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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思想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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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大师”(maître à penser)一词,使我们身陷于亨利·詹姆斯所说那种“不可通译的金色牢笼”里。这并非出于语义上的困难,而是因为这字眼极为讽刺。在英文中,“思想大师”是个华丽而空泛的辞藻。在英美人士的耳中听来,这个词透着法国式的装模作样与官腔官调。就算是“思想家”一词,也备受猜疑。詹姆斯说得不错:在英美世界中,只有他才背负着这头衔。尽管这个词一开始满是嘲讽的恶劣意味,但鉴于詹姆斯的贵族气度与言重如山,“大师”一词成了种多少带点真诚敬意的称呼。这倒是非常适合他。

在德文中,大师(Meister)一词则受到艺术家、智者与学者等的大力推崇,这些人不一而足,例如浮士德、歌德、瓦格纳与赫尔曼·黑塞。“不要看轻了德国大师”,瓦格纳为他所崇拜的汉斯·萨克斯如此大声疾呼;这与波顿在《仲夏夜之梦》中对他伙伴们的称呼相比,可是大异其趣。大师一词,源出中世纪的行会与大学。时至今日虽渐褪色,仍然普遍通用,但“思想大师”(Denkmeister)却未曾如此风光。意大利文中的“大师”(Maestro),除了在谱曲与表演的领域之外,多有嘲讽意味。思想(Pensiero)一词则不仅专指抽象观念;这词会出现在戏曲领域中,却甚少与“大师”连用。

另一方面,在法国哲学、文学、科学、政治等领域中,这词的指涉与形象却表示着重大意义。大师(Maître)这个称谓,从古至今(尽管这光芒逐渐黯淡)都普遍运用;尤其在法律界一直持存着。尽管我还不够格,但常在口头对话与书信抬头中被人家称为“亲爱的大师”,并亲切地回应。这个词的多种用法,现在也延伸到“信仰导师”与其女助手的关系中,像是:弗朗索瓦·德萨勒与让娜·德尚塔尔、让-雅克·奥列尔与阿涅丝·德朗雅克、波舒哀与科尔尼奥夫人、费奈隆与寂静主义者居永夫人。这些人都追随着埃罗伊兹与阿伯拉尔的崇高指引(magisterium)。我们在西蒙娜·薇依师事阿兰的故事中会再次见到这情形。没有任何西方传统会像法国这样推崇“思想大师”了。说得夸张些,他们在法国究竟占了什么优势?

任何有说服力的答案,都不如彻底分析法国的精神;拉丁、希腊以及基督宗教的色彩,遍布在法语及感性架构中。从罗马帝国征服高卢开始,拉丁色彩便开始弥漫于法国社会中。如同在法庭中的定义一样,法兰西学术院也宣称对语汇及文法有其规范权威(尽管无效)。罗马的荣光在古代王朝(ancien régime)的荣耀(gloire)中,和在拿破仑的扩张底下一样灿烂。我们可明显看到,无论反对皇室者或帝国至上论者,例如雅各宾党人,都同样深浸于古罗马的风格及象征之中;就像是布鲁图之于凯撒一样。与欧洲各地不同的是,法国的政治艺术(civilitas),在历经了文艺复兴后出现的理性主义与科学革命后,仍保留了对修辞、对辩论辞令,以及对演说训练的重视。阿兰证实了法国一如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一样“醉心于论述”,酩酊于对口述的语辞之中。这种狂热弥漫在法国生活各处;肇始于中学教育,彰显于政治之中(这种浮夸的风格在法国的军事文件中特别明显)。尽管历经了法文诗对六步格诗韵和对于双韵对句的雕琢,修辞学仍屹立不摇。路易·阿拉贡与勒内·夏尔尽管风格迥异,都是修辞名家。在法国的自我展现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也就是对于以纪念性、阶级性及规范性来限制老师(Maître)形象与功能的偏见。由此发展出解构的极端主义与破坏,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反叛,女性主义一派更是如此。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身兼哲学家、诗人、小册子作家、保皇右派的打手(condottiere)等身份的皮埃尔·布唐,写信给他的师傅夏尔·莫拉斯,之后便因勾结维希政府而受到监禁。他这倒是做得轰轰烈烈:

我亲爱的老师,吾师,这美丽的词汇只有在我与您的关系中才是彻底的真实……我对您的忠诚与感激是不灭的,就如同观念与智慧的根源一样。希望很快地,而且是永远地能再见到您。

我在这一章想考察的是在一八七○年以后的师生关系。在那之前是十八世纪的哲人们,是著名的伏尔泰、狄德罗,还有《百科全书》。一般咸认法国大革命缘起于政治与社会思想的运动,缘起于伴随着对政治行动的分析论述而起的意识形态论争。这种关联逐步深入到俄国事务,并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诞生密不可分。吊诡的是,对理智自由与辩论感到戒慎恐惧的拿破仑政权,反而强化了知识的制式教育,巩固了教育层级。帝国将人文培育与科学训练编入法典之中,建立起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écoles),也就是设有数个不同学院的研究所(Institut)。这些措施所形成的教育力量与服从关系的总体,其影响不亚于经院学派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大学生的制服反映出了拿破仑的期望。然而,在著名的教授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中形塑出大师课程的,其实是两个历史环境因素。

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战败后,法国对于“认真”开始认真起来了。法国认为这次战败不是因为德国船坚炮利,而是因为普鲁士在建立科学及人文的教育制度与思想体系上技高一筹。德国的高中(Gymnasium)、洪堡改革后的大学、研究与学术出版的标准等等,在第二帝国中培育出一群弃绝轻佻、随意的学术风气的学者。军事上的杰出表现是惯于分析严谨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习惯的体现就是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在一九四○年法国战败后,法国哲学倒向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大仲马在一八七三年说:“如今已不是诙谐、轻松、放荡、嘲弄、怀疑与愚蠢的时刻了。”法国现在必须“非常认真”。如若不然,国家就要灭亡了。

在有意模仿柏林与哥廷根的过程中,法国的教育理想采用的是黑格尔的学生维克托·库赞所建立的体系。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生理学、马塞兰·贝特洛的化学,以及其工业应用,努力追求在理论与实践上获得的成果能够“横跨莱茵河”。左拉的小说传达出这股狂流带来的震撼,以及也适合于文学的新的社会学的、“生物学的”方法与严正。此时有两个主要的声音,这两位使法国重生的大师分别是厄内斯特·勒南与伊波利特·丹纳。受过在德国盛行的比较语言学和《圣经》诠释训练的勒南,在痛苦地面对出现在法国的各种不理性(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作为时,提出“让我们认真起来”作为革新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口号。勒南本身是个文笔洗练的评注家,也是个宗教史学者,他敏锐地预见了由纯粹与应用科学所决定的未来。在他改编《暴风雨》的譬喻中,勒南将自己视为教育这国家的普洛斯彼罗。伊波利特·丹纳采用的则是方法论者与社会批判者的风格。他所采取的唯物主义进路,普遍施行于学校教育以及对历史和经济文献的系统研究中。他自己也是从共和时期的罗马开始研究。

法国“思想大师”的另一个源头,是德雷福斯事件 。是这出残害同胞的戏码,给了“知识分子”与“教士”(un clerc)──在群众中的牧师──这两个词现代的意义与散布。双方阵营中的教授、官吏、政论家与政客,不时在期刊上掀起波澜,包括从爱国保守派的《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到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倾向德雷福斯的《双周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与青年普鲁斯特的《白色评论》(Revue blanche)。两边都有学界的发言人: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的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与他的助理们、左拉、列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夏尔·莫拉斯等等。从巴黎大学到整个拉丁区都发生激变。每个知识机构,从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到公立中学,都分裂成不同阵营。那段狂热年代的遗毒,一直遗留到维希政权的教条与战后“净化”的狂暴之中;莫拉斯在受到反纳粹法庭谴责时哭喊道:“这是德雷福斯的复仇。”种族主义与普世人文主义、国家主义的激情与自由主义、宗教信仰与伏尔泰的质疑,无一不折磨着法国。这些争论甚至还牵连到柏拉图与孟德斯鸠。乌尔姆路(rue d'Ulm)上的师范学院成了各种不同思想的汇集处,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雷蒙·阿隆、萨特与路易·阿尔都塞。现在各争论领域中的导师,例如福柯,都可说是德雷福斯事件的余音。阿尔丰斯·都德、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安德烈·莫洛亚、路易·吉尤(Louis Guilloux)等人的小说,都试着与这种知识分子的批评抨击进行沟通。在心灵生活中,英吉利海峡仿佛广阔无垠的大海。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在一八八九年出版了《门徒》(Le Disciple),在序言中引用了大仲马对“认真”的呼吁。这部小说中朴实的技巧,以及其“对我们的明白企图”(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却让这本书被弃置不顾。这不仅是忽略了这本小说在当时的冲击,也无视于经常为人所疏忽的后续影响。没有《门徒》这部小说,就没有瓦莱里的《趣味先生》(Monsieur Teste)。尽管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布尔热的不屑,在他的《背德者》《梵蒂冈的地窖》,尤其在《伪币犯》中,汲取了不少布尔热对师生关系冷嘲热讽的研究。我相信布尔热的影响也出现在艾丽丝·默多克那些讨论师生关系的小说里头,像是《飞离巫师》(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钟》(The Bell),尤其在《哲学家的弟子》(The Philosopher's Pupil)中特别明显。

阿德里安·西斯特──布尔热为这书中的人物取名时,实在是匠心独运──将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当成偶像加以崇拜。他在日常中一直模仿斯宾诺莎那孤寂的苦行生活。他避开人群的日子长达十五年,只为了达尔文的科学唯物论。西斯特的精神导师是丹纳,他的“生理心理学”指引着西斯特的思想:“他整个人的生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思想’。”西斯特还出版了广受讨论的《神的心理学》,接着又出版了建立在达尔文与赫伯特·斯宾塞的论述之上的《意志之剖析》。西斯特的座右铭就是丹纳先生那恶名昭彰的命题:善与恶都是有机的构造物,换句话说,分析到底,根本就是化学物质。

罗贝尔·格雷卢是西斯特一个热情的学生。他在一个贵族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还爱上了他年方十九的学生──夏洛特。这份感情导致了自杀,而格雷卢无意驳斥谋杀的罪名。在审判中,对格雷卢这“令人发指的罪过”的控诉,直接指向他师傅那不道德的教诲。西斯特对这荒谬的模糊联结无动于衷。当绝望的学生母亲找到西斯特时,她告诉了他格雷卢的私下告白。这证明了他的清白,也证明了格雷卢悲惨的命运无损于他对这段师生关系的狂热。“请写信给我,吾师,请指导我。在我体内的力量是您的教训,至今仍在。”这些话一直使我相信即使这种惨痛“联系到无垠宇宙的法则……您都是个伟大的医生,是灵魂的大夫”。

读到这段文字,西斯特整个人从根本受到了震撼。三十年来对于追求知识的努力不懈,早已灌输他们“死亡的法则”,这毒药遍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西斯特扪心自问,难道能有“什么神秘的系绊”要他这师傅对他弟子的行为负责吗?难道有什么本丢·彼拉多的赦免命令吗?这故事的结局是种宗教宣传。布尔热暗示了西斯特可能重返宗教信仰。使法国沉沦的无神唯物论终将溃败。

尽管明珠有瑕,《门徒》却抛出了在道德哲学与社会理论中最为困难棘手的问题。师傅对于弟子的行为举止有没有责任呢?如果有,那范围为何,又是属于何种层面(是伦理的、心理的,或是法律上的)?如果能教导出人的德性,那么想必也同样能教出人的恶性。圣方济认为即使是鱼也有善性;在《奥立弗·退斯特》中的法金,却也是个模范教师。叶芝不无自负地自问,他的诗句中是否对“某些在英国该枪毙的人”宣判了死刑。这问题的核心,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以及在伪克雷芒著作《讲道书》中对术士西门(Simon Magus)的谴责。这从未丧失其真实性。被老师要求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与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做出抉择时,一群学生选择了自杀。从一九七七年至今,安东尼奥·内格里的案子仍悬而未决 。身为一个精通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哲学老师与社会批判者,内格里将极左派视为知识分子的领导。他鼓吹他的学生们投入红军旅以及《第一线》(Prima Linea)。在残暴的作为中,学生们犯下了恐怖暴行 ──尽管确切的罪名为何仍受争议。内格里被称为是邪恶的老师(cattivo Maestro),这“邪恶”的可怕教师被以共谋罪名起诉,他必须担起杀人的责任。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内格里还在牢里,但处境已好转了,但他至今仍背负着煽动谋杀的罪名。

我们已经呈现出许多不同的要素。教学是说明魅力的一个显著范例。我们已经见过,而且也还会再见到,爱欲、明目张胆或私底下的性交能够渗入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取悦老师、“吸引他爱的目光”的欲望在《会饮篇》与最后的晚餐中的展现,就和在所有其他课堂中所出现的同样明显。启发教学是杂糅了爱与威胁、模仿与分离的复杂综合,无论是在芭蕾舞、足球,或是古文研究都一样。我们怎能否认,当学生急切希望满足老师的要求,希望按照老师的理想行动时,会造成实际的作为?当老师说“向前走”,“必要的行刺”就紧接而来了。教导的责任,无论是否被误解,都像卢卡奇所说的一样,将持续到时间的尽头。他这种结果论者的严格主义源出自对尼采的无尽争论之中(尼采本人也是个布尔热的忠实读者)。尼采所赞扬的严酷、超乎常人的种族,以及“超越善恶”的真理,在什么层次上可被视为纳粹主义兴起与盛行的工具?纳粹有什么资格说是尼采的学生?宗教狂热不多半是改宗信仰者的效忠,和殉教者对宗教领袖的誓死服从所孕育出的直接结果吗?

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教学理论牵涉到自由意志这个谜团。这关联到“即使是上帝的命令与预知能力也不能妨碍人的选择”这个命题。学生可自由地摒弃、重估,甚至认定老师的训诫并非绝对。无数的柏拉图主义者偏好将《理想国》与其激进的优生学视为一种自我解嘲的乌托邦。姑不论马洛的《浮士德》,并非所有的“马基雅维利派”都像凯撒·波吉亚(Caesar Borgia)一样。无论如何被影响,也无论如何被塑造,责任终究还是归于个人的精神之上。

况且,误解的情形又该怎么办呢?许多因为学生有意无意地错误诠释或曲解了老师话中意思的案子又该如何?纳粹主义所采用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尽管经常脱离原本脉络,难道不是种扭曲吗?难道马克思、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对于那些自称内行人的拒斥中,没有一点真理吗?宗教审判长(Grand Inquisitor)是否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设想的,可算是耶稣的门徒?在历史上,有许多大师都只将自己的绝学传授予少数精英弟子,正是指出了这种两难。从赫拉克利特到维特根斯坦,还有犹太神秘教义、儒家学说、禅学等等,师傅们总是不断避免自己的学说受到学生的误解与滥用。要是学生一发狂,放火烧了庙堂,难道这些老师也要被当成共犯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乡愿的“是也不是”。尼采对“金发野兽”的嘲讽并不是打造党卫军(Waffen SS)的蓝图,但它确实提供了党卫军一种哲学上的期待氛围。内格里的教诲是说公共暴力的真正根源来自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而在追求新的社会正义时,恐怖事件势必无法避免,因此无须禁止枪杀重要人物。但这却提供了结局是无可避免的理论保证。但即使是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带着剑前来。

我们可看到真正的教学也可能变成极端恐怖的危险组织。真正的老师会掌握到学生的内在深处,会掌握到他们潜在的脆弱处与敏感处。他的手就放在我们的灵魂或我们存在的根本;这种掌握,尽管只是譬喻说法,可以说是一种较轻微的性诱惑。教学若对可能造成的危害没有严肃的领悟、没有战战兢兢的敬畏,就会流于轻浮随便;若不能洞察对个人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教学就只是盲目从事。真正伟大的教学是要唤起学生的怀疑,训练他们提出异议。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离开(查拉图斯特拉说:“现在,离开我吧!”)。真正的师傅,到最后,应该是孤独的。

法国让自己成了教师的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instituteurs),其基础在于“俗世”(laïque)的观念,在于对世俗领域中公民教育的恳切呼唤,就如同以前在教会与其教团一样。在哲学、文学、政治各领域的明星人物,在一生中多少都曾担任过学校老师:让·饶勒斯从事教职,马拉美一辈子都是英文老师,亨利·柏格森在昂热与克莱蒙费朗授业,西蒙娜·薇依是会让一群乡下孩子惊惶失措的老师(institutrice),让-保罗·萨特在勒阿弗尔的中学教书。对教书的着迷也可能带来荒谬的情形:在就职班上,年轻女性可能要学“家政修辞与诗学”。在法国,几乎每天都有一半的人口都像是在准备出题,好给另一半人口进行考试(concours)。

然而,其根本计划与理想是极高尚的。儒勒·拉尼奥(Jules Lagneau)在旺沃(Vanves)当中学老师时宣称:“我们是堂堂正正,毫无私心,毫无玄秘地在创造一群致力于个人与社会责任的勇者。”无论明显与否,他们所采用的模型主要来自费希特的理念:文化是自由、道德与政治自由的分支。这种整体性的牵连主要取决于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在教室中所完成的每一堂课,无论上课内容抽象或实用,都是教导自由的课程。这种课程,就像柏拉图提醒我们的,“老师的声音比任何书本都更具决定性”。

在教师共和国中,埃米尔-奥古斯特·沙尔捷可说是这国家的统治者。他称自己为“阿兰”。他在欧洲的道德与知识史上,无疑展现出一种领导的气魄。从一九○六年(德雷福斯平反的那一年),他所造成的影响就遍及了法国的教育以及政治的重要层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阿兰洗练而清晰的文笔无人可出其右。他恬淡寡欲的正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倾心追随,甚至连拿他与苏格拉底相比都成了例行公事。阿兰是“城市中的智者”,是万世师表(Maître des Maîtres)。除了哲学与政治文章、讨论艺术与诗的论文(例如他对瓦莱里《年轻的命运女神》的解释)之外,阿兰还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我的思想历程》(L'Histoire de mes pensées)是件瑰宝,他在《战争回忆录》(Mars)中对战争的沉思也同样深刻。

但是英美世界对阿兰这个名字却毫无所悉,他的著作极少被翻译成外文。为何如此呢?我并不清楚。但无疑地,必然有文本脉络上的问题。阿兰的《漫话集》(Propos),是他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间曾中断),于报章杂志刊载五千多篇包罗万象的文章之精简摘要;这些文章敏锐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法国当时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与艺术的种种情形。阿兰写得精简,是预设了大家对这些事的共同知识。对外人而言,或是对二战之后的法国读者以及当今的年轻一代而言,那个时代的背景知识已逐渐消散了。此外,阿兰的文章其实也与他的教学内容产生共鸣。离开这时空背景,离开这个人本身,文章的充沛生命力就荡然无存了。不过,文章中的智慧与温情却不曾稍减。于是我们又要问:那为什么英美人士会对他一无所知呢?

对阿兰而言,生存即是思想,存在就是思想的无际漫流。这种相等的看待可以回溯至笛卡尔与斯宾诺莎,这两位的思想也大量出现在阿兰的教学之中。但这两位哲学家都没有完全承认,更不必说讨论关于思想的“肉体性”,以及这与人类身体和世界上其他所有有形物体的和谐一致了。阿兰这部分的思想来自马克思,但这种“意识唯物论”则是他自己的发明。除了阿兰,没有人宣称过柏拉图超人一等地说“上天泛爱凡物”。就像苏格拉底一样,阿兰也仔细地对每一天、对每种工艺与行业、对显然是内在的创造驱力(从木匠的技艺到伦勃朗或巴赫的创作)加以省察并引以为乐。阿兰曾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拒受军衔并以士兵身份作战,战争对肉体及心灵的实际影响,亦即有关技术创造与智性分析的结合,让阿兰像苏格拉底一样对此无法自拔。但唯一的实体就是思想,人的存在就是“思想成为现实的过程”。阿兰某些说法与其“柏拉图式的唯物论”,可以与枢机主教纽曼的《为自己的一生辩护》(Apologia),以及R. G.科林伍德的《自传》相比。《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的亨利·亚当斯或许非常了解阿兰。但在英美世界看来,这些书根本不值一哂。阿兰的精神高度,在一个把“知识分子”视为笑话的世界里,又能获得什么评价呢?

阿兰的老师是儒勒·拉尼奥,阿兰还为他出版了《忆儒勒·拉尼奥》(Souvenirs concernant Jules Lagneau)。拉尼奥在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开设的高三(première supérieure)哲学课,被视为具有重要影响。拉尼奥的信条以一种毫无矫饰──拉尼奥和阿兰把这都留给柏格森了──的璀璨方式加以表述:“唯一能有丰硕成果的事业就是活生生的指导,也就是整个灵魂、整个人、整个生命投入另一个完整的灵魂、个人与生命的教学。”尽管终生未曾著述──又是一个苏格拉底──拉尼奥却带出了一群哲学教育人。他告诉他年轻的弟子们无神论是可以防止信仰腐败的盐,他教他们唯有思考才能构成思想这道理。阿兰在这些被他譬喻为如同贝多芬般令他震撼的中学课程里,他吸收了他笛卡尔式的口号“普遍”,也就是对意志自由在发挥道德与理性用途时的绝对忠诚。经验主义者,例如伊壁鸠鲁、休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都是阿兰崇敬的对象;但阿兰从拉尼奥那儿继承了坚定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正如我们已知,这是一种建立在尊崇物质之上的柏拉图式(柏拉图说“真正的创作者是神”)理性主义。从拉尼奥对斯宾诺莎的解读中,阿兰得出了他自己对人类最高善的界说:“体会思想的愉悦并全心崇拜上帝。”一如往常,以拉尼奥作为开头;但通过一种个人即兴而生动,看似毫无条理,却又有章法可循的论述,又离开了拉尼奥。这就是阿兰的风格。

这把他从在蓬提维(Pontivy)与洛里昂(Lorient)所担任毫不起眼的职位带到了鲁昂,无可避免地,在一九○三年又来到了巴黎。一开始,他在普鲁斯特的母校孔多塞中学任教,后来,从一九○九年起,便转到全国顶尖的(primus inter pares)亨利四世中学任教。他在三年前便开始撰写《漫话集》,阿兰此时的教学声望已如日中天。“我们不是听他讲解柏拉图的理型与笛卡尔,”一个学生回忆道,“我们是亲身体验了它们的存在。完全无须任何媒介。”由于阿兰深信中学教育的重要性远胜过其他阶段,他拒绝了在巴黎大学与法兰西学术院任教的殊荣(不过他有到巴黎大学讲授非正式课程)。这位“诺曼底的小平民”放弃这些头衔,却使他的地位更显崇高。正如法国最重要的出版商说的:“这个伟大的异类、犬儒派、禁欲者、美食家给了我们晨祷的主题。”对年轻的安德烈·莫洛亚而言,他的老师就是在这光怪陆离的腐败社会中的“义人”(le Juste)。

阿兰的冲击,他无人可及的“国家导师”(praeceptor galliae)地位,有一部分来自英美体系无缘得见的偶然事件。在中学教育的高年级班、“师范学校”、所谓的高等专业学院,以及大学之间的分界并不固定。从邻近的巴黎大学与师范学院专程到亨利四世中学来旁听阿兰课程的学生不计其数。反过来,阿兰也到塞夫尔的高等师范学校为年轻女性以及开设给在职学生的夜间部上课。他在中学上课的教室堂堂爆满。一九二八年,约莫有九十位学生与旁听学生安静地看着老师进教室,并在黑板写下“幸福是种责任”,或是“我们人类最美丽却不被欣赏的法则就是遗忘”。阿兰与学生的接触相当严格而且极为隐私。但对他的倾慕之情蜂拥而至。当西蒙娜·薇依展开代表失业者的直接行动时,她这位老师表达出不胜欣慰。她是他“孩子般的西蒙娜·薇依”。他教授的最后一堂课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两天后,受到热烈回响的阿兰再次“认真”上了一堂课。对于前次课堂令人烦扰不安的盛况,他只略微暗示了“对于我们进行正义与仁慈的研究的条件颇为苛刻”。他没有向学生们道别,庄严而缄默(我在F. R.利维斯最后一堂讲演也见到相同情形)。人不仅是活着的身份而已,阿兰在极少数自豪的时刻曾说过:“人是自己长存的形象。”

阿兰的教学内容变化万千,唯一相同的是他的谆谆教诲;而他的教学原则更从未动摇。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儿童的形塑教育,决定了政体的健全与否。教学应该将焦点置于略高于学生能力之处,以激唤起他或她的努力与意愿。“我欲,故我在”这句改编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在英文中的“欲”(to want)同时表示了意欲及欠缺,这对阿兰而言,比法文的“je veux”更显真实。在一个把“成功”必然地蕴涵着妥协和夸耀个人自身成就的世界中,高超的道德格律着实成果不彰(ne pas réussir)。这种至为紧要却轻描淡写的规范,在阿兰每一堂课中,伴随着他学生所称“阿兰那苏格拉底般的微笑”,传授给每个学生。文笔庄重象征了灵魂的卫生与谦恭。这位大师对于虚矫的卖弄,无论是学生的作文、学者的高论,或是所谓政治家的雄辩,都极为敏感。而历经艰苦换来的思想行动,甚或是谠言至论却可掳获其心。因此产生了阿兰对黑格尔“诗艺”的著名赞颂。

我们必须不断阅读及重读大师:柏拉图(“在柏拉图中的一切都是真理,而这并非意指我们必须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亚里士多德、蒙田、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黑格尔、孔德,还有马克思。把他们彼此当作同时期的人,也当作我们当代的人来加以阅读及重读。初步的反省必然是“一种景仰,一种对作者权威的肯定”。接着便会开始怀疑,甚至是拒斥。但这都立基于某种(可笑的)信念,亦即我们对伟大文本的理解不当,以及不了解会随着文本脉络之间互相关联而改变的丰富意涵。柏拉图可以在笛卡尔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可以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学对话。因此,对于阿兰而言,阅读是最主动的活动。阅读也能加强教师教学的口述能力。文学并不比哲学更欠缺形式,诗甚至可当作个人能力的极致表现(柏拉图就是个顶尖诗人)。阿兰也写了对于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与瓦莱里的评论。就其察觉新兴的“科学至上主义”背叛了文学之必需而言,布尔热确实有先见之明。

这些哲学、教育与美学的论述都指向一个共同目的:建立并维系一个自由社会(société libre)。对阿兰来说,这个“自由社会”,照康德式的讲法,必须是对于人类价值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成果。这是阿兰最重要的信念。一个国家就是一所学校,是一场所有公民意志都必须通过的考试。与柏拉图和孔德一样,阿兰也认为国家是,或应该是种“道德训育”。这正是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提及的城邦观念。共和法国的荣耀就在于甘冒内战的风险,置国家安全于度外,只为求得对德雷福斯的正义。在这种信念中,混合了偶尔不太稳定的文化精英统治论、柏拉图的“卫士”、直觉式的民粹,以及对于农工实作的尊敬。这“诺曼底的小平民”始终都是法国的首席教授(premier professeur de France)。

阿兰出现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也出现在小说里头,例如罗杰·贝苏(Roger Bésus)的《老师》(Le Maître)。但师训,尤其在学校教育中,正如布尔热所说的,有其悲剧性的一面。

身有残疾、长期患病、性功能缺陷的乔治·巴兰特(Georges Palante)在布列塔尼许多偏僻的中学,尤其是圣布里克中学(Saint-Brieuc)教授哲学。巴黎大学拒绝承认他的论文。巴兰特也深觉难以继续管教这些学生。他的学生组织了一个“起哄团”(le chahut),他们或多或少的吵闹与嘲弄,让巴兰特的课几乎上不下去(这可不是电影《万世师表》)。在被卷入一场荒唐到连他自己都认为是自己走运的“名誉事件”后,巴兰特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开枪自杀了,但还是有些学生认为他的教学表现极为优异。巴兰特开启了法国左派尼采的研究,也是第一个注意到弗洛伊德的人。一九九○年,召开了一场巴兰特著作的学术讨论会;十一年后出版了他的著作全集。

路易·吉尤在一九一七年成为巴兰特的学生。他体认到他老师精神中扰人而深刻的原创性。我们在现代法国小说的杰作《黑血》(Le Sang noir, 1935)中可发现这精辟洞见。作弄巴兰特的这些人,嘲笑他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热爱,称他为“纯批先生”。只有少数人接受了他朴实严谨的教诲,吉尤书中主角的名字暗示出了这缄默的魔力:梅林老师。而毕达哥拉斯与恩培多克勒都知道,学生也会变得相当危险。

关于大师的神秘传说,在法国学术生活中有如戏剧般一直不断上演。在包含德里达在内的学生中,曾在玻尔多与图卢兹教授哲学的热拉尔·格拉内尔,是个传奇人物。他的演讲,他对康德、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艰涩论文,以及他对大学系统的革命性改革构想,在学界被当作神启一样广为流传。作为格拉内尔的学生是份极大的荣誉(honoris causa)。无论他的动作多么夸张,也无论他的文章多么难以译解,雅克·拉康博得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崇拜与许多的学生。路易·阿尔都塞今日已没什么人研究了,他对马克思的评注被当作是种独断的诡论。但师傅的其人其事,以及其悲惨命运,至今影响仍在。正如格拉内尔所说:“尽管哲学只是在历史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献,但哲学思想仍属于口述传统。”这种传统的传递,只有通过学校到另一间学校,也就是从大师到另一位大师。

像巴兰特这样崇拜尼采的人,不知凡几。关于尼采的文章,无论是断章取义、误读,或是刻意扭曲地编辑,有如雪崩般漫天盖地而来。对尼采本身及其种种暧昧难明之处已如此之多,无怪乎西方现代性衍生自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三人组之说被视为陈腔滥调。但尼采最常被人忽略的身份,是他作为一位老师与教育家的角色。他是一个反学术的学术精英(par excellence)。直到最近出版的尼采年轻时期作品,才使得包括尼采在波恩与莱比锡求学时,以及他在巴塞尔大学担任教授时所写下的哲学与文献批判等众多研究著作得以面世。这些书中满是他过人的学识。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早年,尼采博士便已成为专精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专家。他开过关于荷马、赫西俄德、泰奥格尼斯(Theognis)、修昔底德、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以及伊索克拉底的课程。开课地点包括了大学与书院(Paedagogium)。他是极端讲究规则的文献批判家。二十三岁那年,尼采被视为同辈之中最可能成为古典学者的一人。

然而,在这些以传统方法进行的哲学研究过程中,尼采却像是被闪电击中般地产生了怀疑与对革新的意念。难道靠章句训诂的考订就真能重现古代文献的意义吗?难道通常以拉丁文写就的权威评注,能够提供更广大的文化与启发效用吗?这种属于异端的不安,在尼采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八年之间写的《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ea)中便已酝酿待发。在一八六八年的一封信中,尼采说了个带有强烈暗示性的言辞:“未来的语文学(Philologie der Zukunft)。”维拉莫维兹(Wilamowitz)与古典学术教授们后来给尼采贴上的这个标签,描绘出了语文学将向哲学取经,将采纳歌德、席勒与康德的美学理论的轮廓。一八七三年,尼采在讨论“希腊悲剧时期哲学”的论文中,提出希腊悲剧调和了音乐以及“整体艺术形式”(Gesamtkunstwerk)理想的看法,正如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成就一样。

这个论证刺激了尼采的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正是学术与美学判准之间的内在冲突,才产生出这部令人困惑的杰作之无限魅力。这本书避开了任何大胆而单纯的解读。无论有意无意,尼采教授都使自己令同侪难以忍受。同时,在逐渐孤立的情形下,尼采尝试设计一套教育方式,设计出一套未来人文学科的课程大纲;人文学科这词可是同时包含了限制与积极投入的意义。我们要怎么给真正的大师下个最佳定义?

他在一八七三年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三生有幸才能遇见“一位老师,一位礼教大师(Zuchtmeister)”──Zuchtmeister这个词在英文中没有合适的翻译,因为它同时包含了知识与严格的礼仪教导。伟大的老师会“将人重新形塑成为宇宙”。但学术机构无法“将人教育为人”(但丁对布鲁内托先生的话余韵仍在)。要跟上叔本华,就得要进入一片能让我们深呼吸并恢复精力的茂密森林;在那里住有蒙田那样的老师们,叔本华一个人正“兴高采烈”,而那“快乐的科学”(fröhliche Wissenschaft)将属尼采所有。叔本华对教育学生的期待完全落空;几乎到他一生结束前,他的哲学巨著都未曾获人青睐。这位《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作者,也和恩培多克勒一样,经历过极使人恼怒的孤立。尼采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弟子,并将叔本华的少数读者转变“成为其子弟”。

这样的大师如何施教?他带给我们一股向上并超越界限的动机。当我们观察大师脸上那“向晚的倦意”时,我们便能发现这种激励人心的天分。但即便是叔本华,也“觉得爱是无法教授的”。尼采对陈腐不变的教学与高等教育所做的观察,必然导出更加苛刻的批判。学院哲学家饱受他们自己所带来的空虚之苦。要是有那么一点灵光乍现,他们便会宣扬这东西只能教授予亲近的学生。大学中的哲学因此受到了阉割(Entmannung),毫无生产力。因此,在克尔凯郭尔之后,尼采是第一个看清了学术与新闻之间的联合关系,看透了思想与流言蜚语间的紧密连结。这给维特根斯坦做好了准备。叔本华对那些够资格做他弟子的人说:“对真理的爱是恐怖而激烈的。”尼采还引用了他少数启蒙者之一的爱默生,来支持这句箴言。他也了解到转换论述所带来的危险。

如果爱不能教,那恨呢?在这篇“不合时宜的”短文中,尼采并没有提供答案。而这问题,却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在尼采日后的生活中,他表明了他对大学的蔑视。在巴塞尔的短短几年内,他的健康已大受威胁。只有全然的独立与孤寂,才能够产生第一流的思想。但是尼采又屡次哭喊着孤独迫使他走向疯狂。他的愤怒在经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的失败后,更加不堪忍受。尼采的书信透露出他处于难忍的孤立之中。他的著作,连一丁点回响也没有。偶有一两个远远传来钦慕或感兴趣的声音(勃兰兑斯和斯特林堡),尼采表现出的感激之情便几近歇斯底里。尼采也把他的书寄给了丹纳,而丹纳不过出于礼貌的表示,就让尼采狂呼备受肯定与认同。事实上,尼采只有一个真正的学生。短命的作曲家彼得·贾斯特(Peter Gast),把他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位大师。贾斯特担任他这位饱受折磨的偶像的文书助理、著作经纪人、信差以及房东,多次将尼采从亟欲自杀的绝望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尼采与布克哈特这位过去在巴塞尔的同事交往的背景。初时,他们俩敬重彼此,甚至过从甚密。但好景不长,这位自律甚严而高尚的文化史家退却了。他察觉到尼采混乱又妄自尊大的病症。尼采的崩溃来得温和而毫不意外。对尼采而言,这误入歧途的先知渴望着布克哈特的理解,渴望着引起他仰慕的对象能表现出一点同理心、一点知识上的回应。但他狂傲的呼求却得不到回答。

十四岁的学童也都会有刻板印象:大师的形象就是一位会进到高处,再由高处走下的智者模样;他的教诲会带来学生,但也将使学生离他远去;秘传的智慧藏于寓言之中。在这些青少年对教育故事的印象里,典型的范例包括了恩培多克勒和耶稣,还有佛陀与琐罗亚斯德。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时,带着明显可见的盛怒:

我站在裸露的崖上

披着暮夜的斗篷,

从这贫瘠的高处

我看着下头繁茂的土地。

我看到老鹰翱翔

带着青春的热情

与那金色光芒争相

飞入永恒的炽焰中。

把这与瓦格纳《帕西法尔》中的克林沙,和尼采在恩加丁所经验到的顿悟混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查拉图斯特拉。

这本“第五部福音书”的想法,占据了尼采在拉巴洛(Rapallo)独处的那个中午。尼采从一八八三年一月到一八八五年二月都沉浸在这念头中〔第一本完整合集则要到一八九二年,当尼采陷入他疯狂(Umnachtung)的“夜晚”时才面世〕。这本书的第一部燃起了熊熊烈焰,那是尼采的允诺,是他对挑选出来的学生的启示,以及那之后对整个世界宣告“超人”的到来。大师三度从山洞中下来教导三种人(柏拉图式的说法):凡人、战士阶级,以及哲学诗人──尼采还为他们想象出一个清静的堡垒(castello)。第二部则充满了失望。大师受到拒绝,甚至被人嘲弄。查拉图斯特拉想要向弟子们揭示“永劫回归”,以及循环时间与接纳宿命的奥秘,却彻底失败。他已声嘶力竭。他所教导的不是“人”,只不过是“人的碎屑”而已。

一般说来,第三部可解读为受到索福克勒斯与荷尔德林影响的戏剧作品。在瘟疫蔓延的城市中,学生们四散奔逃。他们害怕“永劫回归”这讯息。查拉图斯特拉死于一件悲剧性的暴力行为。但尼采弃绝这个剧情。相反地,我们可看到这位智者的大量独白,看到他的“夜之颂”,以及回归到正常人类的世界。第四部初版印了四十本,渴望得到回应的尼采送出了七本,而其内容则是连串谜般的片段。查拉图斯特拉称自己是“人类的渔夫”,这不仅象征了耶稣,也指向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式的理想形象,更是卢奇安的《渔夫》(Piscator)。尼采在写给巴塞尔大学的同事弗朗茨·奥弗贝克的信中说道:“终我一生,我都盼望着有学生跟随。如果我的书不能够当作吸引学生的饵,就失去了它们的用意。最好、最精要的部分只能够从一个人传授给另一个人,它既不能也不可以被‘公开’。”查拉图斯特拉在跟这群野兽的交谈中,发现了自己的挫败,他放弃了言说。他得学习歌唱,就好像苏格拉底死前所做的一样。在理想上,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舞出他的意义”。

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查拉图斯特拉自己是个“未来者”(Werdender)。他的教诲极不固定,甚至彼此冲突。这使得师学于他更加困难。即使是创新艺术、音乐、文学,也得创造一群阅听者;因此,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也得创造出一群能听懂大师空前思想的听众。在上帝死亡之后,唯有超人才能够开启真正的对话。没有孤寂就不会有远见;没有听众(无论多么有限),真理就无从启示。但大师是否能够传授给这些可能无法承受其启示的弱者,能否传授给这些无疑会扭曲这些启示的俗人(尼采仿佛已预见了他的著作在纳粹手中的命运)?查拉图斯特拉没有解决这个在所有师徒关系中的两难。尤其在第二部中,他埋怨自己竟无能将自己的秘宝传授给门徒(Jüngern)。一如维特根斯坦,他也明白真正的师从关系会以拒斥作结。真正的门徒只能是“学得跟从自己”的那人。师傅的卓越德性(die Schenkende Tugend)就在于赠予学生一份必须被弃绝的礼物。学生不仅该离开查拉图斯特拉:他们还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攻讦与否定他。要是师傅能避开这样的命运,他就会在“伟大的正午”回来。届时,查拉图斯特拉与他的学生们便会一同成为司祭,成为“同一个希望的孩子”:

你们之前还没看过你们自己:之后你们找到了我。所有的信者都一样,也因此所有的信念都显得肤浅。

我现在命你们弃我而去,并找寻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所有人都否定我后,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那就是伟大的正午,人类站在动物与超人的中途,并庆祝他的希望逐步迈向了夜晚,因为那就是崭新早晨之路。

但丁也站在旅程的中途。从他向布鲁内托致意以来,有任何比“同一个希望的孩子”更加简明的教学定义吗?

叙述成熟过程,以及通过教育与经验的内在成长历程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一直是德国文学中的常态。这类小说包括了许多经典名著,例如《帕西法尔》《痴儿西木传》、歌德的《威廉·迈斯特》、默里克(Mörike)的《油漆匠诺登》(Maler Nolten)、戈特弗利德·凯勒的《绿衣亨利》,以及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对教育的深深着迷不曾间断,即使在过去的东德亦然。“教育之爱”这个想法,浮现在席勒的美学教育与培育计划中;莫扎特的《魔笛》中也赞扬了对道德与美学的学习;罗伯特·穆齐尔的《青年特尔勒斯的迷惑》,则全盘否定了这些对教化与服从的理想或幻想;亨利希·曼的《蓝天使》更是出色的讽刺剧。对这样的传统,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带来了令人不安却难以抗拒的刺激。

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以最多譬喻手法来诠释师生关系的作品,要属赫尔曼·黑塞一九四三年写成的《玻璃球游戏》或《玻璃球戏导师》(Magister Ludi)了。这本书写于欧洲最粗蛮的黑暗时刻,可以说是一本写给战后世代的祈祷书。它以无比的严肃(尽管有时也十分甜蜜)鸣响着“大师”(Meister)这个名词的种种变化 ──人生大师(Weltmeister)、音乐大师(Musikmeister)、教育大师(Lehrmeister)。这些声响余音仍绕梁未去。黑塞混杂使用的神学、形而上学、音乐学及政治要素,和对后来的赛局理论及电脑指令的预言不只受到重视,甚至是令人疯狂地着迷。

黑塞的“教育邦”(Pedagogic Province)与教育有其古老根源:俄耳甫斯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道家的道与儒家学说,中世纪的修道院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学院,共济会仪式与通神论。玻璃球游戏混合了犹太教神秘教义的文字游戏、数字占卜,以及克拉尼(E. F. Chladni)在十八世纪晚期对音波可以改变铁盘上沙堆图形的发现。正如卡丝塔利雅 的教导与“演奏”一样,从毕达哥拉斯的想象中涌出的宇宙论,认为是音乐构成了宇宙,这也出现在开普勒和叔本华的想象中。在综合了所有知识与记忆的调和之中,我们还能追溯到莱布尼兹和拉蒙·勒尔 。这些梦想家还以中文汉字作为他们想象计划中通用而可无限组合的符码。在黑塞的乌托邦里,这种符码约于二○三○年(多么令人震撼的猜测)由一个柏森的无名氏(Ignotus Basiliensis)发展出来。这游戏是个“魔法剧场”,在游戏中智性得以将现实加以形式化与解释。一场“大赛”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之久,就像围棋高手比赛一样。知识与未知图形毫无限制的自我展现所构成的网络,是种理性的隐喻,它编织成了宇宙,并引导人心迈向天体般的和谐。由于担心游戏中的图案会沦为徒具表面意义与装饰,游戏要求必须进行严格的沉思,达到忘我的专注,就像西方避世独居的苦修主义和东方的禅学一样。这些卡丝塔利雅派既不知钱有何用,更不知女色何乐。巴赫众多的赋格曲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上的苦修。

但这游戏既非神学也非哲学。它纯然是它本身。它以《易经》或海德格尔那种“泰然处之”(Gelassenheit)的理想方式,厘清了智慧的被动与偶然的神秘。当年轻的尼克特(这名字象征着服务与服从)还渴望着确实性时,音乐大师告诫他:“你所追求的那种绝对、完备、充满智慧的学说并不存在……真正的神智在你自己,而不是在那些观念或书本。真理是活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这里的“教诲”(doziert)指的是那些抽象、学术性的观念。〕好一个纯粹的斯宾诺莎。此外,就像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种企图,只是种‘进行式’”。在接近这卡丝塔利雅派游戏的高峰,约瑟夫·尼克特开始发现这游戏的骗局,看穿了这游戏在弃绝尘俗一切背后的虚与委蛇。他在即将成为像托马斯·冯·德特拉夫(这名字别有嘲弄托马斯·曼的深意)一样的游戏大师之际,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他成为一个聪颖男孩的家庭教师。尼克特的死,一半是出于顿悟,一半则是出于自我牺牲。黑塞这高妙的寓言,就在印度欢庆“师徒关系”这项奇迹中画下了句点。

同性爱欲低调地弥漫在黑塞的这部小说中。但在“格奥尔格学圈”(George Circle, Kreis)中则显得矫作。斯特凡·格奥尔格是位诗人,也是个出类拔萃的译诗高手。他具现了“宗师”的奥秘(magisterium mysticum)。他深受马拉美影响,设想一种隐秘(甚至是超自然的)又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生活形态。由大师所私下而又公开挑选的“灵魂的精英”,要肩负起重建在堕落国家中的文化与道德价值的重责大任。恩培多克勒与柏拉图的梦想又再次重现了。这个学圈在一八九二年成立,并开始发行期刊《艺术之页》(Blätter für die Kunst)。格奥尔格相当豪迈大方,他自行排版印刷他的著作,还把印度的吉祥标志拿来象征着日照。他的《生命的毯子》(Teppich des Lebens)尽管深奥晦涩,却明白表示了他的使命:成为老师,成为赞颂德国灵魂的大师。一九○三年,这位狂歌诗人在慕尼黑遇见了一个十五岁的学生,在他的眼里,这孩子简直就是美的完美呈现。尽管这个名叫马克西曼的男生在一年后便死了,他却被格奥尔格一群人当作偶像般崇拜。一九○七年的《第七枚戒指》(The Seventh Ring)赞颂着一个新的年轻精英,以及庞德所说那种能“当面迎向”更新文明的强硬办法。一九一四年的《联盟之星》(Der Stern des Bundes)与一九二八年的《新帝国》(Das Neue Reich)宣告着:配得上荷尔德林的德国就要来临了。这两本书很快地就吹起了一股强大的旋风。纳粹想将格奥尔格的精英奥秘纳为己用,但格奥尔格体认到希特勒主义是对他宗教式领导的拙劣模仿。他才应该是真正的领导人(Führer)。格奥尔格离开了故乡,在一九三三年末逝世于瑞士。

格奥尔格的学生包括了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以及对军事与外交充满企图心的爱国青年。与海德格尔的故事一样,这个同样暧昧的学圈中也包含了犹太人。而这戏剧般的模范则是《会饮篇》中所出现的情境,只是当时登场的人物都穿着古装。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拣选、强烈的信赖,以及偶发的背叛等典型。格奥尔格对他学生的私事都具有决定性的权威。要脱离这学圈是不被容许的。被驱离这圈子,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有些人,例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是自己求得了解脱。鲁道夫·博察特(Rudolf Borchardt)这位本身便足以显示其重要性的诗学家,则变成了一个难缠的敌人。接触大师,确实会改变一生。

格奥尔格学圈极为强烈地展现出一种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普遍现象。只要看看剑桥使徒(Cambridge Apostles)、围绕着布拉瓦茨基夫人,连叶芝也加入的伪玫瑰十字教派(pseudo-Rosicrucian cult)、英国艺术界的前拉斐尔派兄弟会、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加入的谷尔帝夫教派(Gurdiev cult),以及布卢姆茨伯里艺文圈等团体,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情形如此蓬勃?唯美主义要在工业化与大众消费社会中的外行人(vulgus profanum)中才会迸发出来。这各式各样的“团体”都共享着一种源自尼采的信念,认为只有在某种神秘启示与学习中才能绽出新天地。即使在萧伯纳特殊的社会主义中也能看出这种思想的痕迹。美感“导师”的兴起,或许是对于出现在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中独裁政治理想与领袖人物(Duce)的一种潜意识反动。纳粹还创造出神选的雅利安民族,以及党卫军誓死效忠的粗俗神话。

格奥尔格的教导如今多只徒余空洞的回音。但这故事的悲剧结局多少填补了这空洞:一九四四年夏天,一群计划反希特勒的格奥尔格学生惨遭杀害。

拣选成员、学习,以及背叛等种种典型,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理性判断与普遍性理念等活动的重要特征。我们这简略研究,没办法详述弗洛伊德与他学生之间的悲喜剧;而这份师生关系还发展出在讥刺中偶尔显得滑稽的二手研究。弗洛伊德给了他六个学生刻有谜样魔力花纹的戒指。他和学生们形成了格奥尔格所称的“第七枚戒指”(Der siebente Ring)。这些选民要守护心理分析学派的正统,并使这正统在大师死后永垂不朽。但这却爆发了对弗洛伊德最为信赖与认同的“太子”大位的觊觎。被心理分析学派认为是压抑同性爱欲的“移情作用”,在此显露无遗。这反叛的结果,是荣格、兰克、阿德勒创出了自己的学派,并对师傅的学说多少带点苦涩地加以反驳。而威廉·莱希(Wilhelm Reich)更成了最愤怒的批评者。

尽管哀伤,但弗洛伊德必定不会对此感到意外。他以俄狄浦斯为中心的解读,正符合了这种弑父的作风。文明正是从谋杀父亲才开始兴起的。将自己视为摩西,将心理分析学派的命运视为横越沙漠的漫长旅程,弗洛伊德必也早就料到荣格会成为亚伦,而阿德勒会变成“犹大”。

在以埃利亚斯·卡内蒂为蓝本的《飞离巫师》中,默多克确实掌握到了学生的愤怒。师傅常成了“邪恶的化身”,他的“强硬作风”,和他这学派所要求的“全体利益”,都令人不堪忍受。默多克在对“米莎·福克斯”(Mischa Fox)的描述中,透露了对弗洛伊德的深刻感触:“故事的曲折总是发生在最后一刻,而且没有什么明显的道理,对权力的主张以及复杂情结的线索,都是在那之后才出现的事了。”学生们逃离或承认背叛了师傅,如此才能将自己从不胜负荷的大师魅力中拯救出来。

用海涅的话来说:“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但听过这故事的人们却都已心碎成两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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