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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脏污疗愈

我对此毫无记忆,但在我1岁之前,我母亲给我穿了耳洞,剃了头发,并在我的下眼睑上涂上深色颜料。她把我带去恒河,这是印度北部,我出生的医院附近的一条河流,并把我从头到脚泡在河里。接下去几个月里她会多次重复这一仪式,直到和我父亲一起打包行李,去美国开展新生活。

瓦拉纳西市位于恒河岸边,被认为是印度最神圣的城市,是这个国家的精神之都。1897年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写道:“瓦拉纳西比历史更古老,比传统更悠久,比传说更深远,看上去比它们加在一块还要老两倍。” 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朝圣者涌向瓦拉纳西,沿着河边石阶而下沐浴在恒河中。

传说中,恒河不仅是一条河,也是印度教徒崇拜的恒河女神,净化与宽恕之神。湿婆将她从群星的家园里带到人间。她的神秘之水可以洗去一切罪孽,预防疾病。16世纪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认为它是“永恒之水” ,在宫廷中使用。恒河水源自喜马拉雅山脉高处的根戈德里冰川,冰凉的溪流被岩石淤泥染成了浑浊的灰色。但当它流经瓦拉纳西,经过2414千米到达孟加拉湾,为印度近1/3人口提供了饮用和灌溉水,就成了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我在美国郊区长大,游泳的地方是印第安纳沙丘的密歇根湖南边区域或者本地含氯游泳池。而与此同时,人们朝恒河里倾倒各种东西,包括人畜排泄物、工业金属和杀虫剂、未经处理的污水,以及火化过的遗体。这条河里的粪便大肠杆菌计数达到天文数字。带来疗愈的圣河却可能传播疾病,这沉甸甸地压在一个国家的认知之中,在字面上和形而上学上都是污点,活动组织为此大声疾呼清理水体。恒河的本质仍然是仁慈的,这个被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仍然在试着重获平衡。现代研究开始揭示其治愈可能背后的一些科学部分:在细菌、炎症与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她的水体中留下的微生物伙伴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之一——在美国我再也未能找到过能替代它们的角色。

路易·巴斯德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细菌理论,德国医学家罗伯特·科赫后来拓展了这一理论,证明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可以感染身体,导致疾病。细菌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基石,它让人类与细菌的关系急剧转变,极大降低了死亡率,增加了预期寿命。

巴斯德申请了一项专利,通过高温加热杀死牛奶和其他液体里的细菌,他称之为巴氏杀菌,从而避免了婴儿因牛奶变质导致的死亡率。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估计,在手术室里,感染坏疽的肢体里有巴斯德的细菌的踪迹。当时,所有患者创伤里的脓包都是用同一批探针寻找的,手术器械只有在存放前才清洗。感染导致的死亡居高不下,促使人们发起运动在所有医院禁止外科手术。李斯特冒着同事的强烈质疑,开创了抗菌外科 ,创造出无菌的手术环境,使术后感染急剧下降。他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外科的基石。

细菌理论改变了人们看待身体与环境的方式。更洁净的食物和水,以及厕所、下水道系统及垃圾收集,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一位科学家说,美国人学到“高级生命无处不被低级生命渗透” ,他们潮湿的地窖和阴暗的厕所可能滋生疾病。人们洗手,使用消毒剂清理细菌。他们开始每天洗澡而不是偶尔一洗。

在苏格兰,1928年9月某个命中注定的秋日 ,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和家人度假归来,发现他实验室一个培养皿里的葡萄球菌被一种蓝绿色的真菌杀死了。他发现这种真菌能毁灭许多种细菌,将之命名为青霉素。他的发现带来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开启了治疗感染性疾病的新纪元,一场“细菌战争”,将梅奇尼科夫的益生菌推到了科学边缘。但如今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些菌对健康不可或缺。这些菌类充分融入我们的生活将重新定义卫生概念,也重塑我们的自我身份。

对比20世纪末的瓦拉纳西和美国城市,在后者当中,泥泞乡村让位于玻璃和水泥,厕所和下水道系统管理秽物,水是含氯的,食物是消过毒的,人类生活在砖石和石膏而非泥土茅草中,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相隔绝。在现代西方城市里,致命感染的阴影已经被过敏、自体免疫性疾病和其他炎症性疾病取代。在这些地方,免疫系统的愤怒往往倾泻于常见食物——花生或贝类——或无害细菌,并产生隐匿的炎症,无时不在体内穿梭。

人类微生物组的物种多样性是其健康的一个标志,但这种多样性一直在稳定减少,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化石粪便揭示了古代人群丰富多样的微生物组。即使是采集狩猎部落原住民的现代后裔,比如坦桑尼亚的哈扎人,也有着现代城市居民没有的微生物物种。失去与人类共同演化的原始微生物不仅是名目上的损失,也是塑造免疫系统必备的旧日环境、模式和功能上的损失。像蠕虫感染 这种曾经普遍存在于人类肠道的寄生虫,如今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很少发生了。然而这些蠕虫在与人类的数千年亲密接触里,打磨了自己的技能,调节了多种免疫途径。它们能强力诱导耐受性巨噬细胞,还有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蠕虫被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等自体免疫性疾病,患者吞下活卵,在肠道中孵化。

城市生活里的慢性炎症性疾病激增。与此同时,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则与传染病苦苦斗争。例如,蠕虫可能对免疫功能多少有些好处,但也导致一些人急性腹泻感染,造成营养不良和贫血。但我们不需要从这两种对立的不幸中选边站,大多数微生物和免疫细胞的相遇是良性的,且具有启发性。如果想要那些质和量都合适的邂逅——能有助于既避免感染又不至于造成慢性炎症性疾病——我们应重塑与身体内外和周围的微生物的关系,培养始于出生、持续终身的习惯。

一个孕妇子宫内的胎儿会与微生物代谢物接触 。它们穿过胎盘到达胎儿组织,驱使免疫发育,让宝宝在面临分娩时的微生物狂潮之前,浅尝一下母亲的微生物味道。出生方式也有影响:剖腹产婴儿获得的微生物大量来自母亲皮肤和医院房间,而非来自阴道,后者所包含的微生物经过演化的优化,能训练新生儿的免疫系统。母乳提供的糖能滋养婴儿的肠道微生物,帮助其培养出抗炎能力,并提供抗体以防感染。

顺产和母乳喂养能让婴儿的免疫系统走上有利的轨道。但医疗问题、现代生活的需要,以及照护儿童的伴侣数量和性别各有不同,情形可能不允许这么做。还好生育方式和早期哺喂并非唯一塑造有利微生物组的机会,也不是导致其消亡的主要原因。我们在婴儿期和成年期做的大量选择,使我们能不断影响我们的微生物组。

1987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大卫·斯特罗恩(David Strachan)注意到,家有年长兄姐的孩子较不容易患上花粉热等过敏。他提出了著名的“卫生假说” ,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儿童因为家中人口少或其他因素而缺乏感染暴露,长大后免疫系统一惊一乍、不易适应。卫生假说概述了儿童时期感染和后来慢性炎症性问题之间的权衡关系,带来了一种观点:过度热衷于个人和家庭清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微生物影响不足。但这一观点尚不全面,我们现在对卫生的理解需要修正。

卫生的正式定义是“有助健康的条件和实践”。它源自19世纪里巴斯德、李斯特和其他科学家与传染病的斗争。个人和社会卫生实践,比如洗手、小心存储和准备食物、全城范围收集垃圾,以及引入污水处理系统,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无论是不是工业化国家,对预防流行病、抗生素耐药、食源和水源中毒,以及医院感染,卫生仍至关重要。它保护脆弱的人群,包括婴儿、老人和免疫低下者等易感人群。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群,特别是较贫困的国家或地区,获得洁净的饮用水和洗漱用水是一项关乎人命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干净”和“卫生”两个词常被混着用,但它们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早在1939年,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认为,干净应区别于卫生。在许多情况下,干净无助于健康,与科学支持的卫生并不一致。我们如何保持自己或家中干净,常与审美或社会因素有关,而非关乎预防疾病。哲学家奥利·拉格斯博兹(Olli Lagerspetz)写到,文明社会里典型的干净标准不断升高,但“无论对生物性生存还是对一般生活质量都没有明显作用。” 他认为,“干净”和“肮脏”之间的区别是人类社会里的指导性原则,就像对和错。

脏污既是有形真实的元素,也是文化秩序里的象征。在美国这个没有贵族的国家,南北战争之后洁净就是地位的标志。它成了一种个人和社会责任——最终成为一种痴迷,超越了预防性保健所需。象征性的关联,而非科学上的卫生决定了我们的品位。与排泄物有关的话题,尤其引起人们的强烈厌恶,它被视作典型的污秽,在日常生活里见不得人。但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粪便,而看不见的肠道微生物(同时有着治愈与伤害的潜能)遍布我们的接触和品尝之物,使得完全干净的想法(以及由此产生的阶层)不过是一种幻觉。

婴儿出生以后会不断从环境里获得微生物。两岁时,孩子的肠道里已经有了数以万亿计的细菌繁殖。在生命头几天、头几年暴露于广泛多样的细菌 ,对于培养多样、抗炎的微生物组必不可少。研究表明,当孩子婴儿期暴露于更大量的微生物 ,他们在成年后发生隐匿、慢性炎症的风险可能降低。在早期生命的这个关键窗口,微生物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影响免疫系统,教会它只在面临真正威胁时才做出反应,及时消除炎症,并容忍细菌错综的混合来访。没有这些及时对话,儿童可能会发展出对良性细菌、食物和其他物质(如花粉或家庭灰尘)反应过度的免疫系统。他们有更高风险产生沉默的炎症,患上慢性炎症性疾病,包括明显的自体免疫疾病。

孩子不仅需要和足量微生物交互,也需要有足够的质。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感染不能对过敏和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提供保护。2003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微生物学教授格雷厄姆·卢克(Graham Rook)考虑了一种新的假说 。卢克知道,常见儿童感染(如感冒、流感、麻疹等)在人类演化中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公元前10000年,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的人口增多,彼此更接近。这些“人群感染”没有在采集-狩猎社群中占上风,那时它们要么杀死一个人,要么引起快速的免疫。相比之下,与人们构成互利伙伴、在泥水和腐败植物里与人共同演化的古代微生物,对于塑造免疫系统至关重要。这些卢克说的“老朋友”是最佳免疫功能不可或缺的。它们激活多种免疫通道,包括抑制炎症反应的调节性T细胞。它们能防止人体攻击自身组织或无害的空气颗粒,如灰尘、皮屑和花粉。对儿童最关键的接触不是感染——感染是免疫系统和微生物互动中的例外——而是与老朋友缺乏对话交流。

各个年龄的人们怎样在现代生活里找到这些“老朋友”?一个要点是,早早地、时不时地接触自然世界,包括扎根在土壤和水中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植物与微生物。古往今来,诗人与艺术家的直觉认为,拥抱自然使人获益无穷。1986年,20岁的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 Knight)驱车进入缅因州的贝尔格莱德湖,但并非像梭罗那样“深深地生活,饮尽个中三昧”(在他看来过于浅薄),而是为了满足对孤独深切的、抓挠不息的渴求 。他作为“北池隐士”生活了近30年,他为囤积物资度过严冬而行窃,直到被警察抓个正着,关进了监狱。再见了,黎明前的徒步旅行和雾中的日出,雨后空气中弥漫的麝香味的尘土气息。但自然改变了他的大脑,令他得到了一种照相式的记忆,也塑造了他深思和专注的倾向。

“森林浴”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兴起,它指的是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与大自然产生连接。森林浴增进创造力,缓解压力和攻击性,并改善情绪。它有助于创造出健康的微生物组和一种深思熟虑的免疫系统,对触发因素做出合适的反应。它不仅影响肠道微生物,也影响皮肤和呼吸道里的微生物,它们对免疫健康亦有作用。新鲜的森林空气里充满了细菌、病毒、真菌、花粉等物质。吸入植物的芬多精——一种树木等植物(包括水果和蔬菜)散发的精油,用于防御昆虫——能增加免疫系统对付感染的能力。即使只是在自然里待上几小时甚至几分钟都有助于恢复。孩子沉浸在大自然里的时候,不仅能得到这些“老朋友”,如意大利医生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所说,还能得到无尽的自由与实验性学习的机会,促进全方位的发展。

我们还能从其他人和动物身上接触到老朋友。孩子在与家庭成员和伙伴,以及学校、日托和运动队伍的每次互动中都能累积微生物。一只狗或者猫都会对他们的微生物组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室内外环境之间的桥梁,将陌生的菌带进他们的世界。许多研究表明,生命早期要是养了宠物或农场动物,能降低过敏和哮喘风险 。

迄今为止,对细菌、炎症和疾病的科学研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卫生”在日常生活里到底是何意。卫生不总是意味着干净,而干净也不必然卫生。干净如果不能带来健康益处,就偏离了卫生的含义,而反过来——比如说在泥巴里玩耍——也可能是极为卫生的。保护性的生物本能让我们远离过多的泥污和粪便,这些行为让早期人类得以幸存——但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于自然,以及人类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对卫生也是很重要的,帮助预防隐匿的炎症和慢性炎症性疾病。在恒河里泡泡绝不会是干净的,但随着它逐渐净化,这事有可能会变得卫生一些。

想要遇到老朋友,重新思考个人和家庭清洁可以是个办法,不过相对作用比其他手段小一些。选择保持家居与身体干净,更像是耗时费力的审美或文化偏好,而非科学意义上的卫生,人们或许可以摈弃一些对家或身体有刺激的清洁剂,转向更自然或自制的产品,目标在于稀释细菌浓度而非杀光它们。或者我们可以买个简单便携的坐浴盆,不那么频繁地淋浴,保留住保护皮肤或头发健康的油脂和细菌。降低一点个人和家庭清洁的标准,能增加休闲时间,也改善生活质量。但过犹不及:要是完全忽视清洁,家里会潮湿发霉,被那些演化史上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微生物入侵,因为现代家居都是用现代材料制造的。我们的身体会陷入污秽,给发生感染提供肥沃土壤。

可能让家里更卫生的最好办法,是让它增加与自然的接触,以微小的方式模仿传统的农场环境 ,后者往往室内外的微生物多样性更高,有助于防止慢性炎症性疾病,如花粉热、过敏、哮喘和自体免疫性疾病 。在一块地上培养花园,或在公寓里开窗通风,种点盆花,都是个办法——只要土壤里不含人造毒素。再生有机农业根植于古代传统,注重土壤健康,以及地球及其居民的健康,帮助对抗气候变化。这种方式避免使用抗生素和合成化肥投入,专注于传统技术如堆肥和作物轮作。它促进植物和土壤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这些可持续有机农场用的土壤,用农庄动物排泄物增加肥力,含有极为丰富的微生物,从土壤中汲取养分。在这些土壤上生活的植物可能比传统种植方式更具营养。另外,含有抗生素残留和某些类型杀虫剂、除草剂的土壤容易失去生物多样性,让耐药菌更易增殖,可能会伤害植物、人体,以及有益微生物。

实用卫生原则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随着时间与空间范围的改变而流动变形,但始终与科学保持一致。包括耐药菌在内的致命感染一直是个全球性的威胁,特别是对脆弱人群来讲。对某时某地的某个人而言卫生的措施,对其他人则不然。一个生活在大流行病中、极有可能感染严重疾病的老人,在遭遇可能的病原体来源时,得确保加强个人和家庭清洁,但他也同样必须保持暴露于自然的微生物伙伴中,它们能增强免疫。一个孩子在树林里徒步、玩院子里的泥巴,或者与宠物狗散步,未必需要晚饭前洗手,如果他们的泥土里没有杀虫剂等化合物的话(类似于我们的祖先在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光着脚挖掘可以吃的块茎),但去过医院、摸过动物园的动物,或者接触过完美如画、毫无杂草的公共草坪,就得好好洗手了——这是避免人际传播多种感染性疾病的关键。

卫生是个广泛的范围,包含一系列必要行为,培养与我们世界里细菌的健康关系——包括了食物与药物的选择。药物,包括抗生素、布洛芬,还有抗酸剂在内,对肠道菌会产生不利影响,即使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也会明显改变肠道微生物组,降低其多样性,杀死一些老朋友。一旦停用抗生素,在适当照护之下,微生物组会很大程度上恢复——但非恢复如初,然而每多使用一个疗程的抗生素都会带来新的扰乱。在新生儿第一年里使用抗生素,会消灭一些帮助校准免疫系统的重要细菌,这与慢性炎症性疾病风险增加有关,包括哮喘、湿疹、炎症性肠病和肥胖。当然,自20世纪中叶以来,抗生素挽救了无数生命,避免常规手术或常见感染(如肺炎等)演变成致命危险。器官移植患者在使用免疫调节药物后通常需要长期服用抗生素来防止感染,但人们经常会随便使用抗生素,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家开始关注抗生素的负面作用,包括像艰难梭菌这种超级细菌的出现和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让人不禁忧患起一个抗生素黯然失效的未来时代。考虑到疾病的自然过程和治疗的风险和收益,适当使用抗生素是符合卫生的。在使用抗生素的前、中、后期,通过饮食等生活方式,深思熟虑地管理肠道菌,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连带损害。

从生到死,我们与微生物之间对话的质和量受到生活方式因素影响——如食物、药物,以及我们与其他人、动物的接触,甚至与自然界土地、水和风相遇时碰上的细菌。这些对话不仅与免疫科学有关:它们也帮助我们塑造了对个体身份的观念。

我们身体内外的微生物模糊了疾病因果的界限,也模糊了我们的自我与非自我之别。梅奇尼科夫早年对巨噬细胞的发现,在免疫学里开启了一种战争式的语言。在他的显微镜下,达尔文式的生命之战描绘的是冲突、入侵和流血。但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在包围有机体的同时也定义了它 。在它们的活动中隐隐树立着自我的观念,其中所谓一个人严格然而不断演变的边界,与外部环境或非自我,有着独一无二的隔绝。免疫,一种对进犯边界的响应,不仅创造出身份,还维护其完整。

麦克法兰·伯内特(Mac Farlane Burnet)在他1941年的《抗体的产生》一书中,明确在免疫学里引入了“自体(self)”和“非自体(non- self)”这两个词。他用这种新的话语来描述自体免疫性疾病、器官移植中的免疫耐受,和其他各种疾病。到20世纪70年代,自体与非自体的两分已经深深根植于免疫学中,成为这一学科的决定性教条。

伯内特拓展了一般将感染和免疫视为一种生死之战 的观点 。他认为,感染性的病菌需要一个健康寄主来提供食物、庇护和繁殖(除了有些从尸体上传播,或在体外无限生存的细菌,像炭疽孢子)。因为一种细菌杀死宿主的同时也造成了自身毁灭的命运,因此死于感染性疾病是异常现象,或许是由于细菌的超常毒性,或寄主格外虚弱(或二者兼有),对两者都不是最佳选择。症状微弱或几乎没有症状的低水平感染,反而让细菌能不受限制地繁荣生长,找到新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帮助寄主。

虽然定义免疫系统大多在于其区分自体与非自体的能力,暗示着某种个体性与孤立,但如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陶伯(Alfred Tauber)所说,这种隐喻尚不充分。免疫让人联想到一幅以躯体抵御毁灭性感染的画面,但大多数免疫细胞与细菌的相遇是无害的,是休战而非开战。感染的状态并非绝对:正如健康与疾病一般,它也是一种连续光谱。在广阔的灰色地带的生存,是静静容纳食物、细菌和其他物质。许多平凡而重要的免疫功能维护着身体自身的细胞。例如,自体免疫是针对健康“自身”组织的有害反应。但它无害地存在时以天然抗体标记正常的身体组成,勾勒出一种“免疫小矮人”形象。免疫系统还会清除身体里受损或死亡的细胞——如同梅奇尼科夫指出的——或者癌前细胞,如同清除有毒细菌一般。

微生物帮助引导免疫的身份走出起源之地,进入广阔的生物学环境。这种身份不仅在于自体与非自体之分,也在于对话——免疫系统彼此之间、与身体内外的细胞之间,无时不在进行的交流,削弱了孤立封闭的一个自我的概念。这里产生的身份复杂地与环境、与参与更大目标的对话交织:处理信息、识别、记忆和学习。在标记一种食物或细菌的敌友(或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时,环境很重要,因为免疫响应的类型和数量是多种影响因素决定的,这挑战了以前那种机械化的、抗体和有害抗原之间钥匙配锁的看法,认为仅仅识别就足以引发特定免疫反应。免疫的性质与环境有关,处在连续谱之中。

梅奇尼科夫没有活到能看到他年轻时的研究与晚年的思考结合,产生重新定义免疫学的重要发现。他不能想象,那些被巨噬细胞吞噬的细菌也会重建身份,不能想象免疫系统的健康会成为一个生态系统适宜性的指标。但他的好奇心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咽气之前几分钟,他提醒一位同事,在他死后“仔细地”检查他的肠道。

今日的技术水平或许能让这位同事理解微生物组是高度可变的,很大程度上被生活方式塑造。这些力量引发并维持着微生物与免疫细胞之间的对话,勾勒出不断变迁的生物体边界。有益健康和体内微生物的卫生实践种类繁多,范围广阔。有些最长寿的人们也许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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