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孟浩然通常被文学史家归类为唐代最著名的“山水诗人”之一。我认为,像这样顺滑、简化地形容孟诗,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当然也没有任何批评价值。确实,孟诗的形象库存(就像几乎所有中古中国诗人的形象库一样)大多直接取自自然世界,他的很多作品至少包含了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但这本身并不足以把他单列出来称为“山水诗人”—不管这个随意的词组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
就此而言,对我们来说,至少对我们这些自觉的批评家和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孟浩然对自然界的独特的语言刻画,以哪种方式、在哪种程度上造就了他诗歌的过人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笔下展现的自然界的不同方面及其精确面貌做出比以往更为细致的研究。例如,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以山为背景的孟诗,写的都是拜访佛寺道观(不过,描写襄阳那些熟悉的山峦的诗歌是一大例外)。因此,我们将专门留出两章篇幅(第六、第七章),围绕这些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山中风景来讨论孟诗的释道主题。而在这里,我们先集中讨论诗人对不那么崇高的自然环境和这些地区不那么超脱但却令人愉快的活动的描写。
一、“丘园一竖儒”
孟浩然显然效仿了陶潜这个好榜样,常常喜欢强调自己的田园生活。乡间生活的朴实,特别是农民的朴实,与“文明”世界的喧嚣和造作形成了鲜明对比。诗人的长诗《田园作》开篇一联便这样写道: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
这无疑会让人想到陶潜;而且,和这位前辈诗人一样,孟浩然也喜欢写邻居农人的季节性农活。前面第二章提到的孟诗《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当时讨论这首诗的语境有所不同,第36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
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
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
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
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
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
虽然诗的开篇和结尾都是农耕形象,但重点其实在中间两联,描写突如其来的暴雨及其可喜后果。尽管诗中人物(孟浩然,想当农夫的人)可能心中确实想的是“耕稼”,但诗的作者(孟浩然,诗人)的真正兴趣在别处:那不断变化的自然景观本身。
在另一首显系田园诗主题(采樵)的诗中,孟浩然写自己直接做农活。但同样,也请注意诗对周围场景的具体描写:
采樵作
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
桥崩卧查拥,路险垂藤接。
日落伴将稀,山风拂薜衣。
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
采樵人是八世纪诗歌相当常见的人物形象,代表与周围环境水乳交融的天真朴实的乡下人。但就这首诗而言,我疑心这个形象背后还有朱买臣的影子。朱买臣生活在前二世纪中叶,大概是古代最有名的大器晚成者,50岁以后才获得官阶名位。成名前,他以砍柴、卖柴为生。负薪行走的时候,他会高兴地吟诵经典和唱歌。 对后世文人,尤其是孟浩然这样早年坎坷的人来说,朱买臣成了受人欢迎的象征,人们常用他发迹前的采樵人形象来指代朴实无华、怀才不遇。孟浩然另一首诗曾将自己比作朱买臣:“劳歌采樵路。” 上面这首《采樵作》很可能也表达了这种认同,至少是含蓄地暗示了这层意思。当然,必须强调,诗本身的直接意象并无这方面的文学联想,只描写诗人如何在乡村风光中完成简单的采樵劳作。
在更细致地讨论这些风景描写以前,最好先简单说几句孟浩然的“隐逸”。农人和樵夫,以及出场次数稍逊一筹的渔夫,这些形象在唐诗中常被用来指代山水隐逸之士,他们彻底、本能地栖居于自然世界,不关心社会的诉求,也不渴望社会的认可。这种“隐逸”,陶潜的退隐田园,以及他的文学后辈对他的表面上的仿效和在中古诗歌中的大加赞美,完全不同于佛道信徒的宗教隐遁。二者的区别很明显,但这里仍然需要加以重申,因为以往有些学者有一种奇怪的倾向,他们将孟浩然在襄阳时的隐居生活方式等同于诗人有时在佛寺诗中表达的那种清静心性,甚至还进而称他为“佛家隐士”。 接下来的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再讨论孟诗揭示了什么样的宗教情感;这里,只需说孟浩然的“隐逸”就像陶潜一样没有清晰可辨的宗教基础就足够了。
孟浩然似乎很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乐于归田的文人。下面这首诗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个例子,此诗为庆祝一座高楼的扩建而作(此楼大概在襄阳,但具体地址不详)。在诗中,孟浩然直截了当地责备同伴“宋太史”没能像自己那样回归俭朴生活。这是一首排律:
和宋太史北楼新亭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
谁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
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
远水自嶓冢,长云吞具区。
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寮趋。
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
这首诗结构严谨,措辞很学究气,切合当下场景。每四句都围绕一个独立的话题:首四句写宋太史的蒙昧处境(在诗人看来),中间四句写即将完工的亭台以及亭台上所见的风景,最后四句写诗人和诗人的“歌”。第四句中的“符竹”是官员执行公务时所用的竹制凭证。“嶓冢”是山名,在陕西境内,为汉江之源;“具区”为太湖古称,太湖在苏州以西。诗人想象,置身新亭,整个中国即可尽收眼底。诗人希望跟随江上的燕子送上祝贺,因为据《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贺。” 在最后一联,孟浩然以显而易见的自足态度直接明确了自己的姿态:“丘园一竖儒。”他实际上是当代的“楚狂”接舆,接舆曾唱着歌建议孔子不要卷入政务和俗事,而是回到更自然的追求。
下面,是时候来细看诗人喜欢的风景和这些风景的特点了,正是这些方面使我们的诗人有别于其他所谓的“山水诗人”,尤其是王维。
二、景色和视角
传统上王孟并称,被视为唐代“山水诗派”的领军人物,但在如何看待和呈现自然世界上,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相当明显。比如,留意下面这首孟诗对场景和情感的精确描写:
闲园怀苏子
林园虽少事,幽独自多违。
向夕开帘坐,庭阴叶落微。
鸟从烟尌宿,萤傍水轩飞。
感念同怀子,京华去不归。
下面这首诗的场景描写也是如此:
夏日辨玉法师茅斋
夏日茅斋里,无风坐亦凉。
竹林新笋穊,藤架引稍长。
燕觅巢窠处,蜂来造蜜房。
物华皆可玩,花蕊四时芳。
我想,没有哪个细心的读者会把这些非常典型的孟诗误认为王维诗。孟诗描画的自然世界相当具体、精确,读者看到的主要是作为前景的事物。王维则往往把具象世界描绘得较为抽象,更像是一个整体,他笔下的风景似乎大多只是一种背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维喜欢用笼统的措辞来描写自然场景。比较两位诗人的用词,就可以看清他们之间的不同。
比如说山,作为统称的“山”字,王维诗用了193次,孟诗121次。这个统计数据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如果进一步检视两位诗人写“山”时所用字词的层次时,这种统计就显出意义来了。除“山”字外,按使用频率降序排列,王诗还用了“峰”“崖”“岭”“岑”“岳”“丘”“穴”“峻”。这些字孟诗都用过,大多数时候比王诗使用频率更高,但他还用了王诗没有用过的字:“岫”“嶂”“窟”“堑”。
事实上,我们可以列出一个王诗没有但孟诗有的动植物长名单。比如下面是王诗没有但孟诗有的植物:“芰”“莼”“艾”“莓”“芒”“荠”“筱”“枳”。此外,王维眼里只有“花”和“枝”,孟浩然还注意到了“条”“蒂”和“蕊”。孟诗提到的动物,不见于王诗的更多,这个名单包括“凫”“鸳鸯”“㶉 ”“鹅”“鹧鸪”“鸽”“鲛”“狖”“蜂”。同样,王诗也没有提到“蜜”(蜂蜜),孟诗则提到了9次。
这样看来,孟浩然似乎相对更重视对场景的细致刻画。他的焦点很容易就落在大自然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上。因此,孟诗描绘的自然环境大多数时候都是明显个性化的。阅读孟诗,很少让人觉得作品的场景可以互换,或者场景的特定物质环境不重要,但王维诗给人的感觉往往就是如此。这里要加一句,我这么说,不是想暗示孟浩然是更好的诗人,而是想强调两位作家呈现自然世界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把他们的作品视为同一“诗派”的产物,对两位诗人都不公平。
孟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风景平易近人。在他的诗歌场景中经常有一位意气相投的同伴,哪怕那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在下面这首诗里面,日暮时分的秋景被妥当安置在中间部分,首尾则指涉一位他想念的朋友:
秋登万山寄张五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
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张五”即书画家张湮,孟浩然曾把他比作高洁隐士庞德公。 这里,诗歌开篇想象朋友的隐逸之乐,首联直接化用陶弘景(456-536)的著名绝句。陶弘景是他那个时代的著名道士和学者,也是极具影响力的茅山道教的组织者,曾被南齐开国皇帝征召入朝。他拒绝出山,赋诗回应君王诏书提出的问题“山中何所有”: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孟诗第一句,就这样把不在场的朋友比作了陶弘景那样怡然自乐的隐士。从这里出发,作品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孟浩然把这首诗写成一篇写秋天的思念、苦乐参半的忧郁作品,调用了不少常与九九重阳节联系在一起的母题。
现在,孟诗中的自然景色深深浸染了人性的色泽。实际上,几乎每一个自然世界的形象都与人的一种具体情感息息相关(雁的飞翔和诗人的心,暮色降临和他的悲愁,秋天的“清”和他的情绪),或是有人在场(云雾笼罩的山峦与“隐者”、沙滩渡口与歇息的村民)。相比之下,传统评论家盛赞的第九、十句的精美比喻,其动人之处主要是因为在诗人描画的全景图中,“树”和“洲”分别被喻为“荠”和“月”,而“荠”和“月”也同样直接取自自然世界。这一联是全诗唯一没有公开指涉或关联人的一联,纯属自然意象,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当然,诗最终还是回到深切思念友人的诗人身上,他希望能与隐居的朋友在传统佳节饮酒相伴。在尾联,孟浩然暗暗将自己比作陶潜(他的诗经常这么做):重阳节无酒可饮的陶潜,有朋友带着酒壶不期而至。
我说孟诗的风景“平易近人”,部分是因为他很多诗歌的社交语境。例如,描写与一个或多个熟人相会的诗歌,在孟诗中所占的比重远大于王维诗。再者,一般说来,孟诗不像王诗那样明显满足于孤独自处。孟浩然多半是一个更有激情、情绪更大起大落的诗人。下面这首诗,我们再次看到他因为身边没有朋友与他一起欣赏夏日傍晚的景色、声音和气味而伤心:
夏日南亭怀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夜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有时候,特别是在别离诗中,自然山水对孟浩然来说成了他对挚友深厚情感的符号/象征宝库。这一点在下面这首《鹦鹉洲送王九游江左》诗中体现得最为生动。王九即襄阳友人王迥,号白云先生。送别的地点是鹦鹉洲,在汉阳(湖北武昌附近)上游一点的长江中:
鹦鹉洲送王九游江左
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
洲势逶迤绕碧流,鸳鸯 满沙头。
沙头日落沙碛长,金沙耀耀动飙光。
舟人牵锦缆,浣女结罗裳。
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
君行采采莫相忘。
黄鹤楼是武昌名楼,俯瞰长江;前面我们曾在李白的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遇到它(第92页)。这里,诗歌开篇一联很有趣味,诗人通过回忆他和王迥在黄鹤楼上远望鹦鹉洲的情景,将诗歌背景自然而然地聚焦在了鹦鹉洲上。接着,仿佛从空中逐渐飞向沙洲似的,诗人缩小了视野,从一开始的远望,到从空中近处俯视碧水勾勒的曲折沙洲轮廓,最后则是近景,聚焦于沙滩上的彩色水鸟。鹦鹉洲上的景色被诗人描绘得美轮美奂。我们看到毛色鲜艳的鸳鸯和㶉 ,看到日落时分沙滩上舞动的金色微光。王迥那条船的缆绳,虽不实用却很优美,是用有彩色花纹的锦缎做成的(“锦”);附近洗衣姑娘的衣服似乎是薄纱织成的(“罗”)。然后,当第一轮月光轻洒大地,芦花那柔和的白色映入眼帘;夜晚的微风中弥漫着杜若的甜香。正是对他们两人共同经历的这个时刻、这个地方的绚烂多彩(“采采”),诗人恳请远行的朋友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让人难以忘怀的自然美景,正是诗人对王迥没有明说的情感(同样也很“采采”)的有形对应和象征。
这首诗的韵律也值得注意:这是诗人仅有的两首杂言诗之一。此诗以七言为主,五言有两句。韵式也与众不同:首四句押-ou韵;其余各句,除第七、第九句外,押-ang韵。
不像包括王维在内的很多同时代人,孟浩然写景时不会大量使用色彩修饰词。这首诗出现了三个色彩词:“碧”流、“金”沙、“白”芦花,在孟诗中算是色彩词用得比较多的了。就这三处而言,色彩很大程度上源于光照在物体上的情况又占了两处:沙子在夕照下现出金色,芦花只在月光下才看起来茫茫全白。实际上,整首诗诗人似乎特别关注大气的细微差别,关注光本身的明暗,而不是确切的色彩本身。
孟浩然对光的特点和效果的这种兴趣,有些读者可能会想到谢灵运的类似倾向;谢灵运是孟浩然熟悉的诗人,也很注意空气亮度的变化。 虽然孟浩然的一些最令人难忘的诗句描写日出的壮丽(如《早发渔浦潭》首联:“东旭早光芒,渚禽已惊聒。”又如《彭蠡湖中望庐山》前半部分),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写夕照的诗行。“夕阳”是孟浩然最喜欢的词之一,共出现过11次,总能生动描画出一天中的最后光辉。相比之下,“夕阳”在王维诗中只出现过3次,在杜甫诗中只出现过2次,而杜诗数量是孟诗的五倍。(“夕阳”在整部《文选》中也只出现过2次。)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表达方式,如“日夕”“(日)暮”“日落”也可以用来表示一天中的这一时段(实际上,这些表述首先是时间标记),但它们的视觉形象都不像“夕阳”那样突出。孟浩然使用其他这些表述的频率都比不上“夕阳”:他更愿意强调夕阳摇曳闪烁的微光,而不是用来标示时间。(另一方面,王维更喜欢“暮”[43次]和“日落”[17次])。
用词和风格上的这种偏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孟浩然感知自然世界的惯有的独特方式。另外,我们也应该记住,由于公认的传统和文学前辈的影响,诗人有时也更倾向于某些特定视角。我们来看下面这首精美的咏橘五言诗:
庭橘
明发览群物,万木何阴森。
凝霜渐渐水,庭橘似悬金。
女伴争攀摘,摘窥碍叶深。
并生怜共蒂,相示感同心。
骨刺红罗被,香粘翠羽簪。
擎来玉盘里,全胜在幽林。
孟浩然不是第一个写这种水果的诗人,也不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写它的诗人。诗人之前的数百年间,橘一直是诗颂的题材。唐前最著名的橘颂作品(或作品片段),收录在便于翻检的初唐类书《艺文类聚》 和《初学记》 中。其中,著名的橘“赋”作者有曹植(192-232)、潘岳(247-300)、谢惠连(397-433)、吴均(469-520),橘“诗”作者有张华(232-300)、范云(451-503)、虞羲(?—约510)、沈约(441-512)[编者注:《辞海》为(441-513)]、徐摛(473-550)[编者注:《辞海》为(474-551)]、萧纲(503-551)、李元操(约560年在世),此外还有古代《楚辞》中的原型橘“颂”。
就像当时的所有诗人一样,孟浩然熟知这些类书的内容,加上《文选》,它们是八世纪诗人接受的文学训练和传统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前的六朝诗人作品已经确立了写橘的一些标准形象:比如橘上的早霜,以及它最终被盛放于玉盘金碟,都是这些作品的常规母题。 孟浩然写橘,也很难不涉及这些母题。他这首《庭橘》诗的第四句“庭橘似悬金”光彩夺目,但读者可能会既惊讶又失望,因为这里几乎可说是对李元操咏橘诗的逐字模仿:“朱实似悬金。”不过,孟诗的典型做法是一句只写一种颜色(“金”),不像李元操那样写了两种(“朱”和“金”),从而营造出色彩不那么斑斓但焦点更为集中的画面。虽说孟诗中的橘子最终也难免被盛放在美食家的盘子里(“擎来玉盘里”),但比起前辈作家来,他笔下这些橘子在其自然背景中要生动鲜活得多。读了孟诗,人们会满意地意识到橘子是一种花果,而不只是前辈作家笔下常见的那种摆设。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庭橘》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形象不是橘子作为装饰性的水果,随时准备满足人的味觉,而是它们原来生长的“幽林”。这些笔法与传统影响无关。就算是在这类作品中—在那里有控制地、别出心裁地改变习见主题是真正诗人的标志—我们也不可能弄错孟浩然的独特声音。
所有孟诗都能让人强烈感受到诗人的个性。读者知道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意识在塑造形象,准确呈现这个场景,只侧重这个题材,只安顿好这个字。孟诗给人的印象,很少像李白有些诗那样,近乎不由自主的倾泻,一气呵成。 也不像典型的王维诗那样,克制反省,看不出明显的情感和热情。因此,孟诗中的自然世界,与其说是被反映出来的,不如说是被感知到的,是被一种特有的意识感知并解释的。确实,感知(听觉、嗅觉和视觉感知)动词在孟诗中非常突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只是场景或事物本身,通常还有诗人的感知活动。这一点在下面这首《春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著名绝句,大概是孟浩然最脍炙人口的作品:
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如葛瑞汉(A. C. Graham)所言,这首诗的每一句都与认知模式有关。 它不只是一篇写早晨很晚才醒,听到鸟儿喧闹,隐约想起前一晚的风雨,不知夜里吹落了多少春花的抒情小品(虽然首先是抒情小品);它还是一幅人类小像,我们只能肤浅地、不确定地感知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我们对自己存在和消逝的了解,跟我们对落花的了解一样多,也一样少。
不难看出诗歌的佛教意味,提醒人们生命的盲目和短暂,有必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境况。不过,这些都只是诗歌字里行间的微弱变调,诗人没有直接说出口。但是,它们不应被忽视。
然而,要想准确谈论孟诗中佛教元素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细致讨论孟诗的“宗教”词汇问题,尤其是他在写自然风景的诗中对这些词汇的使用。下面我们就转向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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