也珍爱着你。(Tu as raison de m'aimer, car ton vieux te chérit.)”莫泊桑在一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福楼拜死后不久,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到他这师傅的不断临在,他的语声仍不绝于耳。

福楼拜毫不妥协的管教(maîtrise)成了在埃兹拉·庞德对T. S.艾略特的教学,以及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对海明威的短暂指导中的共同典范。但由于美国对有着所有人都同样具有天赋,以及对启发性的教学能力的信念,使得这些个人指导转变成为制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保罗·恩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开始了他的“作家工作坊”。“创意写作”课程、专题讨论、暑期学校,以及在家教育计划等等,尽管仍以英美为主流,现今都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产业。但出现的问题却愈来愈棘手。什么叫作“没创意写作”?学校教育值得为了创作有价值的诗、小说或戏剧的共同企图而开设课程吗?奥登是首先对不依靠老师的学习,以及对这种形式上与心理上的巧妙骗局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提出警告的人之一。艺术或音乐作品的可测量、“可检验的”判准对写作而言并不适用,或者只能适用在最肤浅的层次。老实说来,创意写作课程是种对寂寞的镇定剂,是让这些人从他人口中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机会。对于开启市场的出版策略在这些课程中也得以传授。

不可避免地,创意写作课程也会产生讨厌的后果。“政治正确”的混乱可当作是种阴郁或可笑的证明。没有比在校园中卖艺维生的老师与学生之间更能兴起爱欲激情的教育类型了。在批评者的严密审视下,连个人的性幻想都不免要赤裸裸地呈现。而性爱,现在被政治化约为“性骚扰”,又怎能被排除在外?亚西比德对苏格拉底如此,埃罗伊兹对阿伯拉尔如此,米开朗基罗对卡瓦列里如此,汉娜·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关系也是如此。菲利普·罗斯在《垂死的肉身》中展现了他美式的尖酸特色。最后,或许教导主义也是每个作家的命运。E. M.福斯特对同性爱欲的“唯一联结”则表现得较为审慎,但也毫不含蓄。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教师》中,这份系绊则变得致命。

我们竟已从布鲁内托先生的彬彬有礼(cortesia)走了这么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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