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尼苏达大学,生理学家安塞尔·凯斯(Ancel Keys)管着一个特别大的研究所,大到需要安在足球场上。起初,体育场是唯一能研究体育系运动员的地方 ,他们是凯斯早期研究的人群。他的生理卫生实验室虽然起初规模很小,在几十年里它已逐渐扩张到体育场27号门的1858平方米之巨。在这些临时搭建房里走出了凯斯的食物与健康研究,为现代营养科学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凯斯出生于1904年,父母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两个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少年,他是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1500名“天才儿童”纵向研究的参与者。一种不安分的、波希米亚人的精神在他年轻的时候陪伴他度过了短暂而多姿多彩的时光。他干过伐木工,在沃尔沃斯商店当过店员,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当过油工。在漫长而炎热的几个月里,他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把大堆蝙蝠粪铲进麻袋。最终凯斯进了大学,从伯克利获得了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还获得了哈佛大学和梅奥诊所的研究职位,之后定居在了明尼阿波利斯。
20世纪40年代末,凯斯正在关注一群特殊的明尼阿波利斯人 :他们去他的实验室作定期身体检查。这些人一般都轻微超重,衣冠楚楚。大约1/4的人是知名企业的总裁或副总裁。他们的钱包和胃都鼓鼓囊囊——但容易过早死于心脏病。20世纪20年代心脏病还是个相对罕见的疾病,但到了20世纪中期 ,它正以可怕的速度侵袭中年男性,成为一个主要死因。这个国家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也遭受了几次心脏病发作。
凯斯给这些明尼苏达企业家抽血,发现了很高的胆固醇水平,他怀疑这就是罪魁祸首。脂质假说此时正开始获得科学界接受,人们一般有此共识:血液胆固醇水平越高,越容易发生心脏病。但凯斯想,什么食物会导致血液胆固醇上升呢?
当时,刚刚起步的营养学很大程度上因发现维生素而闻名,但少有医生进行饮食与疾病关系的正规实验。杜克大学一位生理学家沃尔特·肯普纳(Walter Kempner)的工作让凯斯印象特别深刻,肯普纳给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开的处方主要是白米饭和水果。他写道,大多数患者情况有所改善,血压也下降了。但凯斯对饮食和疾病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不只是关于胆固醇水平的。他的工作当时默默无闻,但这是人类首次试图严格地理解食物是如何影响炎症性疾病的。
1951年,凯斯在英国牛津休假。他和妻子玛格丽特一起,她是生物化学家,也是他的科研伙伴。在罗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意大利生理学家吉诺·贝尔加米(Gino Bergami)向凯斯提到在他工作的那不勒斯“心脏病并不常见”。凯斯热切地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他把一些实验器材搬上一辆小车,在1952年和玛格丽特一起前往那不勒斯,去那不勒斯大学做客。他们在暴雪中开往瑞士,好不容易赶上了火车,穿过19.3千米的隧道来到意大利,迎接他们的是和煦微风与啁啾鸟鸣,以及在多莫多索拉享受第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凯斯后来写到这一天说,“我们感到处处都暖洋洋的,不光是强烈的日照,还有人们的热情,我们后来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欧洲的尽头都体验到了这种感觉。”
在那不勒斯,凯斯测量了消防员和其他城市雇员的血液胆固醇水平,发现比明尼苏达商务人士要低得多。正如意大利同事的信誓旦旦一般,公立医院里很少有心脏病案例,这很奇特。事实上,意大利南部是世界上百岁老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在旅程中凯斯经常尝试那不勒斯人的简单食物:自制通心粉汤、各种新鲜烹调的意大利面配番茄酱(偶尔配上一点奶酪或肉块)、丰盛的豆类菜肴、“出烤箱不过几小时”的各种面包 、大量新鲜蔬菜,还有可能一周一两顿的少量鱼或其他肉类。甜点总是新鲜水果——其他甜食则留给特殊场合。和美国人相比,他们的饮食里肉、乳制品和蛋很少。凯斯提到,他们吃的肉类和美国人有本质区别。最普遍的是鳕鱼,当地人对任何不够新鲜的鱼都不屑一顾。鸡老而瘦,因为饲料里大量天然胡萝卜素而染成了黄皮。明尼苏达人吃的大块雪花牛排在这里被瘦肉取代——当地人喜欢的是小牛肉,比成年牛的肉要瘦一些。这里的人不偏爱高脂肪、有条纹的培根,他们喜欢意大利熏火腿,瘦肉多、生鲜、腌制处理,是这里最珍贵的火腿。
凯斯发现他的观察里有一些例外。例如和消防员、城市职员、码头工人和钢铁工人不同,那不勒斯扶轮社的有钱人喜欢吃更多的肉和乳制品。他们的血液胆固醇水平很高,与明尼苏达商务人士更一致,而不像其他的那不勒斯人。他们在舒适的私人诊所里应对心脏病的威胁。凯斯偶尔会在丰盛晚宴里得到这些人的款待。在那不勒斯大学这座19世纪建造,拥有庭院、棕榈和雕塑花园的建筑的一个窗台边,凯斯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宏伟研究计划 ,这是此类研究的开端——为了测试他日益强烈的预感,即饮食和疾病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如今非常著名的七国研究始于1958年,就在弗莱明翰研究的研究者第一次发表心脏病风险因子之后一年。七国研究和弗莱明翰研究一样是观察性研究。凯斯打算记录全球健康男女的饮食,收集血压和血液胆固醇水平等其他数据。随后他会对受试者进行多年观察,以确定各组心脏病(或死亡)发生率,弄清是否某种类型的饮食(或任何其他基线测量)与心脏病风险增加有关。
在一个缺乏商业飞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凯斯组建起了一个国际合作团队,这群知名科学家对研究成功至关重要,同时也证明了凯斯的政治和人脉技能。他招募了大约12000名中年人,他们来自美国、意大利、希腊、芬兰、荷兰、日本和南斯拉夫。所有参与者都来自乡村地区或小社区。他关注这些地区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之间饮食模式大相径庭,也是物流和预算决定的。凯斯在他已经建立起人脉的地方得到了支持。他找的是那些能够提供研究所需资金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在那里有充分的机构与政府间合作,有组织完善的医疗系统和可靠的人口数据。他对某些近期被纳粹占领的地区十分谨慎,正如他在后来一篇论文中指出的,“战争及其后果,对许多国家造成了不容忽视的长期影响。”有些国家如法国、瑞典、西班牙等没参加,因为缺乏兴趣、资金或二者皆无。凯斯在葡萄牙发现了“最纯粹”的地中海饮食。但葡萄牙的统治者不想自己国家的名字跟某些被称为“穷人饮食”的研究扯上关系。
凯斯实验室的一个信条是,数据必须是“最高水准的 、有效的、可靠的,并与科研问题最为相关的”。由于各国往往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种疾病,他开发了一个标准代码来分类七国研究中的健康诊断,并坚持将所有心电图都送到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分析。即使以现代标准来看,他也做到了竭尽所能去确认饮食数据的真实性。营养学研究通常得依靠参与者对所吃食物的记忆,而凯斯特意让营养师给每组参与者的饮食称重,并把冻干的这些食物送到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化学测试。
在他的世界之旅中,凯斯做了仔细的记录 ,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少有心脏病。年轻的日本心脏病学家木村登(Noboru Kimura)曾在凯斯的实验室共事过,他从福冈大学医学院收集了一万例尸检数据,发现心脏和动脉状况比凯斯在美国看到的要好得多。但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移民和明尼苏达人看起来就无甚差别。蔬菜、米饭和豆类食品是日本美食的核心。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人均盐摄入量最高,高血压和中风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盐来自餐桌,但也有部分来自酱油,家庭生活中会整升地买。凯斯回想起食用大量盐的大鼠更可能出现高血压,建议不要大量摄入盐分。
在芬兰,凯斯和卡累利阿的伐木工一起蒸桑拿。这些人体形匀称、强壮且健美,和明尼苏达商务人士颇为不同。但他们虽然有让人羡慕的体格,却是心脏病发病率最高、寿命最短的欧洲人群。凯斯看着他们吞下面包片那么大的奶酪,上面涂着厚厚的黄油,用啤酒冲进肚里。住到后来,他深深想念蔬菜和水果。
凯斯观察到芬兰、荷兰和美国人对脂肪的偏好与意大利和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油脂,”他描绘地中海地区时说“都来自橄榄。几乎没人知道黄油,牛奶放在小罐子里,烹饪时很少用,但橄榄油啊!它是唯一的烹饪用油。” 在希腊的克里特岛,橄榄文化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发掘出了米诺斯文明的巨大陶罐,就是用来存储橄榄油的。首次压榨的橄榄油(“初榨”)从摘下不久就开始了,在密封避光隔热的容器里,这些油可以保存数年,经常生食以保留它们细腻的风味。一部分橄榄完整地进入厨房。成年人一天大约吃6个小橄榄,包括烹饪所用。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一个人每天15%~20%的热量来自橄榄和橄榄油。
但克里特人吃的是凯斯所知的“高脂”饮食,他们每日有1/3的热量来自橄榄油。然而和意大利朋友一样,这里的人也很少出现心脏病。凯斯猜测,“地中海与美国饮食相比的一个重要差异是,美国饮食的肉、奶和其他乳制品中存在着大量看不见的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包括固体动物油脂如猪油、牛油和黄油。饱和脂肪里的脂肪酸链大多是单键,因氢化而“饱和”。许多蔬菜油包括橄榄油都是单不饱和或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意味着它们结构中缺失一个或多个氢原子(不过椰子油和棕榈油是饱和脂肪酸)。
在七国研究的最初5年和10年数据追踪后 ,凯斯的数据表明一个人的年龄、血液胆固醇、血压和吸烟状况,与发生心脏病有关,这与其他研究发现一致。但他的研究首次在大范围上发现食物也与这一风险有关。他的全球味觉体验——那些激发他所有感官的经历——归纳在那些黑白打印的图表中,凸显出一个突出的饮食元素:饱和脂肪,它与血液胆固醇水平和患心脏病风险一同上升。凯斯认为,是饮食决定了为什么美国人心脏病是意大利人的两倍,是希腊、日本和南斯拉夫人的四倍。他强调,摄入的脂肪类型是关键因素,而非脂肪比例。美国人需要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肉和乳制品,吃上更多植物性食物,以及在橄榄、坚果、种子和牛油果中发现的不饱和脂肪。
凯斯提到,饱和脂肪似乎会把血液胆固醇水平提高到比饮食中实际含量更高的水平。在撒丁岛的卡利亚里,许多家庭会养鸡,经常吃鸡蛋,这是饮食中最丰富的一种胆固醇来源,“要不是在动脉壁上的不幸沉积,它是个重要且非凡的物质,”凯斯写道。胆固醇对维持生命是必需的,尤其是对脑和神经细胞而言。就算饮食中完全没有含胆固醇的食物,身体也能制造出所有需要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类组织都能制造胆固醇。凯斯发现,一天吃一个鸡蛋的人血液胆固醇含量并没有比那些一周吃一两次鸡蛋的人高。他在后来一篇论文里写道,“为了控制血清水平 ,不应完全忽略饮食中的胆固醇,但仅关注这一因素意义不大。”地中海饮食通常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含量较低,它们往往一起出现在同样的食物里。
和其他研究一样,七国研究也有包括实验设计等方面的局限 。例如,它试图通过大范围的饮食模式探索饮食和疾病,而非通过随机选择的人群阵列。若要将研究结果推广到研究的时空以外的人群,会有许多差池。例如,20世纪中期所有人群阵列的饮食都没有太多超加工食品,而此物在今日世界已经甚为普遍。
但七国研究开发了重要的标准化营养研究工具。凯斯的同事在50年间一直在报告受访者的后续数据。如果用最新的广泛营养学研究背景(包括其他大规模观察性研究、随机控制的饮食干预试验,以及不断增长的食物、细菌与炎症关系的数据)来理解,七国研究对饱和脂肪过剩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警告是恰如其分的。正如我们今日所知,这种脂肪不仅和血液胆固醇水平过高有关,也与炎症相关,二者都会推动心脏病。
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培养皿和动物实验及人类中的观察和干预,指向了脂肪类型如何决定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的行为 。饱和脂肪激活 NF-κB,刺激炎症分子如L-6、CRP和TNF-α。它们驱动巨噬细胞发炎 ,损害正常功能,推动它们组装NLRP3炎症小体,后者释放出几十种炎症分子,包括细胞因子IL-1β。研究慢性炎症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关节炎的科学家已经对IL-1β琢磨很久了。棕榈酸(最常见的饱和脂肪,存在于黄油、芝士、牛奶、肉和棕榈油中)含量高的饮食会增加人体IL-1β水平。饱和脂肪比不饱和脂肪更有可能进入脂肪组织,在那里增加巨噬细胞数量,增强身体脂肪发炎的可能性。它们还会改变HDL,一种抗炎的“好”胆固醇,令其功能失调和发炎 。
脂肪大多是在小肠里消化吸收,但部分能到达结肠,在那里喂养肠道细菌。过多的饱和脂肪会降低微生物的多样性,滋生炎症细菌 ——包括一些与炎症性肠病等肠道炎症有关的细菌物种——及其代谢物。被饱和脂肪淹没的细菌靠近肠黏膜,产生强效内毒素如脂多糖,它能进入血液循环,模拟低级别的细菌感染,导致出现隐匿炎症和肠道渗漏。在饱和脂肪帮助下,脂多糖更容易穿过肠道屏障进入血液。
饱和脂肪与人类演化密切相关,过量时却容易刺激免疫系统,很难调和这两种看法。毕竟,饱和脂肪在很多食物里都有,甚至在橄榄、种子、坚果和牛油果的植物性脂肪里也有,就是量比较小。重要的是,不是所有饱和脂肪在促炎能力上都一样。例如,在黑巧克力里的饱和脂肪就没有牛排里的促炎 。虽然饱和脂肪的量影响炎症,但如何摄入它也有影响,不仅仅是整体饮食模式,也包括个别食物的细节。在大多数植物性食物中,饱和脂肪被淹没在不饱和脂肪、纤维、维生素、矿物和有益营养物质如多酚等之中。在母乳中,饱和脂肪为婴儿提供易于吸收的能量,它的旅程同消退素相伴。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动物性食物中,它常与促炎的成分相伴。
不是所有脂肪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免疫系统(以及健康)。在凯斯启动七国研究之后数十年,另一个科学家帮助证实了这个观点 。在沃尔特·威利特(Walter Willett)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培养各种绿植的诀窍,在密歇根州哈特市的本地四健会 捧回一个蓝丝带。他13岁时父亲因脑癌去世,他失去了一直鼓励他追求学术成功的家人。几年后,威利特进入密歇根大学就读,大部分学费都是靠在邻居的农场里种甜玉米、西红柿和其他蔬菜挣来的。威利特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营养学家之一,获得了医学和流行病学学位,最终加入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学系。
1980年,威利特开始收集约十万名护士的饮食习惯数据 ,这些工作属于“护士健康研究”,是营养学历史上最大的流行病学调查之一 。他的研究产生了数千篇论文,阐明了饮食对疾病无所不在的影响。他揭示出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细微影响,指出这些宏量营养素的来源很重要,这在主流营养学家中激起了反对声浪。当时,远离饱和脂肪的知识已经演变成了拒绝一切脂肪的口号。人们用精制碳水化合物和糖代替了富含饱和脂肪的动物性食物。威利特的数据表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举动并不健康。重要的是,他的证据支持了凯斯历史性的观察,表明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多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如橄榄、坚果、种子和牛油果中)有助于抵御我们现在认为的慢性炎症疾病,包括心脏病和癌症这样的头号杀手。
在众多植物油中,橄榄油——它和完整橄榄是地中海饮食中的主要脂肪来源——受到了医学文献最多的关注 。当替代动物性食物中的饱和脂肪时,它能通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水平和炎症,预防心脏病。橄榄油大部分是由单不饱和脂肪组成,也含有抗炎多酚物质橄榄油刺激醛(oleocanthal)。和非甾体抗炎药一样,橄榄油刺激醛能抑制环氧化酶的作用。威利特最喜欢的脂肪来自坚果,在频繁旅行的时候,他把这些坚果和沙拉水果一起放在自己的午餐盒里。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来自观察性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的大量数据表明,它们能帮助人们抵御许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任何原因造成的过早死亡。它们降低了胆固醇水平和炎症水平 ,尤其是在替代掉肉类、奶类、蛋以及精制碳水的情况下,能降低炎症生物标志物如CRP、IL-6和TNF-α。它们富含纤维、多酚、维生素和矿物质。每天吃一小把坚果可以降低慢性炎症疾病风险和延长寿命。
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士顿,查尔斯·塞尔汗医生在特定不饱和脂肪酸和消退素之间发现了出乎意料的联系。他在实验室小鼠中找消退素,想知道身体如何生产这种珍贵的物质。然后他吃惊地发现,小鼠用来制造消退素和大多数其他促炎消退的介质,来自一种特殊的多不饱和脂肪,称为ω-3(omega-3)。实验室喂给小鼠吃的饲料,那种跟粪便似的干巴颗粒,强化添加了ω-3。
ω-3是必备脂肪酸。身体需要它们,但和胆固醇不一样,身体自己制造胆固醇,但ω-3只能从食物中获取。它们最初在植物中制造,光合作用产生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可促进ω-3的生成。它们充斥着叶绿体的膜,帮它们收集阳光。许多植物性食物里都富含ω-3,如深色绿叶菜(特别是野生型)、核桃、亚麻籽、大麻籽、奇亚籽等。ω-3在藻类中(包括海藻)含量充沛,一路进入海洋生物食物链,在海鲜里也会累积,如牡蛎、沙丁鱼和鲑鱼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出ω-3在一系列慢性炎症中的重要性。
人类的大脑是身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它渴求ω-3。一些科学家假定,缺少ω-3会导致如孤独症和注意力缺陷障碍等问题 。ω-3可以稀释血液,有助预防血栓。在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它们可以预防心脏病 、中风甚至死亡。影像学研究表明它们能缩小动脉硬化斑块 ,并有助于稳定这些斑块,减少破裂风险。人群研究表明饮食中更高的ω-3水平与全因死亡风险较低相关。
ω-3对免疫系统影响很大 。它们抑制炎症基因调节器,如NF-κB,并激活抗炎基因调节器,帮助防止巨噬细胞迁移进动物和人的脂肪组织,消减它吐出的炎症。它们能降低炎症细胞因子和血液中生物标志物(CRP、IL-6和TNF-α)的水平。它们的副产品既降低也消退炎症。例如,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和二十碳五烯酸(EPA)是两种ω-3脂肪酸,它们对制造消退素和其他促炎消退介质来说必不可少。
多年来,ω-3都不在食品供应之列。因为它们比其他类型的脂肪更容易酸败,植物培育者经常会选择ω-3比较少的作物。食品工业用更稳定的不饱和脂肪酸ω-6来代替ω-3。广义上讲,ω-3脂肪产生了强大的抗炎化合物,而ω-6脂肪则容易促炎,推动血栓形成。不过如果不看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两种脂肪在身体中都有其重要作用,研究者仍在努力探索和理解它们。事实上,ω-6脂肪有时也会走上抗炎通道。坚果和种子含有不同数量的ω-6和ω-3,它们协同工作以促进健康。
ω-3和ω-6的真正矛盾在于体内平衡。因为它们会竞争相同的酶和细胞膜内的空间,它们之间的博弈是零和的:饮食中ω-6太多,就会抑制身体利用ω-3、产生大量化合物控制解决炎症的能力。和橄榄油不同,许多(但不是所有)植物油的ω-6含量极高。提取植物油的方法可能会浓缩ω-6脂肪,它已经成了加工食物和许多餐厅产业的核心成分;除了糖以外,它们是最便宜的热量来源。我们的祖先消耗的ω-6是ω-3的四倍,但现代饮食里是20倍,导致ω-3大为匮乏。一般来说,用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是健康的,但饮食不均衡可能会促炎。
均衡摄入不饱和脂肪酸能对免疫细胞产生有利的影响。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ω-3,可能引发巨噬细胞的善意,进行组织修复和消退炎症。ω-3脂肪影响巨噬细胞,随之带来抗炎作用,包括IL-1β、IL-6和TNF-α减少,抗炎细胞因子IL-10增加。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来自完整植物性食物如坚果、种子和牛油果的那些,作为益生元或健康食物,滋养肠道细菌,促进人类健康。这些脂肪会催生抗炎微生物种类和行为。ω-3特别能促进微生物多样性 ,激励产生短链脂肪酸和多方有益人体健康的代谢物的细菌生长。它们有助于对抗饱和脂肪酸对肠道细菌的害处。
早在凯斯的七国研究之前很久,一种制造植物油的新化学工艺造成了ω-3在食品供应中的短缺,并造就了或许是迄今为止最隐蔽的脂肪。在20世纪初,人们用固体动物油脂(通常是猪油)炒菜。他们也用柔滑的黄油或硬一点的牛羊油烹饪。植物油被认为不能吃,在厨房里没有立足之地。但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Wilhelm Normann)想出了办法,通过加入氢把液态的蔬菜油变成固体脂肪,这被称为氢化工艺。美国企业家威廉·普罗克特(William Procter)和詹姆斯·甘布尔(James Gamble)抓住了这个机会。氢化棉籽油,一种来自棉花生产的农业废料,看起来和做起菜来和猪油差不多,但它便宜极了,几乎不要钱。于是“科瑞(Crisco)”在1911年面世了——第一种完全来自植物油的烹饪用油。它的名字旨在唤起新鲜和洁净的感觉,来自“结晶棉籽油” 这个词组(crystallized cottonseed oil)。科瑞没有特殊的味道或口味。它与用它的人一样低调无声。
在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丛林》倒了美国人的嗜肉胃口之后,科瑞的营销以动物脂肪的“纯净”替代品面世。辛克莱生于一个被内战扫空财富的古老弗吉尼亚家族,是“一个有着男孩子气魅力的落魄南方贵族” 。他发现了屠宰场里人和动物的可怕而恐怖处境,大为震惊。在大型肉类加工区,堆满牛粪的畜栏里散发着臭鸡蛋和腐肉的味道,这气味与附近酒店厨房里熟牛肉和土豆的香气混在一起。
辛克莱描述了移民男女和儿童拥塞在城市垃圾厂旁边的经济公寓里,在黑暗闷热的房间里从事着危险的工作。他们在装配线上像“杀戮团伙”一样工作,有“敲碎者”“撕裂者”“断腿者”和“开膛者” 。长满疖子、患有结核的牛仍会被送上装配线 。磨碎的老鼠填塞进腐败的香肠和火腿里,而“装进香肠里的某些东西让被毒死的老鼠也自叹弗如” 。内脏、骨头和脂肪等下脚料被制成猪油和化肥。一听“鸡肉罐头”里,可能含有猪脂肪和牛肉渣。工人在这里经常失去身体部件——甚至性命。辛克莱对掉进冒烟猪油桶里的人的描绘很有名:“经日无人搭理,直到他们除了骨头以外身体其他部分全都作为达勒姆纯板油流向全世界。”
“在我看来,我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奴役堡垒。” 辛克莱对肉类加工业如是写道:“这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最成功的产业。如何攻破它的壁垒,或者说如何翻越它,是一个军事问题。”辛克莱的现实主义小说搅动了全国。作家杰克·伦敦称《丛林》是工资奴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指出“它鲜活而滚烫。它是活生生的残忍。它以血汗写就,哭喊呻吟。” 《丛林》引起的震动促使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签署《纯净食品及药品法》,禁止对食品和药品进行误导性标签,也促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形成。
与此同时,这个世纪所行未久之际,即见证了一个天才的营销套路,说服艺术的大师巨作:宝洁(Procter & Gamble)公司说服美国人让实验室植物油流进他们的锅碗瓢盆,替代掉熟悉的动物脂肪,如黄油和猪油。这种蓬松乳白的产品被装在罐头里,用白纸包裹,强调它的纯净无瑕。
它的广告轻松愉悦,在一个渴望洁净、时尚的国家里敲着进步主义的钟声。几十年来,美国的科学家已经从农场转向实验室。衣冠整洁的专家肯定能搞定一切。历史学家苏珊·斯特拉瑟(Susan Strasser)写到,美国人正在使用古怪的新玩意,如牙膏和玉米片。在这种情况下,科瑞的出现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文化的人工制品” 。面世之后没几年,到1916年,科瑞的年销量就达到了2721万千克。蓬松的派、蛋糕和面包里塞满柔滑坚硬的植物脂肪,填满美国儿童和成人的口腹。宝洁出了一本免费烹饪书叫《科瑞的故事》,里面有615个用科瑞植物黄油的食谱。这本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饮食偏好,食谱有蛋饼、烤脑子、百叶、油醋汁小牛头、酿馅心脏、炖牛舌、煎胰腺和小牛羊胸腺肉。它写道,“美国被称为消化不良的国家。而它正在变成一个健康饮食者的国度,让人们更快乐。消化进步的每一个促进者都应当获得感激与认可。”
其他公司纷纷效仿。部分氢化的植物油不断进入食品供应,把猪油赶出了美国人的厨房。许多人造黄油和植物油都是部分氢化所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油配给推动了这一转变。很快,这些油改头换面成了健康食品,成为食品工业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种成分。部分氢化油相比起传统油脂如天然橄榄油之类的要便宜得多。它们可以作为防腐剂,生产盈利高、保质期长的包装食物。它们可以在快餐公司的商业批量油炸机械中反复使用。
但到了世纪中期,随着关注饮食在慢性病(如心脏病、癌症、肥胖和糖尿病)中作用的研究增多 ,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在实验室里给植物油注入氢的改造脂肪会生产一种独特的物质,即“反式脂肪”。氢化也会使ω-6大增,同时减少ω-3。
免疫系统受不了反式脂肪,这东西在体内不是简单地被当作脂肪储存下来。它们会替代掉每一个细胞膜里的正常脂肪酸,将自己最终秘密编入我们的生理系统。如此一来,细胞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一种易变的分子,它们会伤害健康的细胞。自由基对维持生命是必需的,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通常会在对抗细菌毒素等过程中制造自由基。但堆积如山的自由基会导致氧化应激,此时身体无法生产足够的抗氧化物中和掉这些自由基。来自食物热量(或环境因素)的氧化应激,无论是数量不对还是性质不对,都会增加炎症基因的表达。它将最终破坏蛋白质、脂质、遗传信息和我们身体里的其他物质,刺激免疫系统并对细胞功能造成不良影响。慢性炎症是氧化应激的原因也是结果。例如,LDL胆固醇在过量自由基氧化以后会加重炎症,激活巨噬细胞并引起有害的炎症应答。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有许多胆固醇由氧化的LDL组成。
许多研究表明,反式脂肪与慢性低水平炎症有关 ,并伴有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增加。反式脂肪会通过激发自由基形成或直接影响细胞膜的先天免疫受体,开启NF-κB——激活炎症基因和细胞的高手。它们加剧脂肪组织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炎性环境,欺压巨噬细胞使之活动加剧。它们令血管内皮细胞炎症 ,让它们制造的一氧化氮减少,而一氧化氮是平息炎症和预防血栓的重要物质。反式脂肪不仅通过炎症影响心脏病风险,它们还会影响脂质——急剧增加LDL胆固醇水平,效果远超饱和脂肪所为,以及增加甘油三酯(另一种与心脏病有关的脂肪)。而且和饱和脂肪不一样,反式脂肪会降低HDL,一种有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好”胆固醇。
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研究已经把反式脂肪和心脏病、中风、高血压、肥胖、糖尿病、癌症、生长发育问题、学习障碍和不育联系到了一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教授弗雷德·库莫罗(Fred Kummerow)从1957年就开始对反式脂肪敲响警钟,但他孤立无援、不受重视,而且不时会面对行业巨头的怒火。他发表了数百篇该领域的论文,直到生命尽头仍在发声。2013年,在他98岁的时候,他对FDA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起诉讼,希望迫使他们回应他的请愿书,其中要求禁用部分氢化食用油。到2015年6月,FDA最终规定反式脂肪不再“公认安全(GRAS)”,要求将之从食品供应中全面去除。GRAS这个术语引入于1958年,允许公司评估他们自己的物质并认为其可接受,之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以审查该评估,或选择不审查。GRAS允许生产者在不告知FAD的情况下采用新食品添加剂并推入市场。到2018年,大多数食品供应商都从产品中去除了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的故事是一个教训,要求我们像外科医生挥舞手术刀一样精细地操作食物,并明了自己手势轻重所关乎的利害。反式脂肪是一个最早的案例,表明人造食物就像外来器官一样有可能被人体免疫系统所排斥。但和移植肾肝肺造成的明显急性排异不同,前者可见、可被医疗测试捕获,而经常摄入反式脂肪和其他炎症性食物引起的炎症可能更为旁敲侧击,是一种低语,一种随时间推移产生的细微暗示,但却一样来势汹汹。
脂肪数量和质量上的失衡会造成炎症,糖、精制碳水化合物和盐过量也一样。早在七国研究和忽视健康研究等系统性的营养学研究出现之前很久,一位19世纪的医生就直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坚信人们吃进嘴里的东西对健康至关重要。他很快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将颠覆食品工业——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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