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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消退

黑便——含有消化道血液的黏稠黑暗的粪便——的气味独特而难忘。我在一个秋天的早晨走进纽约长老会医院重症监护室,这股气味令我窒息。凝结的老血加上铜和铁,烧焦的味道,混合着粪便,某种甜、酸、腐败之物,和你在屠宰场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但阴森之意有过之而无不及。

患者呕吐出一团团看上去像粗磨咖啡的东西,呕吐物里混合着被胃酸变黑的血液。当我给她翻过身做直肠检查时,水样的黑色血块从她的肛门中涌出,喷落到我的手套上。我在她喉中插入内窥镜,这是一个我食指粗细的蛇形管子。当抵达她的胃部时,我看到一大片坑坑洼洼的白色斑块,鲜血从一个血管中喷涌而出。我在溃疡周围注射了肾上腺素,一种可以收缩血管并帮助止血的药物。我顺着内窥镜的活检通道送进去一个夹子,这个装置末端有钳状爪子,能抓住并压迫组织。血管上放了两个夹子以后出血终于止住了。病人一直因背痛服用阿司匹林——大量的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这样的抗炎药是人类用的最早的药物之一 。古埃及医学文献《埃伯斯纸草卷》提到,柳树皮可以作为抗炎药消除疼痛。几千年后,凯尔苏斯首先描述了炎症的红热肿痛症状,他用柳树皮来缓解这些症状。在18世纪末,英格兰一位乡村牧师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偶尔尝了一口他用于治疗发烧的柳树皮 。它的苦味让他想起用来治疗疟疾、含有奎宁的金鸡纳树皮。

1828年,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药学教授约翰·毕希纳(Johann Buchner)成功提取出了柳树治愈力的关键成分 :苦味的黄色晶体,他命名为水杨酸。到了1897年,一位名叫菲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 的年轻化学家在拜耳制药公司制造出了一种化学上纯净稳定的乙酰水杨酸,用来缓解他父亲的风湿病。1899年,拜耳以阿司匹林作为商品名推出了这种药物,用玻璃瓶分销这种粉末物质。这种药大获成功,令拜耳享誉全球。

阿司匹林起初被用于治疗疼痛、发烧和炎症。它降低了NF-κB和许多炎症分子(包括CRP、IL-6和TNF-α)的活性。它也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用于预防血栓。今天,它是常规处方药,用于抵御心脏病复发、中风和一些癌症。它和布洛芬、萘普生和其他常用药一起,属于称为非甾体抗炎药(或NSAID,非类固醇消炎药)的一类药物。

非甾体抗炎药能从药店买到,在全球各地被用于缓解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疼痛,从肌肉到关节,再到头痛、感冒、流感、发烧以及更多。它们的作用是阻碍环氧化酶功能,后者产生前列腺素,诱发疼痛和发烧,这是愈合过程的一部分。但抑制炎症是有代价的。前列腺素还有一个作用是保护胃内层免受胃酸伤害,通过凝结血小板促进血液凝固,对其抑制可能导致胃肠道溃疡。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死于非甾体抗炎药导致的出血 。这些药物还可能导致肝肾问题。有些非甾体抗炎药通过靶向特定的环氧化酶来减轻对胃肠道的副作用,但这些药物不太常用,因为它们可能会促进血栓,从而增加心脏病或中风风险。

纵观历史,抗炎药的发展集中在抑制或阻断炎症上。从柳树皮和非甾体抗炎药到针对新治疗目标的各种现代制剂,抗炎药总是试图朝燃烧的烈焰上泼水。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抑制炎症的根本性新策略。今天的科学家不仅研究如何抑制炎症,也在研究如何逆转它。

在2012年的那个夏天,当杰伊刚刚生病时,他服用布洛芬缓解脖子肌肉的疼痛。但没什么用,他的状况后来恶化了——进展到完全抬不起头、出现呼吸和吞咽困难,这时医生给他开了类固醇药物强的松。

类固醇是一种强效的合成药物,它类似身体自然产生的激素皮质醇。和非甾体抗炎药不同的是,它们不仅扑灭炎症,也更广泛、非特异地抑制许多不同类型的炎症细胞和化合物,从而抑制免疫系统。近一个世纪前,它们曾被视为奇迹之药 。20世纪40年代末,梅奥诊所一位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卧床妇女使用了这些药物,她严重的关节肿胀和疼痛消失了。卧床多年的她能够站起来走路(而且故事里还说她去了罗切斯特市区购物),这震惊了世界。法国画家拉乌尔·杜菲(Raoul Dufy)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致残,后来不得不用胶带把笔刷绑在手上,在得到类固醇治疗后明显好转——他斑斓而笨拙的画作也一样。

但同样的,使用此类药物是有代价的。非甾体抗炎药经常被描述得很纯良且时有滥用,而类固醇则以其糟糕的副作用而广为人知(这些问题促使了非甾体抗炎药的诞生)。在使用类固醇的几个月里,杰伊难以休息,睡不好觉。他增加了不少体重,脸也肿了。他的肾上腺开始停工,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胃口不佳、肌肉无力。他身上常有淤青。用类固醇越久,他发生别的问题如严重感染、骨骼受损和糖尿病的风险就越高。在20世纪50年代可以自由开处方的时候,类固醇的副作用让医生极为审慎地使用这些药物,特别是长时间使用。在我自己的病人中我极少开这种药,只有开给最严重的炎症病例,大多是为了给更新、更安全的药物起效争取时间。

不过在出现炎症危机的时候,类固醇还是能拯救器官(和生命)的。随着时间推移,我眼巴巴地等待着类固醇能阻止杰伊的炎症,带来奇迹般的康复,或者至少是缓慢、渐进的恢复。但在他身上,使用最大剂量仍无济于事。

我们对抗炎症的许多武器都含糊得令人无力。非甾体抗炎药和类固醇的威力,前者如弹弓,后者如巨锤,在试图阻止炎症、抑制免疫系统时都没有明确目标。它们针对泛泛的目标,产生难以避免的后续副作用。寻找抑制免疫系统新药的核心是特异性概念,就是说尽可能选择性地抑制免疫响应,关掉出问题的通路,同时保留身体保护自己的能力。这可以追溯到保罗·艾里希的染色实验,以及他在抗体及其目标之间精确锁定的钥匙和锁的看法。在20世纪初,艾里希本人将抗体、受体的概念应用在了寻找药物上,设想可以定制药物杀死特定的病菌,就好像从枪里发射一颗子弹去打一个特定的目标。他把这种假设的药物命名为Zauberkugel ——“魔法子弹”,并最终开发了砷凡纳明(Salvarsan),即首个能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

今天,人们正在努力研发针对炎症的魔法子弹。困难在于,枪口是朝内瞄准身体的,瞄准的是一种被演化所塑造、对生存不可或缺的机制。早期,试图操纵免疫系统的历史主要努力在加强免疫反应以对抗病菌,比如开发疫苗。严格抑制免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想法,这源于科学家日益意识到需要克制过度活跃的免疫,无论其病理学是来自自体免疫性疾病,还是器官移植等医学干预。

20世纪的后半叶,人们开发出了一系列免疫调控药物。如果把这些药物想成楼梯,从普遍的开始,那么一级一级走上去会变得越来越有效力或有特异性(或二者皆是)。它们缓解了自体免疫性疾病,恢复了患者失去已久的功能;它们让外来器官(原本会遭到愤怒的免疫系统拒斥攻击)得以在新身体中平静安家。心脏、肺、肝脏、肾脏以及更多器官顺利地从脑死亡的捐赠者身体走向充满希望的新生。一个负责治疗炎症的医生不仅需要决定用哪种药物,还要决定从楼梯底部还是顶部开始;从小处着手逐步升级治疗,还是开始就用最大火力,根据需要再行缩减。这里选择的方法是由疾病过程决定的,取决于患者病得多严重,有多大的致残或死亡风险。

杰伊的风湿病专家,芝加哥大学的卡特医生,知道他得从台阶顶端下手,用上手里最强硬的工具。就算服用了其他医生开的类固醇,杰伊的情况仍在快速恶化,更糟的是他还要面对更严重的永久性损伤的风险。一度需要用布洛芬缓解的颈部劳损,现在已经变成了某种腐蚀性的症状,存在的每分钟都会偷走更多的颈部肌肉功能。杰伊拖着丑笨的支架艰难度日,这东西成了支持他行走世间的生命线,因为他的颈背部肌肉已经无法支撑他直立了。他害怕现代医学已无法对抗他的免疫系统,这免疫系统也许最终会完结掉它所启动的一切。他想知道,支架会不会永远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卡特所面对的是某种泱泱巨物。他无法彻底掌握这次追踪的炎症之形。它已经显示出灾难性的愤怒、导致功能严重丧失的能力,但其背后的过程仍疑云紧锁。炎症的主要迹象不仅无法用肉眼发现,而且现代医学测试也找不到。卡特无法预测杰伊会对治疗反应如何。每个人对免疫调控药物都有独特的反应,部分取决于他们的基因。而且,每一个药物靶标针对的都是体内无数炎症通路的某个特定方面。

对炎症下手是极为困难的,炎症是保护我们免受环境(包括与我们共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影响的一个原始机制。免疫应答(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演化出了一些备份。它是由许多分子协调运作的,因此仅针对其中一个分子或几个分子可能是不够的。这个过程经过精密调整,具有内在的传感器和反馈通路。抑制免疫系统的某个关键炎症成分可能会引发另一个其他通路的补偿反应。就算解决了这些问题,跟服药抑制免疫系统能带来的好处相比,其风险可能是不可接受的,比如致命感染。

卡特决定孤注一掷,他尝试强行紧急关闭杰伊的免疫系统。他将动用自己手中的一些最强大的武器,一齐出击。杰伊被这个想法吓到了,但他也已到了孤注一掷的时候。卡特让杰伊继续用类固醇。此外,他还开了他克莫司(tacrolimus),这种药物通常是在器官移植以后使用的,用来防止身体激发炎症反应攻击外来组织。他克莫司抑制T淋巴细胞,而这种细胞帮助保护身体免受感染。这样做的严重风险包括肾损伤、癌症和严重感染。杰伊还需要避免与有感染的人密切接触,不能被割伤或划伤,以及远离某些食物——生牡蛎等贝类。卡特还在治疗方案里加入了硫唑嘌呤(azathioprine),这是一种化合物,通过抑制DNA的合成和减少免疫细胞的产生来抑制免疫系统,其副作用包括胃肠道问题、某些癌症,以及骨髓抑制(可能导致贫血)。

卡特还试了些别的方法。那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医院输液室,杰伊躺在一张粉红色躺椅上,他旁边的推车上挂着一个装着透明液体的静脉注射袋。这个袋子看起来就像单纯的生理盐水,但里面装的是来自大概1000个捐赠者血液的免疫球蛋白(或抗体)。这种混合物被称为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在自体免疫疾病里用它是为了尝试让免疫系统分心,不再专注于当下正在搞的破坏,就好像给哭泣的小孩一个闪亮的新玩具,替代或中和掉那些已经向身体下手的抗体和细胞因子。

但这些都是一般性的理论——没有人知道或者确切证明了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是如何帮助炎症患者的。一周以前,杰伊焦虑地读了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会出什么岔子,包括肾衰竭、心脏或肺部血栓,以及脑炎。但莫测的手法似乎正适合一种神秘的衰弱性炎症。他在椅子上坐了八个小时,闭着眼睛缓缓呼吸,刺穿他静脉的导管将液体滴进他身体里。这是今后许多同样输液里的第一次。

卡特对杰伊病情的紧急治疗在根本上可以说是传统的,就是为了抑制炎症。在这次大胆尝试之前大约20年,在1600千米之外的某个实验室,有另一位医生开启了应对炎症的全新方式。查尔斯·塞尔汗(Charles Serhan)不仅想搞清楚如何抑制炎症反应,也想知道如何逆转(或解决)它。1989年,他从日本返回波士顿,此前行遍东京和京都街头,在会议上发言,大吃各种美味的面条和小鱼,然后突然犯了重病。起初他觉得是前一晚的外卖,因为到了以后就没时间自己做饭了。他的胃部放射出尖锐的疼痛,硬得厉害又对触碰极敏感。症状没有减轻,他后来开始发烧,塞尔汗赶紧去了布莱根妇女医院——他最近刚入职这家医院的医学部门,开启作为研究者的职业生涯。医生诊断为肠穿孔,肠道上出现了一个小洞。外科紧急进行了手术,关掉这个裂口。

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塞尔汗是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此前没怎么生过病。他没有憩室炎或者炎症性肠病这种肠道问题。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带着一个新造口——穿过皮肤的腹壁开口,肠道通过它排出粪便——他想知道他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让自己实验室里一个博士后研究员从自己的静脉中反复抽取血样,结果发现了高水平的炎症标志物。这对一个肠道发炎、刚经历过手术的人来说也是意料之中。但塞尔汗在止痛药作用下处在一种朦胧梦幻的状态,他比过去更好奇他体内微型角色上演的这场戏剧。他觉得自己的医生并不了解炎症。

经过第二次手术重新连接肠道,塞尔汗回到了实验室,他决定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在小鼠身上重现了一度在他体内肆虐的炎症。在小鼠体内,就和他体内一样,急性发炎是对抗伤害的第一道防线,是由不同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聚集而成的。它们泵出强力的炎症介质,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把火烧得更旺。血管扩张,血流增加,液体和蛋白渗入组织。一旦刺激减弱(无论是病菌还是创伤)炎症细胞就会离开现场,炎症随之消退。

塞尔汗和当时许多科学家不同,他最感兴趣的是后一种现象——减弱的火势,战后的死细胞和碎片。这一消退过程在有显微镜以来就得到了很好的文献记录,但它被认为是被动的,免疫细胞和它们分泌的化学介质会随着时间逐渐自然减少,影响减弱。在小鼠中,塞尔汗仔细观察了这个阶段发生的事件。他注意到炎症细胞首次开始撤退的时刻以及它们彻底消失的时刻,详细描述了炎症反应消退的速度。他想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隐藏的信号引导着这些细胞的命运。他想,说不定全世界都搞反了,也许炎症性疾病的主要困境并不涉及点火,不是打开开关,而是消退过程坏掉了——关不上了。

塞尔汗和他的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工作,到了21世纪,他们发现炎症的消退确实是个积极的过程 。炎症组织不会理所当然地恢复到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时候。清理混乱、修复系统的举动依赖于特定的抗炎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其他分子。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这些促进急性炎症的细胞,在炎症消退时会换开关,释放出新的化学物质——正是塞尔汗寻找的隐形介质。他将这些分子命名为消退素(resolvins)。

塞尔汗团队与世界各地科学家一起,在后面几十年里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分子,集合成一个“特异性促炎症消退介质”超级家族 ,包括消退素、脂氧素(lipoxins)、保护素(protectins)和噬消素(maresins)。促炎症消退介质是独特的免疫信号分子,它们大多来自脂质而非蛋白质。它们帮助炎症关闭,清除体内任何残留的炎症细胞因子和碎片。它们减缓免疫细胞的浸润,推动巨噬细胞去吞噬死细胞——这是驱动巨噬细胞切换到抗炎状态的信号之一。在许多动物研究和一些人类研究中,这些小分子表现出逆转疾病中的炎症,放大愈合反应,促进组织再生和创伤修复的功能。促炎消退介质能减弱肿瘤生长,改善癌症治疗和减少炎性体脂。它们能预防缺血性中风和阿尔茨海默病。塞尔汗的工作表明,手术期间血流恢复到缺氧组织时,促炎消退介质可以促使炎症消退。它们还特别善于关闭炎症中最烦人的症状之一:疼痛。

促炎消退介质刺激特定白细胞,即调节性T细胞(Tregs)。这种细胞对维持炎症稳态、抑制过度炎症非常重要。只要轻轻一碰,它们就能调低另一种免疫细胞的活动。它们管理和安抚各种先天和后天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树突细胞、B细胞,以及与慢性病和器官排斥有关的特定的高度炎症类型T细胞。调节性T细胞产生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这是保护身体免受不必要免疫反应和消退炎症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告诉身体容忍自身抗体,防止恐怖致命的自身免疫。它们帮助移植患者接受外来的身体部分,避免器官排异。调节性T细胞在许多与隐匿炎症有关的疾病中都很有用,包括心脏病、肥胖、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和狼疮。它们不仅在淋巴组织(如胸腺、骨髓、淋巴结和脾脏)中大量存在,也存在于皮肤、头发、肺、肝脏、脂肪、脑和胎盘中。肥胖者倾向于在脂肪组织中积累炎症T细胞,代价是失去调节性T细胞。

让炎症消退不等同于抑制它。当传统抗炎药物把炎症通路关掉,造成不必要伤害的风险会变大。促炎症消退介质则同时具有抗炎和促消退特性,其目标是解决背后的问题,而非掩盖问题。它们加强而非阻碍演化了几千年的信号通路,征用天然的抗炎机制而不用冒着免疫抑制的风险。实际上,它们会积极协助身体杀灭病菌。消退通路和炎症一样独特。患有同一疾病的不同的人和同一人的不同组织,都可能有独特的消退通路。如某个科学家说的那样,这就像走进一个酒吧斗殴现场,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也不知道会怎么结束。不过,消退策略在本质上范畴比传统方法要大。

大多数现代药物对促进消退没什么用——有些还会主动破坏消退。例如,非甾体抗炎药会降低炎症程度,减少红热肿痛,但也延缓了消退。平静些的炎症也许会在体内不为人知地停留更久。阿司匹林是个例外 ,它阻断炎症介质,但也会导致产生一些促炎消退介质。阿司匹林起源于古代医学,是少有的几种既能抑制又能逆转炎症的现代药物之一。促炎消退药物的开发还在起步阶段。有一种漱口水被认为可以安全用于牙周病;有些眼药水里含有眼泪中类似的促炎消退介质;还有一些开发中的促炎消退药物,用来防止或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自体免疫性疾病如炎症性肠病等。

治疗隐匿炎症的矛盾部分在于怎么检测出它:怎么找到一种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但在几年或几十年里可能会酿成大祸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消退素也发挥了作用。慢性低水平的炎症可能隐藏在组织、器官或血管里。至今为止大多数检测方法都集中在测试血液中的炎症颗粒,其成本和效用各有不同。在所有触发炎症或炎症性疾病患者的身上会产生细胞因子IL-6,肝脏应答IL-6从而产生CRP分子。里德克早期实验高度敏感地检测出微量的CRP升高,它能揭示隐匿炎症的存在,可用于预测心脏病风险。更昂贵的检测还能寻找细胞因子TNF-α、IL-1β和IL-6,它们在各种炎症性疾病如心脏病、肥胖、糖尿病和特定的自体免疫性疾病中都有所作用。虽然现在有与各种炎症性疾病乃至死亡风险相联系的血液标志物,但用这些标志物来常规检测隐匿炎症是不行的。它们就像血液检测的一幅快照,能宣告炎症的存在,但无法揭示它们为何存在、存在多久了。比如,正常人割伤或者感冒造成的急性炎症带来的某些标志物,它们和那些慢性病相关的隐匿炎症产生的邪恶标志物是一样的。

随着研究积累证据,许多额外标志物的特定模式和集群(炎症“签名”,即炎症的特征)可能不仅有助于定义所谓寂静炎症的状态,也将揭晓其在身体中的来源。我们还将能够不仅仅测量特定个体炎症标志物的浓度,还能获知其响应炎症时的相对变化 。影像学检查如MRI或计算机断层扫描则可以为炎症增加宝贵的定量数据。例如,这些研究能够标记和检查血管周围的炎症,或指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上预兆破裂的炎症。

一些常规血液检测也有助于揭露炎症。其中,包括空腹胰岛素和血红蛋白A1c水平。血红蛋白A1c是携氧与葡萄糖结合的血液色素。高水平的空腹胰岛素水平或血红蛋白A1c指示着与糖尿病等疾病有关的过度炎症。血红蛋白A1c也被用来检测糖尿病的控制情况。血液中的一种氨基酸——高半胱氨酸(homocysteine),则是心脏病的风险因素,可以通过饮食等生活方式选择来改变。高半胱氨酸过多与炎症标志物和慢性炎症疾病有关。

但塞尔汗相信,量化炎症消退介质也有助于诊断隐匿的炎症。他开发了一种方法来检测患有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患者相对较低的促炎消退介质的循环水平。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血液里游着太多的细胞因子,促炎消退因子也过少。他推断,关掉炎症的开关可能和打开炎症一样,在一系列疾病当中都有所作用,如慢性伤口、典型自体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其他与隐匿炎症有关的现代病:心脏病、癌症、肥胖、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在21世纪,隐匿炎症的新兴检测与治疗方法所依靠的策略,与典型慢性炎症疾病相似。但隐匿炎症的状态是由独特调控回路所定义的,那些为经典病症所定制的重型武器对它未必合适。对于一个不知如何停止的隐匿炎症,也许低风险解决方案是最合适的,能让它轻缓退场,将附带伤害降到最低。

没有什么魔法子弹能治杰伊的病。但他克莫司、硫唑嘌呤和多次注射免疫球蛋白,总算遏制了他的持续性炎症,防止了进一步的伤害。经过几年的物理治疗,杰伊恢复了颈部肌肉一半的正常力量,其中一些肌肉过度增大,代偿了那些受损的肌肉。他总算能丢掉支架,能骑自行车和徒步了,但跑步还是不行。由于残存的肌肉虚弱,他很难在跑起来时维持核心稳定保持直立姿态。每天结束时他脖子的沉重感都会回来,这使他很难忘记那些丧失功能的过往,同时,也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恐惧。

卡特在一次国际风湿病学会议上介绍了杰伊的病例。杰伊的病情可能是一种非典型的免疫介导坏死性疾病,免疫系统狂暴攻击颈部肌肉和身体其他部分。正如衰老和老年病、自我和非自我,甚至先天和后天免疫之间的人造界限,炎症的各种面貌也是一种“连续光谱”上不断变形的实体。传统上,我们从识别炎症一步跨到用药物抑制它。多种致残甚至致命发炎过程可以用药治疗,这在杰伊和许许多多其他患者身上已得到证明。

但隐匿炎症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困境。在肥胖和衰老,抑郁和心脏病这样截然不同的疾病之中,它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生物学机制,这个想法提出了对人类健康的新理解。它推动我们思考整体地去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而非分头治之,要考虑患者身心的整体性,包括我们体内和体表的细菌一起。19世纪的生物医学框架——用器官系统划分、认为特定原因导致特定疾病的理解——对时至今日困扰人们的大多数健康状况已不再有效。

想要有效打击隐匿炎症,要从研究其根源入手。人类的遗传学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较长的寿命不能单独解释慢性炎症性疾病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快速飙升 。我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方式塑造的。隐匿炎症是许多环境诱因和相关疾病之间的一个重要机制性关联。例如,大多数癌症和心脏病——21世纪的两大杀手——都是现代生活的产物 。基因在这里的作用要小得多。环境致癌物和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污染、饮食和慢性感染)会损害DNA,使组织发炎,为癌症入主和生长提供了力量环境。它们还能与高血压和高血糖一起伤害冠状动脉内壁的单层内皮细胞,使之发炎,而这种细胞是为心脏供血的细胞,是身体血管的生命支柱。

隐匿炎症非但不能保护我们免受现代生活的最大杀手,反而还为它开疆拓土。这种无声的灼烧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现代环境火上浇油,其中食物是最要命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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