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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朋友交谊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跟随孟浩然的步伐游览了他熟悉的家乡地区、他旅行时到过的远方各地,顺便也提到了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现在是时候细说他与一些密友的交往了,同时这也是我们仔细探究他那些显然是交游诗的好机会,这类诗迄今为止我们只接触过一两例。

一、官员与诗友

从孟浩然的作品来看,他交游的圈子非常大,特别是当我们想到他并不是唐代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的部分友人名单中有开元年间的著名作家,如张九龄、包融、王维、裴迪、李白、王昌龄、崔国辅、储光羲、綦毋潜、陶翰等人。在所有这些人(张九龄是唯一例外,他比孟浩然年长11岁)眼中,孟浩然是年长的典范诗人,很受人尊重。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到李白和陶翰对他评价很高。实际上,很难想象玄宗朝其他哪位诗人,如果和孟浩然一样既没有作为精英身份认证的官阶,也没有宗教机构的僧道支持,还能像他这样有名。当时,一个人只凭他的文学造诣就享有盛名,实属罕见。

上面提到的孟氏友人,有两个人特别重要,他们是张九龄和王维。长期以来,这两个人被认为是孟浩然的特殊朋友,也是最早称赞他诗才的政府要员。

张九龄来自南方亚热带地区,很早就受到了高官张说的关注和青睐。722年,张说拜相,提拔张九龄在中书省担任重要职位;次年,张九龄封爵“曲江男”,曲江即其家乡。727年,张说罢相,不再任参知政事,张九龄也被外放到华中地区任职。不过,随着张说在731年病逝,悔恨的皇帝重召张九龄回京,在随后的6年里,张九龄的职位、权力和影响稳步提升,成为政府显要人物之一。

不过,张九龄首先是一个文人。他的诗文,特别是诗歌,在八世纪二十年代和八世纪三十年代备受推崇。他的诗有一种流动的、从容的优雅,以及对自然风景的关注,这也将成为很多追随他的作家的特点。的确,有论者认为,张九龄在推动七世纪末陈子昂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使之发展壮大时所起的作用,比他那代任何作家都更重要。 玄宗本人对张九龄的作品赞不绝口,有一次称他为“文场之元帅” ,这个军事比喻很好说明了张九龄对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影响。

张九龄的举荐帮助了一些学者官员的仕途晋升,比如王维和包融。但是很奇怪,可能也发人深省的是,直到737年夏,张九龄被罢免京城要职,贬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华中荆州地区的首席行政长官),他才终于招揽孟浩然在自己幕府中任职。有人推测说,张九龄在朝期间,孟浩然行为率直、科举落第 可能让他觉得举荐孟浩然为官会令他困窘。现在,虽然孟浩然被召为“从事”,即张九龄的助理,但他的主要职责似乎只是充当志趣相投的伙伴、随时能动笔为文的诗客。

孟浩然官阶很低,唐代官员品级共三十级,他排在倒数第二。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穿上唐王朝的华丽官服。根据职级,他有权穿青蓝袍,束上有九种铜饰的腰带。 只不过,这种兴奋没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孟浩然不到一年就辞去了这个职位,那是738年夏。

有六首孟诗作于737年冬和738年初春,当时诗人跟随张九龄视察湖北中部和南部。这些诗都很克制,也很正式,似乎主要是为了恭维张九龄,同时也文雅地展示诗人自身的博学:它们是为受过古典教育的行家准备的温文尔雅的“甜点”。我们还记得,《旧唐书·孟浩然传》称张九龄署孟浩然为从事后,孟“与之唱和”。 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他们二人视察途中的几组唱和诗。下面两首诗就是这类唱和诗的很好例子,写于738年立春(立春,农历春季的开始,公历一月下旬)。先来看张九龄之作:

立春日晨起对积雪

忽对林亭雪,瑶花处处开。

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

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

东郊斋祭所,应见五神来。

处处绽放的“瑶花”和“润”(润,意为“因水分而有光泽”)竹之“玉”,无疑隐喻积雪。第三句中的“气”,指充满活力的新春气息。梅花一般是早春最早开花的花木,诗歌常常写梅花在雪中绽放。最后一句中的“五神”指“五行”之神,它们按照恰当的顺序排列,迎接新一年的循环。

孟浩然的唱和之作与张九龄诗押同一个韵(中古音-aai),并对张诗的措辞和形象做出回应或有所强化,但孟诗不是张诗的简单变体,它还是对这位高官的恭维赞美:

和张丞相春朝对雪

迎气当春立,承恩喜雪来。

润从河汉下,花逼艳阳开。

不睹丰年瑞,安知燮理才。

散盐如可拟,愿糁和羹梅。

在孟诗中,新春第一天的大雪是来年丰收的吉兆,这一吉祥的“瑞”被视为上天对张九龄之“才”的回应(张九龄原为丞相,职在“燮理” )。“河汉”即银河,在夜晚,水分丰润(“润”)的大雪从天而降,因新春阳气而“被迫”(“逼”)盛开的当然是梅花。尾联妙用比喻和典故:就像谢朗(四世纪末)把白雪比作“撒盐”一样, 诗人欢喜地把雪落梅花比作撒盐于梅羹。如果我们联想到(张九龄肯定也会想到)《书经·说命下》的相关段落时,孟诗就更有意味了。商王武丁请求宰相傅说辅佐自己时说道:“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我现在就依仗你训导我,使我具有远大的志向,如果我要酿造酒醴,你就是曲和蘖;如果我要调制羹汤,你就是盐和梅。”) 因此,结合孟诗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张九龄的赞美含蓄而优雅:如同调制羹汤应盐、梅并用(就像雪落梅花一样),张九龄的不可或缺的意见也应被皇帝接受。皇帝把这个当代傅说逐出宫廷,显然是个错误。

这两首唱和诗,或许能看出两人相伴时文学消遣和社交娱乐的一面。但就算这类唱和诗原本就有游戏因素在内,我们也不会弄错孟诗的恭敬语气。他陪伴这位显贵朋友时所写的诗歌,全都是这种语气。

颇让人意外的是,存世孟诗中,只有一首是写给王维的,毕竟王维是中国诗歌史上常与他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诗人和画家。王维比孟浩然小12岁,721年状元及第时才年仅20岁。王维写给孟浩然的诗歌有两首:一首是悲痛的绝句,作于740年孟浩然去世后不久,当时王维正从长安南下监考科举,途经襄阳; 一首谈简朴生活,有说教意味,大概作于孟浩然失意离京时:

送孟六归襄阳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子虚”即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编者注:《辞海》为(约前179—前118)]的《子虚赋》,据说这篇赋引起武帝的注意,才召司马相如入宫。王维诗试图劝慰孟浩然:士人闲居也自有好处,甚至可能更快乐。

孟浩然写给王维的长诗,似乎是对王维这首诗的回应:

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这首诗听起来很像孟浩然滞留长安后期时的典型作品。为抚慰伤痛而“寻芳草”,即追寻纯洁、自然之美的道路(这里的“芳草”,也可能指道教的神奇仙草),在平静安宁中放松身心,也无法完全缓解诗人受“当路”高官冷落的伤痛。王维却是世间少有的“知音”。“知音”指完美的听众钟子期懂得俞伯牙琴声的微妙之处; 尽管用这个词形容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在唐诗中已是陈词滥调,但用在这里似乎格外贴切,因为王维的第一个官职就是太乐丞,他的音乐专长为人广泛认可。 尾联平静而斩钉截铁,不禁让人想到王维诗喜欢的那种结尾—因此,这是一种贴合场景的文字留念,用来纪念两位诗人之间的纽带。

和王维一样,李白也比孟浩然小12岁。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指出,李白常常化用孟诗,他写给孟浩然的诗也惯常采用后者的声音。 李白写给孟浩然的诗共三首:一是前面引过的《赠孟浩然》;二是长诗《春日归山寄孟浩然》, 这是一篇有吸引力的作品,但诗本身并没有涉及孟浩然的具体情况;三是下面这首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在武昌黄鹤楼送别孟浩然顺长江前往扬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不过,很奇怪,今存孟诗中没有写给后辈李白的诗歌,尽管八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李白在文坛上已经声名鹊起。

王昌龄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孟浩然有四首诗赠与或涉及王昌龄,王昌龄却没有一首诗与孟浩然有关。王昌龄727年登进士第,是八世纪三十年代和八世纪四十年代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河岳英灵集》给他的篇幅多于其他任何诗人。 我们知道,738年他坐事流放岭南(具体原因不详),途中停留襄阳,拜访孟浩然。  739年遇大赦后,在740年北回途中又再次拜访孟浩然;据王士源《序》,这次拜访让孟浩然非常高兴,此后不久孟浩然就去世了。

早前,孟浩然求官无望离开京城时,王昌龄任秘书省(皇家图书馆)校书郎。孟浩然离开“关内”(关内,常代指长安地区)时写给王昌龄的诗,是一首精彩的“情绪”诗:

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

向夕槐烟起,葱茏池馆曛。

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

烛至萤光灭,荷枯雨滴闻。

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扬云。

第一句奠定的情绪在整首诗中延续并强化。注意看诗歌是如何累积忧郁之情的,这一点部分要归因于前四句和后四句以递进的方式安排形象,后四句从而微妙地把前四句的情绪翻了一倍。第一句的光线意象(暮霭笼罩槐林),延伸到了第五句(夜晚的烛光盖过了萤光);第二句的草木和水的意象(葱茏的植被和旁边的池馆),在第六句再次出现(荷枯与雨滴);第三句独孤无友的场景,与第七句诗人独自思念远方的朋友相呼应(“蓬阁”是秘书省的代称,即王昌龄任校书郎之地);第四句对自己离群独处的表达(注意地理名称“关外”中的“外”字所具有的鲜活的象征力量),在第八句中得到强化,诗人自比为同样有离“群”之感的老年扬雄。这种形象群隔空翻倍的手法,对诗歌悲伤情绪的渐次累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句中的“扬云”,即著名作家扬雄(前53-18),字子云。孟浩然是失意(“滞”)的扬雄,怀才不遇。 另外,“寂寞”(中古音dzek-mak)这个唐诗惯用语,用在这里让人联想到扬雄自杀未遂的故事。当时,篡位者王莽遣人来抓捕扬雄,扬雄正在天禄阁办公,就从阁上跳了下来。据说当时整个京师评论说:“惟寂惟寞,自投于阁。” 当然,孟浩然这里没有暗示任何自杀的意图,但惯用语“寂寞”在这个用典语境中或可读出比常见的孤立、徒劳更多的意味来。用这种手法,一个细心的作家就能迫使一个惯用语焕然一新,恢复一些其原有的语义效力。可以想见,王昌龄(以及当时其他诗人)也会很快察觉孟诗中的这些细微卓越之处,而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艺术手法,让我们的诗人赢得了极大声誉。

由于本小节的目的不是罗列孟浩然当时结识的所有官员和诗人,而只是侧重于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以及他为之写过佳作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提到一位崔姓县令(县令,唐时称“明府”)了。崔县令之所以值得我们稍加关注,是因为我们的诗人在他府中宴会上写了两首诗赞美崔家迷人的年轻女伎,她们用有教养的唱歌、跳舞和陪伴给诗人提供娱乐。下面这首排律,至少可以说明诗人不是厌女之人:

宴崔明府宅夜观妓

画堂观妙妓,长夜正留宾。

烛吐莲花艳,妆成桃李春。

髻鬟低舞席,衫袖掩歌唇。

汗湿偏宜粉,罗轻讵着身。

调移筝柱促,欢会酒杯频。

傥使曹王见,应嫌洛浦神。

孟浩然认为这些迷人的艺伎能让三世纪初曹植(192-232)赋中塑造的洛水女神的不朽形象相形见绌。 诗中细腻的情色描写(尤其是中间四句)可能会让那些认同孟浩然乃自然山水隐逸诗人这一标准简单化描述的人感到惊讶,但我相信本书的读者不会:我们在孟浩然身上看到的这个诗人,比传统中国文学史家通常选择承认的那个诗人有更多面向。

实际上,女伎诗在六朝末年很常见,尤其是在梁(502-556)、陈(557-589)两朝的精雅宫廷。这一诗歌主题延续到了隋和唐初(其实贯穿了整个唐代),孟诗在这个主题传统中也有一席之地。但如果翻检十世纪诗文集《文苑英华》所收的相关主题诗歌, 孟浩然的措辞显然很少借鉴前人。以“桃李”比喻青春绽放的女性美,到我们诗人的时代已经成了惯例;而稍早的骆宾王(约640-684)写一位洛阳美人的诗,则以下面这联作结:

寄言曹子建,个是洛川神。

(不过,我们注意到,孟浩然比骆宾王更进一步,不但把崔府艺伎与洛神相提并论,这些艺伎还能让曹植“嫌”洛神不够好。)但除此之外,孟浩然整首诗的遣词造句全出己手,表达他自己对这些女子快乐可爱的欣赏。

我们不能不提诗人与杜甫的关系就结束本小节,杜甫大概是所有唐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实际上,关于孟浩然和杜甫,可以说的很少。杜甫比我们的诗人小23岁,属于下一代人,虽然孟浩然在740年去世前见过杜甫是可能的,但没有任何文献暗示这一点。杜甫有两首诗盛赞孟诗,明显是追悼口吻, 孟诗也从未提到过杜甫。为避免有人觉得这两位诗人有密切的地缘关系,这里还应该指出,把襄阳称为杜甫故乡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

下面来看诗人真正的襄阳熟人,他们中间有诗人最亲密的朋友。

二、襄阳同乡

第二章我们已经提到了“白云先生”王迥,这位超凡脱俗的隐士,隐居鹿门山的时间比我们的诗人早,孟诗提过他很多次。在诗人的襄阳本地好友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张明府,有时也称为张郎中,常被误认为诗人的毕生挚友张子容,但其实很可能是张柬之的孙子张愿。张柬之是出身襄阳的丞相,推翻武周政权的首倡者之一。 孟浩然写给张明府/张郎中的11首诗,绝大部分是在张的乡下居所参加社交聚会时写的节庆诗,这些作品没有特出之处,这里就不讨论了。同样不用展开讨论的,还有孟浩然写给卢僎、裴朏或独孤册 的诗,王士源《序》称他们三人是诗人的密友,在不同的时间于襄阳担任官职。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诗人写给张子容的诗。尽管张子容做过官,是整个唐朝襄阳出身的六个进士之一, 但现在人们之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只因为他是孟浩然的挚友。前面我们评论过诗人拜访友人白马山隐居地的一首早期诗作《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712年,张子容离开隐居地,赴京赶考,第二年进士及第。下面这首诗,就是诗人送别朋友出山时写的:

送张子容赴举

夕曛山照灭,送客出柴门。

惆怅野中别,殷勤醉后言。

茂林余偃息,乔木尔飞翻。

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

第五句直接借用潘岳(?—约300)[编者注:《辞海》为(247-300)]歌颂宁静生活的《秋兴赋》中的名言:“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 在这里,孟浩然说自己过的正是这种生活。第六句与第五句对仗,衬托张子容志向远大:“飞翻”上“乔木”,比喻世俗成功,这里指科举及第。第六句还和以前的诗有某种关联,因为对受过古典教育的读者来说,“乔木”会让人想到《诗经·伐木》(毛诗,165):“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该诗一般被读为友谊颂歌,对它的隐约记忆十分切合孟诗的主题。孟诗结尾再次用《诗经》典:“谷风”指《诗经·谷风》(毛诗,201),该诗哀叹诗人的伙伴在境遇改善后就忘记了以前的同伴,曾经亲密的友谊破裂了,被遗忘了。一旦用这种方式冷眼解释,孟浩然以提醒的态度援引这首古诗就似乎有点令人不齿了(“苟富贵,无相忘”)。但在孟诗本身所创造的世界里,情感是柔和的,充满了关切。还请注意看这些典故(“茂林”“乔木”“谷风”)所呈现的自然山水的文字形象是如何与开篇营造的场景融合无间的。这种看似毫不费力的技巧,即拈出适当典故、准确用于眼前场景,是大多数中古中国即兴诗的特点;这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英译经常显得简单质朴,那不过是虚假的幻觉,这些诗是受过教育的,确切说是博学的精英的作品。

多年以后,诗人泛舟越地江河时,张子容出任浙江沿海乐城县尉(又称“少府”),两个朋友在新年之际相遇。中间近二十年他们是否见过面,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两个襄阳同乡很高兴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再次相逢。两人都留下了几首诗以纪念这次快乐的相会。下面各引一首他们的除夕诗,先来看张子容的诗作:

除夜乐城逢孟浩然

远客襄阳郡,来过海岸家。

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

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

东山行乐意,非是竞繁华。

这是一首匠气之作,它让我们看到张子容是合格的诗人,但并无真正特出之处。诗中有几处地方需要略作解释。浸泡了柏叶的酒据说能辟邪,饮者能获得柏树著名的常青能力;这是贺新年时的常用酒水。第四句中的“灯”是一种枝状大烛台,托住九支蜡烛及其开“花”的火焰。“卢女”是三世纪初魏国宫中的一位著名鼓琴者;我们知道张子容有一位女伎在这个夜晚侍宴,被比作历史上那位秀丽的琴师。孟浩然被比作“孟嘉”,他是桓温的参军,为人正直和顺,后来在四世纪中叶坚决归隐。(在另一首诗中,张子容高兴地把孟浩然比作习凿齿,四世纪中叶著名的襄阳地方史学家。 )虽然这个除夕夜奢华而快乐,但张子容表示自己不想在官场上“竞繁华”,他想像谢安(320-385)那样,在浙江“东山”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最后两句,我们会感受到诗人声音中有一种近乎抱歉的语气,因为他身陷的这种忙乱日常,正是逍遥自在的襄阳客刻意避免的。

孟浩然的和诗题为《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补充描写了这个重逢欢饮的场景:

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

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

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

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

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

在表达长久友谊的首联和尾联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八世纪文士家中典型的除夕庆祝活动的紧凑画面。“守岁”是整夜不眠,等待新年天明。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年中最早开花的是梅花,这里,诗人和他的朋友欣赏着乐府旧曲《梅花唱》(大概正是张子容诗中那位“卢女”演唱的)。 “柏酒”的年节性前面已经谈到;“新正”是农历新年正月的正式名称。

这里,多说几句孟浩然熟悉的那个时代过新年的习俗和乐事,应该不会离题太远。除柏叶酒外,贺新年的传统酒水还有椒酒。据说椒是玉衡星(北斗七星第五星)的精华,服之令人身轻飘浮,好像星际行者一样。椒酒和柏酒全家人都要饮,饮酒顺序以年少者为先。 新年时还要饮桃汤,因为桃以辟邪著称。 至于食物,突出的是麦芽或谷芽熬制的“咬牙饧”,以及由葱、蒜、韭菜、芸薹、香菜五种能促进五脏活力的蔬菜混合而成的“五辛盘”(这种组合对嗅觉和味觉的刺激作用,完全可以想见)。

张子容的新年诗《乐城岁日赠孟浩然》还提到了另外两种有趣习俗:

插桃销瘴疠,移竹近阶墀。

在家宅正门,一般会放置桃木板(桃符),上面刻有两位传说中的守护者神荼、郁垒之像,或画两只公鸡。 这些守门的桃木也被称为“仙木”, 因为如七世纪初学者所言,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 这也解释了新年为什么要饮桃汤:能强身健体,抵御邪气自内攻击。张子容这联诗中提到的另一新年习俗是在庭院中点燃竹子,听其喧闹之声。爆竹是烟花的前身,其爆炸声响除娱乐观者外,还能驱走山鬼瘟神。 张子容诗接着写道:

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

遗憾的是,新春佳节和孟浩然的来访最终都有结束的那一刻。孟浩然写诗告别张子容,称自己要“归楚”,将朋友比作著名晋人张翰(258?—319),张翰思念故乡,辞去了自己担任的高官要职。 在诗的结尾,孟浩然问道:

何时一杯酒,重与季鹰倾?

张翰字季鹰。孟浩然在家乡岘山顶上的亭中写给张子容的另一首绝句,也把老友比作张翰:

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

岘首风湍急,云帆若鸟飞。

凭轩试一问,张翰欲来归。

张翰正是在秋风吹起时不胜思乡之情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张子容肯定知道),或许就能欣赏诗歌第一句是如何贴切而又不动声色地为最后一句的典故做好了铺垫。

我们无法知道张子容是否有时会因为孟浩然的温和责备而恼火,责备他没有像张翰那样辞官归里,而是恋栈不去。但更有可能的是,就像诗人的很多官员朋友一样,张子容纵容并欣赏诗人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这种生活方式对经常劳累过度的唐代官员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但始终都很有吸引力。

三、往昔的同道

本章前引王维《送孟六归襄阳》诗提到了“笑读古人书”之乐。这句诗让人想到了《孟子》中的一段话:如果和当代最杰出的人交朋友不能令人满意,那就回头去读古人的作品,和古人交朋友。 任何诗人或学者,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其性格的重要一面是他与过去特定作家之间建立的关联。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思想交流,往往跟诗人与同时代人的亲密关系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例如,我们说过,孟浩然特别认同他家乡的著名隐士庞德公、诸葛亮;不过,诗人钦佩的不是这些隐士的作品,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一些诗人似乎最常铭记于心的文学前辈。

和大多数唐代诗人一样,孟浩然对《文选》了如指掌。对七八世纪的诗人来说,六世纪的这部选本相当于文学圣经,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理解。孟浩然的作品,包含了他从《文选》所知的各种诗人作品的诸多回响(其中很多在本书中已经指出)。在这些回响中,引人注目的是潘岳和谢灵运的独特低语:一方面从孟浩然表达忧思之情的特定措辞中可以听见前者,从他描写自然风景的语气中可以听见后者(这个问题留待下一章再展开讨论)。不过,这些回响相对不易察觉,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孟诗中未被意识到的耳语。而另一方面,诗人自己多次明确表达了对陶潜的倾倒和热爱。

陶潜诗在开元年间大受欢迎。与前几代人相比,孟浩然同时代人作品对陶潜的“桃花源”,对他离开江陵官场、怡然自得归隐田园的指涉更为常见。 孟浩然也不例外。他对陶潜的敬意在前引《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的开篇四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我们记得,这首诗的结尾表达了孟浩然远离宫廷、隐居“颍阳”的心意。诗人以陶潜作为引子,显然是想与前辈诗人发生关联,这样,在退出让人沮丧的社会喧嚣时,就能从陶潜这个榜样中获得一定的支持。

孟浩然的田园诗,有时甚至还袭用了陶潜的特殊“口音”。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诗人的名篇《过故人庄》: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尌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些诗句的韵味明显让人想到陶潜的作品。如“话桑麻”,无疑有陶潜归园田居诗中与邻居农人“但道桑麻长”的兴味。 而九月九日重阳节,就像菊花一样,在中国文学中也与陶潜联系得特别紧密。

但这首诗不是单纯的模仿之作,我们很容易就能从中辨识出孟浩然的独特诗才。比如诗歌中的两个习语,看似简单,很不起眼,实则信手拈来(或许是无意识地),借自《论语》和诗人最喜欢的经典文本《诗经》。这两个习语,一是“具鸡黍”,让人想到《论语·微子》中乡下隐士(!)为孔子门人子路置办的晚餐;一是古词“场圃”(空地,春夏为菜圃,秋冬为打谷场),最早出自长篇农事诗《诗经·七月》(毛诗,154)。同样,诗人精心选用“就”字(这里勉为其难英译为“to attend”)作为诗歌最后一句中的关键动词,被中国批评家们誉为既出人意料又极尽其妙。

整首诗,既精湛地体现了孟浩然自己诗歌的用语特点,又巧为调和,添上了陶潜的坦诚口吻。就此而言,这首诗不仅是对拜访朋友田庄经历一次温暖愉快的纪念,也谦逊而热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前辈文学大师的景仰。这首诗长期以来为人所公认的过人之处,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巧妙融合这两种情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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