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新运动的开始，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埋没。可惜！李鸿章在光绪十九年七十岁生日的时候生病，却没有死，突然遭遇到这场变故，祸事重重叠叠，一个接一个，又经历了八年危险、耻辱、艰难的生活后才死去。老天啊，为什么在这个人的人生前半段如此优待他，又在他的人生后半段这么残酷地对待他啊？我写到这里，不禁要停下笔长叹一声。

中日战争，源头起于朝鲜，找一下这场祸事的源头，不能不说是李鸿章外交方面的遗恨。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最初在同治十一年的时候，日本和朝鲜在外交上发生纠纷，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交涉，按理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外交方面应当由我国做主，这也是国际公法规定的。但我们居然因为怕事，答复日本说：“朝鲜的国家事务，我们从来不干涉，任凭贵国和他们自行交涉好了。”日本便派遣使节到朝鲜，在光绪元年正月和朝鲜国王订立和约，里面第一条说：“日本认定朝鲜是个自主国家，和日本拥有平等的主权关系。”这是日本和朝鲜交涉的开端。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家，相继向朝鲜提出通商互市的请求，朝鲜政府感到很惊恐，一时间犹豫不决。李鸿章便写密信给他们的太师李裕元，让他和各国签订条约，又上奏折说可以凭借这个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等。光绪六年，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如果这样明目张胆地替朝鲜操持外交，不但朝鲜方面未必会听我们的话，世界各国也许会把矛头都指向我们，到时候骑虎难下，麻烦粘在手里甩不掉。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学士张佩纶又上奏折，建议派遣高官到朝鲜担任通商大臣，负责办理朝鲜的外交事宜。李鸿章的着法和先前一样。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对“藩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光图一时省事，用大道理来蒙蔽人，实在是外交上的一大遗恨。从此之后，世界各国都不把朝鲜当成中国的属国看待了。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约定将来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于是朝鲜又像是中日两国共同保护的国家，实在是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而祸事的开端不得不说是由外交引起的，这是李鸿章的第一大失误。

●中日朝鲜相争漫画。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叛乱，声势很大。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担任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这个人，是李鸿章的亲信，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他派兵帮助剿灭东学党，又怂恿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李鸿章便在五月初一日，派海军的济远、扬威两艘军舰赴仁川、汉城保护商业，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一千五百名淮军开赴牙山，同时依照《天津条约》，通知了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随即也派兵前往朝鲜是应该的。到了五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已经有五千人到达朝鲜。朝鲜政府大为惊恐，请求中国先撤兵为日本做个榜样。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又和日本政府反复协商一起撤兵的事情。当时东学党已经被镇压下去，日本已经派来了重兵，便没有撤回去的道理，便和中国商量共同干预朝鲜内政，帮助朝鲜变法，往来的信函文件中言辞都很激烈，战争的气息迫在眉睫。

这场战役，按当时中国的意思是，藩属国家爆发叛乱，用谦卑的言辞请求帮助，宗主国应当有帮助平定叛乱的责任，因此中国派兵前往朝鲜是应该的；按照日本方面的意思，他们认定朝鲜既然是一个自主国家，就和所有国家一样，今天中国突然派兵来帮助一个自主国家平定内乱，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打算，因此日本也派兵来进行防备是应该的。两国各执一说，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也都能找到根据，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在这里面，也还是有可疑之处。在还没发兵之前，袁世凯在电报里多次声称东学党活动猖獗，朝鲜政府没有能力平定，后来朝鲜国王向中国求援的咨文，也是袁世凯指使的，又怎么会五月一日才发兵，五月十日已经有乱党被平定的报告？那时候我们的部队还在半途之中，跟乱党扯不上一点联系，那么很明显：朝鲜的叛乱根本不用清国派兵代剿。既然无需清国代剿，而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入朝，怎么能不令日本人产生怀疑呢？因此我们说日本理亏，日本当然不接受了。曾经有人说袁世凯为了借这个机会来邀战功，故意夸大其词，无端生事，却不料被日本人抓住发兵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就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使十多万人民遭受兵灾，破坏了延传几千年的国体。袁世凯自然不能脱责，但用袁世凯又听信袁世凯的人，难道不也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多次建议协助干预朝鲜事务，中国却不答应；中国多次建议同时撤兵，日本也不答应。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便开始天天盼望俄国、英国能够出面调停斡旋。电报在北京、伦敦、圣彼得堡来回传递，俄国和英国都假称一定尽力调停，却在暗地里希望渔翁得利。拖延了一段时间，战争准备都没有做好，等到五月下旬，日本的军队已经有一万多人开赴到朝鲜。平时的兵力已不如日本多，又在战争准备上落后，让敌人占据了险要战略位置，主场和客场的次序颠倒过来，因此还没有开战，胜负就已经定了下来。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

三大失误之后，战争打响了。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命准备作战，便派遣总兵卫汝贵率领盛军的六个营进驻平壤，提督马玉崑率领毅军两千人进入义州，都走海路到朝鲜，到大东沟登陆，又命令叶志超率军转移到平壤驻扎，这些部队都是淮军。雇用三艘英国商船运送，派济远、广丙两艘军舰护航。二十五日凌晨被日本军舰袭击，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见敌舰逼近，恐惧地藏到了铁甲最厚的舱室，继而被日舰炮火击中船舵，立即高挂白旗，下面悬挂日本旗，逃回旅顺。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我军官兵阵亡七百多人。二十七日，向全国通告，命令驻日公使汪凤藻下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率部退回平壤，向上假报获胜，称自己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几天内，多次作战歼灭日军五千多人，朝廷下旨赏给士兵二万两白银，军官们因此受到提升的有数十人。从此以后，北洋水师、淮军陆军的威望，开始逐步下降了。

●黄海海战图。左上角为北洋水师舰队，右下角为日本舰队。

在五六月份时候，日本兵船聚集在朝鲜，来往的船多得如同织布的梭子。而中国的军舰都躲在威海卫军港里，在浅海游荡。只有在有人参劾的情况下，才假意派遣辅助舰只，开出军港，不是开到三十里处，就是开到五十里处，总之从启航出港，过上五六个小时，就迅速把船开回军港，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电报，称某某军舰航行到某处，并没有发现日军踪迹等。种种情形，让人可笑又可叹。八月上旬，北洋大臣处多次接到朝鲜前线的电报，请求派部队增援来增加声势。北洋政府便租用五艘轮船招商局的船，运上士兵、银两、粮食，用海军军舰护送。铁甲舰、巡洋舰各六艘，水雷船四艘，编成舰队同行。八月十五日，安全抵达鸭绿江口，五艘运兵船开入鸭绿江，浅水兵舰与水雷船继续护航，剩下的军舰在离江十里或十六里处驻扎。连锅炉里的煤还没有熄灭，十六日凌晨，瞭望到南方股股黑烟，知道日本军舰就要到来。海军提督丁汝昌便传令列人字形阵，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置于人字顶部，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作为人字的两翼，另外还以号旗招鸭绿江中停泊的全部战舰出来助战。过了不久，敌舰渐渐迫近，列成一字阵型，共计十一艘军舰，向我军猛扑。他们的巡洋舰的速度，要比中国方面的快，转瞬之间，又改换阵形为太极阵，将我军的人字包裹其中。我军先用重炮轰击敌舰，但距离日军军舰九里远，不中是正常的事情。炮声未落，敌舰就蜂拥而至，和定远、镇远之间的距离六里多，他们惧怕定远、镇远的厚装甲和重炮，在这个距离上，中国舰炮的射程不足，但日军舰炮已经可以击中我军。日军距人字阵形末尾的两舰相距比较近，欺负这两艘船小且装甲较薄。过了一会儿，日舰切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这三艘船，都被隔绝在圈外。致远号脱离舰队后，船身多次受重伤，眼看就要沉没，它的管带邓世昌开足了马力，向日舰飞速驶去，准备将其撞沉，与它同归于尽，还没到地方就沉没了，船上二百五十名水兵同时阵亡。整个中日战争中，牺牲者以邓世昌最为壮烈。同时被圈出舰队的经远号，刚刚离开主队，就燃起了大火，管带林永升一面开炮轰击敌舰，一面泼水救火，指挥井井有条。突然发现一艘日舰，好像已经受伤，立即开足马力追击，被敌舰的鱼雷攻击，闪避不及被炸成两段，阵亡者达到二百七十人，实在是太惨烈了。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就是七月份护送高升到牙山，中途遇到日舰而逃回旅顺的那个人。当日里两军刚一交锋，方伯谦就挂上了本船已受重伤的旗帜，来禀告舰队司令，很快便因为想要逃跑的缘故，也被日舰隔在圈外。方伯谦不顾和日军苦战的致远、经远两舰，像条丧家犬一样逃窜，误入浅水区，撞上了先前搁浅在这里、不能转动的扬威，把扬威撞开一个大洞，扬威就此沉没。扬威遭受这样的飞来横祸，阵亡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惊讶恐惧到了极点，飞速逃回旅顺口。第二天，李鸿章电令将方伯谦绑到军前正法。在战斗期间，同方伯谦一样贪生怕死的广甲也逃出阵外，不知道它受没受伤，然而它只顾观察后面有没有追兵，根本不顾看前面的路，遂误撞在礁石上，被日舰施放的鱼雷击沉。战阵中从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没，济远、广甲逃跑之后，和日舰激战的只剩下七艘军舰。在这场战斗中，日舰虽然有重伤或小伤的，却一艘也没有沉没，而我军损失了五艘军舰。

海军在大东沟被歼灭的同时，陆军也在平壤同时战败。平壤是朝鲜重镇，西、南、东三面，都有大江围绕，北面是崇山峻岭，城墙直接偎依在悬崖上，城东的江水，绕着城南向西流去，西北角则无山无水，是直达义州的交通要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名将领，总共统率三十四个营的兵力，于七月中旬在此会合，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在刚刚从牙山出发的时候，副将聂士成就建议，应该趁日军没进入朝鲜之前，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领平壤，然后用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令日本军舰无计可施，牙山驻军与海军在牵制日军之后，用平壤的大军向南进攻。李鸿章没有采用。等到七月二十九日，牙山战败，这条计策也就告吹了。

日军在进入朝鲜的时候，正是炎炎夏日，道路十分崎岖，行军非常艰难，又赶上沿途的村落贫穷，无法募粮。朝鲜人一直害怕我们中国，我军所到之处的供给，往往很充足，对待日军则完全相反。因此敌军在进攻平壤的时候，除了干粮之外，什么也吃不到，一勺盐都要吃好几天。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军能够抓住战机，趁敌军疲惫，派出部队迎面袭击，一定能够获胜。但是我军偏偏不这样做，只采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策略，靠着平壤的坚固堡垒，自认为可以抵御敌人，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所下达的命令，中心思想都是防守而不是进攻。整个中日战争都是被这种思想所误导的。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率领四个营的毅军绕过江东，形成犄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的十八个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的六个营防守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两人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日几天，日军已经陆续在平壤附近集合。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彼此都没有大的损伤。到十五日晚，敌军的作战计划已经敲定，以右翼部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然后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师团长率领的中央部队作为后援；以左翼部队从羊角岛下面渡过大同江，进攻我军右翼。十六日，敌军在大同江岸边和马玉崑部队遭遇并发生激战，敌军伤亡惨重，炮台最终失陷。当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拥有七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战斗相当激烈，敌军连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死亡，部队便陷入大乱。午后四点半，叶志超急忙挂起了白旗，向敌军请求停战。当晚全部军队纷纷撤退，在义州、甑山两处被敌军堵截进攻，阵亡两千多人，平壤被敌军占领。

在这场战斗中，李鸿章练了二十多年的兵，自夸为劲旅的部队，基本上完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废弛，外国人已经知道很久了，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使用洋法操练，又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因此日本被其赫赫威名所震慑，相当害怕这些部队。即使在打赢了之后，日军将领还说这不是真正的淮军。淮军战败的原因，一是因为指挥官愚蠢渎职，严重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脱逃，又比如叶志超掩盖败绩，假报胜利，欺骗皇帝换取奖赏，把这种指挥官放在前线，怎么能不失败。一是因为统帅有六个，彼此官职、权限都同样大，没有一个总指挥，因此导致部队涣散，彼此没有策应。这场战斗是李鸿章打仗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声誉声望，也从此一扫而光了。

经过长期训练的老兵，尚且这个样子，其他仓促之间新招募的士兵，军纪不熟悉，装备不整齐，更微不足道了。从平壤战败之后，战争的谋划越来越飘摇不定，军事上应该负的责任，也不全在李鸿章一个人，在这里不详细叙述，只把重要的部队统帅列在这里：

一、依克唐阿　奉天将军　满洲马队　在光绪二十年八月被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　提督　新募军　在光绪二十年被派总指挥前敌各军。

三、吴大澂　湖南巡抚　湘军　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　两江总督　湘军　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率领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的桂勇，郡王哈咪率领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率领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办团练的津胜军，还有某蒙古官员所率领的蒙古兵。在战争期间，这些部队有时候归李鸿章指挥，有时候归依克唐阿指挥，有时候归宋庆指挥，有时候归吴大澂指挥，有时候归刘坤一指挥，没有一定的归属，也做不到丝毫统一。内行人早就知道他们打不赢战争了。

九连城被占领，凤凰城被占领，金州被占领，大连湾被占领，岫岩被占领，海城被占领，旅顺口被占领，盖平被占领，营口被占领，登州被占领，荣城被占领，威海卫被占领，刘公岛被占领，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残余下来的兵舰，向日军投降，于是中国海防力量全部被摧毁。在这里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的海军，重列一个表格，以便感受那种穷途末路的情形：

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的小兵舰，镇北、镇边、镇西、镇中等四艘蚊子船，还有五艘水雷船、三艘炮船，刘公岛海湾内无论受伤或是完好的军舰，大大小小共有二十三艘，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军舰，或是沉没，或是投降。从此以后，中国北部数千里海洋上，几乎再也没有中国海军的军舰在游弋了。

在中日战争时，李鸿章成为人们指责的中心，几乎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死他。平心而论，李鸿章的确有他不能推卸的责任。他最开始不明白国际公法，误劝朝鲜和各国立约，这是责任一；既然已经立约，默认朝鲜自主独立，又派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口实，这是责任二；日本已经摆出有进无退的战争姿态，却不能抓住先机，只想着依靠其他国家调停，耽误备战，这是责任三；聂士成请求趁日军还未集结，派兵直捣韩城来击败敌人，却没有采用，这是责任四；在高升号事件没发生之前，丁汝昌请求带北洋水师先消灭敌舰，却没有采用，以至于敌海军反客为主，敌人越来越强大而我军越来越危险。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不想由我方挑起战争，还用外交礼节应付，却不知道在甲午年五六月间，中日早已成为敌对国，已经不再是友邦，误用友好外交的策略来应对战争，这是责任五；李鸿章会辩解说：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和日本对抗，因此害怕挑起争端，故保持忍让态度。如果是这样，那么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练兵整军二十年，为什么连一仗也打不了？这是责任六；李鸿章可能又会自我解释说：政府扯后腿、军费不足。如果是这样，也只不过是不能扩充兵力而已，怎么连现在的部队，比如叶志超、卫汝贵等久经训练的部队，也脆弱成这个样子？而且克扣军粮、强抢民女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连纪律也没有，这是责任七；枪是破枪，子弹是假货，子弹和枪不匹配，火药不随枪械同时下发，说从前管军械局的人都是廉明官员，谁能信这种话，这是责任八；平壤战斗中，部队没有总指挥官，这是兵家大忌，李鸿章居然也犯了，这是责任九；始终等待敌军进攻，总是受制于人而不去克制敌人，怕敌军像怕老虎一样，这是责任十；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旅顺要塞，西方人说用几百名士兵防守，只要粮食充足，就是三年也无法被攻破，却把这里交给自己亲信的窝囊废、胆小鬼防守，听到风声就逃跑，这是责任十二，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责。但在甲午年九月、十月之后，到处都是指手画脚的外行，命令也不能出自一个人，那么责任也就自然不能都归结到一块，要是把这些都认为是李鸿章的罪责，李鸿章是不能接受的。

不光不能接受，我见那些谴责李鸿章的人，他们身上可谴责的地方，要比李鸿章多出几倍。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指挥官不辱国，这个已经不用说了。然而在五十步和百步之间比较，那么海军的表现要比陆军强，李鸿章部下的陆军，又要比其他的陆军强。在大东沟海战中，两军彼此激烈战斗五个多小时，观战的西方人也都交口称赞。虽然其中有方伯谦这种败类（有的说法是方伯谦实际上为了救火保船，海军战术就是这样的），然而其他激战的军舰也可以相抵了，即使是日本海军，也肃然起敬。在这场战争里，日军只在海军方面遇到敌手，在陆军方面没有敌手。等到刘公岛战役的时候，弹尽粮绝，援军不来，投降敌人来保全生命，以身殉国来保全气节，前后阵亡的，有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等人，虽然死的地方不同，却都有男儿气概，令君子感到悲壮。这些人都是北洋海军中最重要的人物，反过来看陆军那些全无心肝的人怎样，陆军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在平壤战役的时候，还是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人激战两天，这些都是李鸿章的部下，敌军的伤亡人数和我们相当。后来想夺回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防御盖平和日军激战几次，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已经尽力了，指挥这些战斗的宋庆，也是李鸿章的旧部。虽然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但比起吴大澂写出劝敌人投降的告示，但没等作战就全军崩溃怎么样？比起刘坤一奉命出征，逗留几个月不前往前线又怎么样？因此，说中国军队全军腐败可以，但仅把责任都归到李鸿章的淮军身上不可以。当时整个朝廷都充盈着一股虚假骄横的气焰，认为只要把李鸿章杀了，就可以平息一切事态，大家过上好日子。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正人君子，有着气吞东海，舌震三山的气势，尤其是湖南人的气焰最嚣张，提出了重新启用湘军的议论，结局是还不如淮军。唉，那些说话的人应该羞愧。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要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在中日战争的看法上，也一点不能宽恕李鸿章和淮军，但特别讨厌那些虚假骄横、嚣张跋扈的人，一点责任感也没有，只会站在别人背后，找别人的毛病作为谈资，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改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人才是亡国之人。李鸿章固然应该批评，但这些人绝没有批评李鸿章的资格。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犯了许多错误，但即使他不犯错误，也绝对没有可以侥幸取胜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之前决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一点改变的办法也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商务，都是这个样子，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以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一心，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练成了服从指挥，不怕牺牲的精锐部队，跟我们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是没有自信，哪敢这样做？等到失败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愚蠢的人，等到失败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的是死人。然而却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

西方报纸有评论家称：日本并不是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这话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但也和实际情况接近。没看见各省的封疆大吏，只知道自守省疆，好像这些事只是直隶、满洲的私事而已，其中有出一分钱、出一个兵进行援助的吗？即使有，也只是空话而已。最可笑的是，舰队在刘公岛投降的时候，当事人还给日军写信，请求返还广丙号，信中说这艘船隶属于广东水师，这场战争和广东没有关系等。各国人士听说，没有不笑话的，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话实际上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实想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日本就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国家，李鸿章啊李鸿章，虽然败了也是豪杰！

从此开始，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终结了，在外交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