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抑扬诗为抽象观念积蓄了强大的电力。浮士德在神学与形而上学命题所表现出的紧张不安,并不亚于对帖木儿帝国的吹捧,或是犹太人巴拉巴疯狂的恶毒。马洛令人目眩神迷的智才,在当时可说冠绝群伦。迈克尔·德雷顿说他“自身中有美丽的幻想”。许久之后,柯尔律治称他是伊丽莎白时期剧作家中“最有思想与哲学之人”。马洛和弥尔顿与乔治·艾略特都是在伟大作家中最具学究气,对学习最抱热情的了。马洛在剑桥读了六年半,当时正是神学与知识论争议最热烈的时期,引经据典仿佛成了他作品的第二天性。在《浮士德博士》开头的独白中,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查士丁尼、圣哲罗姆的话,后来又引用罗杰·培根与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他又以极其尖酸的嘲讽方式,引用奥维德在《爱》(Amores)中的句子来描述浮士德对时光飞逝的恐惧;连墓志铭也引用了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著名的诗篇《萧尔之妻》:“曲枝莫使直。”马洛和雪莱都是杰出的希腊学者,但他比雪莱更精于奥古斯都的名言警句与教父时期的拉丁文。他对天文学的立场模棱两可,微妙地处在托勒密与哥白尼之间。他对典故的巧妙运用,以及明智的修辞与格言,都可说是出神入化。大概也只有他,能在思辨与技术性的论述中充满激烈冲撞能量;可堪相比的多恩则多少显得干枯无味。
那是幸运的时刻。中世纪晚期的世界地图还在变动,还在文艺复兴为现代开启的序幕之中。没有任何时期比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初期更能称得上“百家争鸣”,更充满辩证的紧张气氛。传统信仰与宗教改革再次遇上了潜在的无神论(马洛属于雷利的暮夜教派 ,“无神论学群”),占星学与天文学相互掺杂,泥占术与初期矿物学纠结难分,炼金术孕育出了化学,对镜子与磁体的研究衍生自亡灵巫术,在黑魔法与白魔术之间出现了灰色的实验地带,隐逸教派(hermeticism)与犹太教神秘教义(Kabbalah)则激发了数学研究。我们怎能在约翰·迪(John Dee)、托马斯·哈里奥特等雷利一派的大师著作中,将神秘教义与系统科学的论述区分开来?
这种紧张情势在大学里更加炽盛。想想在博洛尼亚中世纪艺术博物馆演讲厅中的肖像研究与专题讨论即可明白。描写学院的戏剧与喜剧都极为明了,对课堂上昏昏欲睡的学生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乔尔达诺·布鲁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马洛的浮士德都到了威登堡(Wittenberg),就跟路德一样。哥白尼与浮士德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中共用的庭院,至今景物依旧。研究生们从事研究更是至死不渝:“吾魂长伴古贤哲!”
挑战神明的狂傲不屈,以及想占有自然的神秘力量(例如风与火)的激切渴望,都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遗产。浮士德在祈唤普罗米修斯与伊卡洛斯的时候,也借助于这种传统象征。有句名言在加尔文主义中极为盛行并广受理解:对知识的放纵肆欲(有人敢说是“淫欲”吗?),也就是求知欲(libido sciendi),造成了学术的平民化。但知识之树结的却是有毒的果实。这新鲜的结果,使得即便是最冠冕堂皇、道德上毫无可议的知识汲取,也沾染上了根深蒂固的忧伤。正如一般所说,此中关键就在布鲁诺。在他在威登堡所作的《告别演说》(一五八八年?)中,他选择了《传道书》一章十八节(作为首要基调的《传道书》,其所扮演的角色尚待研究)作为座右铭:“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种反柏拉图、反人文主义的阴郁(tristitia)备受抗拒。乔治·查普曼谜样的《暗夜礼赞》中,或许受了普罗提诺的影响,称他那有抱负的灵魂“在我的苦难中,世界她可欢唱”。但这种充满悲剧气氛的理论与思辨探究所带来的发现,尤以帕斯卡尔集其大成,却是无可改变的。而这又迸发自两种无限的冲突之中。“意志行动是无限的。”乔尔达诺·布鲁诺在一五八五年的《英雄狂热》(Heroic Frenzies)中如此说道。而知识的领域也是一样,无论人类意志或系统性的探索,都不能企及最终的神秘,或完全掌握自然现象。挫折深镌于理性之中。因此,正如布莱布鲁克(M. C. Bradbrook)所说,浮士德所依赖的可怕悖论,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他自己的毁灭。
这个在一五○七年到一五四○年之间快速流传的传说故事,或许真有其人为本:有个约翰·富斯特(Johannes Fust),跟付梓出版的恶作剧小说有些关系。这故事的偶戏版本在德国与中欧四处搬演。《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Historia von D. Johann Fausten)一五八七年在法兰克福开卖。施皮斯(Spiess)的《浮士德原传》(Urfaustbuch)连同其中的各部细节,也有了英译版本。不同版本的结局之间有些差异,以精明著称的马洛立即察觉到了。他的剧本,我们已知有两种内容上有问题的版本,几乎可确定在一五八九年初便已存在了。学者们为了其中滑稽的次要剧情与散文的作者是谁而争论不休:是托马斯·纳什,或是塞缪尔·罗利(Samuel Rowley)?正如歌德所赞赏的,是马洛察觉到这主题与其心理剧的巨大潜力。这是一出人类精神的悲剧,是一出属于智性的戏剧甚至是音乐剧。从阿里斯托芬与卢奇安到拉伯雷,古来对假道学与官模官样的嘲讽不计其数;而这些嘲讽在布鲁诺的作品中显现出苦涩的一面。巫术与邪教在戏剧、芭蕾舞与廉价书中成了要角。马洛撰写了一部关于心灵的激情戏剧,一部可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形而上学恐怖剧。他的创作是多么不同于莎士比亚,而浮士德与普洛斯彼罗相比,又是多么夸张的人物啊!
巫师有其学徒,大师有其弟子,领事(Ordinarius)或教授有其助手。这样的配对,包括许多嘲弄的改编与反例,在学院制度与在炼金术士的实验室中出现的情形并无二致。只要有主人(Magister),就有仆役(famulus)在周遭徘徊〔“宠伴”(familiar)一词暗指亲近与恶魔般的服侍〕。即使在最平板无奇之处,浮士德的苦恼仍与瓦格纳的角色密不可分。马洛或许以瓦格纳一角来吟诵序幕的开场以及充当合音。
学术的背景说够了。不堪忍受浮士德从事“受诅的艺术”,他的“老乡”(Schollers)决定找大学校长来解决。主人召唤出了梅菲斯特菲勒斯(通常简称为梅菲斯特);在闹剧中,则是瓦格纳威胁要呼唤出小恶魔,因为他也渴望“主人”(Maister)这头衔,而且希望得到来自超自然的照料。浮士德对待弟子的方式有如慷慨的君王:他允许他们在美丽无俦的海伦“与帕里斯阁下一同渡海”时得以一睹天颜。然而,正是在这群学者之中,浮士德遭逢了他的困厄。浮士德的“啊,绅士们!”是否就是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查米恩那句“啊,士兵们!”的灵感来源?马洛给了个隐晦的暗示:“噢,我亲爱的剧场同伴!我与你同……”而一如他惯用的语句,同性爱欲与理智也时常结合在一起。甘冒圣灵大不韪,浮士德解释了他毫无希望的神学。诱惑夏娃的蛇或能被宽恕,但浮士德则绝不可能。注定毁灭的傲慢与美好的公正感,在字里行间反复强调:他所弃绝的上帝是个会宽恕浮士德的正义上帝吗?要解决这个悖论是否又超出了上帝的大能〔有些神职人员与学者认为天父上帝不能够(incapable)原谅犹大〕?这丰富的神学与形而上学隐喻,以及奥古斯丁式将罪恶视同灵魂的黑暗面的强调,是英语戏剧中所没有的。
连告别辞也是如此。浮士德对他的弟子说:“不要谈我了,保全你们自己并离去吧。”在这训令之中有着人情关怀,但也有着尴尬之处。马洛在即使最无法言喻的恐惧表面,也敏锐地显露出羞耻的异常力量。师傅不愿意让他的弟子们见到自己最后的兽性,毫不夸张地将自己曾是主宰的人格撕个粉碎。虚荣高悬在地狱的入口。学生们被准予猎杀他们的老师,但“无论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不要来找我,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救得了我”(恩培多克勒在崖边也会命令他的弟子离开)。在分离时,也流露出一股玩笑般的恐怖:“别了各位,如我能活到早上,我会探访你们:如若不然,浮士德便是下了地狱。”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实在是大胆的死亡玩家。
浮士德唯有其学识与之相伴。他想着奥维德,他引述毕达哥拉斯用以安抚形而上精神病的学说。卖弄学问是种最终的消遣,而现在却也成了笑话:“我要烧了我的书。”(浮士德要放火就像是普洛斯彼罗要投水一样)但既不是焚书,也不是学生的自杀,才使得这出悲剧显得精彩:“烧掉的是阿波罗的月桂枝,它曾经在这学人身上成长茁壮。”马洛写得简洁大方:音乐与诗艺之神为学习与哲学的爱好颁发桂冠。自始至终,这好古敏求的师傅都是如此地贴近缪斯,连维特根斯坦也大胆地说哲学最好以诗的方式来表达。
在所有关于浮士德的歌剧版本中,费鲁乔·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虽然尚未完成,并于一九二五年首次登台演出,却是最能贴近马洛恶魔般景象的版本〔唯一可堪媲美的或许是半世纪后许尼克特(Schnittke)逐字搬演版的《浮士德传》(Historia)〕。布索尼是个杰出的老师,他在柏林开设的硕士班课程至今仍被奉为传奇。他剧中的浮士德是威登堡的大学校长(Rektor Magnificus)。不祥的预兆来自克拉科夫的三个学生送给他一本有关黑魔法的书。瓦格纳是这位师傅虔诚的助手,他的模样公认是种日耳曼式油腔滑调的谦卑。故事的结局是一种恐怖的讽刺。瓦格纳在夜间下雪的街道上招摇地走着。他现在才是校长(Rektor),他才是学生们尊称的阁下(Magnifizenz)。他的就职演讲可说是“无与伦比”:棒极了(cum perfectione)!曾经担任过浮士德仆人(famulus)的克里斯多佛鲁斯·瓦格纳,现在可是掌有学术权力与智慧的教授了。“万岁,万岁,万岁!”学生们的欢呼声显得像是对德国学院的嘲讽。校长踌躇满志地表达亲切。毕竟,他的前任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家”(ein Phantast),是个从事可疑学问,又爱做白日梦的傻蛋罢了。活该他一生的下场如此凄惨。音乐声中充满了自负与叛逆的调调。学生的声音在向这位阁下道晚安之中逐渐消散。
濒死的浮士德上场了。他认出了这幢房子!“那是你的位子,大学者,放轻松,把你的王座装饰得比浮士德更豪华吧!”梅菲斯特扮成守夜人出现。雪下着,他手中的提灯照着浮士德身无长物的尸体:“这家伙是倒了什么大霉吧?”浮士德的终身教职大概只能在地狱中获得吧!布索尼对瓦格纳逐步高升的解读,可说是这故事中最动人心弦的。
歌德对学术界的厌恶众所皆知。“能者做大事,无能者当老师。”现代的饶舌歌给这句话改了些字:“能者做大师,无能者在教育学校当老师。”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比较解剖学到哲学中的美学,从光学理论与货币研究到政治学,歌德岂未对几乎各种学说做出重大贡献吗?康德值得深读却枯燥无味的文章跟歌德相比如何?在费希特能否获得耶拿大学教职的纷争中,歌德亲身体验到在大学争论中的憎恶与狭量。面对席勒这演说家与历史学者的光芒,歌德也明白了穷酸教授的无足轻重。
因此,在他两部《浮士德》中,都充满了反学院的嘲讽,对教学过程的戏谑。而且,这些描绘都出自歌德独白式的洞察。他察觉到浮士德与瓦格纳这对人物,是种典型的展露(dédoublement),一如我们在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在唐璜与莱波雷洛、在夏洛克·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等组合所看到的 ──高瘦个儿与矮胖子伙伴两人的对比,就像法国儿童寓言《瘦子与小胖》(Fil de fer et Patapouff)中所显露的一样。因此,师徒之间、主奴之间的辩证,有了具体的形象。
既然否定了柏拉图主义,就必须在“生命”与对纯粹思想毫无爱好的追求(康德派学者)做出抉择。勃朗宁在诗作《文法学者的葬礼》诗中的说法令人难以忘怀:
这是我们的老师,冷静死板名气响,
扛在我们的肩头上……
这是最高的山头;芸芸众生在下头
那儿活着,因为他们还能够:
这个人却舍命求知宁不活。
回顾学校课程的主要领域──哲学、法律、医药、宗教──浮士德深感无味。亡灵巫术则为他大开了狂喜的生命之门;说得精确些,在山巅上头的危机并不属于那文法老师,而是属于查拉图斯特拉。瓦格纳的奉承短视在歌德的诠释中显得邪恶缺德。这段对韵人人朗朗上口:“博士先生,与您一同散心走走,是份光荣,而且收获良多。”这位大师的名气以及各界对他的尊崇,使他的学生深深着迷。但目光如鹰的浮士德巧妙避开了瓦格纳的企图。他唯一热爱的是飞跃“在书本之间,在书页之间”,他的解脱就在于冬夜的教师间里头那张终身教职的座椅。正是此时,那头来自地狱的黑色狮子狗开始了这场恶作剧。
梅菲斯特似乎读过康德《论院系不合》这篇论文。他穿着浮士德的教授长袍,接见了一个怯生生的校园新鲜人。但通往帕纳索斯山的路途怎么走呢?首先,要先从所有科学的根本《高等逻辑》(Collegium Logicum)开始读起。这个假老师装模作样的神秘话语,让学生摇头晃脑地苦苦思索。或许读法律学院还比较好吧?征询恶魔所得到的意见,是只要忠于一位大师,忠于在众口纷纭的精英之中的权威,这是最确定能通往酬赏的灵药。形而上学界也总有着一堆仿佛圣灵传道的教师絮絮叨叨。歌德自身的信条喊得响亮:“吾友,所有的理论都是灰暗一片;染绿那生命的黄金树吧!”当学生离开,梅菲斯特又回到他那一副正派模样。高等教育的陷阱已经够多了。
在《浮士德》第二部中,那个怯生生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大学学士(Baccalaureus)。他惊觉从前为他开示的先知,现在竟成了腐朽的垂垂老头。他所从事的学业只是在虚度时日。所有的权利都属于青春,属于它的不知天高地厚以及开创新世界。厌恶混乱无序更胜于不义的歌德,怎会预料到了一九六八年花派嬉皮与新世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这大学学士宣称,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最好自己滚蛋。学生的本分,尊师重道,已经化为齑粉了。
不过,我们并非得在威登堡找寻真正的教育。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描写喀戎的桥段,是最令人费解的。这人马的飞蹄响彻传统群魔乱舞的瓦尔普吉斯之夜。一半是野兽,一半是人类,喀戎象征着能量与自然的秩序,以极危险的美丽形态,转化成充满智慧的人类。浮士德热烈拥抱这种精神与肉体极致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让喀戎能够使用生物医疗用品。他是一位特别杰出(par excellence)的“高贵老师”。他有一群与众不同的学生:喀戎教过俄耳甫斯、伊阿宋与阿尔戈英雄、海格力斯,还有医学之父阿斯克勒庇俄斯。他还背负过幼时的阿基里斯。即使在歌德死后许久,浮士德的盛赞仍不断回响着:喀戎教育出“充满荣耀的一群英雄”。还有什么学界的“大师”(Magnificence)能够与这人马相提并论?
歌德的职业还有个引人好奇的注脚。歌德的色彩学(Farbenlehre)误解了牛顿光学,却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批判;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对他在色彩学中的恶意忽略感到忿忿不平。有个年轻哲学家前来拥护歌德的理论,并为之广为宣传。歌德为这学生的聪颖与不遗余力所喜。用德国学界的说法,他给这学生上了好几堂,最私人的(privatissime)个别指导。但这学生开始质疑他的老师。他重新审视过歌德对棱镜的解释,并发现其中的缺陷,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最后终将导致对老师的反驳。歌德绝无法原谅亚瑟·叔本华如此的反叛。
在佩索阿未完成的多卷《浮士德》之中,只有一处提及本书主题;但却极为辛辣深刻。“噢,老师!”学生对承认自己恐惧死亡的浮士德如此唤道。浮士德为自己的失言懊悔不已。他要文森特忘掉自己方才透露给他的话。“我独处于自己的灵魂中,回答你时我正与自己对话。”文森特为浮士德狂热的模样感到害怕。他不能理解浮士德对他的开示:这世界是个梦中之梦,而做梦之人本身也只是幻梦。他只隐约了解浮士德对天才即将失去的特权的宣称。浮士德答应与他的学生晚点再会面。然而,我们却看不到这第二次的会面。
这种恐怖的冲击,在保尔·瓦莱里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遗作,充满嘲讽的《我的浮士德》(Mon Faust)中却看不见。这一次,浮士德的助手换成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年轻女性,叫作露丝特(Lust),意味着欲望与欢闹。我们的大师支使着他的女仆(famula)。他的紧张与自负,更使她积极挑逗他。梅菲斯特向一个学生揭露自己的身份:“我是教授存在的教授。”这个新生可以变得“像浮士德一样杰出”,但这黑暗的王子给他的却是知识的不可共量,仿佛盖起一幢“无法辨读的高屋广厦”。“这些死人都惨遭杀害”,这学生为他们叹道。他们已经死如尘灰了,梅菲斯特安慰道。他自己是个粗鄙无文的文盲:“在我那时代,没有人知道如何阅读。我们只能靠猜测。因此我们无所不知。”
受到震撼的学生向露丝特坦白:“我给浮士德带来了我的信仰、我的希望、我热切的欲望,好让他觉得他的天分创造出了一个美好的年轻人……毕竟,我不也是他一手栽培的吗?”露丝特试着合理解释师傅“异样的亲切”,但这学生起而反抗。丰富的典藏冷却了他的灵魂。“浮士德辜负了我,他伤害了我,他让我一无是处。”
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遭受挫败。
有什么样的小说家胆敢创造出这样的人物?他具有丹麦王室血统;他是精通古典与现代语文的语言学家(他还懂一点希伯来文);他身兼炼金术士与占星学者;他是复杂天文仪器的设计者与建造者;他是无与伦比的星体运动观察者;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将彗星命名的人(一五七二年);他建造出介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种理论之间的太阳系模型;他是个极端暴躁的领主,用一个黄金鼻子来掩饰他在一场决斗中所受的伤。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像个巨人般支配着他的世界,他周游欧洲各个王室,走遍各所大学,威登堡也包括在内。一六○○年二月,这位鲁道夫皇帝御用的天文学家与神秘学导师,从格拉茨带了个名不见经传,一贫如洗又视力欠佳的数学老师,回到他位在捷克的城堡。对约翰·开普勒自己而言,他把自己比喻为“屋里头的小狗”。他不断地“跟随着某个人,模仿着他的思想与举动……他心怀恶意,常像条疯狗般挖苦别人……但他的主子们很喜欢他。”(像浮士德博士的那条狮子狗吗?)
进入布拉赫富丽堂皇的家中,开普勒希望“不要气馁,而要受教”。尤其是他激切地想要接触到第谷·布拉赫对天体运行的观察。他难道不是自己注意到C大调和弦的间隔,比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的天体模型,也就是多面体上行星之间的间距来得更接近吗?开普勒早已暗自怀疑他老板的“混合系统”(patchwork system)了。甚至第谷本人从一五八四年观测火星的日间视差以来,在他坚强的自我中,也对自己有着这样的怀疑。这些都是不祥的预兆。
开普勒是为了成为同事而来,却觉得自己只像是家仆(domesticus)一样,无缘一进第谷的观测宝库。第谷深刻体认开普勒的数学能力,但他认为他这助手无疑是个隐然的哥白尼信徒。如同弗格森(K. Ferguson)充满洞见的解读:他收留了“一个具有强大心灵能力的缺陷儿”。尽管与自己兴趣不合,开普勒仍全力投入对天体运动的物理与几何解释。这两个人都有点偏执狂的倾向。一六○一年秋,在知识史上的重要时刻之一,第谷将他未来的命运交到了开普勒急切的手中。师傅为他的家仆(famulus)打开了戒备森严的天文学宝库。除了开普勒还有谁能为第谷模型结出丰硕的果实?第谷此时已命在旦夕。在垂死之际,第谷知道三十八年来皓首穷经的计算成果现在已非他能掌握,他一再一再地恳求:“别让我这辈子白活了。”
约翰·开普勒现在成了宫廷数学家。他仍继续秘密地采用第谷对火星的观测结果。重要的《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在一六○九年出版。第谷的文书助理为这本书作序,序言中仍大力倡议第谷系统。事实上,开普勒早已将之横扫出局。未来站在哥白尼、开普勒与伽利略这边。但开普勒的著作,尤其在《星历》(Ephemeris)中,仍采取第谷的星象分类。师傅与“徒弟”都配享开普勒给自己写的墓志铭:“我衡量过天空。”
这出在布拉格及邻近上演的戏码,刺激了马克斯·布罗德。他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第谷·布拉赫的通神之路》(Tycho Brahes Weg Zu Gott)是部冗长却动人的小说,这部小说“洞如观火”的描写方式实是前所未见。一般都认为布罗德这部小说也阐述了他与弗朗茨·韦菲尔(Franz Werfel)之间的关系。依我看,这种说法实在是见树不见林。
布罗德与卡夫卡的来往始于一九○三年。在他一九六○年出版的自传(这是部无疑需要细读的著作)中,布罗德说到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卡夫卡逝世前的那段时间,两人“无日不与”。“我俩的对比极为强烈;两个灵魂以同等的力道相互冲撞。”布罗德与卡夫卡两人毫不厌倦地一同阅读哲学(柏拉图)与文学作品(福楼拜)。尤其他们偶尔还会公然地阅读彼此的著作。布罗德的《第谷·布拉赫》是献给卡夫卡的。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密拉》(Mira)又重新提起令人费解的主题:成功的另一个自己,还有那摧毁另一个自己的秘密分享者。在布罗德的回忆录中,明显可见充满矛盾的宽宏大量:“卡夫卡表现出来的高明之处,他的优点跟缺陷均分其功。”特别的是,他这个人“不行不义,即使对物品亦然”。但在理智与文学的领域,他俩的亲近是平等互惠的:“我们相互教授。”
卡夫卡临死前告诉布罗德的遗言,其内容与真正的意图至今仍备受争议。要看清这真相犹如雾里看花,我们除了怀疑之外别无所知。不过,我们似乎已能确定,若果真不是经卡夫卡临终授命,布罗德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摧毁卡夫卡尚未出版与未完成的小说故事。其中只有少数片段在卡夫卡生前曾流传于世。我们现在有卡夫卡──暂停一下,设想在我们这时候的现代要是少了他会怎么样?──都要归功于布罗德不懈地编排、编辑、寻找出版商出版卡夫卡的作品与日记。有什么举动会比这抢救遗作更有意义?这是出于高超道德与自我毁灭的举动。马克斯·布罗德必定知道卡夫卡会对他自己的作品带来什么冲击。有段残酷的轶闻是这样说的:某个雨夜,布罗德在布拉格城堡下那条满是金匠铺与炼金术室的街上痛哭。他遇见了一个著名的书商:“马克斯,你为何哭泣呢?”“我刚听说弗朗茨·卡夫卡死了。”“噢,真令人遗憾。我知道你对这年轻人评价极高。”“你不懂。他要我烧掉他的手稿。”“那你就该衔命完成啊!”“你不懂。弗朗茨是最伟大的德文作家之一。”静默片刻后,那书商道:“马克斯,我有个办法。你要不要烧掉你自己的书来代替?”
当高尚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在报上见到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怪异诗时,他觉得自己的好意全是白费。但布罗德与卡夫卡的情形不是这么回事。在他死前,布罗德将自己视为卡夫卡胸无点墨的称职助手。到了最后,他还是努力要确保卡夫卡的普世荣耀与杰出贡献。“字母K只属于我”,卡夫卡曾如此玩笑道。在布拉格,这个字母也属于开普勒。或者,我们在布拉赫与布罗德的名字中也听见了重复的子音?
当我愈逼近我论证的重心,我对不安便愈感麻木。仰望这些主角的精神高度,穷尽了我的智能与心力。关于他们的参考书目浩如烟海;但迄今我们仍未掌握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证据。今日,我们已太过接近,也太过远离这些事件及其极度复杂的背景环境,即使装作超然公正也没有用。要了解埃德蒙·胡塞尔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关系,就不得不谈历史与政治因素。就我们所有的资料来看,这些资料令人生厌的程度并不亚于其悲剧性。他们的重要文章──例如海德格尔的《校长演说》──其中的每个字,甚至有人说每个音节都已经被诠释或过度诠释到饱和的程度了。罗伯特·卡明斯 所写的《现象学与解构》(Phenomenology and Deconstruction),就是四大卷的研究注释。
但现在出现的,可不仅是对注释、对注释的注释──现在可有一大堆三阶的后设研究论集──这些书籍与其受争议的性质:这些注释与争论发展出了当代的哲学。从雅斯贝尔斯与萨特到列维纳斯、哈贝马斯、德里达、存在主义、现象学(参见梅洛-庞蒂或格拉内尔 )、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尽管本身都称得上是巨作,却都可以看作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的注解。在西洋哲学史上──海德格尔会问,我们这里说的“历史”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人物,或说私人的脉络能够激发出这么多思想型态?只有这面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客体反传记式、反心理学式的坚持之下,以某些毫无特色的方式,孕育出他们的作品。但即使是最粗略、最简介性的看待(海德格尔会认为这相当低劣)也会搞错。不过,常识不应该完全被否定,尤其在这么多隐晦的话语,还有在法国诠释学那种近乎神圣的屏息之中更是如此。
弄清海德格尔的发展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家庭工业。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年间的演讲稿与学期间的课堂笔记只有部分得以流传。众所周知,至今尚未出版完全。海德格尔自己后来导向《存在与时间》的进路,那些领向“朗现”(clearing)的林径,都需要极为小心的阅读。即使是看来最明白的,也最好视之为暂定如此。我们现在知道,浸淫于经院哲学与托马斯主义对年轻的海德格尔而言是何等重要。对于他对路德的转向,以及将圣保罗视为路德的激进言论的看法仍显得过于简单。他方向的转变、为哲学研究而放弃神学,以及接受新教都极为重要,却又都有所隐瞒。早期的经院哲学遗留下来的“后设神学”要素与风格,出现在海德格尔的存有学中。神学的经典、奥古斯丁论时间、克尔凯郭尔论“恐惧与战栗”等等,都对海德格尔的教学产生根本影响;它们都交织在海德格尔所认为一生哲学追求焦点的根源之中:布伦塔诺(Brentano)对“存在”(to be)的几种意义的论述。如果布伦塔诺带领他进行对亚里士多德彻底决定性的重估,亚里士多德也可以算是经院哲学的先驱。
即使是有例如基谢尔 、让·博弗雷 与卡明斯这样的读者,以最详尽、逐字逐句的方式来检视早期海德格尔,还是无法解决其关键问题:马丁·海德格尔他的语言的始源与运用。几乎从一开始(这里尤要注意“几乎”一词),海德格尔的用语、他的语法、他的新词、他对希腊文的“翻译”、如潮汐般的重复修辞──这也是一种修辞──就都一扑而上。德国的表现主义与一九一八后的十年间出现的启示声浪或许有密切关联。不妨看看卡尔·巴特(Karl Barth)对《罗马书》的第一版评注。斯宾格勒或许也是注释大家(海德格尔在一九二○年四月曾就斯宾格勒做学术演讲),但这种亲近可能并不合乎现实。海德格尔的《语言收获》(Sprachschöpfung)、他的“语言创造”所造成的“深远”,其原创性与其重要性的影响,当然也有人说是种丑恶,只有一个先驱(海德格尔也明白意识到这点):马丁·路德。或许有一日,我们大约同时能了解意识的变动,能了解意义之意义所可能造成的危机,那时大约会同时需要《存在与时间》《芬尼根守灵记》,还有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业吧!
海德格尔是在一九一九年冬季来到弗莱堡担任埃德蒙·胡塞尔教授的助理,他当了三十年胡塞尔的下属。他们在一九一七年末初次相遇。当时胡塞尔已经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猜,海德格尔当时带给他的震撼,来自海德格尔自己的用语。海德格尔的演讲与授课,包括笛卡尔的《沉思录》、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就我们所知,其口头论述相当迷人,有时还颇具“催眠”效果。即使在此时,他或许也已经对于彻底检视德国大学,以及重建国家与精神(Geist)的新约有了反对信念。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季学期还曾讲演大学与学术研究的本质。
同时,他反对当时流行于德国哲学界并被视为正统的新康德学派,加上他致力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更显得引人注目。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海德格尔发表的演说包括了现象学简介、宗教现象学、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现象学解读等等。这年轻的助理一次又一次地阐述师傅对于观念与逻辑研究的文章。海德格尔还在胡塞尔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冬天所开设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课堂中,指导学生的作业。
而我们的师傅,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痛失爱子,有足够理由相信他这聪颖的弟子会是他未来在精神上的继承人与拥护者。尽管像海德格尔这样淡泊寡欲,甚至可说惜言如金的人,不是德国学院主义传统与权威方式所赞扬的类型,胡塞尔却是毫无保留地对他赞誉有加。然而,尽管他如此劳心劳力,却仍感不足。他的现象学,以及他要使哲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仍未能实现。胡塞尔的信心日趋坚决。无论面对什么困难,他的现象学方法都能为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与理解提供一个无可訾议的基础。这方法能够拨开即使是康德也无法逃脱的神学-形而上学预设这重重迷雾;也能够廓清被胡塞尔认为是跛脚哲学,将心灵认知活动同化为暧昧不明的意识阶段的“心理主义”。未竟全功的还包括他对人际关系问题的艰苦沉思。还有谁比海德格尔更适合承续这熊熊火炬呢?
我们几乎难以概括说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不同。科学式、后设数学式的理念对海德格尔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科学不会思想”)。真理不是一种逻辑范畴,而是一种从隐蔽之中展露的奥秘〔“真理”即是“开显”(aletheia)〕。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宣称是毫无条件,完全中立的知觉活动,还是免不了落入形而上学传统的窠臼,也摆脱不了无限后退的可能。现象学不重视海德格尔认为唯一值得问的问题:“什么是存有(Sein/Seyn)?”也不能明白在短暂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后造成西方思想分裂的元凶,甚至是尼采对形而上学所做的谴责──“存有的遗忘”。胡塞尔无法洞察这紧密联系于存在、现存者以及存有间之区分(德里达说的差异)的历史命运与人类的任务(Geschick)。他浑然无视于存有的枢纽:“虚无”(das Nicht,萨特所说的néant)。
沉浸于海德格尔看似亲近的对待中,胡塞尔根本察觉不出这些辩斥。他也不会猜到早在一九二三年初,恶劣的海德格尔在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私人信件中对他个人与作品的残酷嘲弄。而他在一九一九年以后对海德格尔几场演讲的细密注意,或许已使师傅有所警觉。他确实曾以一种忧伤的态度观察海德格尔个人所流露出的迷人魅力。胡塞尔也确实曾记录自己班上的学生逐渐流失,只为了去上助理的课。他或许听到一些流传在德国哲学界的风声,说有个尚未出版作品的马丁·海德格尔,即将成为“思想的秘密国王”(汉娜·阿伦特的恭维)。或许,一帧一九二一年时师傅与弟子在乡间漫步的相片可说明这一切:戴着阔边帽,手持拐杖,身上犹太血统明显可见的胡塞尔,看起来就像是个垂垂老矣的教授先生(Herr Ordinarius);年轻的助教(Assistent)有如登山者般有力的双手紧抱胸前,看起来像是陷入某种严肃的独白之中;胡塞尔微微地倾向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却对他瞧也不瞧。
从表面上看来,他俩的关系日趋热络。一九二三年,在胡塞尔的大力支持下,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大学首次获聘为教授。胡塞尔认为这将建立起一个显要的现象学前哨。《存在与时间》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已然写就。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哲学年鉴》(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上予以刊发,如获丰收一般,该著作是献给他表示“敬意与友谊”的。尽管面对反对声浪,胡塞尔还是完成了他的梦想:一九二八年当他退休后,将由海德格尔接替他在弗莱堡的位子。这似乎是他们合作时期的巅峰。这学生除了自己的天才之外,无处不受师恩所沾。然而,阴影逐渐成形:海德格尔刻薄地批判胡塞尔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现象学论稿。胡塞尔此时才开始详读这篇皇皇大论,但他还无法相信这是“为反对胡塞尔而写的”,而这却是海德格尔透露给雅斯贝尔斯的话。当我们阅读胡塞尔的注脚与注解时,我们可发现他所受的震惊逐步加剧。起初,胡塞尔还希望这只是个误解。然而,他很快就了解到海德格尔是有系统地拒斥或忽略像超验自我,以及将现象学作为精密科学(Wissenschaft)的这些关键概念。他的信赖与亲密不免冷却了下来。
由于胡塞尔具有犹太血统,又娶了个犹太人,这位荣退教授在一九三三年受到纳粹禁令的种种限制,但他仍获准到国外发表演讲。我们现在能拥有他在布拉格深陷于欧洲危机时期的部分作品,还得归功于此。在纳粹残酷的接管之下,早在纳粹掌权前就表示认同的海德格尔当上了大学校长。学生们热烈拥护他们的领袖、火炬,以及这一切。为了成为领袖中的领袖(Führer's Führer),就像柏拉图必须到西西里岛建立理想国一样,海德格尔也表示出这种梦想。但我们可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就海德格尔的才干而言,他注定只能像布索尼的音乐剧结局一样。这新任的阁下,穿着别有党徽的簇新衣冠,对他所鄙视的,现在俯伏称臣的恩师大加挞伐。毫无疑问,这位恶名昭彰的校长就职演说是份模仿作,是一份在内在层次上而言,托言一种伪柏拉图式对高等教育的崇高理想的抄袭之作。它确实有种慑人的力量;但先不提德里达式的评论家所耍的花样,海德格尔对新政权的拥护,以及对人民(Volk)与领导人的坚定服务,都相当引人侧目。不过,海德格尔对种族主义者与优生学的蔑视,使他迅速被当权者打为“私人纳粹”,对政府毫无用处。这新任校长对非雅利安裔的同仁,或是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怀疑论者的对待方式,尽管并非经常发生,却相当丑恶而卑劣,有许多人他根本就不打算加以延揽。
胡塞尔忍受着可怕的孤立。虽然不断有流言说道海德格尔拒绝让他进入大学图书馆,但这并没有真凭实据。唯一可确定的是海德格尔没有想办法改善他师傅的处境。就算《存在与时间》中的致意受到删禁,也是像海德格尔说的一样,这本书当时根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再版。不过,在第三十八页注脚中对胡塞尔的致谢倒是从未被删除过。一九三八年四月,当埃德蒙·胡塞尔逝世时,海德格尔自己也“卧病在床”。令人作呕的是,海德格尔在一九四五年的非纳粹声明中,明白表示他后悔未向守寡的师母表示哀悼之意。
胡塞尔对他与钟爱弟子作为灵魂友伴(Seelenfreundschaft)关系的结束,以及对于海德格尔在哲学与为人上的背叛,确实是失望透顶。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已无法摸透海德格尔的城府有多深了:“我对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对他已无从捉摸了。有将近整整十年的时间,他曾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不可捉摸会阻绝友谊──这种在智慧判断上以及与他的交往关系上的逆转,实在是我生命中所遭逢最沉重的打击。”海德格尔的背叛“扰乱了我作为存有的根本”。这是思想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段故事;而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辩护则使其更加悲惨。
希腊化时期的教师会欢迎女性参加他们的演讲与座谈;坚守犹太传统的基督宗教则禁绝了女性。然而,年长师傅与年轻女弟子的故事仍层出不穷。台面下的爱欲暗流未曾远离。莫里哀在《太太学堂》中曾挖苦阿尔诺夫的课程设计:阿涅丝因其“真诚与朴实的无知”而受到赞扬;她适合在他易卜生式的娃娃屋中当个柔顺的助手;他寻求着一块适合他那双父权大手可揉塑的蜜蜡。果不其然,这学堂的课程出了差错。受到风流倜傥的贺拉斯频献殷勤所惊醒的阿涅丝,展现出她的聪颖灵敏。察觉到自己徒有“病恹恹的精神”,阿尔诺夫遂成了受揶揄的笑柄。在莫里哀的作品中也常可发现,残忍的虐待就藏在欢笑的背后。
爱德华·卡索邦牧师的愿望显然落空了:“我想要一个我人生迟暮的读者。”(《米德尔马契》中这铿锵有力的一句经常为人忽视)卡索邦或许确实是个“年近半百的瘪书虫”,深刻地觉察到自己的生亦如死。但是多萝西娅──她姊姊西莉亚说“她喜欢放弃”──却深为卡索邦的学识与教育权威着迷。他对她而言,是“现代的奥古斯丁”;嫁给他简直就是“嫁给帕斯卡尔”。这老师开始教她古代希腊文,“就好像小男孩的学校老师,或说更像是个完全适合懵懂无知的年轻小姐的爱人”。“未来愿景”在过去或许受到遮蔽,但现在可有了“知识之灯”。
第二部第二十章是整部小说中最具洞察力的部分。在罗马的蜜月旅行使得多萝西娅惊觉到“她新婚生活中如梦似幻的怪诞之处”。展露出“他们年轻赤裸身体中的灵魂”的绘画与雕刻,启迪了多萝西娅饥渴的感性。她现在明白了她在性爱中的“断裂”。枯瘦的“博学英雄”喜欢大发高论;这给她带来“一种心灵的颤抖”。多萝西娅叹道:“我会写下你所说的,不然我会从你告诉我的话中加以摘录:我还能有什么用处呢?”当这对夫妻回家后,以一副心理分析学家那种高傲姿态出现的西莉亚,发现卡索邦流露出“一种仿佛已受够了枕边人的沮丧”。但直到书中第四部才点出这是桩错配姻缘。多萝西娅明白自己内心的背叛,受此影响,她“勉强逃离了对那跛脚生物的残害”。跛脚象征了去势,这可比弗洛伊德的分析早得多。此处弥漫着失乐园般的气氛:同瞎了眼的参孙一样,卡索邦“劳而无获”。多萝西娅“在两人一起沿着宽廊走着时,将手放入了丈夫的手中”。乔治·艾略特告诉我们,失去乐园时也可以充满了同情。
在哲学史与文学史上,有两段师傅与年轻女性的关系备受瞩目。
说得精确些,圣徒彼得证实了埃罗伊兹在师从阿伯拉尔之前就已有了博学的名声。阿伯拉尔称她是学富五车(per abundantiam litterarum),但他自己的教导,尽管后来转变为激情,却十分严厉。《我的悲惨故事》(Historia calamitatum)中说得十分明白:书中只有简略提及肉体上的惩罚,但这之中的性意味却不言自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那张著名的相片则是对这主题歪曲的模仿:坐在马车上的莎乐美拿着马鞭挥舞着拉马车的尼采与瑞(Rée)。埃罗伊兹说:“我盲目地听任他指挥。”以奥维德的作品为“媒介”,欲望点燃了爱情。师傅的每一堂文法、逻辑、修辞的三学科(trivium)课堂,都有带来狂喜的一面。两人私订终身时,阿伯拉尔已逾不惑,而他的学生年方十八。他俩的结合,不只是因激情而显得特别,在智性的层次上、在神学与哲学目标上能互为扶持,更是与众不同之处。教会中只有少数神父像圣哲罗姆一样收受女性弟子与侍祭。他写给玛赛拉的书函激发了阿伯拉尔与埃罗伊兹。
在遭逢大变后,埃罗伊兹显得比她敬爱的师傅更坚定、更坚强。尽管他们被迫要分离,她仍要求他继续指导她的灵魂,指导她一手建立起的修女会。结果,就我们目前确定为真本的信件来看,这造成了一种无可比拟的交流:在他们之间,道德学说的分析与论证不断在这段受诅咒的爱情上强加痛楚。令人吃惊的是,在无数个从这段故事中汲取灵感的作家与艺术家中,竟是蒲柏看得最为透彻。《埃罗伊兹与阿伯拉尔》 (1717)中失乐园式的回响,毫不逊于《米德尔马契》。尽管发过誓,埃罗伊兹仍说:“我还没法铁石心肠。”她还是回想着师生间的情爱:“有什么规训,从那样的唇齿间说出来还不能感动人心?”她内心与智性上的失落纠结成了一体:“吾爱,我崇慕的一切理想,别了!”
如我们先前所见,海德格尔反对中世纪神学与逻辑之间的关联。我想,当他在一九二五年开始与他年轻的学生汉娜·阿伦特交往,要是说他不知道阿伯拉尔与埃罗伊兹这样的先例,实在说不过去。尽管两人之间的交往,曾被无情地中断至一九七五年,这段关系却和前例有许多相似处。“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这只是恰巧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况。”海德格尔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给汉娜的信中如此说道:“我有如被神灵击中。”他们一起经历了“转变”(Verklärung)之夜。阿伦特讨论圣奥古斯丁关于爱的观念的论文,可说是立即评注了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论恩典与自由意志》(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与隐性自传的说明。这位教授感到来自社会与学界的威胁,就像阿伯拉尔一样;因此保持隐秘是不得不然。在窗口摆置一盏油灯,表示两人可以幽会;而选择在铁路旁的小旅舍,则可便于海德格尔自己来回。“你这诱人的小妖精”,大师喘道。接着,他又写了一封辞藻华美的信,冀求含藏在这年轻学者的灵魂中的欢愉能量,更胜过学术的严肃(Ernst)。在整个一九二五年激情的秋天中,海德格尔指导了阿伦特的研究,尤其是圣保罗的神学与末世论。这会是什么样的指导啊!“你有没有好好地为布尔特曼(海德格尔在马尔堡大学的同事与对话者)努力啊?”阿伦特必须为了海德格尔的专题指导,一再地细读康德。大师为弟子的“dienende Freude”而欣喜若狂。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勉强可译为“服侍之喜”,也就是在服侍之中的喜悦。而这正是埃罗伊兹的写照。
阿伦特似乎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断绝了这段性关系。她离开马尔堡大学,并成为雅斯贝尔斯的博士生,借以避开这段丑闻。海德格尔署名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的分手信则更显苦涩:她一离去,他只剩下可悲的一群学生,“孤单而寒冷的日子,又再度来临了”。“我如同在爱上你的第一天般那么爱你”,海德格尔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写道,“你指引我的道路,比我想象中的更漫长而崎岖。这得花上一辈子来走。”大师引用了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诗句:“若蒙上帝恩允╱我在死后会更爱你。”汉娜·阿伦特在战后一直陪伴着失宠的海德格尔。她成了他在英美世界勤而不倦的代言人,成了他的译作与名声的经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她明白他的虚伪,明白他认知她作品的价值与国际声望所带给他的虚荣。但这都无关紧要:海德格尔的教学所带来那排山倒海般的震撼,他那“无人可及的阅读”能力,将他俩紧系在一起。一九五○年间,海德格尔写了诗给他这得力助手。阿伯拉尔是个高超的诗人,海德格尔却是里尔克拙劣的模仿者:
在那里与此处
你的一声“好”
带着电光般灿烂的亲近,
带着心甘情愿的亲密。
让我发出
深沉的哭喊
只因出于满足腾欢。
在我的深夜
从那遥远的圣地
照耀出不灭的阳光。
这令那唯一的火
在同一中变得怪异,
在那日常的伪装下是如此明显。
诗句中昔日做爱的脉动震天价响。而且,其中的词汇出于海德格尔式的存有学,出于他对索福克勒斯(“在那日常的伪装下是如此地明显”)与荷尔德林的熟稔。海德格尔颇自得于这种一致:
当思想在爱中被照亮,
也会绽放出奉献与恩典的光芒。
被称为“万世师表”的阿伯拉尔,收受的学生横跨了整个欧洲。他的弟子包括许多杰出人物,例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传说他有“弟子五千余人,其中五十人成了主教、枢机主教,还有修道院院长;其中还三人成了教宗”。海德格尔的教诲不仅启发了汉娜·阿伦特,还有卡尔·洛维特与赫伯特·马尔库塞。通过列维纳斯、博弗雷、存在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他的思想主宰了战后的西欧哲学。很快地,他的影响扩及美国。这扩张是全球性的:在中国与日本也有了海德格尔研究中心。二手文献激发出全面性的考察。大师本人暧昧的魅力与其作品一样强烈,经常导致误读或不解。德里达平衡看待的尝试颇值一观:“钦羡、尊敬、感激,同时又充满了反感与嘲讽;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不时被呈现出来……作为一个永远的旁观者,他一直伴随着我,就像个幽灵一般。他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守护者,一个始终注意着我的思想体 ──他是无时不留心着我的守卫,是令我觉得自己饱受监视的思想体。他是个楷模──我当然也反抗他,但我扪心自问,反抗他却是极为讽刺的。”德里达的评论建基于大师留下的遗产之上。不过,“在法国处理这种事”又是何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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