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尽管这些说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定论。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写书的人无所适从。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的嘴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李鸿章像。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能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做“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李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本来就不容易说明白，人难道是那么好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作功劳。而为了一家的利益而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值得荣耀。”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只图口舌痛快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则没有一个可以望李鸿章的项背，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像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

历史学家在评论霍光的时候，常常感叹他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伟大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他鞠躬尽瘁，怎么能弥补得了这些问题？孟子曾说：“在尊长面前不知避讳地大吃猛喝，却还讲求不要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做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晚年所遭遇的桩桩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吧？那李鸿章毕竟不是个能造时势的英雄。一个生在社会里的凡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思想、习俗所羁绊、困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帮助他，而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那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而且李鸿章的遭遇也和他的志向不能完全实行有关吧？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但是以后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旧路而成就大事的吗？那是时势已经变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也变了，千万别把我替李鸿章脱责的理由拿来宽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