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揭开面纱”。没有任何社群、信念、教训或技艺能够没有老师与学生、师傅与徒弟。知识就是传授。在这过程中,在这改革中,无论如何直言不讳,过去已成现在。师傅们守护并坚持着缪斯的母亲:记忆。徒弟们则增强、散布或是背叛这根个人与社会认同的支柱。我们已经看过这些动力如何彼此互动。一位孤僻的大师不愿或不能分享他的发现,这概念在逻辑上虽然是可能的,却相当接近矛盾。虽然我们也已经注意到因为担心落入邪恶手中而拒绝传授信条或发现的例子,但我们要怎么来认识“哑了的弥尔顿”?
要“掩盖”知识领域是个荒谬的想法。我们对人种论、人类学、历史与科学专家以及语言的需求,远远超乎个人所见。要精通萨满巫术、精通卡拉哈里或南太平洋地区的信仰传奇,以及在非洲与南亚,要拜师学习经常是秘传而不为外人所知的伊斯兰文化,仅有少数(甚至没有)专家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是最成功、最全球性的信仰、意识形态、科学理论与技术,也不过是在能深深触及人类经验底层的教育中的冰山一角。占星学家的人数远比天文学教授来得多,他们对于意识更基本、更“整体性”的影响可能也比天文学家来得更大。
尽管我欠缺相关的语言与文献能力,让我所引述的参考可能不尽正确,我们仍然要提到两个传统,或者基于他们的资格与丰富性考量,该称为“两个世界”。
贝娄说:“离开教学,犹太社会不可能存在。”犹太教向来是个毫无妥协余地的教育,其教育处境深植于犹太人的一神论之中。从亚伯拉罕以来,上帝与犹太人之间无止尽的对话,在各方面都展现了对一个民族的威权宰制,而这民族对他十分崇敬,他们顽强不屈,却又恭顺服从,最明显的是他们爱好发问的天性。由上帝分享给摩西,并经他传布的教律(“托拉”)、启发了大卫的《诗篇》,以及关于众先知与箴言的众多书卷,形成了日常指引与使用的要目与范例。犹太人一直都受到考验,这可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受检验的生活”。这民族的生命有多长,其教学就有多长。这个教育关系中特异的一点,是在于对话的范围:从狂喜的崇拜与服从,到苦涩的讽刺挖苦,还有《约伯记》中的道德声明都包括在内;也包含了祭司的回答、礼拜仪式中重复上帝的话语,到提出异议甚至提出控诉(例如策兰那绝望的“反《诗篇》”)。具体而论,犹太教的存续决定于这千百年来在教室或会堂中、在塔木德学校(Talmudic school),以及经常是在个人意识中神秘的“复名”指导的交流之中。就像犹太笑话所说:“在我打断你的时候,千万别对我说话。”以色列的神,就是世界这所私塾(shul)的校长。
正是这份对这教训论述的忠贞,让犹太人即使在国家与物质条件都被破坏殆尽的情形下,还能保存犹太人的认同。在历经圣殿被摧毁与罗马的统治后,阿吉巴与他的弟子们仍热切地延续着对教律的研究与注释这项至关紧要的工作。塔木德讲师、教师与注释家这条从未断绝的系脉,在流亡与受迫害的情况中仍不断涌现。连死亡集中营里头,都还有拉比教课。由一定的拉比权威所要求每天都必须研习教律的命令,甚至超越了要敬爱与荣耀上帝的诫命,让研习教律在实际上成了这份爱的法规。因此,教师在犹太传统与社群中拥有无可比拟的名望。也因此产生了维特根斯坦忧郁的直观:犹太人所具备的是研究与解释的天才,而不是创新的天分。除了上帝所创造的以外还需要添加什么呢?犹太人的家乡在经常翻阅的文本之中,是永无止尽的评注的题材(参考弗洛伊德的“永无止尽的分析”),而在地表上的祖国只是回忆中的陈迹。犹太人出类拔萃的神话,充斥着对于大师故事以及教学例证的记述。
这种教学故事的数量与歧异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从极端正统派与基本教义派到异端与反律法派不一而足。教律与塔木德的指导是一回事,而自己拥有丰富的师徒故事的神秘教义又是另一回事。神秘教义的文字记载极少,有如沧海一粟;口头传授才是(也会一直是)主要的方式。人们不断寻求理解这活福音,理解这被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视为在《圣经》诠释上最重要的当面传授。但没有什么师徒关系会比这些故事、回忆录、哈西德格言,或是在十八世纪时由万代宗师巴力·善·托夫(Baal Shem Tov)在波兰发起略带神秘的虔信运动来得更为神秘与戏剧化。在这些拉比“法庭”里,在这些东欧、波兰与波罗的海诸国的学校及犹太社区中,以色列自认对上帝的师从与学习才达到了最高峰。任何简略研究皆无法正确了解这些残存资料中的智慧、辩证技巧,以及其中的挖苦、幽默、痛楚与偶尔在灵魂狂舞时才得一见的欣喜若狂。虽然这些资料所“谕示”的世界早已化为了尘灰,但这些资料仍被马丁·布伯、埃利·威塞尔、人种学与比较宗教学者等人搜集并重新传述。而这些资料对世俗作家(例如卡夫卡、博尔赫斯与贝娄等等)的影响则成了动人的篇章,它们也通过哈罗德·布鲁姆与列维纳斯而进入了现代诗与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语汇之中。“朔勒姆”(Scholem)与“魔泥人”(Golem)押韵的可不止一方面。
有关巴力·善的传说不计其数。学者们尝试着将掺杂在最粗浅的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教导,和其中不切实际,甚至近乎巫术的层面区分开来。大师随着教律文卷翩然起舞;迷人的魅力从他身上,从他神秘的远见中倾泻而出。他是个诉说寓言的高手。当学生问他为什么我们在忠于上帝时会感受到一种无尽的卑微时,巴力·善回答道:“当一个父亲教导他的小孩走路时,他会从两旁紧紧握住孩子的双手,以免孩子跌跤;但是当孩子靠近他时,他得把手放开些,孩子才能学会靠自己走路。”尽管生长在拥有极高的信仰热诚与训示的犹太社群中,巴力·善却不怀任何幻想。就像以色列人本身一样,“真理也是从一个地方被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而且必须不断不断地漂泊”。他只要还活着就不停止教导。他的遗言就是个教学的行动,就是篇《以斯帖记》的诠解文章。
有三位众师之师跟随了他的脚步:麦吉克的马吉德(Maggid of Mezeritch)、科瑞兹的品哈斯(Pinhas of Koretz),以及不那么亦步亦趋的兹洛特考夫的耶希尔·米卡尔(Yehiel Mikhal of Zlotchove)。马吉德的哈西德学校保留了教学中的主要传统。正如布伯所说,对马吉德而言,要了解宇宙只能够“从上帝教育方法的观点”得之。他不会告诉学生们有谁对他传授的教律已经掌握了正确的诠释。无论是教律的七十个层面中的哪一个,只要有人能正心诚意,凝神于一,就能够得到真理。马吉德点亮了在学生意识中的烛火;而学生们得从一句格言或文章片段中细省,并在漫长专注的沉思中汲取话里丰富的意涵。马吉德早年闻名于世的禁欲苦修,也熔铸在他的教学之中。由于教学已成了他的生命气息,众人所知的伟大的马吉德从未著书立说。和苏格拉底一样,他深信口语传授的启蒙效果;他要他的话被“铭记于心”──这句成语说得再贴切不过了。马吉德没有留下著作,却留下一群徒子徒孙。而他的儿子,神秘教义的拉比亚伯拉罕,则更进一步:他只教了许涅尔·查尔曼(Shneuer Zalman)一个学生,因为要通过教育将内在启示加以具现,就得“降到最底下一阶”。直至今日,为数甚少的神秘教义大师终其一生仍只收一两名弟子而已。
品哈斯拉比被认为是最忠于巴力·善的精神与典范的弟子。他被当时的人惊叹为“世界的脑袋”。他与学生拉斐尔(Rafael of Bershad)之间的人际与指导关系是纯然忠贞而一致的,可说是在混乱的师生关系历史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页。耶希尔·米卡尔拉比则带领我们跨入了十九世纪。这位正直有德的禁欲者,或者说这位“义人”,是位受到启发的巡回传教士。他的翩然来去都带着一种神话般的氛围,他在漫漫长夜中带来了光明。尽管他真正的教诲启示出对圣言的一种似非而是,甚至是反律法的解读,他还是被显赫地尊称为“灵魂中的灵魂”。在老师们的心目中,大概没有比这更荣耀的头衔了。
所幸,威特必斯克的曼纳罕·曼德尔(Menahem Mendel of Vitebsk),传说中马吉德的三百弟子之一,把哈西德运动带到了巴勒斯坦。他带着一群学生,在一七七七年抵达了巴勒斯坦。传说中,他的学生亚伦(Aaron of Karlin)口才极为便给,以至于抢了老师门下拥有道德抉择自由与心思不定的听众;上帝因此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漂泊的大师们会将自己四处游历的一生比附作模仿在某些神秘教义中所说上帝从世界中自我放逐的故事。被人昵称为“拉父”(the Rav)的查尔曼拉比,建立了一支成效卓著的哈西德主义立陶宛支派。他的教诲可以说倾向理性主义,尝试着在哈西德主义与拉比正统之间日趋尖酸刻薄的鸿沟间巧加弥缝。同时,查尔曼也是出了名的能歌善舞,他有如苏格拉底般歌唱,又如尼采所嘱咐般舞出智慧。在哈西德主义禁欲的脉动中,《雅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其欢悦的性冲动,则转化成为对上帝的亲近。大师们在祈唤着一种吊诡的“对纯洁的欲望”。
没有一本哈西德格言的选集能够公平看待那挑战他们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这股压力都累积在“传授”上。因此,巴鲁卡(Barukh of Mezbizh)说:“当一句话以说话者之名做保证时,说话者的双唇就得慎重。而他口中所吐露的话语,就会像那些已故大师所说的话一样。”“我到马吉德那儿去并未聆听托拉,”莱布拉比(Rabbi Leib)这么说,“但我看到他怎么松开他的毡鞋,又如何再系好鞋带。”品哈斯提醒学生们:“灵魂不停地在教导着我们,但从不重复它的话语。”机智使得辩证更加尖锐。汉尼波的祖西亚拉比(Rabbi Zusya of Hanipol)用一种前尼采的口吻主张道:“在未来的世界里,他们不会问我:‘为什么你不是摩西?’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你不是祖西亚?’”“成为你自己。”学习就是救赎:当人到达另一个世界时,他会被问道:“谁是你的老师,你又从他那里学到什么?”〔卡尔林的谢洛摩(Shelomo of Karlin)这么说。〕但即便是最卖力的学习,仍然什么也不是:寇尼兹的伊斯拉尔拉比(Rabbi Israel of Konitz)埋首于八百本神秘教义的书籍之中;当他遇上伟大的马吉德时,他立刻发现自己其实什么也不知道。雅各伯·伊札卡拉比(Rabbi Jacob Yitzakh)在安慰一位失败的同仁时,提出了伟大教学的核心定义:“他们来找我是由于我会因为他们来而惊讶,而他们不来找你是由于你会因为他们没有来找你而惊讶。”在整个哈西德与拉比的世界中,学习所同时也是祈祷所(Beth ha-Midrash)。这里欢迎旅人,无论是身体或灵魂无家可归的人。
马丁·布伯搜集了关于纳赫曼拉比(Rabbi Nachman)的故事,这位巴力·善的侄孙于一七九八年到一七九九年在巴勒斯坦施教。一般咸信纳赫曼是因为一场共鸣的奇迹而从门徒身上听见了最为深藏的洞察。随着他(以及布伯)的逝世,这条主要的神秘系脉就此断绝:“喜悦给了灵魂一座家园,而哀伤则使灵魂离乡背井。”如今只留下一丝残迹。野蛮与落后催促着这些社群,以及他们的语言和记忆迈向凋零。但哈西德主义在师生关系、师者教诲中的奇迹与不可思议的历史上,写下了无可比拟的辉煌一页。没有任何地方曾出现过对人类灵魂更真实的“吟颂大师”了。
得见“东方之光”、从亚洲获得宗教启示、得到涤净以及从沉思中达到超升的技巧,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千百年来的渴望。我们知道,埃及与波斯的奥秘都曾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派。“古鲁”(导师)一词,也是从印度与锡克教处传来。欧洲与英美后续的各项关注,也都各有他们自己的“印度之路”(不妨比较沃尔特·惠特曼与E. M.福斯特对这个词的言外之意),都有他们各自对于道教、佛教,以及禅学的印象。现在这股风靡各地的狂潮,可溯源至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的“宗教议会”。通过诸如赫尔曼·黑塞与阿道斯·赫胥黎等人的推波助澜,这些概念大大刺激了文学、绘画、音乐,以及心理治疗等各方面。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散播到加州地区之后,这些领域全都和涅槃、瑜伽术,以及共有的禁欲主义或冥思关联在一起。这些都是所谓“新世纪”的特征与刻板印象。这种从太平洋沿岸的印度、中国,以及远东各地的启示所撷取而成的白日梦,盘桓在现代性对空虚的恐惧之中,萦绕在现代性焦躁不安的心中。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题材由于后续衍生的外行误解与矫饰,变得天花乱坠而弊病丛生,导致真正的源头反而遥不可及。难以学习的十数种不同语文,和对于千百年来宗教、哲学及社会文化的历史,还有令绝大多数西方人感到陌生的个人感觉与体能的规矩训练,都是达致真正理解的先决条件。即使是西方最优秀的东方文化学者、人种学家,以及比较宗教学的学者〔例如马拉慕德(Charles Malamoud)〕,对这领域都难以一窥全豹。佛教与儒家学说遍布印度、中国、中国西藏、锡兰、缅甸与日本各处,各地又再细分出不同的密宗、显宗等支派。西方学者与译者一直都想适切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什么是“道”的意涵、儒家所重视基本的礼,以及吠陀仪式等展现于“字里行外”(Inside the Texts, Beyond the Texts)的学问〔此处套用了麦克·维彻(Michael Witzel)的书名〕。只有极少数西方的男女曾有待过亚洲寺庙(尤其是神道教)修行的亲身经历。这些真正的学者专家多少对于远赴千里朝圣或记者的报道文章有所鄙夷。有些禅学大师认为数年的静思,无论恰当与否,都是不可或缺的入门功夫。由于不知言语、不识人世脉络,我大概就只勉强知道这些基本而且是二手得知的陈腔滥调。在这些功夫之上,存在着一个近乎封闭的世界。
师徒关系是深入中国儒家学说与其复杂的宗教、礼仪背景的一种工具。我们所熟悉的典型多到不胜枚举。孔子问,像子路与颜回这种最能够承继师说的学生,却先于师傅而死,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背叛更大呢?大师的学说能否借由口述言辞相传,这问题的答案仍未有定论。如此一来,真正的教诲又是什么构成的呢?“有一次,大师才讲了两句话,底下就有个学生呼呼大睡。大师欣然道:‘他身如槁木,心同死灰。已然真正得道了!他已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我已不必再与他论道了。唉!他果真是个贤良的人才哪!’”这段故事的重点在于达到自我与灵性的虚空,也就能达致沉思与存在的核心。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公元六五年,当时佛教已经形成了大约五百年,而且许多的大师和贤人先后辈出。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三者之间是彼此竞争又互相渗透的关系。中国人一代一代地从梵文将佛经译为中文。达摩祖师在公元五二七年来到广东,在这位大师的身上可以看到所有大宗师的特征。我们可发现有个景象又如鬼魅般地重现:当达摩告别弟子并消失在山林之中,后人只发现了一只鞋子。这根本是恩培多克勒的翻版。尽管经书典籍是持续受到崇敬与注释的对象,但超越言语及概念可掌握的口传智慧,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们绝大部分注定是心领神会的不传之秘。
禅学很早就流传到日本,但要到公元一二○○年后才开始盛行。禅学在日本有适合发展的基础:日文中的“侍”(samurai)就表示“侍从”的意思;服从与严苛的体能训练,对日本而言是习以为常的;剑道以及其他武术都密切相应于禅学思想;射手放空自己,专心于标靶上空白中心的箭术,意味着服从的灵魂;书法与园艺都是追求一种在细微之中见真章的整体性(就好像犹太神秘教义中的文字奥秘一样);俳句的极简主义内蕴宏浑,通过浓缩的字句流露出来;永恒即在刹那,世界即在“一粒沙中”。这些习俗,在宫闱朝廷与市井乡野截然二分的背景中,使禅学成为上流社会所采取的生活指引。
道元禅师于公元一二二七年所写的一首禅偈仍传颂至今:
众善弟子随法统,
从师坚守可致哉。
心头灵台当自启,
明心见性证如来。
孤云怀奘(Koun Ejo)将“虚己”的方式更加精进:“即便八万四千法门生灭于你自身,只要心无挂怀任其自为,便有大智慧光自其迸发。”这种“空明,自燃自显,远在心力所及之外”。逝于公元一三二五年的莹山绍瑾(Keizan Jokin)所开创的住持相承制度,仍延续至今。“修道静思犹门外。心同莲姿证如来。”许多充满教诲与禅机的故事启发了佛门弟子,就像耶稣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有个小婴儿睡在父母身旁。这孩子梦到自己被痛打或是生了重病。但无论这孩子怎样生气,他的父母也没办法赶来解救他,因为没有人能进入别人的梦中。但是如果孩子自己从梦中醒来,那他就能从痛苦中解脱。”“觉悟”是禅学中的关键词。另一位引人注目的大师,是放浪不羁而破除法执的一休宗纯(Ikkyu Sojun);传说他直到老年,身边都还有一百多名忠实弟子。“芒鞋竹杖伴我行,尽见盲驴迷道津。”佛门弟子经常要忍受羞辱与拒绝,才能获得大师的认可。弟子必要深山隐寺之中寻找他所认定的师父;他要耐心等待,甚至长达数年之久,大师才会认可他的存在。但传说中白隐慧鹤(Hakuin Ekaku)在公元一七四○年传授给将近四百名弟子关于先师的教诲。这位恐怖又慈悲,威猛又温和的白隐禅师,施予“个人的协助与建议于茶谈之中”。他的口头指导与书面传述均广为流传。白隐逝世时,身边有九十一名亲传弟子,他们代代相传的住持法统迄今犹存。“一个巴掌拍什么响?”这个被西方专家认为是陈腔滥调的佛门公案就是传自白隐禅师。这个公案被当作问禅的五种基本境界。只有在进入深度抽象与“虚空”之后,弟子才能闭关数年以准备开始传道。
这些关于禁欲、宗派斗争、千里眼顺风耳等“神通”及苦修的故事;不肯对弟子焦急而谦卑的询问加以解释的大师,在身后所留下的种种难解公案谜语;记录大师云游四海、遁逸人世,与仙化涅槃的行传──这些比类似的塔木德、犹太神秘教义或哈西德等故事都更广为人知。这些故事间的一致性近乎不可思议;它们都隐喻了一种共同的型态,但其彼此之间的相异处也着实不少。犹太教渴求着与神的直接接触和对话,渴求着完满的启示经验;而佛学(尤其是禅宗)则致力于达到纯粹的虚空,致力于追求在理智与论辩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无”之中的自我消融。即使身边环绕着诸多弟子,禅学大师仍然守持有如隐士。这种情形在犹太教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便出现,也只出现在“异端”与堕落者身上,例如斯宾诺莎与维特根斯坦。
犹太教孕育着棋艺大师;日本的上流社会也下围棋。对外人而言,川端康成在公元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名人》这部报道小说,或许最能一窥日本师徒关系堂奥的途径。小说的背景是虚构的:围棋名人本因坊秀哉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四日这长达半年的鏖战中,被年轻的木谷实所打败。这位名人先前一直未曾尝过败绩。疾病缠身,自知去日无多的秀哉,在面对多变的棋局与对手精湛的棋艺时,仍保持着高超的尊严与自制。在棋局的紧要关头,可以发现我们一直关注着的深沉意义与悖论。“大竹”,这个木谷在小说中所使用的假名,非常尊敬名人。击败名人几乎等同于弑父;但认输也是种背叛,等于是否定了名人所立下的榜样与传统。这尴尬的处境避无可避。为了激起这位自恋而又病痛缠身的对手,在内心深处的微弱火焰而力求胜弈,这能够说是光荣吗?这两种不同的世界如今要彼此面对。老派的艺术心境与风流,要面对严守法度的新生代的挑战。名人要是容许或是忽略他自己的老化与不精准,那肯定会令他脸上无光。他败也要败得有尊严。在秀哉的棋步中暗露出令人畏惧的缓慢,令大竹自己的套路也渐显得阴郁、沉重:这是个“无情的烦恼”。而这也冒犯了名人对完美的、共通的美之理念。赛事的终局竟是如此折磨人的景象,实在令人不忍卒睹。最后,是徒弟到了崩溃的边缘;名人面对败战依旧一派安稳模样。这场对弈结束后不久,名人在白雪纷飞的时节里过世了。
在这些犹太资料以及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故事里,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类似题材。
我想,在谈及马克斯·布罗德关于第谷·布拉赫与开普勒的小说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科学的部分。不过,在古代与中世纪的学校中,并未要求这种区分:类似的师徒关系、大师与助手的关系,都存在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中。无论是哲学、宇宙论,或是“炼金术”,在彼此竞争的学派间的对抗,都依循着一种共通的模式。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学院(Academy)里,或是在盖伦 之后的医学院中,又或是在炼金术士的实验室与占星学家的观测台里,忠诚与谋叛、承继与拒斥的动力,基本上并无二致。浮士德与瓦格纳的关系正反映出了这种神学、哲学与科学糅合为一的传统(科学,对卢克莱修而言,就是“自然哲学”)。一直到了科学取得了独立地位(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这些显著的差异才逐渐形成。但当我们尝试要定义这些差异时,却无法如此容易说得清楚。
“技术”是属于绘画、音乐、文法或哲学逻辑的,却也同样完全适用于科学。技术必须通过理论与示范加以传授。然而,在这之中还是有所区别。然而,广义地说,“技术性的”知识学术并不像哲学或道德建言那么容易招致异议与反驳。而且,在其观察与实验技巧的传授中,有着决定性的一致;也有着对日趋精密的数学工具不同的熟稔程度,而在难度上有所区别的进程。个人天赋是重要的关键。教授观察检视在实验桌前的实验人员,能够从中辨识出优异的禀赋以及未来可能的继承人选。数学与科学的天才远比诗艺或形而上学之类的天才更常出现,也更容易辨认(也由此总有人认为在数学、音乐与棋艺之间具有某些隐秘关联)。在实验室或观测台里发生的嫉妒与心碎,就和在画室中或专题讨论课堂上所发生的一样令人痛苦。但这之间仍有难以言喻的区别。无论心理因素,或是“选择性亲近”(这词源自化学)的介入影响,“星体”的出现都具有客观而明显的标准;而有关感觉与不理性的变换戏码,则较常在人文学科的师生关系中上演。尤其是性爱的作用,远较我们所知的更为有力。而科学界同样也有这种案例。
没有任何人类活动是完全价值中立的。即使是最纯粹的抽象观念,也会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带有某种社会历史条件。然而,只有疯狂的专制政体才会将相对论与“犹太人的腐败”连在一起,或是以斯大林主义之名来铲除孟德尔的基因学说。就人力所及而言,数学定理、在科学中猜测与驳斥的过程,都是要寻求独立于人种、宗教与政治考量之外的“真理” ──这个最为脆弱的概念词语。非线性方程式没有分什么资本主义式或是社会主义式的解法。为了经济利益而服务的生物基因研究是件可憎的事,为了军事目的所进行的数学与物理研究也同样令人不齿。只有在逐步迈向非利益的、普世共享的过程中,科学研究才可说是出于人类自由的成熟概念。
这也区分出在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中师徒关系历程的不同。在科学界,可以发生学生个人的颠覆,可以发生学生拒斥老师思想的颠覆,可以发生因为学生采取达尔文学说而反对拉马克 的演化论模型的颠覆。但这些颠覆都必根据深植于科学中的必然性。老师真正的成功(尽管时常不被承认),就是被自己学生的发现所驳斥、取代;也就是领悟到在学生身上具有超越自己的力量与未来发展性。艾萨克·巴罗为了支持艾萨克·牛顿而辞去了他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位;大卫·希尔伯特在库尔特·哥德尔兴高采烈的口试中,并未真的对他提出质疑。这些大师都是能臣服于一个远比自己伟大的信念的仆人。
这种真理的中立与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匿名性以及非人格性相关。个人禀赋在科学史上和在文学与艺术的历史上所做的呈现是一样地明显;但在科学领域中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在后者之中。没有但丁就不可能有《神曲》,没有巴赫就没有哥德堡变奏曲;舒伯特的英年早逝,留下了无人能弥补的感性空白。但这对数学与其他科学却并不如此。有人说从代数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风格。但解决费马定理或是得出黎曼假说的,却也可能是另一位代数学家。达尔文只是在演化与自然淘汰理论门槛上同时并起的动物学与地质学研究者中,理论最为完整一致的一个。在粒子物理学与宇宙论的领域中,现在都还有上打的研究中心与“原子核分裂加速器”在尝试解决相同的谜团。科学期刊上的论文与科学网际网络的通告,经常都会有三十个或甚至更多个人同时署名。理论、发现与数学解式,基本上说来,都是匿名而协力完成的成果,无论这份荣耀是因为意外或公众关系而归之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这种团队合作与必然性(迟早总会得出一个结果的必然性),与哲学家的学生所经历到的,或是在高级音乐班上最先创作的作曲者所体验到的,实在是大相径庭。在柏拉图的理型论或是西斯廷教堂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这部分的资料实在是不可胜数。在杰出科学家的传记、自传或回忆录(而这些作品中的立场都并不强烈)之中都可以发现。科学研究中的无人格性与理想的匿名性都倾向具有可自由处理的权威。而且,在科学的知识交流中,有着一道屏障。没有多少科学家(当然也包括数学家)能够轻易地向外行人说清楚自己的工作。术语及专有名词(大部分都是数学方面的)会从中作梗;而且会产生对于科学事业的人为解释──而且经常错误百出。譬喻往往是蹩脚的解释替代品。有些小说家,例如托马斯·曼与罗伯特·穆齐尔,能让我们重新想象科学理论与发现的这个或那个侧面。C. P.斯诺早期的《探究》(The Search)仍颇有价值。有时候,科幻小说反而使我们更加贴近科学。正是这种稀罕的情形,使得理查德·费曼在《别闹了,费曼先生》中趣味横生而闪亮的自我描绘,成了物理学与太空物理学中所谓的“奇异点”(singularity)。
费曼这位才高八斗的理论家与算术家,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托马斯·爱迪生一样,拥有洞察实际作用机制的天分──“这东西怎么运作的,要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而基础理论的领悟正是由此处产生。大约脱离青春期后,费曼发现自己在对一群大师发表演说。约翰·惠勒、亨利·诺里斯·罗素、约翰·冯·诺伊曼与沃尔夫冈·泡利等人,都一起来听费曼的演讲。爱因斯坦也来了。“我面前坐了这些恐怖的大师,全在等我开口讲话!”然后,奇迹发生了:“当我开始思考着物理,并专心在我要说明的问题上时,我感到心无旁骛──完全不会感到紧张。在我这么做之后,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有谁在这房里听讲。我只是在解释这个想法,如此而已。”在普林斯顿与洛斯阿拉莫斯让他与许多科学界的巨人会面。然而,是他与这些人共同工作的经验启发了费曼,而不是在教室里的正式教学。是实验教导了他。即使是与冯·诺伊曼并肩走在峡谷里,或是作为尼尔斯·玻尔试探意见的人,费曼总能够发挥他无畏的原创性,不接受大人物话中的表面。而他也成了位有名气的老师:“我不信我不教书还能过下去。”而他的动机是种心理作用:在他自己的研究受阻时,还能“做点贡献”的强迫心态。在拜师学画之中,费曼对物理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有如此多的技巧,如此多的数学方法,结果我们不停地告诉学生该怎么做。相对地,绘画老师很怕告诉你什么事……老师不希望把你推向特定方向。所以绘画老师会有的问题,是怎么样让学生心领神会,而不是通过指导来了解怎么画;而物理老师的问题则是他们老是教导如何解决物理问题的技巧,而不是物理问题的精神。”圣奥古斯丁必定会赞同这说法。
还有更为罕见的,是能够向外行人倾吐自己所知奥秘的数学家。洛朗·施瓦茨一流的自传《与世纪争斗的数学家》,除了对社会正义与政治行动的支持外,还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算术能力。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的《一位数学家的冒险》就平易近人得多。乌拉姆回想他战前在波兰学习的时光时,显得格外雀跃。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跟上波兰对数学家与形式逻辑学家的区分,这两个领域的分际极为模糊。我们在乌拉姆的故事里所看到的是,当学生在真正展现出未来的希望时,老师与学生之间互相启发的亲密。还是大学新生的乌拉姆,密切地与一群勇于创新的数学家一起工作,这群数学家中包括了卡齐米日·库拉托夫斯基与斯坦尼斯瓦夫·马祖尔。套用费曼的词,“心领神会”是关键。在课堂与课堂之间,乌拉姆都待在教师研究室里,可以说是以潜意识的方式在吸收大师们深奥的技巧。大师留给学生的真正礼物,就是尚待解决的臆说、问题或定理。也有些流言说某些大师,不知是出于恶意或疏忽,要学生进行琐碎或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题目。通常说来,研究都是合力完成的;不过也有些时候,得靠学生自己独立奋斗。乌拉姆在还是一年级的菜鸟时,就独自解决了一个集合论与集合变换的问题;他也出版了研究成果。中、东欧的传统,总少不了在咖啡馆的聚会。有一次聚会,乌拉姆、马祖尔,以及顶尖的代数拓扑学者斯特凡·巴拿赫聚了十七个小时之久。无论是谁,一定都会深深记住以他们来命名的这个“空间”──“巴拿赫空间”。而纳粹对许多大师所下的毒手,以及波兰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蹂躏,都为乌拉姆的回忆录增添了点悲惨气氛。
乌拉姆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扮演制造原子弹的重要角色,他和洛朗·施瓦茨都认识到“最纯粹的”数学假设与解式能够改变经验世界与政治命运这个悖论。粒子物理学与改变了世界的信息理论,都利用到曾被当成是深奥难解的思辨游戏的数学工具。想想,张量微积分的功用,潜藏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产生出核子武器的质能守恒理论之中而不受注意。而正是数学家这种心无旁骛的脑力专注(乌拉姆回忆道,他曾花了六个小时全力倾注在解决一个集合论基础的问题上),让政治与社会知识只能瞠乎其后。也因此,一些像施瓦茨或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拥有高度精神水准的大师,会努力要他们的弟子具备对人道责任的广泛认识。
亚里士多德奠定了逻辑、知识论与政治科学的基础。卡尔·波普尔也是。而我们还看得到第三个吗?
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每周二下午的专题课程,已经变成了一则传奇;参与的听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尽管流于歇斯底里与自我推销,约瑟夫·阿加西所写的《哲学家的徒弟:卡尔·波普尔的讨论课》仍是无价之宝。这师徒俩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间过从甚密。阿加西以一种犹太传统的方式,选择了一位他称为“哲学家”老师(好个典型的称呼),并跟从这位大师的指导:“我与这位哲学家密切接触的这短短数年,是对我一生产生最大影响的时光。我在他的指导之下结束了学生生涯,尽管初时充满挫败与不幸,但借由他的协助与指导,总算在兴奋与进步中画下句点: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关于写文章时该注意的事,在论证时该注意的事,在强调时该注意的事,以及如何全力以赴。无疑地,这段师从于这位哲学家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智性最受鼓舞的时候。”然而,阿加西却打从一开始就对波普尔大加挞伐。卡尔爵士“就是无法与我讨论伦理学:就算我已经严正地表达要讨论的意愿,他还是对讨论伦理学一事打了退堂鼓。所以我只能做个单纯的决定:离开或是留下来与他争论,并时时提醒他我不再只是个学徒了。”这个决定自然一点也不单纯。空间上的隔阂(阿加西为了寻求学术职位,在世界各地奔波)或是中断对哲学与波普尔个人的交流,也无法减轻这位徒弟所受的折磨,更无法缓和他对于获得师傅接纳与信任的渴求。阿加西教授努力地做出这种区别:“我并不要我们之间的情谊破灭;只是不再想当个学徒。我得扭转这样的局势。”这个徒弟就只是为了争一口气:“我投师在这位哲学家门下当学徒,他就是我的师傅──用这古板字眼实在恰当不过。他身为我的师傅,对我谆谆教诲;我作为他的徒弟,为他孜孜矻矻。这实在公平不过,而我也相当满足于这一切;真的,夫复何求……我决定走上这样的路,也决定了我这样的命运……但我从未承诺要继承师传;从没想过在他退休之后要接替他的位子。我知道,古代的学徒会被这么期待,而且还要娶师傅的女儿。”
还有更复杂的:在这群徒弟间发生了粗蛮的混战。阿加西的记述一直受到同侪的质疑与驳斥。身兼优异的知识论学者与逻辑学家的明星学生伊姆雷·拉卡托什,在疯狂的阿加西笔下,仿佛不是效法“伊阿古而是斯大林”──这种牵扯出拉卡托什在匈牙利暧昧过往的比较,实在相当恶毒。波普尔的专题讨论课仿佛浸润在这群有志青年沸腾的竞争阴谋与出卖陷害之中。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除了彼得·梅达沃与恩斯特·贡布里希之外,波普尔会对这些人青眼有加。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短暂激辩也成了有名的讽喻。这门专题讨论课堂上的学生,几乎都一成不变地作为这位大师独白的试探对象;而他的要求也都极为惊人。
“这位哲学家,一年里至少有三百六十天都是夜以继日地在工作。”波普尔考虑自己重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三十次之多,完成版本也多达五种。他每天从清晨工作到半夜。当他对日常工作厌烦时,就投入逻辑问题之中。他视阿加西为他作传的人选(这说法也引起争辩)。但当波普尔“开始成功地操弄我,我决定要彻底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哲学家对两人共同的朋友大吐苦水。痛苦与“不知感激的离别”宣告了这份关系的终结。此情此景我们已相当熟悉。“被师傅本人撵出去”这件事,让阿加西认为自己比其他害怕被师傅拒绝的徒弟们,更能理解波普尔的教诲与性格。
卡尔·波普尔迫切的自我主义源自一种曾被忽略的感受。划时代的《探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于一九三五年出版;但直到一九五九年英译版《科学发现的逻辑》出版,他才受到重视。波普尔对于许多名过其实的当代人广为采用他的作品却只字未提一事甚感愤怒。他认为最受社会与学术界欢迎的英国思想家以及像他这样的外来客,大部分都是投时所好的骗子。对波普尔的尊崇与欢迎来得很晚。相应地,“这位哲学家”在心肠与智性上也就不那么通情达理了。他“很少,而且几乎都是被迫承认地改变他的意见,仿佛要他认罪一样。尽管他认为因批判主义的力量而改变是种进展,并认为偷偷改变是最恶劣的知识罪过,他都依然如此”。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犹太裔的哲学家与政治先知,作为一个由少数同事长期资助的难民,这是件非常悲惨的命运。阿加西了解自己的生命是件“忧愁纪事”。他无法克服受到师傅“暴躁蛮横”的对待所带来的痛苦,也无法捱过“群众会审”与他在一九六四年最后决裂之前就被指为叛徒的控诉所造成的痛楚。尽管他明白即使说了“我的目标并不在于报复”也于事无补,他还是要声明他不希望卡尔爵士受到伤害。
悲剧过后,接着上演的是讽刺剧。对肉体伤害的威胁,出现在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遭遇的冲突场面中。尤金·尤奈斯库一九五一年的《课堂》(La Leçon),在谋杀中达到了高潮。这出关于死亡的闹剧与本书一开始所提的《美诺篇》形成了强烈对比。这出戏精彩之处就在于尤奈斯库的步调,在于充斥于言语中手淫与射精的强烈节奏。这出黑色闹剧指出了隐藏在教学过程中的爱欲与虐待、性羞辱与解放之间不可解的纠葛关系。尤奈斯库始终重视的权力关系与强迫,在这出戏中的表现几近疯狂。教授的性虐待癖,在少女的戒尺管教下(显是受了斯特林堡和雅里的影响),转成了性被虐狂。而这种催眠效果,通过最危险的学科──语文学──转变成了谋杀。“语文学总是带来最糟糕的情况。”文法与其不理性的错综复杂就是权威的化身。学生、文盲与劳工就没有这种优势工具。下面这段话无法适当地译出意思来:
要学习发音,得花上经年累月的工夫。多亏了这门科学,我们才能够在短短数分钟之内就学会。要说出这些字、发出这些音,以及所有你想说的,你会知道要用尽你胸中所有空气,轻轻地吐出,通过声带,突然地,就像是竖琴或是在风中飞舞的落叶一样,轻轻颤动着,摇晃着,抖动着,抖动着,抖动着,像抖着小舌,或是像舌尖擦过颚前,沙沙作响,或是吁吁作响,徐徐推动你的小舌、舌头、颚部、牙齿……
“牙齿”:年轻的女学生提到她日趋严重的牙痛,说了三十四次。然而却徒劳无功。不管这位小姐要或不要,老师都会指导她、训练她。他的质问近乎虐待,仿佛像是梦游仙境中的红白皇后对爱丽斯的严审苛察一样。他愈问愈快,声调愈来愈激昂:
我叫您为我找些西班牙的、新西班牙的、葡萄牙的、法国的、东方的、俄国的、沙达纳帕鲁斯的、拉丁的,还有西班牙的刀……这就够让您能够用这些地方的语言说出“刀”这个字,看着这件东西,拿近一点,专注地看,想象那就是您所使用的语言。
当老师的尸体移开了,门铃响了。这少女说道:
您就是新的学生吗?您是为了上课而来吗?老师正在等着您。我去告诉他您已经到了。他会马上下来!请进,请进,这位小姐!
这种宿命、这种循环难道是模仿了尼采的“永劫回归”吗?
在波普尔的知识论中,有成果的错误与可否证性是最重要的要素。但为了什么目的,又要如何才能够教导虚假,教导欺骗?否证一切证据的“欺骗者”,这个能够阻挠理性思想的恶魔,可说是笛卡尔的沉思的回响。在笛卡尔分析的最后,只有神的爱,因为是真正真实的,所以才能够保证“可被教导”。笛卡尔对神授教诲的信赖,是跳入了信仰之光,根本没办法证明。在这传授虚假的导师、存心被误导的学生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区别,然而其间的差异与灰色地带却是如此之多。
大师能够专精于“什么不是”,就像斯威夫特在书中用尽所有巴门尼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探询宣称非存在的命题那样,他们也就能推导出什么不存在。谎言可以被明白地传授──注意这里的悖论。为了要能说服,为了要能够引发政治邪恶的举动,为了愤世嫉俗的嬉闹,“虚假”也能够为了煽动背叛上帝与其世界秩序而被传授。这茫茫的领域是属于撒旦的,是属于弥尔顿诗中那堕落的天使长的,是属于术士西门(Simon Magus)与梅菲斯特的。在尘世间,如同我们所见过的,辩士学派(Sophists)被指为推翻了语言是指向实在存有,并确实对应于实际、可验证的存有的这个主张。但黑格尔平实地指出,正是这些辩士开创了希腊文明与教育这艺术(苏格拉底真的不是个辩士吗?)。广告就在传授谎言;意识形态蓄意地玷污了政治、社会、种族与经济等各个层面。但是鲜少有能够清楚分辨谎言与实际的例子,要反驳这些谎言也并不容易。即使在精密科学中,像拉卡托什与费耶阿本德这样的批评家,也追问着波普尔关于关键的经验证据(experimentum crucis)及可验证性的判准究竟为何。
传授虚假可能并非出于自愿,或许是一时偶然的结果。这之间的区别林林总总。修正过后的文章与消息,可能都还没送达大师手中;因为审查制度阻挡了它们的散播。错误,即使历经数个世纪之久,也可能仍被视作清白;就像托勒密的宇宙图说,或是燃素说(theory of combustion)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怎么评断现今仍在教导儿童世界是平的,或是控诉演化论有误导之嫌的基本教义派?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现在被认为是正统的宇宙论学说、物理学理论与生物基因学理论能否禁得起时间的证明?尽管这情形并不寻常,数学也有其修正的需求:某些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在广义上说来,被非欧几里德几何所驳斥了。我们大可不必一一细究这么多被烙上错误的印记与被指称为有误的理论内容的种种形式与历史。偶然性的信念总是反复无常;所有的教学内容也不过只是暂定如此,必须要对提供纠正的异议保持开放的态度。对辩士们而言,这种异议恰恰与其所挑战的命题同样有效;对理性主义者与自由社会改良论者而言,这种异议能够导向更包容、更丰富的见解。“虚假的大师”这主题仍有待探索。在《圣经》中只在两处提到,一个在撒马利亚(《使徒行传》八章九至二十四节,另一个则在塞浦路斯(《使徒行传》十三章六至十二节)。
我唯一确信的是,师傅要是有意教导学生虚假或无人性(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他就绝对是罪无可逭之徒。不过,这阴郁的声明并非我的结论。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冬天,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一场题为“科学作为一种使命”(他的标题用的是“Wissenschaft”这个词,大概可表示为“学习”与“知识”的意思)的演说,尽管这场演讲并未被完整记录下来,却迅速成为经典之论。欧洲当时正陷入一片失望之中。欧洲的高度文明,以及欧洲对于德国大学曾信誓旦旦要守护的卓越知识的追求,面对这场浩劫毫无用武之地。学者与老师这身份,其旧有的声望与健全能得以复原吗?韦伯预见了欧洲高等教育与学术生活转向权威官僚的美国化。这道在“这种朝着大资本主义学术企业的方向与浑身古板的教授”之间的鸿沟愈来愈阔。韦伯认为至关紧要的学术科学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和谐一致,如今危在旦夕。如今已进入军事力量领域的进步判准,受到了质疑:“然而,一群学生聚集在一位老师身边这项事实,纯粹是由不可思议的大量肤浅因素,例如性情与语调所决定。在经过相当广泛的体会与清醒的思考后,我对大量听众深感怀疑,无论这些群众是多么地难以避免。民主制度应该在适合的地方才能实践。不过,倘若我们延续德国大学的传统,科学训练将不免推衍出某种知识寡头制度的存在。”
更甚者,对这些传统的威胁,来自“科学”(Wissenschaft)本身。我们的文化正在迈向产生不了文化的殊别化过程。外行人也好,博学之士也罢,对这趋势均毫无招架之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对焦点的限缩确实值得受赞扬:“这么说罢,谁缺乏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谁不能说服自己命运决定于对篇章的创见是否正确,谁就终将永远地与科学及学术绝缘。”这些不能体会“这种罕有的狂喜”的人应该另谋出路。但这种殊别化也会导致思想贫瘠。重要的假设与洞察也能来自“业余人士”,来自通才,来自于外行人(例如,对线形文字B的辨读)。灵感的出没无迹可寻。重要的洞见“只有在它高兴时才会来临,毫不考虑我们心中的欲求”。无论是在人文学科或自然学科,在商业活动或艺术,创造性的成就都源于柏拉图所说的“狂躁”。差别在于科学人必须顺从自己所发现的短暂无常,他是这个会将他的努力抹煞或加以修正的过程的仆人。只有艺术才是“完满”,因为没有任何后续的作品能将它淘汰。科学家、科学研究者都投身于一种牺牲奉献的理想之中。
马丁·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不知有意无意,可说是立即对韦伯那种斯多葛式的高尚加以反击。如同我们所注意到的,这篇演讲的用语极为迂回暧昧,以至于任何解释都显得冗长而不确定。而唯一不会搞错的,就是对于学习与教导、对于整全的大学、对于人民的命运,以及对于要求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认同。在康德与韦伯的概念中那无关利益的灵性,如今已成了种不恰当的奢华。在这新的斯巴达国度里,只有在唯一的大师底下,师傅才能够是师傅;而学生们随之起舞。甚至连诗学也回归到其根于身体活动的字源了。这两篇演说都有其可观之处。但在海德格尔对服从与追随的高声赞扬中,带着点野蛮的痕迹。在这野蛮即将来临之际,叶芝所说“站在上帝圣焰中的圣贤”(他们的著作全都付诸一炬)的意象显得格外真实,而其所面对的威胁至今未曾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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