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给奥莉薇亚做了手术,她有两周没能上班。她肠道里的炎症拒绝对药物做出响应。她的身体试着控制损伤,但修复肠道比别的事情——比如修复表皮——要复杂得多。尝试愈合造成了纤维化的疤痕组织,迫使肠道收紧扭曲,中空的管道因受到奇形怪状的束缚而变得狭窄,阻挡了食物和粪便通过。
外科医生切除了她很大一部分肠道,制止了炎症与疤痕的循环。他将肠道末端与胃壁相缝合,创造了一个造口——这对奥莉薇亚来说是个恩赐,她之前一直得忍受排便的剧痛。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认命地倒在地上,觉得自己已经对身体失去了控制。她的房间里堆满了没开封的健康食品书。笔记本上的电子表格有许多事项已经逾期。手术还没过去多久,她声音有气无力且紧张。但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更多的答案。
巨噬细胞是个很情绪化而且反复无常的家伙 。在奥莉薇亚的肠道里,它们变得桀骜不驯。与通常隐忍、鼓励调节性T细胞和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的肠道巨噬细胞不同,奥莉薇亚的巨噬细胞会激发炎症性的Th17细胞,产生大量炎症细胞因子。而且它们不擅长清除细菌或让炎症消退。在炎症性肠病(这种疾病影响所有类型的免疫细胞)患者身上 ,这些狂野的巨噬细胞还很年轻,还漂浮在血液里,还没有一路进入肠道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一些惹是生非的迹象,而后在肠道里肆意妄为,造成(并进一步响应)强烈的炎症。
为什么奥莉薇亚深受这些刚愎之徒所苦?答案只有部分刻在她DNA蜿蜒的糖-磷酸链上。此事有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于她的免疫细胞与“非我”之物——食物和细菌——永无止息的交流。微生物是可塑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所塑造。食物会直接通过发炎或抗炎(甚至促进消炎)的途径影响人体。但食物也会通过微生物来影响炎症。我们如何喂养这些共存的细菌,会帮助决定炎症微生物种类及行为的存在与否,包括决定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特征,这是它们与免疫细胞对话的实质所在。
造就炎症性微生物组的罪魁祸首之一,是过量摄入现代的动物性食品,这和许多西方饮食中存在的炎症性食物一样,会让肠道细菌得不到一种最重要的营养物质:纤维。
约翰·凯洛格对食物、肠道细菌和人类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种直觉。在演讲中,他会切下一片波斯特酒馆(巴特尔克里克的流行餐馆)的牛排,在显微镜下面观察这块肉。他指出屏幕上的几百万细菌。“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他说,“肉在肉铺里头腐败然后你吞下去和你先吞下去然后它再腐败?”
他相信肉很难消化,会在肠道里腐败,产生所谓“坏细菌”放出各种毒素。他写到,美国人有“灵长类动物的软弱肠胃”却什么都想吃,包括“人造食物”,他总结说“无怪乎人类的肠胃机器已经崩溃,消化不良、便秘和描述各异的肠道困境在文明国度如此普遍。” 他认为重肉饮食不仅导致此时的胃肠道问题变得普遍,也导致许多其他疾病 。他相信美国人吃的蛋白质超出所需,可能有害身体。他强调,天然的人类饮食是全谷物、水果、蔬菜和坚果组成的。凯洛格经常说,生产一小块牛排需要大量的谷物,而这些谷物本可以用来让人吃饱。
凯洛格演讲之后许多年,另一位科学家得出了美国人吃太多动物蛋白的结论,让他不得不呼吁反对自己家庭世代赖以生存的食物。在T.科林·坎贝尔(T. Colin Campbell)还没有成为康奈尔大学营养生物化学教授的许多年前,他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家庭农场里挤牛奶,这个地方远离华盛顿特区(和最好的公立学校)。坎贝尔每日晨间做完家务坐下来吃早餐,全脂牛奶加顶上敲开的水煮蛋。有时候他也会吃到煎土豆,或一小条豪华稀有的培根。
20世纪60年代,坎贝尔的研究一直致力于推广动物蛋白。但随着他深入医学文献和进行自己的实验室试验,他开始质疑过去的教条。在职业生涯早期,他和菲律宾的孩子们一起工作,注意到了摄入高蛋白与肝癌之间的联系。他后来的大鼠研究表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不同,会促进肿瘤生长,特别是当动物蛋白摄入超出每日热量的10%时。
动物蛋白刺激炎症,增加体内自由基水平,还削弱免疫、阻碍自然杀伤细胞抵御肿瘤。它鼓励细胞复制和致癌物进入细胞结合DNA,阻碍DNA修复机制。重温凯斯的七国研究后,坎贝尔注意到(一些其他的科学家也发现了)动物蛋白和心脏病之间的联系比饱和脂肪更强。
坎贝尔不满足于仅仅在大鼠身上测试,或把精力集中在单一的营养物质上。1983年,他和中国科学家合作,启动了一项后来纽约时报称为“流行病学拉力赛”的研究,也是中美之间首个大型研究项目,这项浩大的研究持续了数十年,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县里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六千余名乡村居民。研究团队发放营养学调查问卷,直接测量受访者3天内摄入的所有食物,采集血液和尿液样本,分析本地市场上的食物。因为大多数中国乡村居民吃的植物性食物多于典型的西方人,坎贝尔实际上能够比较相对西方而言植物含量较为丰富与极为丰富的饮食。
这项和中国合作的研究(后文简称“中国研究”)显示出了在饮食和疾病之间数千种显著的关联,并且共同表明,动物性饮食和更高比例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肥胖等相关,而植物性食物则具有保护作用。坎贝尔很快放弃了自己儿时的饮食,包括任何肉、乳品和蛋类菜肴。他谨慎地承认中国研究不能单独拿出来证明饮食导致疾病。但它是更大图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章节。
多年后各种人类研究 发现了动物蛋白和炎症、各种慢性病的较高风险,甚至过早死亡有关。在凯洛格的波斯特餐馆讲座一百多年以后,科学家认识到,蛋白质与纤维发酵不同,在肠道中有过多的未消化的蛋白质被细菌过度发酵,这对人体有害。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我们吃了太多动物性食物的时候,这些食物里有高浓度蛋白质,缺乏纤维。当细菌在肠道中发酵,或者说“消化”蛋白质的时候(一个称为“腐败”的过程),会产生毒素,包括硫化氢 ,这是一种闻起来像臭鸡蛋的恶臭气体,与炎症性肠病和结肠癌有关。硫化氢会损害DNA,令肠道发炎。在比较低的程度上,有些植物性食物的发酵也会产生硫化氢,但这些植物里的纤维和其他有益的营养物质会弱化其影响。微生物组科学家一直在指出 ,动物性蛋白助长炎症性的微生物组,而植物蛋白的作用正相反。
除了特定脂肪和蛋白质,免疫系统对动物性食物里其他物质的反应也不佳,如红肉中的一种糖——N-羟乙酰神经氨酸——与慢性、低水平炎症和癌症风险升高有关 。还有肉中的铁——血红素铁 ,因其易于进入血液而受到赞扬。但和植物中的铁不同,它会绕过人体调节铁吸收的精密机制,可能会过量累积。足量的铁对维持身体机能必不可少,但太多就会诱发氧化应激和炎症。血红素铁与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有关。
正如凯洛格看到的,动物性食品中的大量细菌也会促成炎症。身体吃下去的每顿饭都会遭遇新鲜的微生物。有些对人有益,有些无所助益甚至有害。但在动物性食物中,它们的数量远高于植物。而且研究表明动物性食物含有过量的细菌毒素——内毒素,类似于卡尼微生物组研究中的内毒素,但它们不在体内——这些毒素是先天免疫系统和炎症的强力诱因。
2011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科学家想知道,为什么在进食大量动物性食物以后,血液炎症标志物会明显上升。他们怀疑这个现象主要是食物来源的细菌造成的。他们测试了水果、蔬菜、肉和乳制品的内毒素,发现动物性产品(包括猪肉、家禽和乳制品)中的内毒素含量很高 。在培养皿中,这些食物的提取物会激活先天免疫活动,引发人类巨噬细胞分泌炎症信号,如IL-6和TNF-α。无论细菌本身死活,内毒素都会存在,而且经得起各种加工,就算把肉煮上几个小时、浸泡于酸液,或者暴露于消化酶也不会消失。健康人的血液能耐受少量内毒素,但研究表明有些食物——如鸡蛋和香肠麦芬——含有大量死细菌,会释放出能让整个身体发炎的内毒素 ,起初只是短暂的火花,但如果反复轻微发炎则会转为慢性,为疾病发展提供丰富的土壤。
西方饮食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造成炎症的同时,还缺乏人类抗炎最需要的营养。在食物、细菌与炎症的关系里,三者间复杂互动的基石因素在于纤维。
1980年,斯蒂芬·奥基夫(Stephen O'Keefe)在伦敦大学读完营养和胃肠道学没多久,就去了非洲的开普敦行医。奥基夫对病人无瑕的结肠感到震惊,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癌变前的息肉。和伦敦的病人不同,南非人几乎不得结肠癌或者其他肠道疾病,包括便秘、痔疮和憩室炎。
奥基夫想起了爱尔兰传教士医生丹尼斯·伯基特(Denis Burkitt,以发现儿童癌症伯基特氏淋巴瘤而著名),伯基特20世纪60年代在乌干达工作时有类似的发现 。他观察到,数百万乌干达人吃的是高纤维的饮食,含有全谷物和块茎作物,几乎不吃肉、奶、蛋或加工食品。他们几乎不会患上发达国家常见的致命疾病 ,例如心脏病、癌症、肥胖或糖尿病。伯基特在这个国家20年的外科工作中只取过一次胆结石。“一个国家里人们的健康状况,”他写道,“能从粪便的大小和沉浮来确定,而不取决于技术水平。”
多年来,许多大规模流行病研究证实并发展了伯基特的假设,认为纤维不足和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各类癌症、感染、肺病、肥胖、糖尿病以及死于上述疾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但纤维是怎么发挥魔力的呢?
纤维是植物中人类无法消化吸收的部分,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不同。植物性食物富含纤维等营养,能够减缓胃部活动,通过激发肠道激素告诉大脑吃饱了,从而帮助我们减重。纤维充塞粪便,使之含有更多水分,对结肠壁造成压力,帮助刺激肠道运动,排出多余的胆固醇和激素、毒素及其他坏东西。它对腹泻和便秘都有好处,促进软粪便更轻松地通过,避免排便时因反复用力造成的问题,如痔疮、疝气、憩室、静脉曲张,甚至颅内出血。它能抑制血糖胰岛素饭后飙升。纤维能稀释并结合肠道中某些致癌物质,将其弄出体外。
纤维预防或应对现代慢性病(炎症性疾病)的最根本方式是操控免疫系统。纤维能消融内脏脂肪(炎症性器官)来降低炎症。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体重变量,高纤维饮食在特定组织和全身与低水平炎症标志物有关,包括CRP、IL-6和TNF-α。
2015年,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奥基夫来到匹茨堡大学的医学系工作。他的病人可能吃的是当地特色美食:蘸满黄油和糖浆的热烤饼,叠满马苏里拉芝士的比萨,塞满了炸薯条、培根和卷心菜沙拉的三明治,20世纪30年代的钢铁工人几分钟就能匆忙吃完这一整顿午餐连配菜。奥基夫注意到,吃着这些西方饮食在匹茨堡长大的非裔美国人,饮食里满是动物性食物、精制谷物、糖和盐,他们患结肠癌和其他疾病的比例骤升。奥基夫想到自己在南非的日子。如果非裔美国人吃几个星期的南非食物(或者反过来,南非人吃西方食物),对肠道菌群会有什么影响?他招募了匹茨堡的20个非裔美国人 ,和南非夸祖鲁-纳塔尔乡村地区的20名本地人,来进行他的研究。
在改变饮食之前,他收集了被试的血样、尿液、粪便做了基线测量。他还做了结肠镜检查,通过微小活检取样了肠道组织。特殊染色方法表明美国人的肠上皮细胞分裂速度远快于南非人,预示着更高的结肠癌风险。将近一半美国人结肠中长有腺瘤性息肉,但南非人没有,他仔细检查了被试的粪便,不出所料,南非人肠道中生活着充满活力的多样细菌。
其他研究,包括一项比较了布基纳法索和意大利儿童的调查 ,也发现高纤维饮食会产生更强健的肠道菌,有些在西方人的肠道里前所未有。地球上数十万种可食用植物里有着独特的纤维,提供各种各样的健康益处。可溶性纤维 (溶于水,大多数植物性食物中都有,有些含量比较高)被视为一种益生元 。肠道菌将之发酵,不仅刺激多样化的微生物组,也能激发具有抗炎行为的微生物,控制不良免疫反应,同时有效排挤或防御病原体。最佳可溶性纤维的来源包括豆类、燕麦、坚果、种子,以及某些水果蔬菜。
纤维等营养物可以直接或通过肠道菌间接地影响先天和后天免疫系统 。微生物的排泄物和人类一样会对免疫功能造成很大影响。当细菌发酵了可溶性纤维,它们会制造代谢物,调控几乎每一种免疫细胞,影响肠道和全身的炎症。奥基夫在南非人的粪便中发现了一种高水平代谢物丁酸(butyrate)——一种短链脂肪酸,以及乙酸和丙酸。这些物质能预防脂肪组织生长 和促进肠道激素降低饥饿、滋养肠道。对于单层肠道内皮细胞,这一人类与过量食物与细菌之间庞大而脆弱的屏障,丁酸是它的救星,是营养和健康的主要来源。它帮助肠道排出致癌废物和过量胆固醇,改变基因表达,防止上皮细胞失控增长,帮助消除可能转化成癌的细胞。
短链酸能影响免疫功能,阻碍隐匿炎症和慢性炎症疾病。它们迫使免疫系统更加容忍食物和细菌,避免过敏和敏感。它们诱导调节性T细胞 ,抑制NF-κB,后者是炎症响应的关键传导者,引起数百种炎症基因表达。它们有助于培养冷静的巨噬细胞 ,即使面对脂多糖这样的强力诱因也不会产生太多炎症细胞因子如IL-6和TNF-α。它们疗愈肠道炎症:在癌症放疗或炎症性肠病手术等疾病后,丁酸灌肠剂能治疗炎症的肠道。
短链脂肪酸能预防(或治疗)隐匿炎症引起的肠道渗漏和内毒素血症,它们能丰富肠道里保护性的糖浆状黏液,让身体制造黏合性蛋白,封闭上皮细胞之间的缝隙。它们阻止微生物分子如脂多糖(一种内毒素)穿过这些细胞。
短链脂肪酸能穿过肠道壁,进入血流,操控免疫系统,抑制远处器官的炎症。它们甚至能穿过血脑屏障,让肠道菌与大脑联系起来,改善学习、情绪和记忆。它们防止巨噬细胞深入脂肪组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脂肪的炎症潜能。它们穿过孕妇的胎盘 ,保护胎儿免受肺部炎症和其他疾病的侵害。
奥基夫在美国人粪便里发现了与南非人粪便的鲜明区别——西方饮食塑造的残局:微生物多样性低,含有大量有毒、炎症性代谢物而非短链脂肪酸。美国人粪便里那些炎症性化学物质中包括次级胆汁酸。胆汁是肝脏制造、存储在胆囊中的物质,帮助分解脂肪。大多数胆汁酸会被小肠重新吸收,但西方饮食中脂肪含量很高,这使胆汁持续流入肠道,确保过量胆汁酸抵达结肠,在那里被细菌消耗制造出次级胆汁酸,这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会破坏DNA。过量次级胆汁酸促进炎症微生物,对肠道及全身免疫细胞和炎症造成不良影响。次级胆汁酸与多种癌症有关。
奥基夫还在美国人肠道里发现了高水平的胆碱,以及在尿液中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 N-oxide)的水平也升高了。胆碱和肉碱是肉、蛋、奶这类动物食品中浓度很高的营养物质,在某些植物性食物中也有少量发现。当身体从动物食品中获得这些营养时,肠道细菌会产生代谢物,由肝脏转化成氧化三甲胺。这种有害化合物会激活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增加身体各处的炎症。研究表明,血液中的氧化三甲胺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大小有关 ,它能预测心脏病、中风乃至死亡风险。高水平的氧化三甲胺也和其他慢性病有关,包括癌症、痴呆、糖尿病和肾病。
奥基夫让他的被试们“交换”了两个礼拜的饮食,让美国人吃玉米粥、大豆和水果,南非人吃烤肉、汉堡和炸薯条。然后他再次观察他们的肠道。南非人的上皮细胞明显比美国人的分裂更快了,结肠炎症的标志物以及肠道巨噬细胞的数量都有所增加。南非人失去了肠道物种——多样性下降了,粪便中丁酸的量也减少近半,而胆碱和次级胆汁酸的量增多了。同时,美国人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比此前高了,同时丁酸也增加了一倍多,次级胆汁酸减少。
纤维对积累有益微生物十分关键。人类和其他大型类人猿漫长曲折的肠道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主要处理的是植物 。早期人类想吃肉,但大多数以叶菜坚果、花和灌木丛水果果腹,零星吃点昆虫 。它们长长的囊状肠道有着宽广的吸收表面,有充分容纳细菌的空间,很适合分解满是纤维的植物物质。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在大约250万年前漫游世间,他们也主要吃植物性食物 ,每天摄入至少100克纤维,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少有例外。石器时代的工具如杵和臼的表面发现了来自各种野生植物的谷物,作为化石的牙齿斑块 中也发现了大麦、豆类和块茎植物残余痕迹,说明人类早在一万年前农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在吃这些东西了。
虽然大部分旧石器饮食都以觅食成果为主,他们的肚里偶尔也会出现捕猎所得的肉,经常是昆虫,富含营养但热量不高。大点的野味都是野生、精瘦的动物,来自自由活动的食草动物。他们来者不拒,吃光肌肉,也敲骨吸髓、消灭所有内脏器官。人类学家认为,羚羊肉和旧石器时代的肉类比较相似,含有约7%的脂肪,大多是ω-3脂肪,几乎没有饱和脂肪。相比之下,现代用玉米饲养的牛(经常还要打抗生素和激素)含有约35%的脂肪,大多是饱和脂肪,只有少量ω-3。
就算是鱼,现在含有的ω-3也变少了,饱和脂肪比祖先要多。现代动物性食物还积累甚至超载了ω-6。研究表明,从细胞因子如CRP、TNF-α和IL-6的检测来看,野生动物的肉(比如袋鼠肉),比驯养的牛肉引发的炎症较少 。现代的肉类和旧石器时代有本质差异,而且吃它们的背景也大多不同:频繁大量地吃肉,但饮食里没有伴随足够多的纤维,也没有足够的身体活动。
任何版本的饮食,只要里面充斥着现代动物性食物,都与许多慢性病的更高风险有关联。放弃几乎所有碳水(包括谷物、豆类、水果和特定蔬菜)、偏爱动物性食物的那些饮食尤为阴险 。这些食谱可能起初能帮我们减掉几磅肉,甚至可能激活某些与间歇性断食等较健康举措类似的代谢通路。但经过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许几年),大啖动物食品的代价会表现为慢性病、营养缺乏,甚至过早死亡风险增加 。就像安塞尔·凯斯那时候的芬兰人一样,健美的体格可能掩饰了不良饮食对身体和肠道菌造成的伤害,因为隐匿炎症已经深入组织和器官,等候发作时机。
在有些慢性炎症性疾病中遗传的作用更大些,如炎症性肠病等。但就算在这些疾病中,环境因素也不可小觑。研究表明西方饮食及其组成,特别是摄入大量动物性蛋白,与增加炎症性肠病风险有关,而摄入纤维(即使只是适量摄入)也与疾病风险降低近半、复发率降低有关 。纤维滋养结肠里的细菌,保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在克罗恩病经常发生的小肠里 ,纤维抑制细菌入侵肠壁。
奥莉薇亚的故事早在外科医生切开她的肠道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开始在她高中三年级那个要命的日子以前,那天她跌跌撞撞走进急诊,疼得站不住,直肠里涌出血块。隐匿的炎症,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关键触发器,可能已经在她的血液里潜伏数月甚至数年,受到环境刺激激发,在先天不利的遗传条件下无节制地进展。
对隐匿炎症和慢性炎症疾病,最有力的环境影响是饮食选择,它能帮助遏制全球残疾和死亡的这一主因。但尽管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对食物、细菌和疾病间联系的理解不断增加,西方式的饮食仍留在美国内外的大多数餐桌上——部分得益于行业利益和宽松的政府政策。它也在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凯洛格曾哀叹自己时代饮食过度,然而在他那个时候,某些已知对人类最具炎症性的饮食尚未进入食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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