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既然这样,那么他在历史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他和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这里试着一一讨论。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历史学家评论霍光都说他不学无术,我评论李鸿章也说他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是一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谨慎守规矩的人,不是一个能根据形势,将内心想法转化成非常举动的人。他一生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比得上霍光呢?不过,他在普通的学问上,可能比霍光略强。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同时具备这五大身份,又被后世所钦佩的人,莫过于诸葛亮。李鸿章手中的资本,远远超过诸葛亮,但取得君主的信任与诸葛亮不能相比。他最初在上海起兵时,仅仅靠着三座城市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建立大功业,创业的艰难,也是很相似的。后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亮。然而诸葛亮治理崎岖的四川,能够令官员不心怀奸险,百姓都自强自立,而李鸿章身居要职几十年,却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令他们跟随自己。诸葛亮死后,家产仅有成都八百棵桑树,而李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这差距有多么大?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的忠诚,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中兴国家,平定祸乱的功劳,和郭子仪很相像,他们的福气和好运也不相上下。但郭子仪除了平定祸乱之外,就没有别的大事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终身事业的一部分而已。假如将他们的位置调换,郭子仪未必比李鸿章做得好。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安石因为他的新法而遭到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而遭到世人诟病。王安石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虽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但他们的见识都不是那些责备他们的人所能比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肯帮助他们,还一起诘难他们,拉他们的后腿,说他们的坏话,弄得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小人来帮助自己,王安石和李鸿章的处境相同。然而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他对于民政的认真规划,局面宏大,考虑长远,比李鸿章要优秀。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无聊文人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在对法、对日两次战争时,这一论调最为流行。倘若出自市井小民、无赖流氓的嘴里,说说也就算了,读书人和有身份的人也这样说,我实在没什么说的了,硬要说,只能说他们像狗一样狂吠。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管仲和鲍叔牙的关系、韩信和萧何的关系。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曾国藩提携、帮助他成功的。因此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的门下人物。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这是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不过,曾国藩是位儒者,如果让他担任外交的重任,他的权术、智力、机警,有可能都比不上李鸿章,这实在是一件未知的事情。另外,曾国藩深守着知足、知止的信条,常常记挂着急流勇退,而李鸿章的血性相当强,无论面临什么大难,都毅然挺身自己承担,从来没有畏惧退避的神色,这也是他的特长。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齐名,然而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说他们的气量,则左宗棠远赶不上李鸿章。那些自命清高的湘军老班底,曾经想要把左宗棠捧成守旧党领袖来和李鸿章对抗,其实这两个人在洋务方面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个能守旧的人,李鸿章也不是个能维新的人。左宗棠幸亏早去世了十多年,因此得以保全好名声,后来的那些困难和责骂,都由李鸿章一个人承担了。左宗棠的福气和好运也都可以算得上是高的了。

●左宗棠书法。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这二李都是近代人中的豪杰。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忠于本王朝,一个封了忠王,一个谥号文忠,都称得上当之无愧。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外交才能,都不下于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注定的事情。因此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找两个人合传而没有因不匹配而遗憾的,只有二李。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李鸿章却杀掉投降的八王,在这件事土,李鸿章还是应该惭愧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近十年以来,和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张之洞了。但是,张之洞岂能望李鸿章之项背?李鸿章是个做实事的人,张之洞是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在乎名声,张之洞最在乎名声,不在乎名声就肯任劳任怨,在乎名声就会常常投机取巧。张之洞在外交问题上,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他帮李鸿章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是能说不能做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说:“想不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还是书生之见。”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他的自命清高、心胸狭隘、残忍苛刻,比起李鸿章的有见识、有大量,就有天壤之别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够继承李鸿章政治遗产的人,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培养的人。他刚刚步入壮年,初次担当重任,现在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但他这个人功名心重,而且有气魄,敢于做出破格举动,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好坏,他的毅力如何,都不是现在可以断言的。在今天的官员中,声望、才能能够继承李鸿章的,除了袁世凯找不到别人了。

●袁世凯像。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是十九世纪里第一大奸雄,在他执政的四十年里,专门耍弄狡狯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整个欧洲,对内压制民主党派活动。在十九世纪前半期里,欧洲大陆的腐败形势,这个人要担当很大一部分责任。有人说李鸿章很像这个人。不过,李鸿章的心术,没有梅特涅险恶,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大。梅特涅懂得民众的力量并压制它,李鸿章不懂得民众的力量不去利用它;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连一个朝鲜也不能安顿,这就是比不上梅特涅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俾斯麦。有人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这不是阿谀奉承话,就是胡说八道。李鸿章怎么比得上俾斯麦呢。从军事角度说,俾斯麦战胜的都是敌国,李鸿章所战胜的都是同胞;从内政角度说,俾斯麦能将一些散漫的小邦国合成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使庞大的中国变成了二等国家;从外交角度说,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成功驱使他们,李鸿章联合俄国,却反而落入俄国的圈套。从这三者相比较,两者的差距何异于霄壤之别?这并不是用成败的标准来评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力、胆识,没有一项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的。他的成就不如俾斯麦,这也是优胜劣败的公理所决定的。李鸿章的好运虽然不如俾斯麦,但他的资本却比俾斯麦强。人各有所难,如果不能战胜困难,就不足以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自述他的难处,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他自己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所能明白的。就算将两人位置调换,李鸿章也还是会失败,因此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有人把李鸿章、俾斯麦、格莱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以他们当国的长久、地位的尊贵而言,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格莱斯顿的特长,专门在于内政,专门在于管理人民,而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功业。格莱斯顿是一位有见识的人,是民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个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两者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十四,李鸿章和梯也尔(Thiers)。法国总统梯也尔,在巴黎被围攻时的全权议和大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恰恰和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一九○○年时类似,国家存亡关头,危急时刻,忍气吞声的情形,实在是世界上最难忍受的事情。但梯也尔只不过偶尔做一次这种事情,李鸿章却再三遭遇这样的情况;梯也尔的敌对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却要面对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悲惨。然而梯也尔在议和之后能够立即发表一场演说,立刻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法国不出十年,就又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而李鸿章被偿还赔款所困扰,没有补救的办法,导致中国的沦丧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因为两国人民爱国心有差别呢,还是李鸿章不懂得怎么利用民心呢?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掌握大权时,井伊直弼作为幕府重臣,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通过对形势的仔细观察,知道不能再闭关锁国,因此和欧美各国结盟,而且想要学习各国长处来自强自立。而当时的日本社会,尊王攘夷的论调正大为兴盛,井伊直弼用强硬手段镇压,来效忠幕府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矛头都对准了他一个人,终于被刺客刺杀在樱田门外。而日本才兴起了维新运动。井伊直弼这个人,是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干值得敬佩,他的遭遇值得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感到冤屈。李鸿章的境遇,和他十分相像,而且困难还要比井伊直弼多得多。井伊直弼横死,李鸿章却屈辱地活着,他的福气、命运都比井伊直弼要好。然而日本兴起了,中国却还是衰弱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中日战争中的两大巨头。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伊藤博文强于李鸿章,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说,伊藤博文是命运最好的人,这话说得很正确。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伊藤博文没有什么大功劳,比起李鸿章栉风沐雨的阅历,就已经输了一筹,因此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把他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我估计他赶不上李鸿章。虽然这样,伊藤博文有一样东西比李鸿章强,那就是他曾经在欧洲留学,知道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他能够为日本制定一部长治久安的宪法的原因,李鸿章只知道对残破不堪的局势缝缝补补,跟着别人的样子学,最终无所成就。但在日本,有伊藤博文这种才干的人,实在不下百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种水平的人,一个也找不到,因此也不能把责任专门推在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办理公事,案头上从来没有堆积的公文,客厅里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客人,这是因为他的办事形式是仿照曾国藩的。李鸿章的饮食起居,都有准确固定的时刻,很有西方人的风格。他在重视纪律、严于律己方面,中国人很少有能赶得上的。不论冬夏寒暑,五点钟就起床,他有一幅宋朝拓印的《兰亭序》,每天都要临摹一百字,临本从来不给人看。这是一种养心自律的方法。曾国藩每天在军中,都要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每天吃过午饭后,一定要午睡一个小时,从来不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天午睡起床,都要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穿袍子,伺候他的人一刻也不准耽误。
李鸿章一贯用西方的养生方法保健,每顿饭都要吃两只鸡熬成的鸡汤,天天要医生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验。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过李鸿章,并逗留数月。当时俄国因为伊犁方面的事件,对我们百般恫吓,看上去就要决裂,李鸿章向戈登咨询办法,戈登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是没办法再在以后的世界立足了。除非您做皇帝,掌握全部权力,大加整顿。您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思,我将为您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在一瞬间就变了脸色,舌头打结不能说话。
李鸿章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常常带有傲慢轻侮的神色,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常常用揶揄的态度戏弄他人,只有在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尊敬严父一样,用恭敬的礼节去侍奉他,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去做的意思。
李鸿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特别轻侮,简直就像对待一个市场上的小贩一样,他说那些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我也拿着算盘应对,只唯利是图。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李鸿章是没有的。

●新军演习旧照。
李鸿章最敬重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将军格兰特,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立下大功。格兰特在天津访问时,李鸿章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后来接见美国公使的时候,也经常询问格兰特的生活起居。等到他自己到西方各国访问时,听说美国人为格兰特建立功勋纪念碑,当场捐赠白银千两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的办事态度很认真,每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再三询问,毫无疏忽,从来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就一定会履行诺言,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问人家年龄多大,有多少家产。随员告诉他: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问题,最好不要问。李鸿章不予理会。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把欧洲人放在眼里,想把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故事是,李鸿章曾经参观英国一家大工厂,参观完毕后,突然对工厂的工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负责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厂,一年能赚多少钱?”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再没别的收入。”李鸿章缓缓地指着工头的钻石指环说:“要是这样,你这个钻石从哪里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情当成奇闻来传播。
社会上的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个说法不足采信,李鸿章大约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里面都有不少股份。传说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大多数都是他的产业。
李鸿章在北京时,经常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在平定江南后,第一次进京被召见,就住在这里,后来便形成习惯。将来这座庙将要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段故事了。
李鸿章生平只有一大遗憾,就是未曾担任过科考主考官。戊戌会试那一年,李鸿章在北京,料想一定获得主考的差使,最终还是没有被选上。就是负责评卷的工作,他也一次都没有轮上,李鸿章相当耿耿于怀。以他盖世的功业名声,还在留恋不忘这种东西,可见科举考试对人毒害之深。
以上几条,都是偶尔听来、看来的,不分类别记载在这里,用来帮助读者了解李鸿章生活的一个侧面。我和李鸿章的交情不深,不能更多地知道他的遗闻逸事,而且这些事情跟大体无关,记也记不过来,因此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用两句话来总结: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唉!李鸿章死了,国家却依旧多难,形势还会比李鸿章那个时代更坏,后世的人,怎么去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有个叫德富苏峰的写了一篇评论,他对于李鸿章的评论有独到的见解,现翻译摘录如下:
中国的名人李鸿章死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此不免变得寂寞起来,不光是替清朝朝廷感到栋梁折断。
总的说来,说李鸿章人有多伟大,功业有多庞大,都不如说他福气命运过人。他早年科举中进士,点翰林,占了高雅清贵的名声;等到太平天国造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担任淮军的统帅,靠着戈登的力量平定江苏;等到他平灭捻军,实际上也是靠着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策略,成就了大功业;等到他担任直隶总督,遇到天津教案,正在被法国要挟,狼狈不堪的时候,却忽然爆发了普法战争,法、英、俄、美等国,都忙于西欧的战争大事之中,这桩教案便在不声不响之间消沉了。近二十五年里,他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建立衙门,掌管中国的大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斡旋。这实际上是他的全盛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李鸿章的势力,都不是靠着侥幸得来的。他在中国的文武百官中,的确有超凡的眼力,敏捷果断的政治手腕,的确不是普通官吏比得了的。他知道西方势力东侵的局势,了解外国的先进文明,想要利用这种文明来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他的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比他差上一截,更不用说左宗棠、曾国荃这些人了。
他在天津训练淮军,用西式方法操练;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立要塞;开设轮船招商局,来方便沿海地区水上交通;又开办机器局,制造武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修筑铁路。在军事、商业、工业等方面,没有一个地方不留心。这种想法是否出于他本人先不说,大权是否都在他手中先不说,他办理洋务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说,然而究竟是谁引导清朝进步到今天的程度的?因此不能不首屈一指说:是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还有北京的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于李鸿章,并不深深信赖。不但如此,而且还常用猜疑、嫉妒的眼光看待他,只是由于存在着外国压迫,排难解忧的事情除了李鸿章谁也办不到,因此不得不用他而已。而且各省的总督、巡抚,朝廷里的百官,与李鸿章不和的人,到处都是。因此即使在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当薄弱的,并不像他对外的时候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
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这一点不能确切地了解。但看早在事情即将决裂的时候,李鸿章忽然和俄国公使喀希尼协商,请俄国出兵干涉,来平息战争,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派兵到朝鲜去,很可能是想要使用威胁手段,令日本不战而屈,这也是很难说的事情。大概是他自视过高,对中国的实力估计过大,对对手的情形了解不够透彻,也不清楚东亚局势,计划出现失误,实在是不能替他隐瞒错误。简单地说,中日之战,实在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在这场赌博里他输了,把他一辈子的功劳、名声都输了个精光。
普通人遭受这样的挫折失败,就算不忧愤致死也差不多了。李鸿章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内遭受朝廷严酷的批评,对外还要勉力支撑残局,挺身而出去负责议和谈判,在不幸被刺客击伤的情况下,还能从容办事,最终不辱使命。后来亲自前往俄国,庆贺俄国皇帝加冕,出访欧美各国,就像前面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他身上的长处。
李鸿章的晚年,萧条到了极点。他的前半生,对于英国相当亲近,他的后半生,最亲近的是俄国,因此英国认为李鸿章已经卖身给俄国政府了。他亲近俄国,是因为俄国可怕,还是因为俄国可以信赖?我不知道。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因此宁可用关外的土地贿赂俄国,在俄国势力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短暂的安宁。这是他亲近俄国的最大原因。他所操办的《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情,有人把他看成是秦桧一样的人物,是一个卖国贼。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苛刻。他的这些行为,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善恶的人性问题。
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山东治理过黄河,在两广地区担任过商务大臣、两广总督,直到义和团乱起,才重新担任直隶总督,和庆亲王一起担任全权议和大臣。事情刚刚平息就溘然长逝,这实在是悲惨的晚年,但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为什么?他的雄心壮志,到死也没有被消磨光。
如果让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之前就去世,那么他作为十九世纪的一位伟人,写世界史的人一定会大书特书李鸿章无疑。他相貌堂堂,善于辞令,敏锐机警,伸缩自如,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伟人。尽管如此,他的血管中,有没有一丝英雄血液呢?这一点我不敢断言。他没有格莱斯顿那种具有道义的高尚情怀,他也不像俾斯麦有一种倔犟的男子汉气概,他也不像康必达那样,拥有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有推心置腹的至诚。他的见识、经历,也都没有能令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佩服的。因此,他实在不是那种可以变成他人心中偶像的英雄人物。
不过,李鸿章的大手笔,还是令人惊叹。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不气不恼,他能忍受普通人所不能忍受的,无论遇到什么失望的事情,都能够像浮云掠过天空一样对待,尽管他的内心能没有烦恼,没有悔恨吗?但从他表面却看不出一丝痕迹。没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吗?一旦在政治上失意下台,他胸中的愤怒火焰,简直就要剧烈喷发出来。而李鸿章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不值得他去思考一样。他的容忍力之强,是值得我们尊敬崇拜却无法赶上的。

●《光绪皇帝读书图》,清官廷画师绘。
如果让他像诸葛亮那样做人,那么他绝对无法长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的衰亡史,就像剥笋皮,一天危似一天。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物,已经基本全部去世。他的一生也以前半生光辉,后半生暗淡而终结。而他在看待这些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感到困扰。有人说,他是个没有脑子没心肝的人!就算是这样,那么天下人能做到他这样没脑子没心肝的又有几个?没脑子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可敬可赞的事情。
陆奥宗光评价李鸿章说:“与其说李鸿章有过人胆量,有卓越才干,有决断能力,还不如说他格外聪明伶俐,善于谋划,能提前预知事情的利害得失。”这话可以说相当准确。不过,李鸿章从来不逃避责任,是别人比不上的。而他之所以担任清政府要职几十年,到死一直身负重任,身负中外厚望也和这有绝大的关系。有人说,他认为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因此无论多么重大的责任,他都承担过来不推卸。然而这件事也正是他的长处。
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一只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者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容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以上的评论,的确能够描述出李鸿章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遗漏,既没有过分夸奖,也没有过分贬低,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了。然而他认为李鸿章是我们中国人的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可以不深深反省。从前我写过《饮冰室自由书》,有一篇文章叫《二十世纪之新鬼》,现在将里面评述李鸿章的部分摘录如下:
唉!像星亨〔1〕、马志尼〔2〕难道不是旷世的豪杰吗?这五个人(指维多利亚〔3〕、星亨、马志尼、麦金利〔4〕、李鸿章),都是对国家十分重要的人。除了维多利亚是立宪国家的君主,君主不负担责任,不必论断之外,像马志尼、麦金利,都使他们各自的国家面貌一新,像星亨,则是想要改变国家面貌,但却不能实现他的志向。从这个方面看来,那么李鸿章比起这三个人,是应当感到渐愧的。李鸿章常常自解说:“我被全国人扯后腿,有志向却不能实现,因此才成了这个样子。”就算事实是这个样子,比起星亨、马志尼这些排除万难,忍辱冒险,最终达到目的的人来又如何?真正的英雄永远不靠别人的力量,能够自己营造力量。像星亨、马志尼的力量,都是自己营造的。像李鸿章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安于富裕尊贵的生活。假如他把强国利民作为自己的志向,那么怎么有这种掌权四十年的老资格功臣,却不能赢得民心,战胜守旧党的?太可惜了!李鸿章的学识比不上星亨,他的热忱比不上马志尼,他的资本多出他们十倍,而他的成就却远比这些人低。从根本上说,李鸿章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缺乏热忱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以中国之大,能找到几个比李鸿章有学识、有热忱的人呢?在十九世纪里,世界各国都有英雄,唯独我国一个英雄也没有,我们又怎么能不指鹿为马,聊作解嘲,把李鸿章推向全世界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唉!他适合成为我们国家的英雄,他也适合成为我们国家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
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有才干却没有学识的人,有阅历却没有血性的人。他并非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但他后来仅仅是缝缝补补,偷安等死。他在没死之前,对待责任从来都不推卸,却从来没有为后人考虑过立百年大计的志向。就像谚语里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李鸿章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不过,今天政府里二品以上的高官,五十岁以上的大员,没有一个人能赶上李鸿章,这是我敢于断言的。唉!李鸿章的失败,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今天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再见到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注 释
〔1〕 星亨(1850—1901):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1901年被刺身亡。
〔2〕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与加富尔、加里波第并称意大利建国三杰。
〔3〕 维多利亚(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年在位。
〔4〕 麦金利(1843—1901):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鼓吹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掠夺中国。1901年被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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