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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八章 细语

奥莉薇亚30多岁,留着精心打理的褐色直发。她工作时间漫长且辛苦,不是为了热爱工作或为了钱,而是为了对抗闲睱时产生的焦虑。来见我的时候,她穿着一件带花边的珊瑚色夏装,精心涂抹的指甲敲击着钱包,紧随室外雨点敲窗的声响。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赫伯特·欧文医院八楼的胃肠道诊室会面。天空阴沉,房间逼仄。

几个月前,奥莉薇亚出现了严重的胃痛和便血。胃肠病学家在肠镜中寻找明显的粉色组织,结肠囊状部分像手风琴一样折叠,排列得整整齐齐,正常情况下结肠就是如此。但奥莉薇亚的黏膜(肠道内膜)上出现了坑坑洼洼的溃疡,夹杂着红色的条纹。黏膜肿胀变形,疾病斑块把平滑的褶皱变成了扭曲的马赛克。她患上了克罗恩病,这是一种自体免疫肠道炎病,免疫系统攻击肠道的内膜,导致发炎和出血。通常情况下,症状时好时坏,患者会有胃痛、血性腹泻、营养不良,还会遭受肠道之外的炎症问题,如口腔溃疡、皮疹、关节痛和红眼症。

奥莉薇亚的医生起初给她开了类固醇,它快速平息了她发炎的肠道,但由于其毒副作用不能长期使用。然后她一直在用硫唑嘌呤,卡特医生为杰伊也开了这个药。每隔几周,奥莉薇亚还要注射一种生物药(生物体中提取的药物),这种名为英夫利西的药物是一种基因改造抗体,靶向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产生的炎症细胞因子TNF-α。阻断TNF-α会产生下游效应,因为TNF-α引发一连串在各种疾病中起作用的其他炎症分子,包括IL-1β(卡纳单抗靶向的细胞因子,卡纳单抗也被分类为生物药)和IL-6。有些时候,对最严重的肠道炎症病患来说,组合用药效果最佳。因为每种药物使用不同策略治疗炎症的肠道,它们就能协同发挥作用。

奥莉薇亚在这些疗法联用下增加了一些体重,感觉也好些了。但它们令她紧张。虽然这些药物相对类固醇而言长期使用较为安全,严重感染风险低,但还是存在危险。英夫利西单抗患者可能会遭受由TNF-α负责保护的某些感染,如结核。他们还可能有微小但真实存在的淋巴瘤风险,或遭受其他癌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许多炎症性肠病药物可能会失去效果。

药物能改善症状,并且预防克罗恩病的灾难性并发症如肠瘘和肠内狭窄,甚至癌症。但通常这没有办法治愈。因此,奥莉薇亚迫切想要抓住任何能防止或治疗她的炎症的东西。她特别关心营养方面的建议。互联网上充满了炎症性肠病患者改变食谱扭转肠道困境,从而重获新生的故事。大量书籍和博客声称抗炎饮食能治愈一切,从自体免疫性疾病到心脏病乃至癌症。但对这种饮食应如何组成似乎没有共识。可以有谷物(特别是含麸质的那些)吗?乳制品或豆制品呢?

奥莉薇亚不是孤例。许多患者走进我的诊室,想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来防止或治疗炎症,从小麦过敏和食物不耐受的人,到那些患有严重自体免疫性疾病如炎症性肠病的人。甚至健康人也越来越意识到炎症和疾病的关联,想找到明确的答案。炎症成了主流文化里的一个流行语,而抗炎饮食则是最令人渴望却又令人迷惑不解的营养话题。流行病和瘟疫在21世纪的威胁仍然存在,人们渴望能在吃和生活方式上提高免疫力。

免疫系统大部分位于肠道,而肠道大量暴露于外面的世界。炎症诱因通过三个主要途径 进入我们的系统:皮肤、肺,还有(一个特别易受影响的进入点)消化道。消化道的表面积比皮肤大得多,而这个空心管道本质上位于身体里的“外面”。消化道从口腔开始,消化从这里启动,唾液在我们咀嚼时帮助分解食物。在吞咽后,肌肉发达的食道——一个空心管——把食物推进胃里容纳和混合。小肠,一条长长的盘状管道,拉直时长达20英尺 ,使用胰腺里的消化酶和肝脏的胆汁分解粉碎的食物,也负责将营养吸收进血流。食物碎片和细菌组成的废弃物随后通过结肠,那里会吸收水分,接下来粪便被排入直肠,排出体外。如果把消化道纵向切开并平铺,黏膜部分(与外界物质接触的屏障那一面)表面积会和一个单人公寓差不多大。

先天免疫应答是数亿年演化力量塑造的古老机制,身体召唤它去对抗病菌、毒素和创伤。在现代,它也会对一种表面上无害的寻常侵入物做出反应:食物。在食物、肠道细菌和隐匿炎症的其他环境因素之间,我们免疫系统的最为原始的这一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直接引发或抑制免疫应答。先天免疫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和肠道内的上皮细胞依靠原始的受体识别模式来仔细检查病菌和其他东西 。这些受体位于细胞膜,它们识别外来物质,引发强力免疫应答或抗炎响应,激活基因、产生一连串相当保守(昆虫、植物、人类皆有共性)的信号。它们甚至会对身体各处应激细胞释放的压力信号做出反应。简而言之,免疫系统厉兵秣马,准备好把食物当病菌来对付。

食物还会通过体内微生物来影响炎症。若要全面细致回答奥莉薇亚的问题,需要探索食物、病菌和炎症之间精微奥妙的关系网络。抗炎饮食的真实故事藏在对食物和疾病的数十年研究中,也藏在对细菌——尤其是我们肠道里那些——快速发展的深入了解之中。这个故事的起源将我们带回到巨噬细胞(居于现代疾病中心的吞噬细胞),和它们与微生物的对话。

19世纪90年代初,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毁灭性的霍乱大流行席卷世界,夺走了数十万生命。埃利·梅奇尼科夫和许多欧洲科学家都急于了解这种疾病。他最开始的实验非常危险:拿自己当豚鼠用,他喝了一壶又一壶充满钩形霍乱弧菌的水,这些菌来自塞纳河、凡尔赛宫的一处泉水,甚至感染者的粪便。梅奇尼科夫从这霍乱中活了下来,但他19岁的实验室助手却没能幸存。出于负罪感,他立誓不再进行鲁莽的人体试验了。

但梅奇尼科夫仍在纳闷一个问题:为什么霍乱会选择杀死某些人,而同一社区里另一些人却相安无事。他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发现一些细菌会激发霍乱生长,但另一些会阻止它。他想知道人类肠道中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也许是微生物决定了某人感染后是否会生病。“人们几乎从没调查过人类胃部的菌群 ,更别说肠道了”他在1894年一篇关于霍乱的论文中写道。

梅奇尼科夫做了肠道细菌的测试,不仅在人体,也在蝌蚪、大鼠、兔子、豚鼠和猕猴身上做了。他还从印度订购了世界上最大的蝙蝠,一种狐蝠 。到了1901年,在梅奇尼科夫职业生涯的晚期,他指出肠道细菌可能无辜也可能致命。他写道:“我的看法是准确界定这两种类型 ,让有益的那类去对抗有害的。”他提出有些细菌(特别是大肠或结肠中的那些)会产生毒素,通过肠壁深入血液,导致动脉硬化和其他器官损伤。“肠道细菌,”他写道 ,“是我们寿命过短的主要原因,让生命在达到其目标之前就逝去了。”他坚信微生物会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释放出毒素刺激人体的巨噬细胞,间接导致衰老和疾病。这个将微生物与巨噬细胞联系起来的猜想看似简单,但将产生他远远无法想象的巨大影响。

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居住了几十亿年,远在有复杂动物生命之前,它们已经在帮助植物从土壤中获取营养了。它们生活在我们身体上、身体周围以及身体内。细菌、病毒、原生动物和真菌,生活在我们皮肤上、肺部、肠道、口腔、生殖器,以及眼部。相比其他身体部位,肠道蕴含着较多微生物(物种也多)。微生物密度在口腔等窍穴里最大,在酸性的胃部少很多,而在小肠逐渐增加,到结肠数量暴增,组成了“肠道微生物组”,吸引了科学界对与我们共生微生物的绝大部分关注。肠道微生物组的细胞数量和遗传信息比人类宿主要多上好几倍。它的功能就好像一个重要器官,其代谢能力超过肝脏;如果微生物群发生了有害的变化,它也会生病;而就像生病的器官一样,它也可以通过移植来替代。

在一个匮乏的远古世界里,随着人类觅食,人与微生物之间逐渐演化出了一种互惠的共生关系。肠道微生物发酵我们不能消化的东西,从而获得能量,产生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有益成分。它们降解有毒物质,包括致癌物,并保护我们免受致命病菌的伤害。微生物会产生自己的抗生素来互相抗衡,与人类制造的抗生素相比,它们造成的连带损害很小。早期微生物组的研究发现了这些作用和其他一些关键功能。最终,科学家意识到,肠道微生物在免疫和炎症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20世纪中叶至下半叶,科学先驱们研究了动物微生物组和疾病,但直到21世纪头十年,人们才开始认真审视肠道微生物组。随着研究者开始把隐匿炎症与常见慢性病联系起来,对微生物的研究也同时兴起。在接下去几年里,科学家监听了微生物与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之间的对话。肠道微生物塑造免疫系统(也被其塑造),在免疫应答中扮演重要角色。微生物和免疫细胞之间的密切关系影响看似命中注定的种种事件,如遭受致命感染、患上季节性过敏,或者在接种疫苗后没能建立起免疫力等。它还影响机体是否会产生隐匿炎症及慢性炎症性疾病。

微生物和免疫细胞之间的对话有助于预防疾病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训练我们的身体区分无害和有毒的食物和细菌。这些交流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肠道里。肠道里有人体中最大的巨噬细胞库 。它们的生活通常艰难而短暂,不断被血液里年轻的新细胞替换掉。它们在那里不仅像别处一样愈合创伤、对抗细菌,也需要学会与众多肠道微生物一起生活,于肠道免疫系统的层层结构中恪尽其责。

在肠道内壁,“自我”和外界的边界上,矩形的上皮细胞像砖块一样紧密排列在一起,限制有害物质进入。这些细胞吸收营养,分泌出滑溜溜的保护性水样黏液层,覆盖着消化系统,内含一种称为免疫球蛋白A(Ig A)的抗体,防止毒素和坏细菌侵入。这种黏膜免疫系统不仅存在于肠道,也存在于其他暴露于外部环境的体腔,如鼻、肺、眼、口腔和生殖器。来到肠壁深处,免疫系统的语言凝聚到了一起,过去各自为政的免疫学片段于此统一。在上皮细胞的栅栏外是固有层(lamina propria),这是个松散排列的组织,里头有着绝大多数肠道免疫细胞、血液供应和淋巴管。先天和后天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B和T淋巴细胞等,在这里都玩到了一起。固有层内有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它是人体内最大的淋巴器官,由整个肠道内的特定淋巴组织和整个腹腔内的淋巴结组成。这些区域里的大量免疫细胞随时准备对敌人引爆炎症攻击。

当病菌和其他物质侵入身体、试着挤过肠道屏障进入血流时,免疫系统的先天和后天武器齐心协力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拒之门外。先天免疫是第一道屏障,巨噬细胞担任着哨兵。然后树突状细胞会赶紧示警后天免疫系统,激发T和B淋巴细胞采取行动。

面对源源不断的食物抗原、微生物以及其他任何经口进入的东西,肠道免疫系统必须决定欢迎哪些、禁止哪些。这活儿令人生畏。身体要从致命病菌手中保护自己,同时面对无害的食物颗粒或有益的细菌时还要保持冷静。在创造这种精妙平衡时,肠道倾向于容忍 ,压抑它的免疫应答,这个特性的演化是为了防止对良性物质大惊小怪地激活免疫和炎症。与其他地方的巨噬细胞不一样,肠道巨噬细胞是肠道安宁的守护者。健康的肠道巨噬细胞受训而变得包容,它们识别微生物结构、引导炎症应答的能力被削弱了。它们受到微生物挑衅时会保持耐心,常尽量不去制造炎症细胞因子,尽管一有需要它们仍会吞噬一切大杀四方。但有时候,这种反应会出错,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下扰乱了这里和谐交融的平衡,造成食物过敏、乳糜泻、炎症性肠病或其他问题。虽然肠道的免疫细胞学习了忍耐微生物和其他物质,但它们的模范行为断非侥幸:对肠道微生物和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的深入调查发现,微生物本身也帮助培养了这样的耐性。

在微生物组研究早期,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免疫系统就只是无视了肠道微生物。加州理工学院的微生物学家萨尔基斯·麦兹玛尼安(Sarkis Mazmanian)在开始研究生涯的时候,同事们认为他的工作属于边缘科学。在几千种肠道细菌物种里只有一小部分真的会伤害到人类。为什么要研究一大堆实际上不会造成疾病的微生物呢?

麦兹玛尼安对这些细菌很着迷,虽然他在大学里主修英语而且在写诗上很有才华,但他上了一门微生物必修课以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上了科学道路。21世纪初,麦兹玛尼安想知道为什么无菌小鼠的免疫系统如此贫乏。这些小鼠通常通过剖腹产诞生,然后立即从母亲身边拿走转移到塑料隔离仓里。它们食用消毒过的食物和水。它们体表和体内都没有细菌生存,严格的实验室流程确保它们远离所有的细菌。随着这些小鼠在各自的隔离仓里长大,往往会表现出严重的健康问题:心脏和肺萎缩、肠道畸形、脑部缺陷,以及永远停留在婴儿时期的破碎的免疫系统无法抵御感染,动辄攻击自身组织。2005年,麦兹玛尼安表明有一种常见的肠道细菌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fragilis)可以改善无菌小鼠的某些免疫系统问题 ,恢复一类关键的T细胞。他注意到小鼠并不需要整个细菌来实现这些效果:只要细菌外壳上一个特定的糖分子就够了。麦兹玛尼安的研究最早证明,免疫系统与肠道细菌的对话,对免疫系统的发育十分关键。

这些年来科学家发现了更多的联系。纽约大学免疫学家丹·李特曼(Dan Littman)和伊瓦伊洛·伊万诺夫(Ivaylo Ivanov)在小鼠中发现了一种特定的细菌 ,能极大增加称为Th17细胞 的炎性T淋巴细胞 ,它生产细胞因子IL-17。Th17细胞与各种自身免疫疾病有关。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的微生物学家本田贤也(Kenya Honda)对无菌小鼠缺乏调节性T细胞感兴趣。调节性T细胞帮助管理炎症,在肠道中数量众多,对其耐受细菌至关重要,它们还会抑制Th17细胞。本田贤也在寻找能够引导调节性T细胞繁荣兴盛的细菌,他找到的不是一两种,而是一群称为“梭菌聚类”的抗炎细菌,它们是一种名叫艰难梭菌(Clostridiumdifficile)的有害细菌的远亲,但在体内的作用大相径庭。和艰难梭菌不一样,梭菌聚类引导调节性T细胞,平息炎症。在一项人体研究中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生物学家胡奥·泽维尔(Joao Xavier)和同事们发现,血液中不同类型免疫细胞浓度的变化与肠道微生物种类改变有关,这支持了这么一种观点:微生物可能会影响骨髓中免疫细胞的生产及其随后在全身的增殖。

免疫系统的复杂图景开始展露真容。无菌小鼠与世隔绝的困苦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动物自身遗传编码的存在尚不足以建立起成熟健康的免疫系统。微生物必须协助这项精微奥妙的工作。在人类、蝇、斑马鱼这些截然不同的物种中,微生物对免疫系统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它们参与免疫细胞及其储备细胞的建立;它们在身体各部位邂逅免疫细胞,如呼吸道、皮肤和生殖器,但主要是在肠道中它们开展了最为重要的对话——塑造和定义免疫行为的对话。在肠道里,免疫和上皮细胞见识了纷繁多样的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微生物以各种形式影响免疫细胞:从类似人类拥抱的物理接触,到微生物分子的化学信号,甚至改变基因表达。自打出生起这场永恒的共舞就已开场:微生物不仅操纵先天免疫细胞,也改变后天免疫细胞包括B和T淋巴细胞。雕琢免疫系统是它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肠道里生活的免疫细胞可以选择去身体其他地方。它也许会现身于心脏、肝脏或脊液这些基本无菌的地方,和新伙伴分享从肠道细菌那里学到的课程,提醒组织危险将至。因此,微生物不仅在区区肠道,也在全身各处调校免疫系统 ,密切接触先天免疫系统的古老细胞。

粪菌移植疗法的潜力再次说明了微生物和免疫细胞之间发生的这些对话。移植肠道菌群(就像移植器官一样)能改变受移植者的微生物组,平息肠道炎症。在现代粪菌移植的起步时期,我遇到了奥斯卡,一位枯瘦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他用塑料容器带来了他妻子的粪便。当他躺在床上准备做结肠镜时,护士和我给这些排泄物加上水,转移到搅拌机里。恶臭腾空而起,前所未有地溢满内窥镜检查室和我们的感官。

过去一年里,奥斯卡患有严重的肠道炎症,他因艰难梭菌所致胃痛和腹泻前来就诊。最后一次发作让他血压下降,损害了肾脏,几乎夺去他的生命。我给他开了好几种抗生素,包括持续数月的间歇性用药方案,但都无济于事——感染仍在持续。有鉴于此,我们不再尝试消灭顽固的病菌,而是开始尝试相反的方案。粪菌移植也许能让他的肠道充满细菌,最好是能替代掉艰难梭菌。这是最脏的一种疗法。我将窥镜穿过奥斯卡的结肠,一路播撒着液体粪便。这之后他在恢复室里睡了一会,一天之内,他的腹泻消失了。在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艰难梭菌再也没有死灰复燃。

粪菌移植不是新事物。古代吠陀医学文本推荐吃牛粪治胃病,四世纪的中国医生使用“黄汤”治疗严重腹泻的患者,其成分是新鲜或干燥的粪便。许多动物不像人类那么厌恶粪便,它们不时会吞食彼此的排泄物来获得微生物。在西方医学中,第一例粪便移植是1958年由科罗拉多外科医生本·艾斯曼(Ben Eiseman)所作 ,用于治疗一名艰难梭菌造成危重症的患者。不久之后,抗生素万古霉素被用来治疗艰难梭菌,粪便移植退居了幕后。但21世纪的前20年里人们对肠道细菌重燃热情,粪便移植也再度兴起,最终的形式是把志愿者捐赠的粪便做成药片来服用。研究越来越支持使用粪菌移植来治疗某些顽固的肠道炎症,对抗生素无效的复发性艰难梭菌患者的治愈率可达到90%。

粪菌移植似乎通过用无害或有益的新细菌替代掉致命的肠道细菌来起作用,但奇怪的是,就算用不含微生物的无菌粪便滤液,它对艰难梭菌也有效果。粪菌移植揭示了肠道微生物改变带来的惊人治疗潜力 ,也凸显出深入理解这种治疗的必要性。怎么解释无菌粪便的作用?是什么区分了微生物组的生病和健康?

2004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医学家杰弗里·戈登(Jeffrey Gordon)和他的团队给小鼠移植粪便,他们回答了上面的问题。戈登把肥胖小鼠的粪便移植给纤瘦的无菌小鼠 ,他惊讶地发现无菌小鼠变得肥胖了。几年后,戈登从一胖一瘦人类双胞胎身上获取微生物,移植给纤瘦的无菌小鼠。他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得到双胞胎中胖的一方的微生物的小鼠也发胖了。肥胖似乎就像传染病一样,能从患病微生物组那里“感染”得到。

戈登大多数时候都在实验室里,回避媒体关注,他是第一个在动物中探索微生物如何潜在导致肥胖的人,他把聚光灯打向了肠道细菌。科学家开始将菌群失调(dysbiosis)与各种疾病联系在一起,包括肥胖、心脏病、糖尿病、自体免疫性疾病、肝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与精神疾病。“菌群失调”这个词常用于描述菌群 ,可理解为微生态失衡。失调的微生物组是个被扰乱的生态系统,微生物种类发生改变,它们制造的化学物质和激发的基因也变了。菌群失调看起来不仅是肥胖和其他慢性炎症性疾病的一个潜在原因(在某些疾病中数据较强),似乎也是一个结果,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

失调的菌群往往构成炎性的微生物组,它与隐匿或公开的炎症相连,可能始于肠道然后交织在整个体内,造成疾病。在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戈登的早期实验启发了年轻的贝努瓦·沙桑(Benoit Chassaing)攻读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沙桑觉得肠道细菌导致肥胖的观点很迷人,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机制很含糊:失调的微生物肯定会影响能量获取,让人吸收更多食物热量、利于脂肪堆积。 但沙桑认为这不是全部。他想到格克汗·霍塔米斯利格的工作表明了慢性低水平的炎症——代谢炎症——可能会驱动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和其他代谢并发症。

肠道微生物在健康和疾病中塑造免疫应答,像人偶师调木偶一样精调炎症的程度和持续时长。它们帮助免疫系统按需激发(和抑制)炎症,对威胁做出反应但不过度反应,阻止致命感染和慢性炎症性疾病。随着微生物组的研究进展,科学家在人类和动物研究中都发现,肠道中不同量的炎症可通过移植肠道微生物获得传播,就和肥胖一样。沙桑的研究以及世界各地同事们的工作表明,失调的微生物组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透过慢性炎症造成的 。

炎症性肠道微生物组的状态发生了严重改变,其细菌群落大量繁殖,变得易激和具有破坏性,迫使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没来由地发狂。但这些状态没有严格的定义。某些微生物看起来是“抗炎”的,比如本田的梭菌群,或者有些是“炎性”的。有些拥有细长鞭状附属物(“鞭毛”)、细胞壁带有特定毒素的细菌更有可能是炎性的。但大多数细菌都很难完全贴上仁善或邪恶的标签。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角色(和大多数人类)一样,它们的性格有很多层次,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演变。

许多微生物物种扮演着双重角色,健康和疾病它们都可能促进,这取决于其影响和周围环境。例如,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溃疡、增加少数人的胃癌风险,这带来了一场激进的根除运动(1997年《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声称,“唯一的好幽门螺杆菌是死幽门螺杆菌”)。但幽门螺杆菌,在哥伦布到达新世界之前很久的北墨西哥木乃伊身上就已存在,它在人类中已经普遍存在了五万年,并且帮助调节免疫系统 。它激发调节性T细胞的生产,降低胃灼热、过敏、哮喘和其他炎症性疾病风险。它甚至似乎还能防止某些类型的食管癌 。经过抗生素治疗,幽门螺杆菌不会被父母传播给孩子。随着每一代人的成长,它已经越来越从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儿童胃肠道中消失。

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由演化打磨的共生关系不是完美的,若无适当管理会充满潜在龃龉。单独的物种和整个微生物联盟中都潜藏着伤害宿主的意图。像艰难梭菌,通常只是平和地待在健康人肠道中,在肠道里与其他安居乐业的细菌竞争的过程中受到约束。当抗生素摧毁了这些其他细菌时,艰难梭菌就会大行其道,变得有毒。同伴不对的时候,有害(甚至有益)细菌会改变行为、变得致命。

奥斯卡的妻子捐赠粪便治好了一种无情的疾病。她认为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组稳定而健康。然而评估微生物组健康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可靠的参考。微生物在体内、在不同身体之间都差异巨大。人的一个手上可能就有上百个不同微生物物种,一个人双手上、不同人的手上可能只有几个物种是相同的。虽然科学家已经确定了细菌的“核心”,或者说经常出现在特定人群里的细菌物种,但一个人肠道里的微生物数量和范围,和指纹一样独特。“胖”菌群和“瘦”菌群的差异在任何单项研究里都是明确的,但要在不同研究里准确指出稳定的差异却很难。而且,肠道细菌会随着时空不断变化,随着日出日落、最近一顿饭,或者与宿主细胞的交谈而发生变化。事实上,“抗炎”和“发炎”微生物组的多种版本都可能存在。但研究确实揭示出健康微生物组有一个模糊但决定性的特征:物种丰富性,或者说多样性。多样的肠道微生物组更可能由抗炎(而非促炎)的细菌所组成。发现人类肠道多样性蕴含的力量——就像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力量那样——这并不令人意外。没有多样性,炎症性疾病就会占上风,感染性细菌会找到入侵的沃土。

微生物生活在哪里、正在做什么,这可能比它们是谁更重要。研究表明,肠道细菌的位置和功能是激发炎症的核心。一个微生物可以在肠道里是有益的,到了血液里就要命。在肠道内壁,上皮细胞挤挤挨挨,阻拦细菌和毒素的侵入。它们分泌出滑溜溜的双层黏液膜。微生物将自己固定在松散的外层,吞食周围的碳水化合物。大多数微生物不愿意去质地紧密的内层,那里充满了致命的抗菌分子。黏液为免疫细胞和微生物都提供了私人空间,这是个可以开展对话的安全通道。黏膜微生物可能比肠道内发现的更能影响免疫系统。沙桑发现,当微生物违反社交礼仪涌入黏膜内层时,将随之引发低水平炎症。

微生物产生数以十万计的化学信息或代谢物,通过它们与身体交流,促进健康或疾病。这些代谢物可能是炎症性的——促使巨噬细胞产生如TNF-α、IL-1β和IL-6等细胞因子——也可能抗炎。它们能模拟人类抗原,催生自身免疫问题,甚至可以离开身体在空中飘荡,传达远处的信号。微生物虽然通常被拒于血液之外,但它们的代谢物往往能自由穿过黏膜和上皮细胞屏障,不仅与免疫细胞互动,也能影响其他类型的细胞,包括神经元。这些代谢物在血流里穿行,抵达遥远的器官如大脑,招惹全身的免疫细胞,影响炎症水平。代谢物是微生物与免疫细胞对话的命脉,是细菌在干什么的证明。无菌的粪便滤液,或者说没有微生物的移植粪便,可能充满了能重新编程免疫系统或执行其他功能的代谢物 。

与传统的疾病观念所描绘的线性因果二元视角不同(传统观念认为疾病由不同的病原体引起),炎症、肠道细菌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循环的。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帕特里斯·卡尼(Patrice Cani)研究食物、肠道细菌和导致慢性病的低水平炎症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办公室门上挂着个牌子,上面写着格言“堪信衷肠(in gut we trust)”。2007年,他和研究团队让一组小鼠摄入猪油和玉米油为主的高脂饮食,同时给对照组提供普通饮食 。一个月以后,高脂小组的小鼠体重明显重得多并产生了低水平炎症、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血液里微生物分子脂多糖(一种激活先天免疫引发炎症的内毒素)升到正常值的2~3倍。当卡尼给一组新的小鼠注射纯脂多糖,使之血液中脂多糖水平升高到与高脂小鼠相当时,他发现这些新小鼠奇异地出现了同样的健康问题,体重和高脂前辈们增加得差不多,而且也出现了低水平炎症、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细菌毒素能够通过肠道屏障,进入血液,令身体发炎,可能造成代谢疾病。卡尼将这一现象称为“代谢内毒素血症(metabolic endotoxemia)”。

在卡尼最初的测试里,是食物给炎症性肠道细菌带来了勃勃生机。肠道微生物组是体内内毒素的一个主要来源,科学家已经发现,一模一样的微生物组可能会产生数量截然不同的脂多糖和其他炎症分子。这是故事的重要转折:猪油和玉米油可能不仅影响肠道中微生物的类型,还影响它们的核心行为,让它们通过免疫系统的语言来表达对某些食物的反感。2018年,一个人类中的类似测试支持了卡尼的发现 。在六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中,中国青岛大学的研究者让200多名年轻的成人每天随白米饭或面粉食用不同浓度的脂肪(以大豆油形式,这是亚洲最广泛食用的食用油)——大约占他们每日热量的20%、30%或40%。随着大豆油在参与者饮食中的量增加,他们的微生物组变得炎症化,多样性减少,出现更多脂多糖和其他炎症代谢物,而抗炎的代谢物变少。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CRP也随着饮食中脂肪量增加而上升,意味着全身性的炎症。

卡尼等科学家为炎症、细菌和疾病描绘出一幅错综复杂、循环往复的图景。一种或几种环境刺激(如食物)可能会改变肠道细菌的平衡和行为,然后侵入肠道黏液屏障,表达脂多糖这样的炎症分子,造成肠道中的隐匿炎症,然后——随着更多脂多糖被血流吸收——行经全身。炎症的肠道上皮细胞松开了路障,造成了“渗漏的肠道”,让更多物质(如食物抗原、细菌毒素或其他不该有的元素)进入肠壁深层,或通过血流。微生物也可以直接改变影响肠道渗透的基因或蛋白质表达。炎症既可以是渗漏肠道的起因,也可以是其结果,这和许多慢性炎症性疾病有关,可能不仅表现在肠道,也可能出现在胃肠道其他部分,如食道。然而,健康肠道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小小渗漏——包括在运动或其他环境压力下——免疫系统可以借此机会遇到外来物质,并从中学习。

炎症性的微生物组散播着隐匿或公开的炎症,导致代谢综合征、肥胖、心脏病、糖尿病、肝病等。患有一种或几种以上疾病的人大致上会显示出细菌的基因数量少,因为缺乏微生物多样性、高水平脂多糖及血液中炎症性细胞因子高。脂多糖浸润脂肪和肝脏组织,激活巨噬细胞产生炎症基因和蛋白。它甚至能抵达大脑,影响情绪和行为。细胞因子会改变响应胰岛素、瘦素和其他控制身体脂肪分子的受体的工作,或进入堵塞的血管导致斑块破裂。疾病强化了菌群失调,形成同步的潮流。在肥胖症中,脂肪组织会产生额外炎症,令肠漏和吸收炎性细菌代谢物更为恶化。陷入持续暴力循环的炎症性微生物组会深深地伤害宿主。

但是,即便健康微生物组也难免产生脂多糖这样的炎性分子。人类肠道作为一个免疫器官,出现于此的大量细菌总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它引发炎症低语,一种低沉持续的嗡鸣——这是微生物和免疫细胞之间互利关系的证明。肠道微生物引来血液中的巨噬细胞,把它们拉入肠道。因而,所谓病理性炎症微生物组是个相对的概念,而非明文规定。肠道微生物造成的隐匿炎症趋于伤害的临界值可能模糊不清,但它肆虐身体导致的疾病,却毋庸置疑需要做出应对预防。

对奥莉薇亚来说,抗炎饮食可以从一些简单但沉闷的饮食开始。最新的临床试验表明有两类饮食干预最利于平息炎症、缓解炎症性肠病患者病情:要素饮食和聚合物饮食。要素饮食是由氨基酸、单糖和脂肪酸等组成的,就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些基石被分成了基本元素,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聚合物饮食稍微复杂一点,有完整的蛋白质和更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些液体混合物不太好吃。出于这个原因,它们通常在医院通过鼻饲管“一步到胃”。

尽管有缺点,要素饮食和聚合物饮食是有用的。去掉了一餐饭里各种食物抗原对免疫系统造成的负担以后,它们可以对炎症性肠病发挥强大的抗炎效果,某些案例中与类固醇药物相当,但没有那些可怕副作用。事实上在全世界它们经常被用于患有炎症性肠病的儿童,以保护他们的骨骼生长发育等,以及避免类固醇的其他严重副作用。

有证据表明,食物——剥到只剩下最基本要素和核心定义,即一种能够让人吃喝下去给身体提供营养和帮助维持生命的物质——能够发挥强大的抗炎作用,足以缓解最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病情,这说明了“食即药”的非凡潜力。但要素饮食和聚合物饮食只是冰山一角,是疗愈性食物世界的区区一隅。

也有某些饮食不仅好吃,也能帮助抑制和消退炎症。虽然大多数药物都缺乏消退素,许多食物里却有不少。真正的抗炎饮食也是能促进炎症消退的,可能与药物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除了影响炎症,食物和其他生活方式因素也同样能改变免疫。重要的营养物质能滋养免疫系统,增强它们保卫身体的能力,而营养不良或不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则会抑制免疫。

随着人们持续发掘抗炎饮食的故事,揭晓这些日常饮食的基本要素,它揭示出食物和病菌如何合谋影响炎症、促进健康或疾病。最早开始研究这一想法的大规模科学工作是营养科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它开始于近一个世纪前,旨在探索饮食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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