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南京之后，中国的战争减少了一半，尽管捻军还在作乱，中国还没有获得安宁。捻军的造反，开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在咸丰三年时，洪秀全攻占了安庆、南京，安徽全省都被震动，捻党趁着这个机会，在宿州、毫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到处抢劫，政府军无法控制。其中奉朝廷命令前往督师剿捻的人，总是被捻军进攻打败，因此他们的气焰越来越猖獗。到咸丰七年冬天的时候，捻军的骑兵甚至侵扰到直隶省大名府一带，北京也因此而戒严。

现在将从捻军造反开始，到李鸿章督师之前，朝廷每次所派遣的剿捻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离开北京，前往热河避难，捻党趁着这个机会侵入山东境内，在济宁展开抢劫。德楞额率部和他们展开战斗，惨遭失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受朝廷指派率领部队，追击各路捻军，有骁勇善战的名声。同治二年，太平军几位将领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率部和捻军合成一股。捻军头目张宗禹、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各自率领几万捻军，出没于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州县，行动迅速，就像暴风骤雨一样不可琢磨，政府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部分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靳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部队也多次被击溃。僧格林沁这个人，勇敢强悍有余，但不学无术，部队的纪律很差，每到一个地方，奸淫烧杀，和太平军、捻军没有什么区别，令湖北人民大失所望。

当时南京刚刚收复，太平军的余党有数万人并入捻军，转入河南、山东等省，对城市展开抢劫。同治四年春天，僧格林沁意志坚决地率领轻骑兵，追击捻军头目，一整天行军三百里。到曹州的时候，部下大多情绪怨愤。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中了捻军头目的计策，部队大败，僧格林沁拼死作战后从马上落下来阵亡。朝廷在震惊之余加以追悼，并火速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军务，又命令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负责后勤保障。

从前官军对捻军的战略，只有追击一条，常常劳而无功，有时也堵截一下，但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无论是攻还是守，不是看着捻军实力增长，就是盲目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实力受损，从来没有过全局规划，设定固定战略，因此剿了十多年，一点成就也没有。自从曾国藩接受任务以来，才开始制订大包围限制其活动的战略，计划将敌人堵在一小块地盘上，然后可以聚集优势兵力歼灭他们。李鸿章秉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才取得了平定中原的功业。

曾国藩是位君子，常常以兢兢业业、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信条自我鞭策。在收复南京之后，他平生的志愿已经得到实现，便希望能够功成身退。在僧格林沁阵亡之后，捻军的势力已经逼近京城，形势变得危急，曾国藩在败军之际接受任命，义不容辞，便勉强赴任。但他认为湘军士气已经越来越低落，不能再打仗了，因此逐步将湘军遣散，只用淮军奔赴前线。从曾国藩接受这一任务的那天起，他就希望把这个位置让给李鸿章，让他成就功业，这个愿望等了很久。到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称病辞去职务，朝廷命令李鸿章代理钦差大臣。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的职务上，负责后勤保障。

●曾国藩像。

李鸿章剿捻的战略是这样的：他认为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设法阻止他们继续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共同进剿，是最好的方法。明朝的孙传庭曾经说，剿灭流寇就要把他们逼入绝境，在他们就要覆亡的前夕加以进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靠激烈的战斗去争夺胜负，就算是打赢了也不可能彻底平灭流寇。李鸿章使用了孙传庭的办法，在同治四年十一月，曾经向朝廷上奏，称必须将捻军逼迫到地形复杂的地方，然后故意放弃地盘诱敌深入，最后集中各省兵力，从各个方向将其包围。后来他能够成功，都是因为这种战略起效果。

那一年五月份，任柱、赖汶洸等人率领大队人马深入山东。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尽全力追击，想把他们围困在胶东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想办法围困住他们，让他们向北不能靠近首都，向南不能突入淮南。六月份，李鸿章亲自率军抵达济宁，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认为任柱、赖汶洸的部队，都是经过数百次战斗保存下来的精锐，再加上一些散兵游勇的老兵痞，既狡猾又凶悍，不能小看他们，如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包围他们，又包围得过紧，包围圈太小，就会使他们看穿计谋，一定会着急突围，迅速跳出包围圈，导致全局形势再次不利。于是制订了先在运河上设防，以截断东捻军退路，再在胶州、莱州等地设防，截断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希望把捻军赶出山东省，对李鸿章的战略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七月份，捻军突然袭击潍河，山东省防军的将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放纵捻军渡河，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于是谣言四起，朝廷对李鸿章严加责备，甚至出现了改变战略的建议。李鸿章再次上奏，认为捻军围绕着运河来回侵扰，政府军到处围追堵截，对于当地虽然有些骚扰，但受害地区仅仅局限于几个县市而已，如果将他们放到运河以西，那么将会有几个省份受到骚扰。都是国家的土地，都是一样的人民，不能区别对待。于是朝廷才坚持原来的战略，没有更改。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交界处，和捻军激烈战斗后获胜。二十四日，刘铭传率部追击到至赣榆，和骑兵统带善庆奋勇作战，在战斗中击毙了任柱，从此东捻军的势力大为削弱。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的战斗中，消灭大批剽悍的捻军。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等地从侧面进攻敌军，战斗打了一天，捻军军心动摇，投降的人很多。此后，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连连获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率部追击了七十里，到了寿光地区的弥河，才开始战斗。打了一阵之后，又追击捻军四十多里，消灭了将近三万人，捻军的精锐武器、马匹、辎重都丢了个干净。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我军士兵回到军营后，我亲自去慰问，将士们都又累又饿，面无人色。”在弥河战败后，赖汶洸落水未死，又纠集了一千多骑兵，冲出了六塘河的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将领，率领水军、骑兵、步兵，跟在后面猛追猛打，赖汶洸只剩下几百人，被迫逃进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遣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好在扬州运河防守。各部队一同进攻，前面的堵截，后面的追击，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在战斗中活捉赖汶洸。东捻军终于被全部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终于获得了安宁。

李鸿章上奏章汇报胜利后，在后面陈述了他的部队受命剿捻以来，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奔波，转战了好几年，每天要行军近百里，忍受饥饿，忍耐寒冷，还要忍受指责和谗言，忍受人生中从未经历的困苦，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等人，都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请求朝廷准许他们稍稍休养一下，不要再派遣远调的任务，并以积劳成疾的借口，为刘铭传代请假三个月。

从同治七年正月开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大部队，突然从山西渡黄河向北，逼近北京城下。北京为之大震。初七、初八，朝廷多次下命令给刘铭传、善庆等步兵、骑兵各营，催促他们迅速奔赴河北剿灭西捻军。李鸿章因为刘铭传病困，正在休假，不忍心调他作战，于是率周盛波的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的鼎字全军，以及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部队，陆续向目的地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又命令郭松林、杨鼎新整顿大队人马，随后跟进。

剿灭西捻军的战役，要比剿灭东捻军更加难打，黄河以北地区都是平原，没有高山、大河来阻碍敌军，张宗禹这个人狡猾且善于作战，他在北方平原作乱，抢了很多的马，行动迅速，瞬间便能出现在百里之外，想要搭建一些土围子来困住他们，地形却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他们鉴于任柱、赖汶洸覆没的教训，一见到政府军要包围他们，就立即拼死突围，不给政府军任何机会构筑工事，这是第一大难题。二来淮军的士兵都是南方人，和北方地区的风气、习俗大不相同，南方人的脾气、口音和北方人难以调和，而且吃米吃面，饮食习惯也不一样，马队既少，草料也难以解决，这是第二大难题。鉴于这样的情况，李鸿章便申请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他认为：“从前任柱、赖汶洸的捻军部队，在中原数省流窜，比起官军，他们更害怕城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被捻军荼毒久了，便开始逐渐构建堡垒、城寨。因此捻军只能一过就走，不能久停。这几年里，湖北、陕西被侵扰得最厉害，因为那里没有坚固的城寨，现造又来不及，捻军在那里抢够了，使得势力大为扩张。直隶、山西向来没有匪患，百姓性格懦弱，不知道结寨自保。张宗禹是个穷凶极恶的狡猾匪徒，南面又有黄河阻碍，一定使他在黄河以北到处横行，百姓受到蹂躏而惊恐万分，这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自古以来用兵，必然要进行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看来，捻军未必比我军强，但他们马多，我们马少，在这方面相比是差了不少。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抢粮食，我们只能就地买粮食，反贼经常能吃饱，我们的战士却经常要挨饿，这方面我们又比他们差。今天想要断绝反贼的粮食来源、马的来源，只有劝河北的绅士和百姓抓紧盖碉堡、构筑城寨，一旦听说反贼要来的消息，立即把马匹和粮食藏进去，既可以保护自家安全，还能把反贼置于绝境……”西捻军的平定，确实有赖于这条政策的实施。

四月份，李鸿章申请由刘铭传负责前线各部队的指挥，朝廷同意之后敦促其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直隶、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运河，构筑长墙、深沟来围困捻军。李鸿章经常派出部队，轮番进攻，轮流休息。那些长时间追击捻军，已经疲惫到必须休息的部队，就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形驻扎，等捻军逼近的时候，立即起来迎战，改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陵县、吴桥一带，负责替防守运河的部队做掩护。左宗棠也派出刘松山、郭宝昌等部队，在从连镇北部到沧州一带的河东岸分别驻扎，和杨鼎勋等人的部队就近策应，安排好了这一切后，才开始进兵剿捻。

五月份，一部分捻军向西北方向流窜，各部队分头拦截，多次获得胜利。李鸿章便趁着黄河进入汛期水位上涨的机会，缩小了包围圈，以运河作为外面的包围圈，将思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作为内部的包围圈。将捻军向西南方向进逼，层层设围。五月、六月期间，各部队连续获得胜利，捻军的势力逐渐削弱，投降散落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六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军乘胜追击捻军，连续获得胜利。二十三日，张宗禹渡河向西南方向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潘鼎新追击了一百二十里，冒着大雨抵达高唐县，捻军已经转移到博平、清平一带，想要进攻运河。而政府军早已经在马颊河西北岸构筑了数百里长的长墙，足以困住捻军，等捻军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包围圈，活动空间越来越小，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当时的各路追兵都已经疲惫不堪，李鸿章便派刘铭传率领生力骑兵参战，士气顿时大振。二十八日，把捻军围困在黄河和运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内，刘铭传调集骑兵、步兵进行攻击，追出去几里地，捻军恰好遇到东边来的郭松林部队，被拦住去路，加上河道沟汊纵横，到处都是泥泞的沼泽，刘铭传和郭松林的骑兵部队共五六千人，来回进行反复攻击，杀死、活捉捻军无数。张宗禹仅仅带了数十名骑兵向北窜逃，很快便投水自杀，西捻军就此被消灭，中原地区获得了安宁。八月份，李鸿章奉旨进京述职。

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先进行详细策划然后再行动，对敌人的了解和判断十分准确，因此打了十五年仗，从来没吃过亏。虽说他很幸运，但也是和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在剿灭太平军的时候，以三座城市为倚靠，仅用了一年就扫平了整个苏南地区。在剿灭捻军的时候，面对横行了十多年的强劲敌人，令各位名将束手无策的对手，也只用了一年就消灭了他们，简直就像上天已经设定好了一样。他对待部下，都用朋友道义和他们交往，相亲相爱如同自己的骨肉，因此下属都乐于为他效命，是一个真正善于统率将领的人才。不过，李鸿章的军事生涯是和曾国藩同始同终的，不止是推荐人和从事者之间的关系。在他肃清苏南太平军的时候，都是由曾国藩统筹大局；肃清长江上游太平军，由曾国荃的部队围攻南京，牵制敌军兵力，因此使得李秀成疲于奔命，李鸿章才有隙可乘；他在剿灭捻军的时候，秉承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而之所以有充足的粮饷供应，都是因为有一位好两江总督在后面支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除此之外，李鸿章在曾国藩军中多年，既学会了许多道德义理，也学会了带兵打仗。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推诚布公、团结部下的治军方法、风格，都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因此先有曾国藩的教育才有李鸿章后来的造诣。他对待曾国藩像父母一样尊敬，像神明一样敬佩，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