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散由来是难将之药。

——《小品方》 [1]

7世纪的《南史》记载了一则医者用独特的方法救治病人的故事：南齐将军房伯玉吃了十余剂某种药来强身，未能见效却身体发冷，夏天也需穿厚衣服。医者徐嗣伯诊断后，认为将军患有“伏热”之症，须于冬天用水散热。待到十一月份，徐嗣伯令二人把将军解衣按坐在一块石头上，取二十斛冷水从头往下浇。眼见将军失去知觉，其家人恳求徐嗣伯停止这种残忍的疗法，他却坚持给口噤气绝的病人再浇百斛冷水。最后，病人竟开始动弹，热气从背部升起。不一会儿他就坐了起来，抱怨体内燥热难耐，索要冷水。冷水下肚后，他的病就痊愈了。此后，房伯玉的身体恒久发热，冬日里只穿单衣即可，人也更肥壮。 [2]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揭示出房伯玉所服之药的独特之处：它会在体内产生巨大的热量。假如这种热一直潜伏于体内，就会出问题，如病人最初身体发冷，但只要散热得当——这正是徐氏用冷水刺激疗法的目的，热量就会发散，成为滋养身体的源泉。因此，服用此药的关键是谨慎地发散和控制其产生的热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益处。

房伯玉所服药物名为“五石散”，它得名于药中五种主要的石药成分，又名“大散”或“寒食散”，其中“寒食散”意指服用此药后必须进寒食以应对药所引发的热量。服食五石散在中古中国长盛不衰，从3世纪一直持续到晚唐。由于此药号称不仅能治病，而且能振奋身心，因此对文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把服用五石散作为一种忘却尘忧、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当时的许多人称颂五石散的神力，但亦有许多人谴责它对身体的损伤——其症状包括疼痛难忍、恶疮溃疡、如癫似狂，乃至死亡——并提出了各种治疗方案。毋庸置疑的是，五石散在中古中国既饱受赞美又备受争议，使得当时的医者和士人就其医药价值、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如何合理使用此种强劲的刺激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从六朝至唐代，正史、医著和文学作品都曾大量描述五石散的弊端，促使现代学者尤其关注其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这些学者认为，尽管五石散有治病的可能，但其危险的“副作用”远超其治愈力。从这一负面视角来看，它与毒药无异，所以常被用来和鸦片作比较。 [3]然而，细读中国中古时期对五石散的讨论，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故事：当时很多医家和士人热情洋溢地支持使用五石散，因其既能治病疗疾，又能养身厚生。他们完全注意到了五石散可能带来的苦痛，却没有归咎于药物自身的毒性，而是指向了发散此药热量的错误方法。首要的一点是，五石散极难驾驭，服食的方法或目的不当都会导致恶果，乃至死亡。安全服用此药的巨大困难引发了医家和士人的热议，这可能也是唐末五石散的吸引力最终消退的原因。

五石散的盛行常被归功于曹魏名士何晏（？—249）。5世纪的《世说新语》记载，何晏曾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4]对这一句的注释引5世纪的医家秦承祖言，称五石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何晏发现其神效后开始大行于世，吸引服食者无数。 [5]

在中古中国，五石散有何独特的魅力？何晏生活在3世纪早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汉室倾颓，三国鼎立。他在北方魏国的宫廷里长大，后又随侍于大将军曹爽，享有贵族的政治机遇与社会声望。然而，后世的文献并没有将何晏塑造为一个有德之人：他痴迷于自己的姿容，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由此看来，五石散是他耽于声色的帮凶。 [6]

何晏本人盛赞五石散能令人“神明开朗”，暗指其在智识上的追求。事实上，此君是魏晋玄学思潮的领军人物，他和另一位学者王弼重新审视道家经典，提出了将古代哲学思想与当代政治治理相关联的崭新诠释。他们以“玄”为核心思想，将宇宙中一切现象和行为追溯至这个自发的、神秘的虚无。这些学者阐述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效法自然的统治术，试图借此将自己的观点应用于国家推崇的儒家思想体系。 [7]

玄学在3世纪的兴起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汉朝的灭亡，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大为削弱，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的哲学思想得以复兴和重塑。之后的三个世纪里，除了西晋时期短暂的统一外，南北政治分裂、战事频仍、社会混乱、死者无数。在此动荡的环境下，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自然为那些在严酷的现实中挣扎的人们提供了慰藉。然而，此种理念在政治中的实践终究有限。尽管何晏试图将其玄学思想应用于国家政策，但他因3世纪中叶一场残酷的宫廷斗争而被处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 [8]

随后的数百年里，此种权力斗争成为常态，迫使玄学家们远离政事，过率性而为、无所萦怀、以修身养性为务的生活。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为可谓标新立异，乃至怪诞。这些工诗擅文的士人回避政治，挑战社会规范，追随本心，崇尚自然，因其纵酒放歌、嘲笑丧礼、裸袒而行等惊世骇俗的行为而名扬天下。这是一个个人主义高涨的时代。 [9]

了解这样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五石散的社会生命。20世纪早期，鲁迅在其常为人引述的一个演讲中讨论了魏晋文人的服散之风，指出当时社会名流的许多怪诞行为与他们经常服食五石散直接相关。他们裸行，是为了释放服散后产生的巨大热量；穿宽松的衣服和木屐，是为了避免擦到五石散引起的溃疡；他们经常情绪不稳——脾气暴躁、易怒，甚至癫狂，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五石散对他们的神智造成了损伤。虽然鲁迅在谴责五石散时可能夸大了它的不良效果，但他的评论点明了五石散的社会生命之重要，这是它蔚然成风的原因。 [10]

后世一些论者指责这些放浪形骸的人使得文化衰退、道德沦丧。在此视角下，这些论者经常将五石散与怪异行为相联系，强调服食此药是为了寻欢作乐。这些学者和医者对何晏的负面描述，既是对其个人不端行为的批评，又是对他所代表的文化潮流的谴责。 [11]然而，我们进一步阅读文献就会发现，大多数关于五石散的探讨都集中在它的医疗用途上。例如，西晋的学者嵇含（263—306）在其《寒食散赋》中大赞五石散之功，称它治好了幼子的吐下之急症。他在其他方剂无效之后给孩子服用了五石散，结果它“起孩孺于重困，还精爽于既继”。 [12]东晋书圣王羲之也服五石散治疗顽疾，但它对其身体的影响更具两面性。在写给亲友的书信中，王羲之描述了自己服用此药的经历：有时它显著改善了症状，有时它释放的热量让他疼痛烦恼。这些书信也揭示，除了王羲之本人，他的亲友也用五石散治病。他们在尺牍往来中交流经验，试图找出用这种猛药来缓解病痛的最佳方法。 [13]

除了治病疗疾，五石散还有更大的魅力，那就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例如，王羲之写道，他服用了友人赠送的五色石膏散后，觉得“身轻，行动如飞也”。 [14]前面提到的医家秦承祖盛赞寒食之药为“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他说，虽然此药不能使人“腾云飞骨，练筋易髓”，但若论“辅生养寿”，它首屈一指。 [15]与其同时代的僧人慧义更明确表示：“五石散者，上药之流也。良可以延期养命，调和性理，岂直治病而已哉？” [16]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朝时期，若干佛教僧侣皆服用五石散，抑或记述它的正确用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被五石散号称能净心养命的神效所吸引。 [17]

然而，无时不在的危险始终与五石散的诱惑力共存。西晋学者和医书编纂者皇甫谧列举了时人服食五石散后的惨状：东海的王良夫，背上长了痈疮；陇西的辛长绪，脊背上的肉溃烂；蜀郡的赵公烈，死了六名亲戚；就连皇甫谧自己的族弟也舌缩入喉。可见服食五石散酿成的悲剧很普遍。 [18]

五石散除了造成身体上的苦痛，还能损害人的心智。409年，北魏道武帝因病开始服用此药，结果很快变得忧懑不安、喜怒无常，有时独语不止，有时数日不食。他迁怒于臣下，开始滥杀。五石散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他的一个儿子为了保护母亲免遭其毒手，奋起弑杀了自己多疑的父亲。 [19]三个世纪后，安禄山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因服用五石散而性情暴躁，反复无常，最终导致自己被弑杀。 [20]

皇甫谧所记录的亲身经历最能说明五石散的危险性。35岁时，他染上了一种风疾，半身麻痹，于是开始服散，但五石散不仅未能将其治好，反而加重了病情：他食不下咽，身体忽冷忽热，夜不能寐，常常惶惶不安。他曾试图持刀自戕以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因被警觉的家人发现而未能如愿。思量再三后，他强迫自己吃冷食、喝冷水，最终挺了过来。但这位不幸的学者余生都未能摆脱服散对其身体造成的长期伤害，无怪乎他根据自己误服该药的经历，撰文详论五石散。 [21]

3—8世纪许多关于五石散之害的记载使一些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谴责此药。余嘉锡估计数十万人因服用五石散而深受其害或死亡，这使之成为古代中国最致命的毒药。 [22]尽管五石散的毒性毋庸置疑，但这一评定恐怕夸大其词了。我们尤其要注意，出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五石散之害有时会被用作一种托词。比如，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皇甫谧向往隐居生活，不愿出仕。然而，作为一名饱学之士，他很快吸引了晋武帝的注意，后者多次召他入朝为官。为了拒绝征召而又不招致麻烦，皇甫谧上疏陈词，强调自己不仅饱受老毛病风痹疾的折磨已有19年，而且在过去的7年里，五石散又雪上加霜，使其痛苦不堪。他哀叹道，自己的身体如此虚弱，已不可能再为皇帝效劳。晋武帝最终放过了皇甫谧。鉴于他所提及的诸多细节，皇甫谧不太可能完全捏造自己的病情，尽管如此，他巧妙地以生病为由避免入朝为官。 [23]

在其他一些有关五石散的记载中，故意装病的痕迹更加明显。《晋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面对叛军首领陈敏的任命，士大夫贺循（260—319）推脱说自己患有脚疾，手不能握笔。又服五石散以治病，结果他披头散发，袒露身体，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这种夸张的举动似乎是贺循避免与叛军为伍的策略：服散后的身体难以驾驭，无法在正常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了。 [24]

此外，服用五石散——不管是私下里的操作还是公开的表演——是一种藐视社会规范的行为。纵酒也是六朝时期许多名士的离经叛道之举。酒、石并用非常普遍，成为当时放诞不羁和超凡脱俗的象征。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以豪饮著称，他在给母亲出殡时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两斗酒，违背了服丧期间不得喝酒吃肉的儒家礼法。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甚至著文阐述饮酒的益处。有关他的一个故事广为人知，一次狂喝滥饮后，他在房间里赤身裸体，到访的客人责备他行为怪诞，他反驳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25]

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嗜酒之人服用了五石散，但此前一些学者提出了颇有道理的看法：由于喝温酒可以帮助散发五石散的药力，这两项活动有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 [26]东晋葛洪观察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俗人们以宣发药势为借口，经常在葬礼上大吃大喝。在他看来，此事诚然可悲。 [27]总而言之，五石散开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容纳了出于各种动机的离经叛道的行为。

确定五石散的成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许多医方都以“五石散”为名。“五石”一词在汉代的文献中已经出现，《神农本草经》将许多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石药列为上药，其中包含青石脂、赤石脂、黄石脂、白石脂、黑石脂五种石药，久服“补髓，益气，不饥，轻身，延年”。文中还进一步解释，五石脂各随五色补五脏。 [28]这五色也和五行体系定义的五种颜色完全吻合，此理论体系将身体与时间、空间、宇宙节律相互对应。 [29]此书没有提及五石散，但五色的象征意义为我们理解五石散的成分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五种石药的讨论也出现在汉代对《周礼》的注疏中。在涉及皇室医事管理的章节里，《周礼》明确指出疡医用五毒治病，东汉学者郑玄认为五毒是下列五种颜色各异的石药：石胆（青）、丹砂（赤）、雄黄（黄）、礜石（白）、磁石（黑）。他还进一步指出，将这些矿石烧三日三夜，收集产生的烟灰，擦在疮疡上，能去除任何腐肉。但是，这些石药的外用，和五石散的内服是很不一样的。 [30]

自汉代起，更多与“五石”有关的讨论出现在医者的著作中。《史记》卷105保存了医者淳于意（活跃于大约公元前180—前154年）的25则医案，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淳于意遇到一位名为“遂”的齐王侍医，他炼制并服用“五石”来治疗自己的内热。淳于意认为此举大谬，因为这些强悍的石药会让邪气在体内流动，到一定的时候邪气就会凝结，发而为疽。不出他所料，百余日后这名侍医疽发而死。该医案告诫人们，误用“五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31]尽管该医案没有写明“五石”的成分，但其强悍之性和引发的症状与后世记载的五石散类似。这个故事也显示了淳于意对石药的了解。此卷的另一处列举了他从师父那里获得的一批医书，他仔细研读以精进自己的医术。其中一本名为《石神》，已失传，但从标题推测，此书很可能讨论了矿石的医疗用途。早期中国对石药的认识可能为五石散的发明提供了依据。 [32]

现代考古发现为早期石药的使用进一步提供了物证。考古工作者从南越国第二任国君赵眜（公元前137—前122年在位）的墓中发掘出土了五种矿物：紫石英、硫黄、雄黄、赭石和绿松石。 [33]除了绿松石，其余矿物均可在《神农本草经》中找到，这暗示它们对王室具有医疗价值。但是，这组石药的搭配很独特，因为它没有遵循五行体系中的颜色模式，这反映了汉代石药使用的地方差异。 [34]

早期文献资料中这些关于“五石”的描述表明了石药广泛用于治病疗疾。尽管它们与后来风靡于世的五石散有某些相似的特色，但不太可能是同一种药。最早提及五石散成分的是东汉医书《金匮要略》，其中有两首医方可能正是五石散的前身。其一名“紫石寒食散”，主治伤寒，用到的药材有五种石药、七种草药和一种动物药，旨在用药物的热力增强脏腑功能，驱散渗入体内的邪气。 [35]

其二为“侯氏黑散”，内含14味药，其组方与第一首医方类似，但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它仅使用一种石药——矾石，却用了更多的草药（总计12种），故而又名“草寒食散”。该方剂主治“大风”引起的四肢沉重及心中恶寒不足。方中还进一步指出，此药应以温酒调服，且宜冷食，以便使药积在腹中不下，助发药力。这些用药准则和服食五石散的方法很相似。 [36]

皇甫谧在谈及五石散的起源时指出，上述两个医方可能是此药的前身。 [37]余嘉锡据此在其对五石散的开拓性研究中，认为何晏将两个医方合而为一，发明了一种强力补药，服之以医治酒色过度引起的劳伤。 [38]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正如汉代出现了各种组方的“五石”，在随后的数百年里也流传着多种五石散药方。 [39]如前所述，将五石散的创制归咎于何晏，与后世学者对其怪异行为的诟病大有关系。关于五石散的起源至少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晋书》载，靳邵性明敏，通究本草经方，创制五石散方，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皆获异效。与关于何晏的叙述不同，这段简短的文字侧重于五石散的神奇疗效。 [40]

这点值得我们关注。早在《金匮要略》中，两个类似五石散的方子被分别用来医治伤寒和大风，这些病会使人发热、身体麻木。因为这些疾病属于“冷”症，所以该书推荐热药——这两个医方中的大多数药材都是热性的——以便驱寒、恢复身体的活力。六朝的一些医家和学者称赞五石散尤能延年益寿，相较之下，汉代医书认为这些方剂的价值在于能治疗具体的疾病。

进一步审视这两则医方我们会发现一个谜团：其中没有一种石药在本草书中被定义为有毒，唯一有毒的草药是附子、鬼臼和桔梗，它们都是中国传统药学中常用的药材。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关于五石散危害性的诸多记述呢？侯氏黑散的一个变体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该医方保存在8世纪的《外台秘要》中，它对汉代的侯氏黑散作了一个微小却重要的改动，即增加了两种石药：钟乳和礜石，后者是一种砷矿石。 [41]中国传统医学很早就认识到礜石的危害，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就曾郑重警告人们：“久服令人筋挛。”他还进一步建议：“火炼百日，服一刀圭（0.2克）。不炼服，则杀人及百兽。” [42]由于它威力巨大，《外台秘要》中的方子特别指出，礜石在药用之前需“泥裹烧半日”。毫无疑问，礜石是一种极其危险之物。

有可能在汉代出现了五石散方的前身之后，到了六朝时期在此类医方中又加入了礜石，大大增强了药力。这个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在医方抄写过程中不经意的一字之差：在早期的文献中，无毒的石药矾石之“矾”字（繁体字为“礬”）与“礜石”的“礜”字，二者有时互换书写，这暗示砷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比我们最初认为的更频繁。 [43]事实上，服用五石散后的症状和砷中毒类似：腹痛、消化不良、四肢疼痛、视力衰退、出现皮疹、抽搐和精神错乱等。 [44]此外，砷也有滋补作用：它能改善肤色，恢复体力（至少暂时如此），而且是一种强劲的春药。 [45]这和对某些五石散服食者的描述相呼应——何晏正是因纵情声色而臭名昭著。在医学文献中，一种药物如果能用来壮阳，往往表现为可以增强肾功能，而肾功能关乎性能力。例如，据隋代的《诸病源候论》所述，经常服散会得“强中”病，症状是勃起时间长，精液流泻，如此一来上了年纪后会生各种毛病。短暂的欢愉播下了日后长期痛苦的种子。 [46]

许多关于五石散的记载都提到患者服用后身体会散发巨大的热量。合理释放这些热量是治愈疾病的关键，相反，热量滞留在体内就会致病。因此，服石后如何正确照料身体以“解散”成为治病或致病的关键，而两者仅一线之隔。西晋名臣裴秀（224—271）服散后用大量的冷水浇身，结果体热散尽而亡。 [47]而在本章开头的故事中，南齐将军房伯玉服散后也被大量冷水淋身，结局却大相径庭：房伯玉恢复健康，而且此后精力充沛。可以肯定，“解散”是一项微妙的操作。

五石散为什么会产生巨大的热量？鉴于其复杂的成分，这是一个错综难解的问题。五石散的典型配方包括下列石药中的几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太一禹余粮、石硫黄、矾石或礜石，本草书认为其中大多数石药性温。 [48]例如，陶弘景在其《本草经集注》中称，礜石大热，放入水中能令水不结冰。此物炼制得当能驱寒化瘀。很自然，治寒以热药。 [49]

然而，诚如5世纪的《小品方》所述，使用温性的石药并非易事。 [50]在专门论述五石散的一段话里，作者陈延之比较了草药和石药的药力，认为草药药力发动快而容易控制，但石药药力发动慢而难于控制。因此，病人可以很快受益于草药的疗效，但对石药则必须有更多的耐心。他进一步解释道：

石之为性，其精华之气，则合五行，乃益五脏；其浊秽，便同灰土。但病家血气虚少，不能宣通，更陈瘀，便成坚积。若其精华气不发，则冷如冰。而病者服之，望石入腹即热，既见未热，服之弥多。既见石不即效，便谓不得其力，至后发动之日，都不自疑是石，不肯作石消息，便作异治者，多致其害。 [51]

在中古中国的医学文献中，这是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字，它探讨了药物的物质性与药物对身体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在陈延之看来，石药的独特性在于“体冷性热”。 [52]它们进入身体后即释放内在的热量，表现为精华之气在体内循环流通，使脏腑强健。重要的是，该过程取决于身体的具体状况：如果病人太虚弱，石药的精华之气不发，它就会以冷药的状态积在体内，最终导致问题。同时服用草药和饮用温酒可能有助于刺激石药热性的发挥。时间也至关重要：病人必须耐心等待，让石药慢慢散发其热，并在药效初显时，采取明智的措施将热量散出体外。那些误将石药起初的蛰伏状态视为其没有药效，急不可待地服用更多剂量的人注定要遭殃。开篇故事中的房伯玉就是这样一位没有耐心的病人，服用了过量的五石散导致身体发冷。此恶化的病情只能通过猛烈的方法扭转，即用冷水浇身以释放“伏热”。

为了进一步理解五石散的热力，我们必须关注有关五石散的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发。东汉的《说文解字》将“发”字释为“射发”，这是它的基本义。 [53]在涉及五石散的讨论中，“发”则意为激活药物并释放其热。如果热量“不发”，问题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症状是未发石药在体内的积累使得身体极度寒冷。因此，“发”指向药物的激活过程，与身体的感觉紧密关联。然而，“发”也可能带有负面意义，尤其是在讨论五石散的不良效果时。例如，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服食五石散不当会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如头痛、背部生疮。他认为，尽管药力确实释放了，但由于散热方法不对，它仍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推荐了正确的服石法以及对错误服石导致伤身的救治办法。对石药所发的热力处理不当导致的后果比根本不激活此热力更为严重。 [54]

五石散所产生的巨大热量，其石药成分与草药成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对身体的动态影响，都说明使用这种毒药异常困难。因此，3—8世纪，许多医家和学者都煞费苦心地探讨五石散的使用方法和补救措施，由此涌现出大量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著作。例如，隋唐正史的书目收录了20余本有关五石散的书，其中有些是对五石散如何奏效的理论探讨，有些是治疗五石散所致疾病的医方。这些书的作者五花八门，包括士大夫、世医和僧人，书中观点和方法杂陈，引发了关于正确认识和使用五石散的热烈讨论。 [55]

这些讨论的核心不是五石散是否应该服用，而是应该如何服用。没有人断然否定它的价值，但即便是那些非常推崇五石散的人也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例如，5世纪的医家秦承祖赞颂完五石散的奇效之后，告诫道：“然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散所以护命，亦所以绝命。”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一些无知的人不解斯药之精微，导致了无数的灾难。 [56]与其同时代的僧人慧义说得更明确：“将得其和，则养命瘳疾；御失其道，则夭性，可不慎哉。此是服者之过，非药石之发也。” [57]合理用药是从五石散中获益的关键。

早在3世纪服散之风初起时，关于如何用药的不同意见便出现了。皇甫谧是最早提倡冷治法的人之一。他建议，服完三帖后病人需用冷水洗手足，以激活药气，使人产生轻微的麻痹感。接着，脱下衣服用冷水洗浴，进一步激发药力。随后，当全身感到凉爽时，病人就会心意开朗，所患即瘥。此药的别称“寒食散”就体现了这种冷法用药。此外，皇甫谧还详细介绍了如何针对不同年龄、不同体质和不同疾病的患者调整服法。例如，小孩和老人应减少剂量，体实之人则完全不必服用。 [58]

然而，与皇甫谧同时代的西晋医家曹歙却持不同的观点。他在《解寒食散方》中建议采用“温治之法”，即服散后应多穿衣，多行走，以便出汗，将热量排出体外。他进一步警告道，体质虚弱的人不应该用冷水来散药力，因为让身体骤然遇冷必得伤寒。曹歙还用自己服此药近40年的经历来支持这一方法。 [59]之后的医书著者常常将皇甫和曹氏的不同观点一并陈述，以凸显用散的微妙。有些人支持皇甫谧，因为通过冷法散发体内的热量符合人们的直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应拘泥于某一特定规则，应根据药物使用的具体情况灵活变通。 [60]陶弘景即支持后一种观点：

昔有人服寒食散，检古法以冷水淋身满二百罐，登时缰毙。又有取汗，乃于狭室中四角安火，须臾则殒。据兹将息，岂不由人，追之昔事，守株何甚。 [61]

陶弘景描述的这两种服散法，分别对应皇甫谧和曹歙所主张的冷治和温治之法。他批评僵化地使用此二法，强调了因人顺势而调整用药方法的重要性。

在这些针对服散的不同观点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为五石散中石药和草药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崭新的解释。僧人道弘（活跃于4—5世纪）在其《解散对治方》中列出了许多配对使用的石药和草药，如钟乳对术，硫黄对防风，白石英对附子，紫石英对人参，赤石脂对桔梗。每一对都主治某个脏器，会引发独特的身体感觉，展示出五石散的药力。例如，钟乳与术主治肺，上通头、胸。术使钟乳之药力发动时，胸塞短气；钟乳使术之药力发动时，头痛目疼。道弘建议，出现以上症状时，病人应迅速服下葱白豉汤来缓解。五石散中石药和草药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发特定的身体反应，需要迅速干预，以免服散后治病不成，反而造成严重的问题。 [62]

但是，这种对药物作用的新奇解释受到了其他医家的质疑。尽管道弘标新立异的解释在当时相当流行，但陈延之在其《小品方》中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称，道弘提出的“对治”之说不见于他所翻检的任何一本讨论五石散的著述。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有人以道弘之说为是，那么就难以解释五石散中栝蒌和干姜的搭配，因为在本草书中二者是“相恶”的关系（见第二章）。接着，他建议人们采用皇甫谧的服散方法，但应将栝蒌从方中去除，以避免受“相恶”的影响。如第五章所述，由于陈氏的著作非常注重将本草知识融入方剂的使用，他自然会在已有药学著作的指导下批评道弘的新奇观点。 [63]

关于五石散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唐代，但焦点转移到了它应治何种疾病上。孙思邈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其《千金翼方》中有一个名为“五石更生散”的方剂，它与六朝的五石散配方相似，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用石硫黄取代了礜石。一些现代学者将这一替换解释为孙氏通过减低五石散的毒性来改进配方。 [64]然而，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毕竟，根据当时的本草书，石硫黄和礜石一样有毒，服用有害，唐代几个引人注目的服食硫黄的案例彰显了它的危险性。 [65]孙氏修改的医方与其说是为了降低毒性，不如说是与它治疗的具体疾病有关。

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包含了15味药：5味石药、9味草药和1味动物药，它很可能源于《金匮要略》收载的五石散之前身——紫石寒食散与侯氏黑散，因为方中所用药大都相同。然而，孙氏开出此方却另有目的：他认为五石更生散对治疗“男子五劳七伤，虚羸着床”特别有效。 [66]他强调，此药只适用于无他药可医的顽疾，“五石更生散”之名即揭示了它使人重生的力量。如此猛药不应随意使用，他提醒读者：

病患已成，即须勤于药饵，所以立补养之方。此方皆是五石、三石、大寒食丸散等药，自非虚劳成就，偏枯着床，惟向死近，无所控告者，乃可用之，斯诚可以起死人耳。平人无病，不可造次着手，深宜慎忌。 [67]

孙思邈对五石散及类似药物持谨慎态度，认为只有在久治不愈、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才能服用，这与之前讨论过的，许多热衷于五石散的人为了养身厚生、神明开朗而习惯性地服散形成了鲜明对照。 [68]

孙思邈的这些论述解开了一个困扰现代学者的谜题。在其早先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他公开谴责五石散，宣称“宁食野葛，不服五石”，并呼吁“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69]此种严厉的批评似乎与后来他将此方剂收载于《千金翼方》的举动相抵牾。一种可能性是孙思邈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对五石散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其谴责五石散的具体语境，另一种解释就会出现。

孙思邈对五石散的论述出现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5的“解五石毒”中。在这一节的开头，他宣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 [70]具体而言，他认为某些石药，尤其是石钟乳，具有滋养生命的力量。他甚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佐证：三十八九岁时，他曾服用五六两（200—240克）石钟乳，自此便深深体会到此药的益处。 [71]因此，孙氏并不是全然反对使用石药，他其实是将不同的石药用于不同的目的。为了治疗顽疾，五石散是可行的选择；为了滋养生命，服用石钟乳即能达此目的。

后一种服食法显示了从六朝到唐前期的一个重要变化：石钟乳取代五石散成为养生药的首选。 [72]这一变化可能与石钟乳温和的药性有关——本草书定义它无毒，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服用它。孙思邈警告说，如果采乳石的地方不对，它会比鸩毒更为致命。 [73]此外，石药的服用还取决于体质和年龄。他告诫道，“素肌肥充”之人勿服石药，年过三十方可服石药，随着年龄增长服用的次数可以增多：50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60岁以上两年可服一剂，70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因此，孙思邈不仅指明了不同石药用途各异，还强调了依照具体的身体状况合理使用它们的重要性。 [74]

五石散是中国历史上最受欢迎又极具争议的药物之一，它的故事明示了运用一种毒药何其之难。早期对此药的研究倾向于用否定的眼光来审视它，强调它有毒的药物成分、对身体的猛烈冲击以及它所酿成的无数惨剧，所有这些使其看起来像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毒药。一些现代学者常常将五石散与鸦片相提并论——后者是形塑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臭名昭著的毒品——以此揭露这两种毒药引发的社会弊病。 [75]然而，二者有几个关键的区别。第一，它们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不同。鸦片是一种镇静剂，使人昏昏欲睡，五石散却是一种兴奋剂，能增强身体的活力，振奋精神。第二，鸦片使人上瘾，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五石散具有同样的作用，它的任何成分都不会让人上瘾，也没有文献记录服五石散成瘾的案例。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它的社会成瘾性，即一种追随当时的服散风尚，以此获得或维持社会地位的欲望。 [76]第三，与19世纪鸦片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流通相比，五石散的服食仅限于社会精英群体。 [77]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五石散的方剂组成和使用方法相当复杂，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不过，这两种药物最显著的区别是社会对它们的认识不同。鸦片在19世纪中国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毒品，它摧毁个人生活，撕裂社会架构。不同于此种恶名，当时人们对五石散从来不是全然谴责。事实上，中古中国的大多数医家和士人都推崇五石散，尽管他们也充分意识到此药的危险性，这促使他们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首先，自五石散的前身在汉代出现以来，就被用来治疗特定的疾病，后世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医者将此药的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只用于治疗沉疴顽疾，以及拯救濒死之人。由此可见，与其说孙思邈强烈抨击五石散是因为它内在的毒性，毋宁说是使用它的目的不当：一个人不能为了养生而服石成癖。令他沮丧的是，许多狂热的服散者被夸大的药力所诱惑，恣意服用。这种并不对症下药，而是将之作为万能的神奇补药来随意服用的做法，带来了无数的悲剧。

其次，中古中国关于五石散的讨论强调用药的困难，尤其是激发其药力以及将其产生的热量安全散发于体外的微妙过程。五石散的独特之处在于，摄入只是用药的开始；之后，患者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采取一系列精心计划的措施来释放药物的热量，使身体受益。如果热量滞留体内，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但是，如果将这些危害理解为五石散的“副作用”，那么并没有抓住要领。 [78]在现代生物医学中，副作用被认为是药物不可避免的不良后果；它假设任何药物治疗都会产生预期的主要（正面）作用和无意的副（负面）作用，因此竭力将后者降至最低，以便减少药物的毒性。 [79]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并没有副作用的概念。事实上，许多传统医疗文化并不明确区分两种相反的效应——预期的和非预期的效应，因为治疗通常被视为动态的、系统的、过程性的。在这样的体系中，治疗分多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引发不同的身体反应，而每个阶段又都需要医者或病人小心应对。 [80]就五石散的使用而言，当时的医者认为服散造成的伤害不是“副作用”，而是用药不当的不幸后果。如果病人能正确用药，合理散热，伤害是可以避免的。但这并非易事，皇甫谧和其他许多人的痛苦经历即为明证。使用五石散的极大难度可能是它最终从历史上消失的原因。

五石散之所以长期受欢迎，是因为它号称能使人活力四射，神明开朗。中古中国还有另一类药物，它们追求的目标更高远，即转化身体、得道升仙。这些神奇的长生不老药是通过复杂的炼丹术从有毒矿物炼制而成。本书最后一章将详细探究这类神药，尤其是丹家对“毒”的各种解释，以及他们如何将身体体验纳入对这些有毒物质的理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