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日知录》 [1]

我们对中国毒药史的探索之旅已清楚地揭示有毒物质在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古社会的重要性。“毒”的两面性以及此两面性在社会不同领域中产生的影响，展示了这一关键概念如何在制药技术、政治议程和宗教愿景中体现。在关于“毒”的各种表述中，核心思想是转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肇始于汉以来，中国传统药学便包含各种各样的物质，而每一种物质都具有变化的潜力。也就是说，没有一种药物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或功效，在适当的条件下，任何物质，甚至是一些猛烈的毒药，都可以用来治病疗疾。药物这种极大的可塑性是古代中国医药实践的核心，它根植于古老的哲学思想：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药物，尤其是毒药，被小心制备、使用，以减轻其毒性：剂量、炮炙、配伍、病人身体的细微变化、准确无误的仪式操作都至关重要。各种制药技术在汉代已经出现，随着医者愈来愈关注药材的品质和药物的安全使用，5世纪的药学著作对技术的阐述更为详尽。由此看来，毒药在中国传统药学中的显著地位意味着制药技术是转化这些强劲物质的核心。

其次，除了药物本身流动的物质性，医药知识在不同政治和社会空间传播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7世纪的中国，隋唐政府积极介入医学，通过编撰权威文本、建立新机构和制定律令来规范药物知识和管理医疗实践。然而，这些知识并没有因皇帝的一声号令而固化，它们一经传播到地方，就根据当地的医药资源状况和当地人的具体用药需求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此外，经典文本中的医药知识也不稳定，经常会被中古的医家所改动，这些医家尤其对医方的效验感兴趣，并依靠自己的行医经验来评定医方的效用。因此，中古时期新医学知识的形成是政治权威和地方需求，以及文本权威和实践考量之间的动态博弈。

再次，药物一经摄入，就会深深地改变身体，这种改变不仅仅涉及通过治病使身体恢复正常状态，也包括转化身体，使其达到更高的生存状态。对养身厚生的追求是中国传统药学的独特之处，而毒药在此追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对丹家和医家而言它们却具有两面性：它们拥有彻底改变身体，使之超越死亡的力量，但同时也能缩短乃至终止人的生命，诱人的愿景和无时不在的威胁始终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服丹之体因丹药之毒而产生强烈、痛苦的感觉，这样的身体反应让一些人却步，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丹药效力的体现。在此背景下对毒药的研究揭示了身体体验在理解和使用药物方面的重要性。

此外，本书将毒药研究置于古代中国的医疗、政治和宗教文化中，通过考察社会不同群体在医疗实践和新的医药知识生产中扮演的角色，追踪了中国传统医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变化。六朝时期，有贵族背景的医学世家连续数代行医，撰写有影响力的药学著作。江南地区成为他们活动的中心，在该地区，各式各样的医学和炼丹著作在地方精英的圈子里流传。到了7世纪，隋唐帝国定都长安，医疗活动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京畿地区。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国家积极规范药物知识、监管毒药的使用，并建立新的医学机构，招募杏林高手。8世纪中叶的安禄山叛乱大大削弱了唐中央政权的统治，情况也随之一变。结果，医疗活动的中心又从国家移向了士大夫，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药物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最后一个转变值得进一步阐述。士大夫投身医学在晚唐时期并不完全是新鲜事。主持编纂《新修本草》的苏敬，以及参与此国家项目的其他几位撰者即来自这个群体（见第四章）。《外台秘要》的作者王焘也是这样一位士大夫（见第五章）。这些文化精英对医学非常感兴趣，但并不靠行医谋生。然而从9世纪开始，更多文人，尤其是那些官场失意之人，致力于学医、收集医方，并和朋友分享有用的医疗知识。本书开场故事中的刘禹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曾参与朝廷雄心勃勃却又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9世纪早期被贬谪到偏远的岭南，他在那里根据自己的经验收集医方，希望这些方子能让他更好地应对南方的恶劣环境。 [2]本书开头讨论的刘禹锡求医的故事，为我们上了关于以毒为药的重要一课，对此历史的探究成为本书的核心。重要的是，刘禹锡的故事也传递了一个政治信息：他在最后总结道，正如用药物治疗身体必须慎重，君王应该采取有力而灵活的政策来治理国家。 [3]这位被放逐的学者以医学为隐喻倡导其政治理念。

刘禹锡不是唯一一个关注医学并通过其表达政治观点的文人，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士大夫也热烈地探讨医学问题。他们常常关注以养生为目的服食有毒石药这个有争议的话题，这样的服石行为在当时的文人学士中特别流行。例如，柳宗元热衷于服食石钟乳，对其形态、种类和产地都有深入认识。在一封写给姐夫的信中，他展示了有关石钟乳的广博知识，并批评那些固执地认为只有某些产地才能出产最佳石钟乳的人。柳宗元的信中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政府选拔人才不应局限于特定的地域，而应看其德才。 [4]为了恢复身体的活力，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晚年服用硫黄。与他同时代的白居易也积极参与医学问题的讨论，他对韩愈的做法不以为然。 [5]然而，尽管韩愈对服食硫黄感兴趣，他却谴责肆无忌惮地服食丹药的行为。韩愈兄长的孙女婿因丹药中毒而亡，韩愈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痛斥这种服丹狂热，认为它杀人不可计数。有意思的是，韩愈认为丹药引发的痛苦体感是发病的症状，而不是治愈的迹象。事实上，他直接驳斥了类似于我们在《太清石壁记》中看到的将此剧烈感受视为疗效之体现的解释（见第七章），称之为可悲的借口。在韩愈的眼中，丹药不过是一种致命的毒药。 [6]

虽然全面考察唐代文人的医学撰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我希望这些故事能让我们一窥9世纪的士大夫对医药的不同理解——这些医学知识经常和他们的政治观点纠缠在一起。从这一点来看，随着士大夫成为医学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9世纪标志着中国医学进入了新纪元。到了宋代，当越来越多的文人仕途无望，不得不行医为生时，这种参与变得更为显著。 [7]

文人积极介入医学的行为一直到明清时期而不衰，但那是中国药学史上一个非常不同的时刻：国家对编纂权威药学著作的兴趣减弱，药物贸易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本草知识渗透到大众文化中。 [8]然而，用毒药治病的做法在此时期依然非常盛行。例如，16世纪的《本草纲目》设立了专门的毒草篇，包含51种有毒植物，它们各有各的医疗用途。 [9]由于这些有毒药物的效用和危险相互交织，如何使用它们成了当时一个引起热议的问题。17世纪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对此问题发表看法，本章开头就引用了他的评语。顾氏抨击当时的很多医生不敢用毒药治病，他强调毒药的猛力可以治疗顽疾，但当时的医者往往无视这一点，出于安全的考虑仅用温和之药消极地治病。用毒药治病当然有风险，但是一名有责任的良医应该勇于冒此风险，积极地、有策略性地使用毒药来根治痼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顾氏的话也带有政治色彩：他在文章的最后说，选拔官员应该遵循与开药相同的原则，与其将职位随意分给许多人，不如任用一批能人。 [10]可以说，顾炎武沿袭了将医学作为隐喻来传达政治信息的悠久传统。

既然整个帝制中国以毒为药的传统延绵不衰，那么如今我们认为中药温和无害的观念又从何而来呢？答案在于近代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重塑。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传入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崛起，中国传统医学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其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医的支持者和国家相周旋，提出一系列措施来改造他们的医学实践，以恢复他们的威信。 [11]在此大背景下，强调中药的温和性与自然性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它彰显了中医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对抗现代生物医学的主导地位。此外，20世纪下半叶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反转：中医的全球化意味着它日益被认为是西医及其缺陷的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这一看法在西方世界尤为盛行，其结果是将中医理想化、浪漫化，认为它对现代生物医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却遮蔽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跨越广袤的时空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异质性、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内在动力。20世纪对中医理想化、浪漫化的看法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下的时代。 [12]

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医简化为一个理想化的、一成不变的他者，而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深深根植于历史的、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思想和实践体系。我们不能只关注中西医之间的显著差异，还必须思考它们之间有意义的共鸣，这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医学。毒药为实现此目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本人针对这些猛烈之物的历史研究让我们对当代中西医两个体系内的药学实践有了新的领悟。

当今的中药房继续使用各种有毒物质，如附子、朱砂、蛇胆。在西方毒理学的指导下，这些药物一般都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被十分谨慎地使用，我们在本书所呈现的一些中古医家身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态度。20世纪的新现象是，随着西方生物医学的崛起，中国的一些医学研究人员在推进中医现代化的行动中，试图将传统药学知识融入生物医学研究，以便开发新疗法。使用这种“中西医结合”方法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屠呦呦和她的研究团队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地从常用中草药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事实证明该药物对于治疗疟疾非常有效，屠呦呦因此而荣获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3]

为更少的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是张亭栋的故事，他是哈尔滨的一位接受过中西医学教育的血液病学专家。20世纪70年代，他率领一个团队对从当地一名中医获取的一个药方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该药方含有砷、汞、蟾毒，因为能治多种癌症而流行于乡村。最终，张亭栋的团队发现三氧化二砷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关键成分。这一发现沉寂了20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国际认可。如今，三氧化二砷已成为对付APL最有效的药物。在这个例子中，一种在中国传统药学中有漫长应用史的毒药成功地被转化成了现代化学疗法。 [14]

然而，目前生物医学中已成功运用一些毒药的好消息不应该掩盖这些物质的黑暗面。近几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因服用中药而发生医疗事故的报道，彰显了一些中药潜在的危险性，需要监管它们的生产与使用。20世纪90年代有个颇受关注的案例涉及复方药龙胆泻肝丸的服用，此方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一本医书中，用到十味草药，包括木通。木通含有马兜铃酸，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发现此成分会诱发肾衰竭、膀胱癌和肝癌。此药在大陆、台湾和欧洲酿成的多起事故，引发了新的生物医学研究、公众辩论和法律诉讼，把中药使用的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科学界强烈建议彻底禁止此药，因为实验室证据清楚地表明它会危害身体。而为其辩护者则强调此药伤身有多种原因，包括治错了人、疗错了病、将其作为保健药长期服用，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错误地替换了原有配方中的一种成分。 [15]事实上，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自中古时期以来，药物的安全使用一直是业医者萦绕于心的问题。看起来，关于这个有争议的药丸的辩论不会很快尘埃落定。

此外，本书通过彰显中国传统药学中毒与药的模糊界限，揭示了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药物使用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正如汉字“药”在历史上有多重意涵，英文单词“drug”既可以指治病的药物，也可以指非法毒品。 [16]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哪儿呢？大麻在美国合法化的曲折历史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大麻被视为损害身心健康的毒药，美国政府对大麻的谴责以及对它非法性的认定贯穿整个20世纪。但近几十年来，此备受争议的植物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药物和无害的消遣品，因此许多州最终将其合法化。 [17]随着这一变化，医学界对目前一些非法致幻药重新产生了兴趣，认为这些药具有治疗焦虑、成瘾和抑郁的潜力。 [18]没有一种毒品在本质上是具有破坏性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也有可能变为良药。

尽管如此，随着西方制药工业的崛起及其产品的激增，尤其是20世纪后期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产品层出不穷，我们的身体遭逢了各式各样的药品。 [19]据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估计，在过去的30天内，几乎一半的美国人使用过至少一种处方药，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过三种或三种以上处方药。 [20]由于缺乏充足的公共教育和有效的政府监管，服用海量药品常会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其中滥用合法药物是一个突出问题。最近美国发生的阿片类药物泛滥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制药公司以缓解病人的慢性疼痛为由头大力营销阿片类药物，但是如果不慎用，此类药物非常容易令人上瘾，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仅在2017年，就有至少47 000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服用，促使政府宣布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1]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医疗人员、科研人员和决策者之间协调合作。从更根本的层面上看，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药物治疗的两面性：如果处理不当，给人希望的良药会变成致命毒药。 [22]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药？为了寻求答案，我们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最终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看到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联结与差异。归根结底，这一点似乎很清楚：药物是流动不定的物质，无法被严格地归类为能治病或能伤人、良善或邪恶、合法或非法。在某种意义上，一种药是来自唐代医者的药箱，或是现代中药房的塑料瓶，还是美国制药公司的产品目录，并没有太大区别，结论是一样的：没有本质性的、绝对的、不变的内核来决定任何一种药物；它在实践中的效果总是和其他事物相关联，视技术干预、社会政治状况和个人身体体验而定。

最后，对药物的这些反思让我们领悟人类自身与世界之间亲密而复杂的关系。药物及其特殊的物质性，成为二者之间至关重要的中介。我们坚信这些物质具有改善我们身体的力量，但同时也为它们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而焦虑。尽管有这样的不确定性，毒与药的两面性促使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体验、认识和利用世间万物。我们运用技术化毒为药，改造这些猛烈之物以应对我们所在时空中的具体状况，甚至从根本上转化自己，开启新的生命。正是通过这万端的变化，毒药缓解了我们的苦痛，提升了我们的身体，支撑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