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说:我这本书就像其他所有的书一样,会丑化美国。轻蔑美国已经成了一种常规。“主人”(Master)一词不免沾染了一些奴隶制度的污痕。不过,美国也曾有过(现在也仍有)伟大的老师:包括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约翰·杜威、玛莎·格雷厄姆等等。尤其在农业时代的美国,“女老师”几乎是民间故事的要角。但欧洲文化中的形式脉络、明显的知识阶层与教诲权(magisterium),以及不取报酬的知识分子所具的社会声望,对美国学界而言根本无足轻重。美国学术就像是从亚当般的无知开始发展,他们的才能不是通过学校的教养(doziert),而是自己奋发图强得来。模仿英国“寄宿学校”的精英中学,尽管有些别扭,也得符合平等主义及平民主义的社会正义理想。德国的高级文科中学(Gymnasium)、法国的高等专业学院──这些学校对饱经战乱而粗鄙的欧洲有什么好处?──所扮演的公众角色与神话,跟美国完全无关。也因此“亲爱的大师”一语也没办法译成美国用语。所以,我在此把这头衔献给一位美国人的举动看来也是十分不寻常。不过我们已经谈过,亨利·詹姆斯有个纯欧洲说法的“大师”称号,就跟屠格涅夫和福楼拜一样。当代美国人(包括威廉·詹姆斯在内)会觉得这种用法相当陌生,甚至极为可笑。但亨利·詹姆斯所留下的教训却是极为深刻。他的日记,读起来就像是自己对自己的指导,像是个批评家在指导、鼓励与威吓创作者如何完成指定作业。
詹姆斯撰写的《大师的课程》多少受到都德生平的影响,这篇文章刊发于一八八八年夏天,比布尔热的《门徒》还早一年出版。保罗·欧佛特(Paul Overt, Overt有“故意的”之意)是个“有志青年”,他认为自己对“精致独创性的根源”──也就是“被误解的伟大小说家”亨利·圣乔治──“责无旁贷”。尽管后来不再创作,但“这位仍有可宥的大师”倒是确实完成过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这件作品引起了欧佛特的无限遐想,但他也不得不发觉到这位大师的状态实在不能称得上是个实践家。尽管圣乔治自称是个“筋疲力竭的枯槁野兽”,他仍希望能和大师形成师生间的“融洽关系”。而圣乔治教给他的,与詹姆斯的小说《大使》中的兰伯特·史垂瑟所受到的教诲截然相反:“等你老了,可千万别变得像我这样──只是个崇拜假神明的可悲实例了!”这个著名的小说家早已落入了对尘俗的崇拜。他又说:“待在家里,要不就到这里来做些事──做些适当的题目。”而欧佛特的回答是:“我会照你所说的一切去做。”
詹姆斯通过圣乔治的口来赞颂美的生活:无止尽的“概念一个个地涌现,远超过现实所能掌握,并且展现出永远都有该完成的事物”。“表面完美”是最糟糕的事。詹姆斯这种“生机论”与尼采的想法极为相近。圣乔治那四十大卷的作品,最后终究只被当成一堆纸浆(papier-mâché);所以他全都卖了。他背离了那真正“伟大的事物”;他无法兴起“已经完成了最佳杰作的感受,那种理智已经奏出自然所赋予最美音乐的感受,那种使其如其所应是的感受──那是大师所拥有的真实生命的感受;没有这种感受,就如同死亡”。而婚姻,对此则是种障碍:“女人对这类事物毫无概念可言。”(同样地,这又是尼采的想法。)但学生若是想替师傅将这么多的想法出书,“那无异是朝自己脑袋开枪”。真正的作家必须“能够接受穷困”。这故事的结局相当无情──大师对他的徒弟说:“我真恨不得你老早就离开我。”
最能传达这种生死攸关的,是叶芝在《抉择》一诗中的名言:“完美的生命,或是完美的成就。”詹姆斯在小说结局显得有些犹豫:圣乔治的巨著《徒唯幻影》写得行云流水;但在欧佛特看来,他已变成一个“嘲讽狂魔”。就像传统美国小说一样,浮士德故事的情景在此尽显无遗。
尽管亨利·亚当斯对诸如圣奥古斯丁、蒙田、卢梭等内省典范细加关注,但一九○六年自印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仍是一本彻彻底底的美国作品。从亚当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以及从他对阿尔伯特·加勒廷与约翰·伦道夫所撰的传记,还有他在华盛顿的经历看来,他实在是美国投入政治活动的典型。教育的关键在于公众生活。然而,在知识分子的良心顾虑与一般民众的不道德之间的冲突,却带给他无比的失望。《给老师们的一封信》暗示出在所难免的失败,亚当斯在沙特尔亲眼见到这篇文章所“激起的欢庆直冲云霄”。说起来,这种意象正是精神活动与教育的理想。然而,由于政治因素以及在个人能力和理解力之间的晦涩关系,使这篇文章终究功败垂成。R. P. 布莱克默在一九三三年新政背景下所提出的一篇论文中精简地指出:亚当斯这篇文章是“教育的理想典型:但是相映于停留在教授传统成功理想的一般教育,这教育便不得不迈向失败”。因此,亚当斯“心中的盼望,成了他灵魂的绝望”;而灵魂在阿奎那的想法中,正是源源不绝的才智之所在。亚当斯曾盼望一些名垂千古的杰出立法者能够消弭这道鸿沟;但他一仔细衡量林肯、加里波第、格莱斯顿(Gladstone)等人,就觉得这些人实在过于肤浅;也因为这样的憬悟,让他写出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部经典。
亚当斯从年轻时就开始审慎地寻求大师。哈佛大学是他最先遭遇到挫折的地方:“在这里整整四年的努力,其实在之后人生中只要任意四个月就能轻易达成。”唯一的例外是路易·阿加西的古生物学与冰河时期讲演课,这些课程大概引起了亚当斯对于俗世的兴趣。接着,德国的学问对他招手:歌德直可媲美莎士比亚,康德更是超越柏拉图的立法者;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早已从德国引入了专题讨论课程。亚当斯首次感受到“感官教育”的冲击,来自安特卫普大教堂与鲁本斯的《耶稣降架图》。他感受到“这城市的品味是如此浓厚成熟,就好像是香醇的美酒一般”。亚当斯跪倒在鲁本斯的画作之下,“只感到对于不得不再次站起并回到愚昧生活的极端厌恶”。对他而言,德国的高等教育“几乎成了一种可供控诉的烦扰”。“海涅那可笑的犹太笑声”在柏林大学与德国市民文化的空洞虚荣中不断回响着。贝多芬的力量更是深深撼动了亚当斯:“在所有教育的惊异中,这是最叫人惊叹不已的。”但这音乐经验却“不能被视为教育,因为聆听者并未全神贯注于音乐上;而是想着其他的事物”。后来,亚当斯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进入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世界中。
这些特别的记载,一般人自然会怀疑、困惑,并觉得自相矛盾。这些记载不只阐明了亚当斯熟习康德与席勒对学校教育中的德育及美育之区分,也说明了他对世纪末唯美主义以及像沃尔特·佩特那种柏拉图主义的怀疑。亚当斯在安特卫普推翻了他自己先前的领悟,看来像是与詹姆斯的“大使”在罗马古城切斯特(Chester)的古老光辉中所得到的想法相左。这或许是由于亚当斯不了解朗本(Julius Langbehn)在《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Rembrandt als Erzieher)中,将艺术上的卓越与国家命运视为同一的想法,而朗本这部论著也特别关切贝多芬所扮演的“日耳曼的、伟大的”角色。
尽管詹姆斯与亚当斯都未曾参与南北战争,但仔细比较这场内战对两人间接的重大影响,或许能有些答案。对亚当斯而言,这场战争“要学生成为牺牲品,并对他的老师进行严酷的判断”。这种体认毫无欢愉可言。“要摧毁个人的偶像会使人痛苦,而卡莱尔就是这样的偶像。对他高度成就的怀疑一直漫入无边的黑暗中,就像是落日余晖中的阴影那样。而且不只偶像崩溃了,连信仰的习惯也遭到破坏。如果卡莱尔果真也是个骗子,那他的学生与任教的学校又算什么呢?”伟大的诗人雨果、兰多(Landor)都令亚当斯感到厌烦。那些只手遮天的组织者及俗世预言者又是如何?但亚当斯在转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还是带了“一丁点新英格兰人的特征”。而马克思主义所带来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及对地质学的接触,让亚当斯接受了达尔文的演化论。林肯严厉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确实是个“智慧教师”,但他却阻断了亚当斯的生命与政治期望。与詹姆斯一样,姊妹路易莎·凯瑟琳突然从马车上摔落的死讯,成了亚当斯一生的转捩点:“最后的一课──教育的总结与终结──就从那时候开始。”纵使前程远大,却有如笼罩在印度夏日的无常阳光之下。身为哈佛教授(亚当斯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担任这职衔),即使他曾经堂吉诃德式地“看待教育……现在也必须背弃这种想法”。“从芝诺到笛卡尔,还有托马斯·阿奎那、蒙田与帕斯卡尔,我还是像一八六○年的德国学生一样地步履蹒跚。只有靠着绝望的本能,我才能使自己在吃过许多看来更有前途也更受欢迎的机会的闭门羹后,进入这古老的无知之林……教育的奥秘仍深藏在无知之后的某处,而我仍一再笨拙地摸索着。”在这本迷人(尽管有时显得零碎)的回忆录里,主要的真理默默渗入了读者的觉察之中:唯一真正的大师就是死亡。
亨利·亚当斯并未完全弃绝对小说的梦想;他的第二本小说《以斯帖》对他而言,比他那些历史书籍来得更加重要。而这又关联到曾对此有所论述的前辈莱昂内尔·特里林。特里林的《旅程中途》(The Middle of the Journey)一直为人所低估,这本书和亚当斯的《民主》(Democracy)及罗伯特·潘·沃伦的《国王的人马》都被列为伟大的美国政治小说。但除此之外,特里林还对师生关系之谜详加考察。我们已知这来自双重背景:特里林信奉敏感的犹太教,对于塔木德传统与哈西德传统的关系极为警惕。他对马修·阿诺德的热烈兴趣,让这位学人全神贯注在教育与传授“价值”的关怀上;更何况,“希伯来主义”一直是阿诺德不变的关怀。
在《此时彼地》(1943)一文的描写中,校园生活就像是田园曲一样。当约瑟夫·豪准备面对整学年的第一堂课时,他决定教学内容的开场白要讨论这个议题:“我的意见比其他人的更有价值。”选课学生中包括一位“官样正式”的费迪南德·特坦,而破坏也随之而来。豪所指定的题目,对特坦而言却不是个“可以临场发挥的主题”。特坦想要仿效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课堂中的学生艾伦·金斯堡,在他“诡异的嘴边”挂着微笑,把豪当作法文意义中的“大师”(Maître)。而要成为一位令人信服的教师,就得做到像康德、黑格尔与尼采那样。豪隐约感受到他这桀骜不驯的学生“就像是离开阿伯拉尔的老派学生”。特坦所写出的作业,造作、有如半抒情诗般,又充满引人注目的原创性。豪自己也可称得上小有诗才,也早已准备要“安逸地自处”于较不重要的学术位置上;由于特坦的缘故,他开始认真评论这篇作业,并修正他自奉不宣的态度。要命的是,特坦也读了豪冗长的评论,并自承赞赏豪的用意,却蔑视他所做的批评。师生之间的“谅察”已如风中柳絮般难以捉摸了。
豪所开的这门课是读易卜生的《群鬼》。特坦掌握了这部作品的核心,却以晦涩的赘言掩过了他的洞察:“噢,这男孩疯了,而这字眼,这种夸张的用法,原本只是为了表现出激烈的欣羡,如今却突然成真。现在我用这字眼,就是对豪明显表示出特坦已经疯了。”“看来你被牵连在内了”,院长看过这段文句后,对这位受惊的老师如此说道。但从特坦写给院长潦草字句看来,却又显示出特坦对豪的“爱的力量”。事实上,“可怜的特坦坚决地怜悯着豪,而豪所得到的安慰则是来自特坦那从未受到安抚的心”。医学判断对特坦毫无作用,因为这是毫无人性的“精密工具”所得出的结论;而这正是特坦在毕业典礼上被排挤在外围时,愤怒地紧握双拳对摄影机所下的定义。豪感受到“那男孩重重的寂寞”所造成的严重打击;然而,豪同时又直觉地明白到他才是被怜悯的人,这是他自己的失败。他让特坦成为更悲伤却也更聪明的人。
一九四五年的《教训与秘密》是篇短篇小品文。说理精辟却华而不实的文森特·哈梅尔,教导九名贵妇“创意写作技巧”,而这九名贵妇从未有作品见文于报章杂志。这些胸怀大志的贵妇渴望着能有人指导,能有人“给我们最纯粹的麻药”。哈梅尔带着她们赏析一篇公认的入门文章。但是在这些听众“沉思的休息时间里,带着某种古老而神秘的事物,某种带有潜在危险的事物。色雷斯的女人必须围着俄耳甫斯而坐,直到她们被俄耳甫斯激怒之前都是如此”。曾经提到布尔热(多么令人意外!)的波默罗伊老夫人道出了对这篇文章的无比感动;但斯托克夫人才是真正激起反感的人,她只问了唯一一个老实的问题:“这个作家卖得好不好?”
“老师╱学生”的复杂情结并不限定在宗教、哲学或文学领域,也不受语言或文本的限制。这情结是世代之间的生活现实。师生情结深植于所有的训练与传授之中,无论是艺术、音乐、工艺、科学、运动,甚或是军事训练等等。对于敬爱、信任、引诱与背叛的冲动,在教与学的历程中彼此纠葛。对学习、对模仿,以及对随后的解放的热爱,就和对性的热爱一样易生危机与不和。在柏拉图式对话(conversazione)中环绕着讲桌不断张弛的张力,在每个画室、每所音乐学校、每间实验室中都一再重现。同样的竞争、嫉妒、承继道统的欲望,以及同样的背叛方式,在每个课堂上都不断重演。到处都可发现我们所提到的三重典范:老师对学生的摧残、学生对老师的背叛与颠覆,以及师徒间的互信互敬。
师生关系也披露出有太多顶尖的艺术都是共同创作。在历史上许多时候,尤其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身边总是有群助手与学徒任他号令。在大师的背影后面,总有许多助手为他填补画中的背景。艺术家的工作室就是座集合众人技巧,并大量创造出作品的工场。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像瓦萨里 这样辛勤地准备证据,妒忌、竞争(有时甚至会赔上性命)与仿作仍层出不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音乐学院中作曲或演奏的课堂。在法国人巧妙称呼建筑师的“毕业作”(étude)中,学生与助手得要分群各自设立相互竞争的行号;要是成功,他们便能像纽伦堡的金匠或安特卫普的织毡工一样吸引客户上门。外界实在太常想象科学研究就像是奥林匹亚那般和谐,或是世外桃源那样公平;但在大师领导的实验室中,从事科学研究的团队却也可能伴随着层层妒忌与自我本位的激烈竞争:当成果发表时,究竟谁的名字会出线?这种“妒忌”(invidia)在继承的利益愈大以及资金愈不稳定时就愈是剧烈。我们几乎可说在人类的各种事务之中,徒弟往往会变成师傅的批评者、否定者,甚至是敌对者。要是技艺(无论是颜料的运用、小提琴的弓法、蓝图的绘制等等)与师傅的范示和启发无法区分,这样的动力就更显得错综复杂。感受力的高低就是手法技巧的高下。音乐就是绝佳的例证。
娜迪亚·布朗热的发达疾如星火。她从九岁起就在巴黎音乐学院(Paris Conservatoire)就读,很快地就“被认定为前途似锦”。一九○三年,她得到了第一座合唱比赛奖;十三岁那年,她初次公开登台演奏管风琴与钢琴。布朗热在一九○四年以囊括所有奖项的优异成绩毕业,并在这豆蔻年华便开始执教,使她的学生对她是又敬又畏。她从一九○五年春天开始以音乐会演奏为业,开创了以大键琴演奏巴赫的方式,并转向挑战严肃的大型乐曲。一九○八年,由于只获准得到罗马大奖(Grand Prix de Rome)的次奖,布朗热开始对学术与专业中的不公义进行女性主义的抗议。她那“轻而易举”就能精通音乐的妹妹莉莉所表现出的才华,却让事情愈来愈复杂。一九一三年,莉莉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罗马大奖首奖的女性;同年,布朗热也打开了作为教师的声望。各地英才络绎不绝地前来求教;她所指导的第一个神童雅克·杜邦,被带来时只有两岁。一群自号“娜迪亚·布朗热协会”的女孩有如蜂儿见到蜜般地簇拥着这位大师。但是,早有传言说因为布朗热所指定的作业太过苛刻,她将升不了音乐学院的全职教授。莉莉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过世,而她所作乐曲中所传达的境界,让娜迪亚更是忘我地投入了她的使命。在那之后,布朗热成了一位最伟大的老师;她对学生的教诲,仿佛是她对这位比她更加才华洋溢的小妹怀有瑜亮之情的一种“赎罪”。莉莉身后余风尚犹不绝。
娜迪亚·布朗热在一九○六年收了第一个美国学生。美国的参战促成了法美音乐学院委员会(Comité Franco-Américain du Conservatoire),沃尔特·达姆罗什当时正在巴黎主导这一切。随着战争结束,美国的画家、作家与音乐家纷纷涌入巴黎。由于阿尔弗雷德·科尔托带头争取,新成立的音乐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de Musique)总算同意聘任布朗热为终身教授。一所开设给美国人,并由布朗热所指导的法美音乐学校,在枫丹白露成立了。第一位入学的学生是二十岁的亚伦·科普兰。到了一九二五年底,娜迪亚·布朗热已教导了超过一百名美国作曲家及演奏家,其中包括斯坦利·埃弗里、罗杰·塞欣斯、维吉尔·汤姆森、唐纳德·哈里斯、瓦尔特·皮斯顿、艾略特·卡特等人。无论从质或量看来,布朗热的教师权威在音乐史上绝对无人可出其右。而这结果也相当具决定性,学生回忆道:“她感觉到美国音乐应该要开始发扬,就像俄国音乐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样。她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她的宣示被传达到能够进行乐曲创作的人耳里。因此,科普兰被介绍给达姆罗什以及库塞维茨基(Koussevitzky)。芭蕾舞的生力军德瓦卢瓦(Ninette de Valois)与巴兰钦都被拉入枫丹白露这圈子里。三十五岁那年,布朗热小姐已具有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她的学生形成了一群心存敬畏却又互爱互信的奋斗同志。
在过去学生与仰慕者的殷切期盼中,布朗热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第一次造访了美国。她一九三八年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演讲,至今仍深刻人心。在指导合唱团的时候,布朗热引进了她自己对文艺复兴时期由蒙特威尔第、许茨、道兰德、坎皮恩等人所作圣颂的再发现。她也率先回归珀塞尔与拉莫的风格。一九四○年,布朗热极为不愿地逃到美国避难;而她的演讲与授课又再次蔚为风潮。回到法国后,经由超过二十三年的备选,布朗热总算获得了巴黎音乐学院的终身教职。她又收了新一波的美国学生,包括梅诺蒂(Gian Carlo Menotti)与伦纳德·伯恩斯坦在内。反叛这位大师的学生并不多:安塞尔(George Antheil)与乔治·格什温觉得她的教法令人生厌;在长期师事后,格拉斯(Philip Glass)终究还是离开了。在巴黎,梅西昂(Olivier Messiaen)与弗朗斯(Jeune France)已取代了新古典主义;但是布朗热的演讲与星期三的课堂仍有广大影响力。法国作曲家弗朗赛(Jean Françaix)与马克维契(Igor Markevitch),都宣称自己师承这位近乎神话的音乐天才“烘焙师”。而布朗热也持续接触着美国音乐界。布朗热七十大寿时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贺礼:《纽约时报》的头条刊着“老师万岁”。尽管发苍苍而视茫茫,布朗热的听力却依旧敏锐;她一直教导合唱到人生的最后。一九七九年十月,布朗热以九十二高龄辞世。
布朗热的观点与感受是混杂的。布朗热接受了美国经验,也开设过美国音乐史专题,她从不怀疑欧洲是承续了雅典,而美国则是继承了罗马的传统。由于身旁的学生多有犹太血统,布朗热对纪律、教导权威的崇拜,让她对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法西斯主义,甚至包括反犹太主义深表同情;这或许是导致她不愿意与阿诺德·勋伯格来往的部分原因。她对当代音乐的感受确实反复无常:她在十九岁那年深受“春之祭”所感动,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回应却显得十分矛盾。无调性困扰了这位先是师法佛瑞(Fauré),后来就教于卢利(Lully)的学生;但她对学生拉尔夫·柯克帕特里克巴洛克音乐的精湛技艺却又欣喜不已。
没有当过布朗热学生的人,无从清楚表达在她教学中所散发的魅力。她的“名言”几乎成了金玉良言:“我不相信美学可以被教导,除非它与人之间的交流互相结合。”她对她在拉德克利夫的唱诗班说:“不要只是尽你的努力,你要做得比你自己更好!”“但愿我能够把我最好的部分跟你最好的部分交换。”或是在一九四五年说的:“老师就是土壤的腐殖质。你教得愈多,就愈贴近生命和正面结果。在全面考察后,我有时不禁怀疑老师是否才是真正的学生与受益者。”十年后,她又说:“我在教书时,撒出了种子。我看看有谁能够抓住这些种子……能抓住、能利用这些种子的人,他们才能够生存到最后。至于其他的人,噗!”在一九七○年五月的《音乐期刊》(Music Journal)上,她说:“我们永远不可能足够用心教导小孩……我们必须为那些能够成大事的人尽我们所能,这对我们人类的公义而言实在是很不公平。不过,人类的公义也只是小公小义而已。”(可以想见柏拉图与歌德对此也会大表赞同。)
关于布朗热的教学轶闻多如牛毛。这些轶事诉说着她能立即察觉学生演奏中最细微的疏忽与错误,她对任何虚张声势的作曲或演奏的愤慨,以及无人能及的记忆力。不过,我们还能想象她在其他方面的天赋,造就出学生的才能。布朗热在教学上是绝对的极权主义者;她的中心思想就是天分、创造力绝不受社会正义所支配,这不仅是她,更是她的学生们所抱持的精英主义所认同的想法。她让这些学生有信心成就自己。这是一位大师最重要的奉献。正如内德·罗勒姆所言,娜迪亚·布朗热就是“自苏格拉底以来最伟大的老师”。
对品达与柏拉图而言,以下这点实在明显不过:如果在哲学、文学、音乐之中都有师生关系,在运动中也会有。在美国,教练的形象已经被刻板化了。从穷乡僻壤的高中,到专业顶尖的选手,教练都受到无比的尊重。大学校长(更甭提学校教授)所领的薪水,远低于美式足球或篮球教练所领的天文数字。有位美国总统曾经在对毕业生致词时,向掀起阿拉巴马大学“红潮”的“熊哥”布莱恩特("Bear" Bryant)致敬。但在体育名人堂里,克努特·罗克尼(Knute Rockne)的地位才是真正的高高在上。
罗克尼相当多才多艺:他是化学老师、演员,更是技巧纯熟的长笛手。罗克尼成为演说家,而且就像鲁道夫·瓦伦蒂诺般一夕成名。拥有挪威血统的他,在一九一三年率领圣母大学校队大胜美国西点军校队,这场比赛奠下了日后所向披靡的基础。一九一四年他担任美式足球队助理教练,四年后就被擢为总教练与体育主任。接下来的十三个球季,他创下了一百零五胜十二败五平局以及三次全国冠军如此无与伦比的辉煌纪录。守卫区有传奇的“四人马术师”防守,前场有“七头驴子”拼命争球,圣母队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间真可说是所向无敌。这位魔法师改变了战术,在比赛中派上他精力充沛的“突击队”,并以T字阵形发动奇袭。就像在球场上般出类拔萃,罗克尼真正的成就在于提携出一群伟大的教练,这在其他任何运动(以及教育事业)中都无人能及。无比出众的他,是老师中的老师,是让学生会为他散播并成就其教导的真正大师。
罗克尼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于一场空难中逝世,那时已有超过两百位他带领过的运动员成了教练;这里头有九十人在大学任教,更有将近四十人执掌校队。在罗克尼的指导下打球,就意味着确定了毕业后的教练工作。一九一九年的校友球员有十二名成了资深教练,另外还有十一名出自一九二二年班。他们在美国大陆上到处反复灌输着罗克尼的理念。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在密歇根大学与普渡大学,以罗克尼为典范的教练们在美式足球界打造了强队,这耀眼的光芒也蔓延到学术界。而这位大师仍坚持将他所采取的教法坦荡示人。这些教学方法要求像排舞般的细节,以及在进行基本练习时的纪律,这种严格教法带来了无比的信心。罗克尼将学生视同家人:他会给予他们亲密的关怀、提供他们专业与个人的建议、送他们结婚礼物,还会询问家中妻小近况。相对地,这些前圣母队的队员,无论有无担任教练一职,都像是侦察兵一样地观察其他队伍,并向罗克尼一一回报。由于准确地判读了斯坦福大学校队的风格,罗克尼在一九二五年风光地赢下了玫瑰杯大赛(Rose Bowl)。一位忠诚探子所采用“卡内基技巧的预测”,让罗克尼终于能一雪二十三个球季以来第一次在主场战败的耻辱。
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罗克尼教练学堂(Rockne Coaching Schools)开始分享圣母大学校队的理念与技巧;并且在十七个不同地点开设暑期班,由圣母大学校队球员担任指导。于是,数以千计的高中与大学老师都采纳了罗克尼的普遍原理与个别的比赛打法。这棵“教练之树”开枝散叶,大大丰收;包括“熊哥”布莱恩特和在威斯康星带领绿湾包装工队的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都出自这光荣族系;而在圣母大学,法兰克·莱希(Frank Leahy)证明自己是个能创新的继承人。
这整个系谱至今仍极具历史与方法论的趣味。这种在过去原本只是种地方性,甚至可说是封闭的运动──美式足球并不是一般国际语言中的足球,他们不会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如今却成了举国狂热的活动,这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这位大师的天才。还有什么教育的成效能够如此质量俱佳?罗克尼的学生又训练出第三代的领导英才,他们的许多措施仍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这正在逐渐变化的运动中。不知怎地,罗克尼确实能够展现并传递一种无懈可击的胜利常识。尽管没有品达的诗句来使他的超凡魅力永垂青史,但在葬礼当天却有超过十万人前往南本德(South Bend)致哀。这比渴仰勃朗宁的文法学家还多。
在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来,有两种倾向(或者说是病状)侵蚀着老师及学生之间的信赖。
爱欲与教导是密不可分的。在柏拉图以前如此,在海德格尔之后亦然。精神与性欲的调节、支配与服从的调整、嫉妒与信任的交互影响,都是一种无法确切分析的棘手纠葛(列奥·施特劳斯在上《会饮篇》专题时,发觉关于爱的议题最难解决)。这问题的构成要素,比性别、比同性或异性恋之间的区分、比传统认为可以对于年轻学子做的或是禁止这么做的举动之间的划分,来得更为暧昧难明。角色互换的情形不时发生:贝阿特丽采这备受宠爱的孩子,这饱受景仰的女人,成了但丁这旅人的灵魂导师;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将指导与欲求、授予和接受形容为双人舞(pas-de-deux),这意象之深远非其他话语可喻。相较于让另一个人将手放在自己最敏感的地方,相较于在教导之中的显与未显之物的可怕,肉体的占有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位真正的大师正是妒忌这一切可能性的爱人。
无疑地,在这之中危机重重。理智的爱,胜过其他种种的爱,能渗入到强烈的性欲中,也能引发在心理上或生理上严重剥削的病态虐待。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以及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中,都可见到对这种堕落情形的观察。情感上或专业上对于学生的需求及盼望,以及学生在身心上对于老师关照的依赖,都能够引起,甚至是引诱出性欲。《会饮篇》中的苏格拉底以及在黑塞小说中的鲁迪大师,都能明白察觉到这陷阱;但这却似乎困扰着维特根斯坦。在较低的层次上来说,这种强烈的需求可能引发灾难。如果在教育中、在教学中有什么“违背圣灵的原罪”,那就是以与学生性交来换取鼓励与进步。而这种交换可能是受害者在教学情境中经过算计与抱持着希望所开始的这项事实,让这种交易更显丑陋。柔顺谦卑或许才是最令人难以抵挡的攻势。
对这比亚西比德或那位“珍爱的门徒”更为古老的复杂主题而言,美国所谓的“性骚扰”,已经成为威胁与轻视、讥骂与黑函攻讦的手段了。师生之间表示亲密的语调,以及毫无防备的温情与轻松姿态,如今都饱受谴责。房门随时都得打开,以免用隐私作为借口。许多清白的人都遭受公众嘲笑,甚至被毁于一旦,全只因受到毫无证据或是绝无可能的恶劣指控。这种恶意中伤之风在人文学科中尤其炽盛,因为如今这些学科的学生多是年轻女性,而文学与艺术又不免有充斥情爱内容或暗示的课程内容。已经被证明确有骚扰情事的案例存在,而为了疯狂争夺学术机会而导致滥用的情形也并非无稽。然而,在太多的案例中,这种指控都是出自情绪激动的谎言以及投机取巧的轻浮之谈。可是这代价却极具毁灭性。我们在马密特(David Mamet)的《是非男女》(Oleanna),或在J. M. 库切以南非为背景的《耻》中都能明白看到。紧绷的清教徒主义及极端的法条主义,曾只是美国史上某些地区才有的病态,如今已四处蔓延。而“讽刺”,这种用以促进理解的力量,如今已比美国精神中的任何时期更令人起疑。
弃绝讽刺、弃绝对荒谬事物的警觉性(这才应该是成人所具有的能力),也正象征了所谓“政治正确”的猎杀女巫活动。而这也同样有其坚定基础:忽略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成就、忽略北美奴隶制度的悲惨后果、忽略黑人社群对于美国命运的诸多贡献,确实令人愤慨;对长期在男性统治与父权偏见下的沉默女性角色不加闻问与纪念,也同样可耻;还有,我们对伊斯兰教的刻意忽略也是一样。这种不公义的时代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但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对这种责任论述与学说的歪曲模仿。天花乱坠的谎言与陈述、平民文本、次知识与反知识等等,如今都被捧上了天。这些已体制化了的假学术,抛弃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要求,不只没有为非洲裔美国人或墨西哥裔美国人带来解放,反而给他们带来新的贫民窟。重新改写的历史变成了一桩笑话。事实真相是无论好坏(我花了毕生精力在探究人性与无人性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我们西方的传统就是来自耶路撒冷、来自雅典、来自罗马。我们所认识的字母,是由那些“死白人男性”所发展出来的。我们文学、哲学与美学的标准都以欧洲与北美为核心,而且常受到外界所影响,如今又因种族的多元性而更形丰富。把索福克勒斯、但丁或莎士比亚视为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心态所污染,无疑是纯粹的白痴蠢话;把西方的诗歌或从塞万提斯到普鲁斯特的小说看作“男性沙文主义作品”也实在是过于盲目;只因受到语言破坏与缩减的压力就放弃了文法与词汇的创造力,也是一样的糊涂。巴赫与贝多芬实现了人类努力的极致,远超过饶舌音乐与重金属音乐;与济慈的洞见相比,鲍勃·迪伦的歌词实在过于无知;这道理是(或应该是)自明的,无论这信念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意涵(而这些意涵也确实存在)。
除了少数特例外,许多教师再次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学者、文化批评者、历史学家都像狼一样地嗥叫,希望能讨人欢心或得到宽宥;悔罪的受虐狂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这些人就是那些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追求清明的判断,冒着不受欢迎的危险,在他或她接受自己内心中无声的感召时,打破“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老师们(以及受惊的院长们)。课程大纲、考试过程、大学教职、出版与资金流琐碎造成的结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今日的人文学科中,有着太多课程列表都还残存着从早已不教授的内容以及被禁止探讨的问题所遗留的幢幢鬼影。
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堂猎杀女巫运动与推动政治正确两者之间的相似处。对于在非洲奴役制度的起源与普遍性,与对于引用希腊思想中对这种制度的倡议,以及对于全世界都须遵采西方语汇和教会教本的基本陈述,已经钳制了其他言论的产生。老师与学生被紧紧追逼着,而假称“修正主义者”的这群人则大受褒扬。在科学界就不会发生这种蠢事,这关键的一点常被人忽略。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与达尔文的传统从未受到这种威胁(我这么说并非刻意忽略印度的数学或中国古代科技)。在科学界,要以种族、性别或意识形态为根据来唬弄,更遑论造假,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办不到的。科学中的正确是取决于方程式,而不是卑鄙的政治。我猜测,就是这种区别,使得科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学科的声望与尊严。
美国最好的小说家已经点出了这种病态。菲利普·罗斯在二○○一年出版的《垂死的肉身》一书中,对人心粗鄙的描写想必是有意的安排。老师傅与他年轻的学生活在诗里头的狂暴“性混乱”中,企图寻求在性方面(一如年老般)折磨着叶芝的想象形式。就和教学一样,性这座桥梁必然也跨越了年龄的鸿沟。“是我让她主宰了我”这句话实在一针见血。“在图书馆里吹箫,简直就是校园生活中的安魂弥撒”,这不仅描述出学生的服从与束缚,更传达出讽刺而喧闹的欢欣。“性也是对死亡的报复。”在这主题中,罗斯刻薄的机敏口吻就转为嘲讽而哀伤。对叙事者而言,“教导主义就是我的宿命”。必须要推翻并规范“师生间禁忌的娇弱激情”。在这些一厢情愿的年轻女性中,在这些令人陶醉的“贫民窟女孩”里头,暗藏着神女。究竟是谁在骚扰谁?
索尔·贝娄早一年出版的《拉维尔斯坦》则显出不同的另一面。想象有个人,受过古典教育训练,犹如扮演福斯塔夫的演员,对心灵与感官生活都抱持着厚颜无耻的精英主义,而且早已名利双收,过着近乎挥金如土的生活。这其实正是阿兰·布鲁姆教授与其巨著《美国精神的封闭》的写照。拉维尔斯坦那柏拉图式的想法,继承了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观点,更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智者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拉维尔斯坦有他自己的一群支持者:“成员是他之前在政治哲学课的学生与毕生好友。他们大部分都受到拉维尔斯坦的训练,就像拉维尔斯坦自己在达瓦尔教授底下受到他那套私传语汇的训练一样。”拉维尔斯坦这群人中,不乏顶尖的公务员、记者,以及智囊团的成员。通过电话,他们无论人在华盛顿或巴黎都可以持续参与“讨论他们二三十年前读过的柏拉图,或是洛克、卢梭,甚至是尼采”的专题研究。大师的课毫不留情面:“他会告诉你关于你那淡薄的灵魂,正快速地萎缩──而且愈来愈快。”
拉维尔斯坦要他的学生记得“与尼西亚斯和亚西比德要比和牛奶车或是杂货店来得更熟悉”。愈是幸运,愈是有天分的人,就愈能够通过柏拉图与迈蒙尼德斯(这两者均列在施特劳斯的课程大纲里),被引导到“比莎士比亚更高的人性──直达尼采并超越尼采”。拉维尔斯坦的助手看待这位大师,就像是篮球迷看到迈克尔·乔丹这位篮球巨星一样地崇拜。在这么极端的美式譬喻中,拉维尔斯坦被提升到超越世界之上,即使他当时正“在可看见冶钢炉、灰烬尘堆以及盖瑞(Gary)市区的街头垃圾之处”解释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对他们而言,这个“连便宜糖果与非法哈瓦那雪茄都贪得无厌的人,他本身却是个伟大的天才”。这群年轻人“为他疯狂”,模仿他的走路姿态(就好像我看过有些年轻科学家模仿奥本海默的走路姿态一样)、模仿他神秘的音乐品味,以及他日渐奢华的衣着。
但贝娄并未在重要关头处退缩:“你知道,他是个老师。教书,那就是他的天职。我们是一群老师。千百年来,犹太人一直在教导,也受人教导。离开教学,犹太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拉维尔斯坦和他的朋友贺布斯特(Herbst,这名字是秋天的意思)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可能摆脱我们的根源,我们不可能不是犹太人。而拉维尔斯坦和贺布斯特,延续他们的老师达瓦尔(贝娄是否联想到了保罗·肖里?)的路线所教导的这些犹太人,是永无救赎的历史见证人。”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爱欲与古典学术两者相去不远;尤其在听过希佛(Sypher)先生所教授安东尼·赫克特的《凯撒之谜》中那句“童山渐濯,馨香盈袖,温文尔雅”后,更是如此。当学生误解了《高卢战记》时,他以无比沉静的耐心聆听,脸上“还带着神秘的微笑”。尽管“侵犯并扭曲了文法规则”,
他们却颇喜欢希佛老师,这仁慈的好人,
宽容的评分者。他是个鳏夫吗?
有人怀疑他几年前曾失去了一个孩子。
他们也经常纳闷着他究竟想些什么。
当他冷静地注意到他们踌躇而粗野的
努力时,他并未推想是这个男孩或那一个
能够做受孤寂无情祝福的心眼
所见到的安提诺乌斯。
这里所提到的,是静静地开放给所有人,却只有高文化修养的人才能看懂的“密码”。安提诺乌斯,是个孤独的斯多葛派皇帝心爱的男孩。教室与拉丁文课程仍出现在这片新世界──尽管这新世界其实也非常古老。
“住在加拿大”的安妮·卡森(Anne Carson)或许是最内向、最神秘的当代诗人,但她的精神却是深深属于希腊史诗与抒情诗范本。希腊音韵学以及苏格拉底对斐多对爱的讨论,启发了她的诗作。但在拉丁文课中,她顿悟了注定失败的命运:
晚春,晚暮,冗长的被动式,
我为某些原因回到了座位上,
而他就在那儿。
说明语句条理的语法成了预兆:
提出分析毫无用处
做出不真实的建议也是相同。
如若如何早已成局……要是怎样可能早就
发生,等等
拉丁文老师的语声
随着平静的波浪起伏。被动式
极为冗长
可能代替未完成过去式或过去完成式
虚拟语气
在一个与事实相反的情形中如此。
阴谋也如此进行
他们将会抓了奥托,而他们之前毫不
惧怕夜晚的危险。
我为何
将这句话铭记在心
仿佛习得在三小时前而非三十年前!
尚无一点保护,而今已然夜深。
他们果真要害怕这危险。
是谁说美国与(或是)加拿大的心灵正走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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