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诗歌批评研究一个惯见但令人遗憾的倾向是,看待诗人时仿佛觉得诗人活在另一个世界,几乎不受任何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但中国思想中有一种古老观念,在我们的时代来临前即已被视为常识,那就是一个人出生的特定地理区域和当地地形可能会对其性情、性格产生决定性影响。 论及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人物时,我们当然意识到青年时期的活动轨迹会对一个作家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我们立即就可以想到马克·吐温、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沃尔夫、迪伦·托马斯这些名字 )。同样,就一些唐代诗人(如果不是大多数诗人的话)而言,对其诗歌的感性分析和欣赏,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诗人出生地的独特性,或后来与诗人密切相关的某些地区的独特性。
孟浩然是唐代为数不多的与一个特定地方的关联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在他身后直接用地名来称呼他的作家之一。不用说,这个地方就是襄阳,他生于斯,长于斯,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最后在这里去世。到了唐代,襄阳在历史、文学上都很有名,但没有其他哪个襄阳本地人像孟浩然这般依恋它,并深受地方精神的影响。 因此,了解襄阳文学、政治和地形史上那些较为重要的地点和人物将会是有用的,它们对我们的诗人有着显著的影响,还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一、襄阳城
“凡一大城应有之物,此城皆饶有之” ,十三世纪末一位著名威尼斯游客曾这样称赞襄阳。在孟浩然生活的时代,亦即马可·波罗来访前500年左右,襄阳虽无力与其他大城市争辉,却可以说是唐代中国最有吸引力的中等城市之一,也是一时失宠的京官最理想的外放地之一。
襄阳位于今天的湖北省中北部,是一个由汉江及其支流灌溉的丘陵地区。唐时的襄阳城和今天一样,坐落在汉江南岸,与汉江北岸的小镇樊城隔水相望。远在帝制时代以前,这里就有了定居点,那时的襄阳是楚国重镇,楚国在这里设有戍防渡口“北津戍”,六世纪初城西仍可见其土垒遗址。 汉末乱世,军阀曹操(155-220)从刘表(144-208)[编者注:《辞海》为(142-208)]手中夺得华中整个荆州地区的控制权后,在这里置“郡”。此后,襄阳作为重要集镇和军事要塞的地位就没有中断过。
整个六朝时期(220-589),襄阳是公认的进入人口稠密的商业城市江陵的门户,江陵乃荆州的经济中心,在襄阳正南一百多英里处,若襄阳失,则江陵危。 战国时期,襄阳是楚国的北方要塞之一;六朝时期,这里则是南朝北方防线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塞之一。
在唐代,襄阳改称“州”,是整个帝国约三百个州级行政区划之一。 襄阳还是华中地区“山南道”排在江陵后面第一重要的城市。据《旧唐书》,八世纪中叶天宝年间官方户籍载襄阳地区有47780户、252100人。 定期向帝国朝廷进贡的土特产有纶巾、漆器、柑、蔗、芋、姜等。 中原地区的大多数旅人,特别是出入京师长安的人,一般都要途经襄阳。传统上,南下时下马换船,北上时下船换马,都要在襄阳换乘。 换句话说,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襄阳都是中华文明的交会点,虽说“南方”元素在这里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
据《隋书》,在中古时期,包括襄阳在内的荆楚地区,“其人率多劲悍决烈”。 这类说法太过笼统,不必认真对待,但我们或可从《新唐书·孟浩然传》描绘的那个相当鲁莽的人物身上看到这些特点。 《隋书》还称荆楚之人传统上特别重视祭祀死者亡灵,一些地方节庆活动,如号称是纪念自沉的古代诗人屈原的赛龙舟,就是这个传统的体现。 我们知道龙舟节在襄阳很受欢迎。同样受欢迎的还有每年农历三月初寒食节期间的“牵钩之戏”(拔河)。这个娱乐活动似乎具有促进丰收的象征意义,喧闹的观众和参赛者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尽情享受。
至于襄阳城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城东南角有一座塔楼,有人说是诗人王粲(177-217)写作名篇《登楼赋》时所登之楼。 但就连孟浩然这样坚定的爱襄阳人士,也在诗中认为王粲所登之楼—就像大多数人的看法那样—其实是位于襄阳西南九十英里外的当阳城楼。 城中心还有一个台阁与梁昭明太子、著名选本《文选》的编者萧统(501-531)有关。虽然这个建筑物被后世方志引以为豪,但孟浩然诗只字未提。 我们也对城内的官署几乎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孟浩然应该不是这些地方的常客。不过,他留下了一首其乐融融的宴饮诗,写他应邀参加州长府邸中举行的宴会:
襄阳公宅饮
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
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
绮席卷龙须,香杯浮马脑。
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
手拨金翠花,心迷玉芝草。
谈天光六义,发论明三倒。
座非陈子惊,门还魏公扫。
荣辱应无间,欢娱当共保。
为衬托宴会的正式场合和主人的身份地位,孟浩然运用了很多文雅的措辞和博学的典故,既恭维主人,也展示自己的文学修养。我们来看其中较为重要的几处。“狭斜道”指名声不好的娱乐街巷, 这里用来与州长官邸中更高雅的乐趣形成对比。“龙须”是一种特别的用来编织席子的草。“马脑”即玛瑙,“一种红玉髓”, 是舶来的贵重矿物质,可制作杯盘器皿,供帝国精英之用。“玉芝草”即黄精,是一种仙草,据说其根茎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样一来,州长府邸便有了道教仙境的意味。在最后六句,孟浩然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宴会的欢愉和座中人身上。“六义”是《诗经》的六种修辞法,在宾客的谈话中使用得精彩绝伦。他们友善辩论的机智堪比西晋著名清谈家卫玠(?—312)[编者注:《辞海》为(286-312)],卫玠曾使对谈者接连三次从椅子上跌倒,真的是被他的言谈之精妙所绝倒。 “陈子”指前一世纪奇人陈遵,因为与当时的某位大官同名,每次在别人家门前通报自己名字时都会造成慌乱扰攘。 孟浩然用这个典故,是在客气地贬低自己。他把自己比作西汉时的年轻人魏勃,由于求见相国曹参无门,于是每天早上都去打扫曹相国某个门客的门庭,希望引起门客的注意,从而把他引见给相国。 孟浩然的用意显而易见,他希望东道主帮助他获得官职。最后一联强化了这层意思。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首诗有点趋奉逢迎,但年轻的文学才子在正式宴会上向一位受人尊敬的主人展示这样的诗是得体的。此诗可能是相对早期的作品,早于孟浩然进京应举。虽然诗的结构有些公式化,但至少让我们有机会一瞥地方官署中的公宴。
襄阳城东门两百步外有刘表墓。如果史书可信的话,刘表是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宅心仁厚的大军阀,他坐镇襄阳,控制荆州地区。据当地传说,285年左右刘表墓被盗时,刘表夫妻二人的尸体奇迹般地没有腐坏;而且,墓中扑鼻的香气在一英里之外都能闻到,经月不歇,这些异象都是刘表为人真淳的明显标志。
三国时期(约190-280)还有其他一些名人与襄阳密切相关,为襄阳留下了那个传奇时代的特殊遗产。当时,司马徽、徐庶、庞统、崔州平、诸葛亮、庞德公等著名隐士早年的隐居地都在襄阳城方圆十英里内。本章稍后将会重点谈及诸葛亮和庞德公。
襄阳城建的一大特色是它的大堤,保护外城墙(城郭)不受汉江泛滥的影响。据说大堤后来曾一度长达近十五英里。大堤的主体结构兴建于唐,由襄阳本地名人张柬之(625-706)在去世前一年督建完工。 但襄阳大堤并非始建于八世纪初,其前身至少有两百年历史,有当地题为《大堤行》的乐府歌谣为证,至少可追溯到六世纪初。最早以《大堤》为题的诗歌作者乃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其诗源自襄阳地区的民间曲歌。一些到过襄阳的著名唐代诗人,如李白、杨巨源(800年左右在世)、李贺(791-817)[编者注:《辞海》为(790-816)]等,都沿用乐府旧题写过诗。 作为工诗的襄阳本地人,张柬之也留下了一首《大堤曲》,开篇两句直言不讳:
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
(这意味着“大堤”有可能是对襄阳的地方口语称谓。)的确,或卖弄风情或伤感怅惘的动人襄阳姑娘,是《大堤曲》和相关歌谣《襄阳曲》的共同特点。 所以,当我们发现孟浩然有一首诗题为《大堤行寄万七》,这并不奇怪:
大堤行寄万七
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
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
王孙挟珠弹,游女矜罗袜。
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
“踏青”是春天的传统活动,最好是在河边野餐,在新鲜的青草地上散步(这里,“青”为转喻)。孟浩然这首诗很好地捕捉到了场所和时节的活泼、浪漫气氛。
但襄阳真正有吸引力的地方在周围的乡村,不在城市本身。这一带的山山水水才是襄阳真正的魅力和历史所在。下面,我们就来探访襄阳周边那些让诗人流连忘返的山峦水潭。
二、万山
我们的行程从城西约三英里处开始,那里,万山的岩壁矗立在汉江南岸。由于万山与汉江的相对位置,这座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山的低坡,也被称为“汉皋”。孟浩然下面这一联诗简洁刻画了这山给人的总体印象:
结构意不浅,嵓潭趣转深。
襄阳诗客很少在诗中谈及万山;当时,岘山(详见下文)才是当地最重要的名山。但熟悉文学或地方史的人都知道,万山山麓的万山潭正是传说中郑交甫偶遇两游女之处。郑交甫发现二女在潭中洗浴,短暂调情后,二女解珮相赠,郑交甫置之怀中,高兴而去,才行十步,玉佩就不见了,回顾二女,也消失不见。这时,他才意识到二女是河中神女,不是普通的乡村姑娘。
孟浩然诗共提及万山四次,包括诗题和诗句。下面这首诗讲述在万山潭附近度过一个慵懒的下午:
万山潭
垂钓坐磐石,水清心益闲。
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
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在下面这首诗中,孟浩然则更多从象征的角度征用了这个古老传说:
陪独孤使君册与萧员外诚登万山亭
万山青嶂曲,千骑使君游。
神女鸣环佩,仙郎接献酬。
遍观云梦野,自爱江城楼。
何必东阳守,空传沈隐侯。
独孤册是王士源《序》中提到过的孟浩然友人,曾任襄阳刺史(州监察官,唐时又称“使君”),后来岘山有碑记其仁政,碑文即由这首诗中与孟浩然、独孤册同游的萧诚所书。 前一首《万山潭》写孟浩然独自在万山享受无忧无虑的午后时光,相较而言,这首诗的气氛要郑重得多。这样写,既切合与高官同游的场合,也象征性地重演了郑交甫接受佩饰的情景:“仙郎”独孤册接受了随行人员的敬酒和赠诗。第四句中的“酬”字,巧妙带出了古代传说故事内涵的当代适用性。“酬”在这里英译为pledges,一般指敬酒或应答别人的赠诗。这个字用在正式出游的饮酒和文学活动时是恰当的确指,但用来指神女赠郑交甫佩饰时只是泛指。因此,从古代故事的角度看,眼下这个场合本身就被赋予了神话气氛。
但这首诗不只是对一次美好而正式的出游的赞美。在最后四句,孟浩然称自己更想过一种不必考虑地方行政事务的生活。从山顶眺望南方,留住诗人眼光的,不是广袤的云梦大泽—古代楚王的大猎苑,而是襄阳城本身。这里,襄阳一隅似乎代表了孟浩然隐逸视野的范围,东南广土则是像独孤册那样身负更多社会责任的人所要操心的。最后一联用著名诗人沈约(441-512)[编者注:《辞海》为(441-513)]典,沈约曾任东阳太守,东阳在浙江省,故称“东南”。沈约特别谨言慎行,成功地在宋、齐、梁三代都身居要职,后世一些史学家和儒家卫道士因此而不尊敬他。他善于克制自己的情感,故身后谥称“隐侯”。沈约还做过襄阳太守,这几句诗用典的劝诫意味也因此更显尖锐。在写给做官朋友的诗中,孟浩然多以责备追逐虚名作结。可以想见,这些朋友可能有时也会觉得他比较烦人,好比辍学的大学生嘲弄其他在校同学的抱负。不过,这几句诗倒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批评,诗人更多只是单纯感叹自己身处家乡这一隅之地的快乐。
万山潭的水床中,沉落着一块纪念三世纪著名学者、官员杜预(222-284)的功绩的石碑。杜预好后世声名,刻两碑,述己功,一碑沉万山潭下,一碑立岘山之上,说:“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其实,杜预的预防措施没有必要,至少在孟浩然的时代,万山潭中之碑依然藏在水波下,孟浩然没见过,没有哪个唐人见过。
三、檀溪
万山以东,汉江在流经襄阳城前与檀溪汇合。湍急的檀溪源出柳子山下,东流至城西约两英里处形成鸭湖。溪水自鸭湖又分两渠,北渠水急,仍称檀溪,一路向东北流,在襄阳城西约三分之一英里处汇入汉江。
365年前后,溪边建佛寺,寺以溪名,称檀溪寺。高僧道安(312-385)[编者注:据《辞海》为(314-385)]主持檀溪寺14年,直到襄阳落入“蛮族”政权前秦(351-394)皇帝苻坚(338-385)军队之手。这期间,襄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道安的檀溪僧团有弟子数百人,他们的宗教、学术活动,极大影响了后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檀溪北岸,有三国时期著名隐士徐庶、崔州平故居。 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里也是刘备(161-223)赴宴襄阳后传奇般地跃马逃生之地。当时追兵迫近,刘备坐骑的卢误陷檀溪激流,溺不得出,刘备加鞭,的卢难以置信地一跃三丈(三十英尺),安全到达对岸。
孟浩然有一首长诗,写冬天时拜访两个朋友的檀溪别业,虽然其中有些诗句值得赞许,但不算是他最好的作品。 他的檀溪诗,我们不如来看下面这首绝句:
檀溪寻故人
花伴成龙竹,池分跃马溪。
田园人不见,疑向武陵迷。
“池分”指檀溪在鸭湖分为二渠,“跃马”指的卢的惊天一跃。在尾联中,诗人想象他的朋友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像陶潜(365-427)[编者注:《辞海》为(352或365或372或376-427)]著名寓言“桃花源”中的武陵渔人那样。
几个世纪后,来襄阳看檀溪的游客一定会觉得失望。到了十二世纪,以往湍急的溪流已彻底枯竭。
四、望楚山
望楚山,在襄阳城西南两英里半以外,耸立于鸭湖西南角。 原名马鞍山 ,445年—448年间才由宋藩王刘骏(后来的南朝宋孝武帝,454年—465年间在位)改称望楚山。这位英武的年轻藩王时任雍州(南朝时侨置襄阳)刺史,掌大荆州地区军事,他时常登上此山眺望南方。据记载,最吸引他目光的是鄢陵旧地,古楚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都城,故改山名为望楚山。
山上有延庆寺,建于六世纪最后十年。 孟浩然没有留下任何访寺文字 ,但从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出,就像多年以前的刘骏一样,诗人也同样陶醉于山顶所见风景:
登望楚山最高顶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最高惟望楚,曾未一攀跻。
石壁疑削成,众山比全低。
晴明试登陟,目极无端倪。
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迷。
暝还归骑下,萝月在深溪。
诗人眼前的景色确实一望无垠:不仅有广袤的古猎苑云梦大泽,更有遥远的陶潜武陵桃花源的奇境。因此,在望楚山最高顶,他俯瞰的既有现实世界,也有理想世界。不过,就像他的一贯作风,孟浩然不是让我们驻足于这壮人胸襟的无边风景,而是结束全诗,缓步下山,回到近处世界,回到他身边的朴实环境,这里,月光透过萝藤,映照在檀溪水上。
五、岘山
毫无疑问,襄阳地区以及整个山南“道”名气最大的山是岘山。 岘山距离襄阳城南约两英里半,西有望楚山,东面俯瞰汉江(汉江在流经襄阳城北郭和东郭后,自此南流)。岘山是外地游客必登之山;七八世纪作家途经襄阳所作的郡地诗,几乎每首都会提到这座山。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孟浩然诗提到岘山的次数比其他地方都要多:孟诗11次提及岘山,其中4次以别名“岘首”称之。
岘山除了以自然美景著称,在历史和文学史上也赫赫有名。192年,围攻刘表盘踞的襄阳城的骁勇吴将孙坚(155-192)[编者注:《辞海》为(155-191)],就是在这里遇伏被杀的。 不过,同样是与岘山有关,相较于孙坚围攻襄阳时造成的破坏,三世纪中叶都督荆州军事的羊祜(221-278)的善政更深入人心。羊祜为政爱民,深受爱戴。他特别喜欢登岘山,《晋书·羊祜传》中的这则轶事谈到了他对岘山的喜爱: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岘山为他建碑立庙,岁时飨祭。人望其碑,莫不流涕,于是接任其职的杜预名之为“堕泪碑”,这个碑名也广为后世所知。 李百药(565-648) 、陈子昂(661-702)[编者注:《辞海》为(659-700)] 等初唐作家的几首襄阳诗都写过这块碑。下面这首孟浩然岘山诗,既让人想到羊祜的美名,又是对死亡的必然性的幽暗提醒: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鱼梁”是汉江水中沙洲名,在岘山以东;“梦泽”是云梦泽的别称。
岘山上还有其他石碑,如纪念四世纪初名将周访、胡罢的石碑,以及四世纪末贵族、叛将、篡晋立楚的桓玄的石碑,他们都曾长期镇守襄阳。 当然,还有杜预自述己功的双子碑中的一块(一沉于万山潭下,一立于岘山之上),以及前面提到的纪念独孤册的石碑。不过,对这些石碑,孟浩然的岘山诗只字未提。主导岘山历史遗产的,是受人爱戴的郡守羊祜的精魂,他对岘山的热爱众所周知。
我们知道,岘山还有一座道观,名叫云表观。孟浩然显然与观主关系友好,给我们留下了一首哀悼他死亡的诗作。
据孟浩然诗,岘山是我们这位诗人最喜欢送别朋友的地点。下面这两首排律,都是这样的送别诗:
岘山送朱大去非游巴东
岘山南郭外,送别每登临。
沙岸江村近,松门山寺深。
一言余有赠,三峡尔相寻。
祖席宜城酒,征途云梦林。
蹉跎游子意,眷恋故人心。
去矣勿淹滞,巴东猿夜吟。
“三峡”即著名的长江三峡,入巴必经之地。“宜城”在襄阳以南五英里处,其地出美酒,享誉已久,最有名的是“宜城春”,又名“竹叶杯”。
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
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
自古登临处,非今独黯然。
亭楼明落日,井邑秀通川。
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
再飞鹏激水,一举鹤冲天。
佇立三荆使,看君驷马旋。
第四句中的“黯然”,典出江淹(444-505)名篇《别赋》首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 “鹏”,不用说,即《庄子》开篇的那只大鸟。这里,孟浩然恭维朋友萧员外既是大鹏,又是仙鹤。
与岘山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襄阳的特色食材—鳊鱼(鳊,中古音pen),肥滑色青,适合生长汉江水域。岘山附近水域所产鳊鱼,味尤鲜美,一度只供缙绅享用,禁止平民捕捞。三世纪末,刘弘(238-306)[编者注:《辞海》为(236-306)]改旧制,这位体贴的督抚(三四世纪时襄阳得到了特别多的赐福)关心百姓福祉,允许沿江百姓捕鱼,包括过去平民禁捕的万山潭和岘山潭。 岘山下捕捞鳊鱼的常见做法是以木槎断水成堰,故这段水域捕捞的鳊鱼也被称为“槎头鳊”。 槎头鳊这种美食是如此被珍视,以至于一位地方刺史献给南齐开国皇帝的1600百条槎头鳊被看作是最珍贵的礼品。
孟浩然曾这样赞美岘潭的鲜美鳊鱼:
岘潭作
石潭傍隈隩,沙岸晓夤缘。
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
美人骋金错,纤手鲙红鲜。
因谢陆内史,莼羹何足传。
最后一联用西晋著名作家陆机(261-303)典故。陆机是南方吴郡人,曾任平原内史。一次陆机拜访朋友,朋友用羊酪(一种北方特产)款待他,并问他吴郡家乡是否有美食与此相比。陆机答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读《岘潭作》全诗,特别是最后一联,没有人会误解诗人的轻松诙谐口吻。不过,这里也透露出一种真心实意的乡土自豪感,通过与陆机就家乡美食一争高下表现出来。
在另一首诗中,孟浩然评论说:
土风无缟纻,乡味有查头。
孟浩然好像是最早在其作品中称赞这一特色美食的诗人。后来的作家如杜甫(712-770) 、元好问(1190-1257) 等在他们的诗中用这种鱼—又名“缩颈鳊”—来表现襄阳地方特色时,显然意在指涉孟浩然本人。
六、白马山
岘山以南一英里处有白马山,当地也称白鹤山。 早年间的孟浩然肯定很熟悉这座山,因为他的毕生挚友张子容在713年赴长安应进士第(成功及第)前就隐居在这里。所以,下面这首诗大概是孟浩然二十岁出头时写的:
寻白鹤嵓张子容隐居
白鹤青嵓畔,幽人有隐居。
阶庭空水石,林壑罢樵渔。
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踈。
睹兹怀旧业,携策返吾庐。
这篇少作显然缺乏孟浩然成熟作品中那种令人愉悦的动感和内聚力。此诗可以说是对访隐士诗习见措辞和情感的拼合。 尾联中诗人突然转身回家,尤其让人不满,虽说这在传统悠久的隐士诗中屡见不鲜。不过,我们或可注意到,孟浩然很早就认真为自己选用了隐士这一文学姿态。
白马山上还有一座五世纪建造的佛寺,该寺两次更名,唐代称景空寺。 孟浩然有一首诗写这座佛寺:
游景空寺兰若
龙象经行处,山腰度石关。
屡迷青嶂合,时爱绿萝闲。
宴息花林下,高谈竹屿间。
寥寥隔尘事,疑是入鸡山。
诗中的重要佛教用典需要稍做解释。“兰若”指林中僻静处;“龙象”是大象中最勇猛、有大力者,象征佛陀,也引申代指高僧;“鸡山”是鸡足山的简称,梵语作Kukkutapāda,大迦叶(Kāśyapa)在这里入涅槃,但仍(以禅定)住世间。
景空寺住持融上人是襄阳地区最有名的僧人。孟浩然还有另外三首诗写拜访融上人的静修居所 ,这个隐修地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附近有清泉涌出,泉名“白马泉”,白马山本身,也因泉而得名。
七、习家池
襄阳地区最广为人知的历史遗址之一是习家池,位于白马山东麓,是公元一世纪第二个25年间襄阳侯习郁引鸭湖东南流水建造而成的人工池。习郁仿古人之法在池中养鱼,池长60步,宽40步(约长三百英尺,宽二百英尺),池边筑堤,堤上列植梓树、松树和竹子。池中垒钓鱼台,荷莲水上浮。 习郁生前从他开凿的这个池塘中得到了很多快乐,所以希望自己死后也不离开这里:按照他的遗愿,其墓冢就建在池北不远处。
让人高兴的是,习郁去世后,美丽的习家池也没有荒废。两个半世纪以后,因督抚襄阳的山简(253-312)频频造访,习家池越发声名远扬。山简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山涛(205-283)的儿子,他是如此迷恋习家池风光,于是频繁光顾,常在这里纵情饮酒,然后再乘兴回城。山简称此地为“高阳池”,他的郊游非常出名,据说城中童子作歌戏谑他的酣醉出游。此歌最早记录在四世纪习凿齿所撰地方史中 ,山简对习家池的喜爱,以及市民的谑曲,后又因《世说新语》 《水经注》 《晋书》 这些有影响力的作品的相关记载而在文人中广为流传。
孟浩然诗三次提及习家池,最有意味的是下面这几句,出自七言送别长诗《高阳池送朱二》的第一部分:
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
池边钓女自相随,妆成照影兢来窥。
澄波淡淡芙蓉发,绿岸毵毵杨柳垂。
虽然孟浩然描写习家池的诗都没有特别强调美景,但根据唐代其他诗人的作品,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到九世纪,这个园池也还是当年山简喜欢的那个游览胜地。
其实山简(或“山公”)出现在孟诗中的次数比习家池本身还要多,共出现了6次。山简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好饮酒,孟浩然可以在为来访的官府朋友写的诗作中,通过恰当地提及山简事来打趣朋友,比如下面这首,诗中的山公无疑指代当时在襄阳为官的裴姓友人:
裴司士见访
府寮能枉驾,家酝复新开。
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
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
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
诗的第三句“落日池上酌”特别美,这里稍做点评。初读时,我们可能会把这句诗简单理解为“落日时分,我们在池边倾杯酌酒”。但作为律诗,第三句与第四句应该句法对仗,如果根据直白的第四句的句法结构回头再读第三句,这促使我们得出结论,第三句的主语是“日”,而不是诗中没有明言的“我们”。孟浩然想让我们看到的是日落时分的美妙景致:夕阳西沉,光芒漾于池面,其最后的微光洒在水面上,就像“家酝”倾入酒杯。(这里顺便说一句,孟浩然喜欢生动的日落景象,这是孟诗的一个特点,我们将会在第五章详加讨论。)
孟浩然常在诗中对举习家池和岘山潭,或对举代表这两处地方的山简和羊祜(字叔子)。比如下面这首节日游岘山诗的结尾四句:
叔子神如在,山公兴未阑。
尝闻骑马醉,还向习池看。
再如下面这首诗,同样也写于重阳节(九月九日),当时诗人正离家远游:
途中九日怀襄阳
去国似如昨,倏然经杪秋。
岘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
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
宜城多美酒,归与葛强游。
葛强是山简的密友。因此,在诗的结尾,诗人是把自己比作山公,渴望回到自家的“池上楼”。前面说过,襄阳附近的宜城以美酒著称;我们也记得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对身在远方途中的孟浩然来说,这些“风景”只会加深他回家的渴望。不用说,“采篱下菊”用的是著名田园诗人陶潜的典故,而令人忧伤的是,“采菊”这样简单的快乐,我们身在途中的诗人却难以觅得。
如前所述,山简、羊祜同襄阳的特殊关联,不只孟浩然这样的本地人,大多数唐代读书人也都熟悉不过。这里抄录一首“外地人”的诗作来说明这一点,或许不算无的放矢。除孟浩然外,其他作家的很多襄阳诗,用作例子的话,都不如李白的《襄阳歌》更适合、更生动。这首《襄阳歌》为七言诗,杂以少量三言(以抬头缩进的形式标示):
襄阳歌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
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
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
鸬鹚杓,鹦鹉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
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
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
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
君不见,
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
舒州杓,力士铛,
李白与尔同死生。
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
在开篇六句,李白自比醉酒的山简,甚至还戴着山简喜欢的“接篱”(白头巾)。《白铜鞮》是襄阳本地著名民歌。 汉江的绿波被转换为未经过滤的青绿色葡萄酒。羊公“堕泪碑”在数百年的磨蚀后依然存于世,但快活的李白拒绝在碑前洒泪。诗中有两个典故同襄阳没有直接关联:一是楚襄王与“朝云暮雨”的巫山神女的情事,一是位高权重的秦相李斯在咸阳被杀弃市时哀叹再也不能牵着他的猎犬出去打猎。
离开习家池以前,需要提及的是,襄阳地区发现了好几位古楚国君王的陵墓,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走访,但楚昭王(前523—前489)墓还是应该简单提一下,墓在习郁习家池北不远处,五世纪末被盗,出土了大量竹简文本,其中一部分落入时任襄阳县令的著名学者沈约之手。
八、涧南园
一路行来,我们总算来到了孟浩然家附近。孟诗中称之为家的地方有两处,最有名的当然是我们马上就会说到的“鹿门山”,另一处则是“涧南园”,或简称“南园”。可能让人想不到的是,涧南园才是最常作为家出现在孟诗中的地方。
遗憾的是,涧南园的确切位置不详。不过,根据这个地名本身,根据孟诗提及它时谈到的地形地貌,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它在汉江支流南岸(“阴”),在城南几英里处,大致在岘山、白马山一带。陈贻焮认为它在岘山山麓。 基于好几条理由(由于技术性太强、太繁琐,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我认为它在凤凰山山麓,凤凰山毗邻白马山,俯瞰汉江,南流的江水从这里开始稍稍转向东流。
凤凰山上有著名的凤林寺,六世纪初由虔诚向佛的梁武帝兴建,寺内有著名诗人庾信(513-581)撰写的碑文。 孟浩然有一首诗写他和朋友在凤林寺西岭春游。
我们还确知孟浩然葬于凤凰山山南; 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墓地就算不是他所说的“南园”家宅的一部分,至少也相距不远。因为南园一带土地属于孟家地产。正是在南园,我们的诗人似乎最专心致志地过着乡村隐士生活,至少他的诗是这么写的。下面这两首诗意趣相近,都写于他的家宅:
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
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
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
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
书取幽栖事,还寻静者论。
“上人”在唐代常用来称呼僧人。皎上人,不用说,就是最后一句中的“静者”。
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
樵牧南山近,林闾北郭赊。
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
不种千株橘,唯资五色瓜。
邵平能就我,开径翦蓬麻。
第五句用了李衡的典故。李衡是三世纪初吴国官员,襄阳人,种植橘树千株,认为这些橘树可以在自己死后成为供给子孙食用之资的“木奴”。 我们的诗人不种橘树,而是想种植邵平那种神奇的“五色瓜”。邵平是秦东陵侯,秦亡后穿上平民的衣服去种瓜。 结合诗人的个人经历,我认为这两个典故并置,意味着孟浩然更认同贫困但满足的邵平,而不是成功但焦虑的李衡。
下面这首诗,大概写于孟浩然南游和东游返乡后的733年, 诗中悔恨自己早年浪费光阴谋求仕进,高兴现今重操“素业”。诗以颂扬田园诗人陶潜作为开篇;陶潜谥“靖节”,因不就朝廷征辟,又称“征君”:
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
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
归来昌炎暑,耕稼不及春。
扇枕北下,采芝南涧滨。
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
第五、六句“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化用《论语》中的两段文字:(1)《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2)《论语·微子》,孔子使子路“问津”于两农人,两农人批评孔子不是避世之人。“上国”是诗人故乡以北地区,特指京畿。“扇枕”,传统上指嘘寒问暖,侍奉父母。“颍阳”代指传奇隐士许由,圣王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逃至颍水北岸(“阳”)。孟浩然这是在宣称自己已与俗世抱负和解,不再渴望入朝为官。
我们且在南园稍作停留,来说说孟浩然的家庭。我们没有孟氏先祖出身、职业方面的任何信息,但从孟家兄弟姐妹(详见下文)受过古典教育这个简单事实可知,在诗人的童年时期,孟家至少是小康之家。但孟家绝非襄阳大族 ,显然最近几百年间族中也没出过什么名人。因此,孟浩然在世时相对舒适的家庭生活环境,在原本平淡无奇的家族史上似乎是个例外,而孟浩然是孟家第一个名人,也是唯一一个。有人可能会大胆猜测说诗人的直系祖先是新富的农民或成功的商人。无论如何,诗人在外游历多年,没有任何公私职位(737年年末至738年年初短暂充任张九龄幕僚除外),但似乎也没缺过钱。
虽说这个家庭不能同任何近世大人物攀亲带故,但就像所有“孟”姓人家一样,他们也自诩为古代哲人孟子之后。我们诗人的名“浩然”,这两个字本身就出自《孟子》中的著名段落。 孟浩然也有不少早期诗作,喜欢谈及对入仕为官的渴望、对儒家之道的尊奉,第一章中翻译的那首《书怀贻京邑故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孟浩然至少有两个弟弟:他在一首兄弟诗中称他们为“二三子”(语出《论语·述而》) ,还有一首诗称他们为“汝辈” 。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弟弟名叫“洗然”,孟浩然有两首诗是写给他的 ,其中一首写于洗然上京应进士举前夕。和哥哥先前的尝试一样,洗然也落第了,襄阳地方志或《登科记考》中的进士名录没有洗然的名字。令孟家的科举记录雪上加霜的是,一位名叫“邕”的堂弟也名落孙山。 据孟浩然诗,这位堂弟来自会稽,这让孟家从商的说法有了一些依据。(我们通常不会预期两兄弟—孟浩然的父亲和叔伯—定居在这么远的两地,一个在湖北北部,一个在浙江东部,除非他们中间至少一人有充分的经济原因需要这样做。)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假定,会稽孟氏分支的存在,可能大大减轻了孟浩然漫游吴越时的经济负担。
我们的诗人至少还有一个姊妹,嫁给了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莫家。孟浩然有一首板滞、慈爱的长诗,在送别外甥出门参军前夕写给他们。
有几首诗,如《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书怀贻京邑故人》,谈到了照顾父母的孝心和责任。这时,孟浩然惯用的经书典故往往是成年儿子赡养年迈母亲。 因此,有可能诗中所说的“亲”(父母双亲)只指母亲,她在南园宅中活到了晚年,至少诗人三十岁以后仍然在世。
至于孟浩然的子嗣,王士源《序》记录了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仪、甫。不过,现存孟诗只提到过他们一次,即前引《裴司士见访》诗:“稚子摘杨梅。”他们显然寂寂无名,而且在他们死后,诗人这一脉似乎断绝了,后来没有任何孟姓人认他为祖先。 最后,孟浩然的诗中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可以想见,孟浩然在南园的日子多数时候都很愉快,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怡然自乐的田园愿景,但他的诗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他之所以熟悉农事,主要是通过前人的农事诗,而不是他自己的亲手劳作。不管南园的家和土地的实际面积有多大,受陶潜等田园诗人作品的影响,孟浩然往往在诗中谈到自家田园的“素业”或“弊庐”。当这些词汇用在孟诗里面的时候,也总是出现在那些题为南园或南山的诗中。因此,我们或可合理推断南山就是“城南”的凤凰山,诗人家宅地可能就在这里。
如果此说成立,孟浩然名篇《岁暮归南山》中的“南山”所在,就会比人们以往认为的更确切。这首诗大概写于729年年初(接近农历新年),前一年他应进士举不第 ,也没有获得任何官职,只能回到家中, 诗中流露出诗人的忧郁情绪:
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 虚。
这首诗特别有名,是因为《新唐书》记载的孟浩然与皇帝的那次糟糕会面,皇帝听他诵诗时,听到第三句“不才明主弃”,觉得受到了冒犯。 可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却成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诗歌本身、从诗歌展现出的艺术控制力上转移开来。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是诗人不断地使用消极、否定的措辞:他“休”,他“归”,他被“弃”和“疏”,他的年纪被“催”老,年岁被“逼”流逝,他“不”寐。这些消解性的字词和弦,最后通过夜空中的空寂月光表达出来:以一个“虚”字结束全诗。随着753年殷璠将这首诗收入他那部影响颇大的诗选《河岳英灵集》以来,这首诗和其他几首孟诗不断被收入各种诗歌选本。诗中表现的强烈的挫败感,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孟浩然的传统形象—失意的沉思者。
孟浩然从长安回到南山家中一事,也见于另一首诗《京还赠张维》,写作时间可能稍早一些。诗中,我们看到诗人有点挑衅地把自己的仕途不顺归因于不愿意遵守官场行事规则。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似乎是一种相当自觉的姿态,并且基本是通过指涉那些弃绝官场的前贤来表达的:
京还赠张维
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
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
早朝非晏起,束带异抽簪。
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
据说陶潜辞官时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嵇康(223-262)[编者注:《辞海》为(223-262或224-263)]《与山巨源绝交书》列举“必不堪者七”,说如果接受山涛的荐官,做官的这些礼仪规则他无法忍受(第一条是不能早起应付朝廷差役,孟诗第五句“早朝非晏起”也表达了这层意思)。 “束带”一般指上任就职,“抽簪”则意味着辞官。“向智者说”呼应司马迁(前145-前90?)[编者注:《辞海》为(约前145或前135-?)]《报任安书》,司马迁信中称自己的真实情感“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 诗人所要“说”的优雅而简单:他思慕熟悉的家园,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不过,我们又该动身了,从诗人南山下的家园,过汉江南下,前往我们这趟行程最后也是最有名的一站,诗人笔下的襄阳乡间地区。
九、鹿门山
襄阳与孟浩然关联最深的地方是鹿门山。鹿门山在城东南十英里远,俯瞰西面的汉江。两《唐书》本传称这里是孟浩然的隐居地。下面这首七言古体诗,最能说明诗人与鹿门山的关系:
夜归鹿门歌
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现在该说说诗中第六句提到的汉代隐士“庞公”了。不过,先要指出的是,这首诗虽说一直以来是孟浩然的名篇之一,见于八世纪中叶的《河岳英灵集》和后世的很多诗歌选本,但从很多方面看都是非典型的孟诗。这是诗人唯一一首明确地以“歌”题名的诗作,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七言诗之一。更重要也相当令人惊讶的是,这是整个孟集中唯一一首暗示鹿门山实为他居住地的诗作。
两《唐书》本传在提到孟浩然“隐鹿门山”后,紧接着便称他赴长安应举,所以,人们一般认为孟浩然在赴京及其随后的东游以前居住在鹿门山。但是,同样有可能的是,他直到仕进受挫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隐居的习惯,才在鹿门建居所。而且即便到了那个时候,鹿门山似乎最多也只是他偶然居住的地方。如果他常住这里,我们肯定会有不止一首诗提及这个隐居地。就此而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代人写给他或谈及他的诗歌中没有一首提到过鹿门山,王士源作于745年—750年间的孟集《序》也不例外。我们前面说过,孟氏家宅—诗人诗中称之为“南园”—似在凤凰山附近,王士源《序》也说诗人卒于并葬于南园,不在鹿门山。
尽管如此,诗人与鹿门山的密切关系似乎不容否认,后世也广为接受。后来的唐人诗歌提到鹿门山时几乎总会提到孟浩然的名字。 我不想得出结论说,传说中的孟浩然与鹿门的关系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虽说只有一首孟诗明确说他住在鹿门,我认为还是有足够证据表明他有时住在那里。诗人写其他襄阳地点的诗,从没说过那里是自己的居所(当然,南园除外)。所以,我们要问的是鹿门山何以特别吸引孟浩然,毕竟,鹿门山离襄阳城和孟氏家宅都很远,山上也没有任何大的佛寺道观助长遁世隐居之风。 要理解鹿门山作为隐居地之于诗人的意义,我们需要检视鹿门山本身的历史,特别是孟浩然亲身接触过的或通过文本传统结识的一些重要山居者。
一世纪以前,鹿门山被称为苏岭山。东汉建武年间(25-56,建武,东汉第一个年号),襄阳侯习郁(建造习家池的那个习郁)有一天夜里梦见了苏岭山的山神。同时,巡游此地的光武帝也做了同样的梦。皇帝命习郁立祠于山敬神并纪其事,神祠入口两旁立二石鹿。由此,人称神祠为鹿门庙,后又以庙名山,旧山名也被鹿门山取而代之。
《夜归鹿门歌》中提到的隐士“庞公”,是我们所知最早、最著名(孟浩然除外)的鹿门居民。东汉末年衰乱之世,庞公是隐居襄阳的高士群体的年长成员,名气更大的同道中人诸葛亮、庞统、司马德操分别有“卧龙”“凤雏”“水镜”之称,这些著名称号就出自庞公之口。 庞公之名,无可查考。据记载,比他小10岁的司马德操称他为“庞公”,其他人便跟着称他为“庞德公”。“庞公”也好,“庞德公”也罢,我们知道他是襄阳本地人,不屑于世俗价值观和社会。移居鹿门山前,他和妻子住在岘山附近, 可能在鱼梁洲上, 据说他从未踏足城内或官府。《后汉书》本传接着还记载说: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荆州刺史刘表(任职时间为190-195年)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庞公在襄阳隐士群体的至高地位,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认可。比如,大名鼎鼎的诸葛亮每次来访,也会在他的坐床旁毕恭毕敬。 实际上,他们两家还是姻亲,庞公之子娶诸葛亮的姐姐为妻。 与诸葛“卧龙”齐名的“凤雏”庞统,也是庞公亲戚,庞统是庞公的侄子。如前所述,“卧龙”“凤雏”两个称号又都出自庞公之口。还有,庞公显然是最早看出年轻侄子才华的人:
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因此,庞公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两大隐士诸葛亮和庞统的导师。如果说今天他们的名气远大于庞公本人,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最终都选择踏入尘世纷争,在那个时代的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庞公,至少就我们所知,他从未涉足襄阳城,更别说同意出来做官了。因此,对孟浩然这样的后世文人来说,庞公是真隐的完美象征,一个纯粹的人,终其一生都未受尘世的影响和玷污。
与孟浩然同时的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中提到了庞公。比如杜甫几次提到他,玄宗朝著名道教徒诗人吴筠(?—778)也有一首关于庞公的诗 。但也许没有哪位唐代诗人像孟浩然这样,有这么多理由亲近庞公。孟浩然在襄阳长大,必定早就熟悉这位大隐士的故事。这种吸引力在诗人移家鹿门前就有了。下面这首诗,显然写于移家鹿门以前,诗人登山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寻旧日隐士留下的痕迹:
登鹿门山怀古
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
沙禽近方识,浦树遥莫辨。
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
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
金涧养芝术,石床卧苔藓。
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
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
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
探讨意未穷,回舻夕阳晚。
“芝”“术”是药草名,据说有延年益寿之效,民间草药医师往往多方寻求,尤其是那些热衷于配制长生不老灵药的人。“丹桂”是一种稀有的南方桂树,香气浓郁,树皮赤色,叶似柏叶; 有人认为丹桂是传说中月亮上的桂树的人间种。显然,诗中的“丹桂”是很多年前庞公种植的。
这首诗中,寻访隐迹的诗人与远遁的隐士之间尚有一定距离。等孟浩然决定效仿庞公、移家鹿门后,这种距离就不存在了。一旦隐居鹿门,他就有可能更亲密地认同庞公。在《夜归鹿门歌》中,孟浩然确实已完全把自己比作庞公,来到“庞公栖隐处”后,他发现: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幽人”指诗人自己还是庞公?抑或二者兼指?
除了特别被历史人物庞公所吸引,孟浩然也结识了一些居住在鹿门的隐士。 这些人中可能就有张湮,他是书画大家,也是王维的好友,孟浩然在一首诗中提到他“就庞公隐”, 在另一首诗中客气地把他比作庞公:
题张野人园庐
与君园庐并,微尚颇亦同。
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
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
何必先贤传,唯称庞德公。
不过,孟浩然身边最重要的鹿门隐士前辈是王迥。王迥行九,号白云先生,一度是诗人最亲密的襄阳友人之一:孟浩然至少有八首诗是写给他或关于他的。除孟诗提供的线索外,我没有找到关于王迥的更多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迥隐居鹿门的时间早于孟浩然,两人相处甚欢,直到王迥动身出发南游。在下面这首孟诗中,王迥不仅被比作庞公,还被比作圣王尧时的两位传奇隐士:
王迥见寻
归闲日无事,云卧昼不起。
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子。
居闲好芝术,采药来城市。
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
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屡。
闻道鹤书征,临流还洗耳。
就像庞公“未尝入城府”“采药”来鹿门一样,王迥也“采药来城市”。“巢居子”指巢父,尧时著名隐士,拒绝参与世俗事务,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最后一句“临流还洗耳”指许由(前引《仲夏归南园》诗最后一句也提到过他),也是尧时著名隐士,听说尧准备让位给自己而觉得脏了自己耳朵,于是临清水而洗耳。“鹤书征”特指朝廷征招隐士出仕。 王迥拒绝朝廷征招的行为,使他像三位前代楷模一样,可谓真正的隐士。
总之,即便不清楚孟浩然隐居鹿门的确切时间,但显而易见,对诗人来说,这座山早就因两位受人尊敬的人物的存在而笼罩着光环: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庞公,是他从历史文本和传统中结识的,一个是没什么名气的“白云先生”,是他现实生活中结交的好友。有这两位榜样在前,孟浩然深受鼓舞,也隐居鹿门山阿。虽说他看来并没有永居鹿门,但这段经历似乎令后世学者印象深刻,认同他是最有名的鹿门山民。
随后几百年间,很多人追随孟浩然足迹隐居鹿门山,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皮日休,他是九世纪诗人、隐士、官员,也是襄阳本地人。 1525年(明嘉靖四年),鹿门山立“三高祠”,正式合祀庞公、孟浩然、皮日休三人。 也就是说,孟浩然去世近800年后,人们依然真诚相信在鹿门山仍可感应到诗人精魂的存在。
十、诸葛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孟浩然有几首诗还刻意自比为与庞公同时的另一位襄阳隐士诸葛亮。诸葛亮在同意出任刘备首辅前,在襄阳以西六七英里外的邓县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 当时,他的亲密知己是襄阳隐士群体中的徐庶和崔州平。因此,当孟浩然在万山送别友人南下时写诗说:“耆旧眇不接,崔徐无处寻”, 这里的用典很明显。再如,他拜访两位隐士同道时有诗曰:“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
孟浩然还有一首写给官府朋友的诗,尾联说得更直白:
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三国志·诸葛亮传》称:“亮躬耕于陇亩,好为梁父吟。” 孟浩然自比为诸葛亮,虽说主要是为了文学效果,但不免也透露了其性格中自尊的一面:诸葛亮是广受尊崇的历史人物,自比为诸葛亮有让人觉得他有些大言不惭的危险。从孟诗本身以及王士源《序》《新唐书·孟浩然传》可以看出,孟浩然确实颇为自傲。顺便说一句,他这种性格本身,也很像诸葛亮,众所周知,诸葛亮还没进入公共生活时就已自比为古代两大贤相管仲、乐毅。不过,孟浩然也有诗表示与诸葛亮相比自愧不如:
自顾躬耕者,才非管乐俦。
无疑,孟浩然偏好自比为诸葛亮,特别共情于庞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自己如此尊崇的这两个人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他深知,自己是在他们五百年前经常出入的这些山峦谷地间长大和度过生命中的很多年头的。
十一、离家远游
我相信,上面说了这么多,足以说明孟浩然对襄阳的持久眷恋,说明襄阳本地山水和历史对他生活和诗歌的深远影响。在所有唐代诗人中,他与某个特定地方的联系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前面说过,后人甚至用地名“襄阳”来称呼他。孟浩然从襄阳这里获得了一种坚实的地方感,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性格。比如他诗中对山的热爱是如此显而易见,似乎终生不变、真诚恳切,不像有些唐代诗人那样只是一种文学姿态。而他对山的喜爱,当然跟他从小就在美丽的襄阳山间长大有关。同样,他后来的习隐,肯定也是受了家乡那几位帝国史上最著名的隐士的激励,他天生就能感受到与他们之间的强烈的地缘纽带。
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孟浩然享受游历之乐,在两京和帝国东部地区度过了几年时间。他有几首行旅诗表达了对家乡熟悉的山峦的思念。当然,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对唐代大多数羁旅文人来说,他们写的这类诗差不多,表达的情感也大同小异。尽管如此,孟浩然行旅诗的一些写法,可能会比大多数同类诗歌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下面这首:
落日望乡
客行愁落日,乡思重相催。
况在他山外,天寒夕鸟来。
雪深迷郢路,云暗失阳台。
可叹凄遑子,劳歌谁为媒。
“郢”是古楚国国都,位于江陵附近,在襄阳以南。“阳台”即传说中著名的楚襄王邂逅神女处。
不过,我们还是以更欢快的乐章—一首描写回乡喜悦的诗—来结束本章吧:
归至郢中作
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
日夕见乔木,乡园在伐柯。
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
左右看桒土,依然即匪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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