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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七章 仙界

唐代佛教境况的光辉灿烂,及其众多教派影响遍及全国的普遍光环,常常让学者看不到道教在这几个世纪中同样无处不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辉煌。事实上,道教,尤其是以圣山茅山(江苏南部)为中心的上清道派,对唐人宗教生活和想象力的影响,至少并不亚于佛教。

不过,如果我们设想两种信仰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那就错了。虽然在宫廷中的声望略有不同,但这两大宗教对大多数人来说同等重要,某些方面似乎还相互促进。例如,我们上一章中提到的著名诗人宋之问,既是重要禅师神秀的俗家弟子,又是茅山道派宗师司马承祯的密友。这并不奇怪。 大多数唐代诗人作品显然很熟悉这两种信仰的关怀和符号/象征,很少为扬此而抑彼。有时候,在访寺诗和访道观诗中都会看到同样的佛道形象库。但这里需要立即提醒读者的是,这里并不是想暗示说诗人心中有什么“融合”概念。大概除了那些最无趣的作家,人们总是承认僧人和道士同样都追求更纯洁的精神生活,但也清楚这两种传统泾渭分明。我们下面会看到,涉及道教和佛教题材的诗歌,特别是孟诗,有着显著的差异。

道教被恰当地称为中国人的“本土高等宗教”, 而道教信仰盛行于整个唐王朝。其影响在宫廷尤为突出,茅山派的一系列“宗师”—王远知(510?—635)[编者注:《辞海》为(528-635)]、潘师正(585-682)[编者注:《辞海》为(586-684)]、司马承祯(647-735)[编者注:《辞海》为(647或655-735)]—得享皇家恩荣,并显著影响了几代文人和政客。这三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天师(也都令人印象深刻地长寿)与受人尊敬的茅山派真正创始人、调和人陶弘景(456-536),形成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师承关系。 另外,茅山派,特别是王远知,在辅佐李渊(高宗)、李世民(太宗)父子建立李唐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

据说,唐王朝的建立实际上是老子亲自认可的;618年,他在李渊部众面前现身为神人“太上老君”,称自己是刚称帝的皇帝的先祖,承诺派出“神兵”帮助唐王击败其他王位争夺者。 为更好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得记住,李氏家族传统上自称老子(姓李)后裔,而道教弥赛亚思想早就为李姓救世主降临并在地上建立“道治”做好了准备。 此外,隋末乱世传唱的一首不祥歌谣,也预言隋王朝将由李姓人取而代之。 当然,李渊只是众多的王位争夺者之一,其中姓李的也不止他一人;但显然,建立帝国后,李渊和他的继任者们选择将他们的统治特权来自祖先老子的说法继续下去。637年,太宗颁布诏令正式承认这种说法,同时还规定,凡涉及宫中仪式事务,道士先于佛僧。

不过,玄宗朝才是道教徒受唐皇室宠溺的最阳光灿烂的时期。尽管玄宗在位初期曾尽力强调自己的政权合乎礼制,是传统的“儒家”政权,避免在宗教问题上有任何明显偏袒,尽管他在漫长的在位期间始终谨慎地给予佛教信仰应有的尊重,但随着在位时间的延长,皇帝本尊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神秘莫测的道教符箓。

比如在学术层面上,733年,玄宗下令,天下士庶每家都应收藏一册他注释的《道德经》。 不用说,如此大规模的手抄本制作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君王的兴趣所在很明显。顺便说一句,736年,襄阳也竖立了一块御注《道德经》石碑,我们的诗人肯定见过。

要想用令人满意的细节讲清楚玄宗在位期间宫廷与全国大气候中特有的道教氛围,必须另外写一本书。无论如何,孟浩然没有活着经历君王崇信道教最狂热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从74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玄宗朝末期,如742年为纪念据说是老子亲赐的宝符的发现,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 在两京开设专门学校研习道教经典; 设立专项科举考试(“道举”),由皇帝从道教经典文本中出题发问; 在帝国各州县兴建老子庙。 这些还只是皇帝钦命的几个例子。皇帝晚年对道教的玄秘世界的迷恋,恰当地体现在他死后的庙号上(我们一般用庙号来称呼他):因为“玄宗”的意思是“神秘的/对玄奥感兴趣的祖宗”。

所以,有些孟诗带有明确的道教色彩这一点并不奇怪;如果没有才会令人惊讶。虽然数量上略少于佛教题材诗,但孟浩然的道教题材诗或写给道士的诗歌构成了一组独特的作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不过,细读这些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孟浩然对道教实践没有太大兴趣,也肯定没有进入道教信仰经符秘箓的世界。他的诗歌显示出他并不熟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上清派内视、游神等修炼法和术语,也没有指涉任何强大的身神、星神,或法力强大的符咒。 我们知道,孟集的首位整理者王士源是虔诚的道教徒,尤以“恢复”道教典籍《亢仓子》闻名,但他的孟集《序》并没有暗示我们的诗人是道教信徒。虽然我们在孟诗中看不到对道教的玄秘有任何指涉,但看他如何将世俗的道教传统融入诗歌写作也是有益的。

一、道教领地:天台山

孟浩然的相当多的“道教”诗都与一个地方有关—浙江沿海的天台山。几个世纪以来,天台山一直是诸多佛寺喜欢的庇护地,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以智顗(531-597)[编者注:《辞海》为(538-597)]为首的佛教社团,他在天台山创建了一个以《妙法莲华经》为基础的独特的中国佛教教派。

道教团体也出现在面积广大的天台山脉的绵延侧翼。711年,当政的睿宗皇帝(玄宗之父)下令在山上修建新道观“桐柏观”作为上清宗师司马承祯的官邸,当时司马承祯在因皇帝征召而光临朝廷后,回到他平常在天台山的栖息处。 司马承祯无疑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道教宗师,与武周朝著名诗人杜审言(?—708)、宋之问、陈子昂关系密切,尤其是陈子昂受他影响很大。司马承祯在735年去世以前,还结识了孟浩然这一代的很多重要作家,包括张九龄,尤其是刚二十出头的李白,司马承祯亲自引领他正式信奉道教。

虽然孟浩然似乎从未结识司马承祯,但他在八世纪三十年代初游越期间曾特意拜访桐柏观。当时,司马承祯已移居玄宗下令为他建造的更宏伟的道观,位于王屋山(陕西最南端,因此离宫廷更近);但他先前的居所并没有失去对访客的吸引力。孟浩然这样感知这座道观:

宿天台桐柏观

海行信风帆,夕宿逗云岛。

缅寻沧洲趣,近爱赤城好。

扪萝亦践苔,辍棹恣探讨。

息阴憩桐柏,采秀寻芝草。

鹤唳清露垂,鸡鸣信潮早。

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

高步陵四明,玄踪得二老。

纷吾远游意,学此长生道。

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

诗人说他本欲寻找东海仙岛“沧洲”,却倾倒于玫瑰色的“赤城”的魅力。赤城在天台南坡,登天台山一般从这里开始。诗人泊舟登山,很快发现自己在桐柏观休憩,他想象自己或许能在这里采集神奇的长生不老药。置身桐柏观,诗人立刻觉得自己开始了神游:他凌越了四明山—在天台山脉东北部,似乎在神秘的旅程中实现了“远游”的梦想,找到了“二老”,道教宇宙中最权威的神祇。诗人由此希望实现道教的“长生”梦。

在诗的尾联,诗人回望桐柏观,专注地凝视东海雾霭中的蓬莱、方壶、瀛洲三座仙山。这梦幻般的景象,只有在这座神圣的道“观”周围才能看见。读到最后一句,西方读者不禁会联想到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的名画《雾海上的旅人》;不过,也许最好还是想起《道藏》中的许多插图,它们描绘了身在云涛中的各路神仙。

在道教传说中,天台山与“上清”最高天的“玉平天”相连通,掌治玉平天的神人是王子乔,也被称为“桐柏真人”,他应该是在前六世纪成仙的。距离桐柏观不远处,有一间王子乔祠堂,还有一座小庙,内有王子乔塑像,开元初年由玄宗下令修造。此外,在天台山深处,虔诚的道教徒还会发现王子乔主治的“金庭洞天”,以及“灵墟”圣地,后者是道教徒熟知的七十二“福地”之一。

不过,孟浩然的天台诗没有提及这些内容。他把天台山视为一个神奇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四世纪作家孙绰的名篇《游天台山赋》。 孙绰赋热情洋溢地详述了一次神秘的登山与顿悟之旅,深刻影响了孟浩然对这个地方的描绘。唐代诗人期望能在天台山上经历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由于孙绰,声称自己有这种经历成了常见的文学惯例。实际上,在孟浩然的天台诗中可以清楚听到孙绰赋的回响,如上面这首《宿天台桐柏观》诗中的第五句“扪萝亦践苔”、第十一句“愿言解缨绂”。

在另一首孟诗《越中逢天台太一子》中,诗人漫游“风水”时,有道士提议说,如果诗人真心有兴趣远游,就应去天台山找寻“灵怪”。诗的最后十二句包含了诗人对天台山的描绘和结束语:

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

鸡鸣见日出,每与仙人会。

来去赤城中,逍遥白云外。

莓苔异人间,瀑布作空界。

福庭长不死,华顶旧称最。

永愿从此游,何当济所届。

这里的简短导览提到了天台山的三大景点,都是孙绰赋描写过的:南峰赤城是登天台山的必经之地;西南坡的瀑布;天台最高峰“华顶”。还可注意的是,诗歌结束时诗人不是像写给僧人的诗歌中常见的那样哀叹自己难以超脱,而是表达了期待之情。

不难想见,天台山道士“太一子”的鼓励,以及孙绰赋的文学感召,在诗人第一次来到这座名山时必定会让他觉得兴奋,迫不及待。这种兴奋之情可以在下面这首诗中清楚看到,在里面诗人描写了他第一次远远望见著名的石梁的那一刻—石梁是一座狭窄的天然石桥,位于通往赤城的小路上。恶溪是石梁下的溪流,又名“绝命溪”。过桥象征进入天堂:

寻天台山作

吾友太一子,飡霞卧赤城。

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

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

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

“霞”被认为是日之精;大多数唐代诗人,不管信不信道教,都知道“餐霞”是上清派的独特修炼法,能让人体生玉光。

诗人几首天台诗的意象都惊人的一致,下面这首诗中的大多数字词,我们现在应该不陌生了:

寄天台道士

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

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

屡践莓苔滑,将寻汗漫期。

傥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

最后一联的主语也可理解为诗人自己:“如果我随你而去,就会永远地离开世人了。”“松子”,又名赤松子,相传为上古时神仙。“汗漫”是彻底无拘无束的拟人化,用《淮南子》的话来说,你可与汗漫遨游于“九垓之外”。 最后,注意看第五句“屡践莓苔滑”,几乎逐字借鉴孙绰《游天台山赋》:“践莓苔之滑石。”

不管孟浩然私下如何看待天台山的真实存在,只要写这座山,写这座山中的居民,主导他文学观念的,就是四世纪孙绰赋的回响,是他对此处乃当时道教信徒神圣家园的体认。在这一点上,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以极其相似的方式描写天台山。

二、一些其他的道士居所和配饰

当诗人描写自己拜访个别道士时,这种拜访在诗中往往被置换为通往仙界之旅。下面这首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

归来卧青山,常梦游清都。

漆园有傲吏,惠我在招呼。

书幌神仙箓,画屏山海图。

酌霞复对此,宛似入蓬壶。

这首诗在社交语境中不过是感谢东道主的应景诗,由一连串道教或伪道教的典故和形象组合而成。“清都”相当于被称为“紫微”的星垣,是诸天的中央,也是被称为“太皇大帝”的天神的居所。 诗人梦游清都,效仿的是《楚辞·远游》作者飞天神游的文学先例。 梦游天际也很适合作为这首拜访道士诗的开篇,诗人可以就拜访道士本身就代表着实现远游梦想这个想法做文章。第三句中的“漆园”之“吏”指庄子,职位卑微,却心满意足(这句诗直接借自郭璞[276-324]著名的《游仙》组诗第一首)。 第四句揭示了眼前的漆园吏的身份:他是亲切邀请诗人来访的东道主。

王道士家中的陈设,在诗人眼中也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世外”之物:书法挂件像是写着道教天仙的神秘符箓,屏风上画着《山海经》中的神秘山川。连酒也很奇异:它变成了纯净的“霞”,前面说过,只有天选之人才能食用。(我们可以推想,现实中的酒为玫瑰色,这种色彩不禁让人联想到黎明时分的瑰丽云彩。)面对这一切,还能怀疑诗人真的到了仙岛吗?

下面这首诗也很相似: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

林下愁春尽,开轩览物华。

忽逢青鸟使,邀我赤松家。

丹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

童颜若可驻,何惜醉流霞。

这里,诗人被道教女神西王母的传统飞鸟信使“青鸟使”召来道士家中,道士本人则被比作前面提到过的赤松子。诗人似乎赶上了梅道士即将成仙的那一刻:炼制丹药的炉灶刚刚点上火,西王母的仙桃—吃过仙桃的人都能长生不老,但每三千年才开一次花—正在开花。周围环境像是有了魔法,让人相信如果坚持道教的修炼法,或可防止身体衰败,永葆青春,诗人满足于与主人一起畅饮神奇的“霞”(梅道士的酒变成的)。注意看诗歌开篇诗人留住消逝的春光的渴望,是如何与诗歌后半部分写道教特有的对青春永驻的追求相呼应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首诗和本章讨论的其他诗歌一样,只是宽泛意义上的“道教”诗,诗歌使用的术语和指涉多与世俗道教传统相关。这些诗中,诗人多以门外汉的身份言说,没有表现出对道教神圣宗教仪式的深入了解。诗人使用的文学典故总是出自《庄子》和《淮南子》,这是所有受过古典教育的文人学士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或是借鉴孙绰《游天台山赋》、郭璞《游仙》组诗。换句话说,孟诗中的“道教”笔触,似乎来自公共文学传统,而不是道教信徒的宗教和文本传统。这方面耐人寻味的是,对茅山这座上清派的圣山,孟诗只提到过一次,而且还只是顺带提及。

还有一点,孟浩然这些诗中的自然风景不像他的“佛教”诗那样明显。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佛法因体察世间万物的真实、无条件状态而赋予它们不可否认的神圣性,道教则不同,其执着愿望是离尘脱俗,进入神仙的世界,神仙的崇高居所位于遥远的星空。正如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所说的,“道士更关注他在地球以外的生活,而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 因此,出现在道教题材诗歌中的,不是我们在佛教诗中看到的那种被净化过的自然世界,而是一个超自然的、天堂般的境界。我们短暂瞥见的道教群体或道士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高深精妙居所,往往充满惊奇,而且色彩明艳,因为这些地方被视为尘世和仙界之间的可能连接点。孟浩然往往把对道士的拜访视为通往天堂之路,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孟浩然以前的唐代诗人其实已在他们的诗歌中确立了这些文学惯例,如下面这几句诗对有魔力的、绚丽的风景的描写,出自王勃(648-675)[编者注:《辞海》为(649或650-676)]《怀仙》诗:与世隔绝:

鹤岑有奇径,麟洲富仙家。

紫泉漱珠液,玄岩列丹葩。

又如,王勃在写给道教朋友的诗中一开始就描绘朋友的居所彻底

金坛疏俗宇,玉洞侣仙群。

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数杨炯(650?—694)[编者注:《辞海》为(650—约693)],他这样描绘一座道观:

福地阴阳合,仙都日月开。

换句话说,自然风景,实际地点,其重要性只在于它是否毗邻蒙福者的居所。在孟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地方如果它毗邻或是被比作沧洲、蓬莱、清都、赤松子家这些奇幻地,那对诗人的描写来说,比这个地方的现世真实景象重要得多。

下面这首孟诗以我们已经熟悉的典故开篇,到了结尾,诗人则将道士的居所置于陶潜的“桃花源”这个虚构的香格里拉。诗中的梅道士,与前面那首《清明日宴梅道士房》诗中的梅道士是同一个人:

梅道士水亭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

隐居不可见,高论莫能酬。

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

再来迷处所,花下问渔舟。

这里,道士居所毗邻各种传说中的地名再一次被强调。“仙源”是道教最尊贵的七十二“福地”之一。 “鬼谷”是著名隐士鬼谷子的居所,据说他是战国时人;孟浩然把鬼谷与道士的居所环境联系在一起,是借鉴郭璞《游仙》组诗其二。 不过,有点出人意料的是,诗歌最后一联提到了“桃花源”,一个永恒的庇护所,却没有真正的道教渊源。因为这个典故,梅道士的居所似乎又坠入了下界,虽说那里对我们大多数凡胎俗骨来说依然难以接近。最后一句中的渔人,显然是陶潜那个奇幻故事中迷舟误入桃花源的“武陵渔人”的后代。孟浩然这首诗是由与隐遁有关的指涉(出自庄子、常见的道教地名、郭璞和陶潜)组成的甜点。这首诗中梅道士对成仙的追求,不像前面那首《清明日宴梅道士房》那样明显。

不管严格说来属不属于道教,桃花源间或出现在很多初唐诗人的道教题材诗里面。 (有意味的是,《文苑英华》将描写桃花源的唐诗归入“道门”类。 )桃花源被用作一个易于辨识的形象,代表未受污染之地,只有在纯真地无视尘世事务时才能抵达,因此成了道士居所的隐喻。下面这首孟诗第一句就是这么用这个典故的:

游精思题观主山房

误入桃源里,初怜竹径深。

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寻。

舞鹤过闲砌,飞猿啸密林。

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

诗人一旦置身“观”内,就再也没有提及陶潜的桃花源了。“舞鹤”这个道士游天的传统交通工具,是适合出现在这个宗教领地的道教动物;“飞猿”是孟浩然“桃花源”诗的惯用形象,主要是为了强调这里乃偏远之所、化外之地。在这种氛围中,诗人逐渐抵达了最高、最精深的真理—“玄妙”,也指原始的阴性本源,形成于凝聚了的道之“三气”,老子的“玄牝”。 “坐忘”在《庄子》的一个段落中,指颜回达到的一种更高精神境界,孔子因此称这个弟子比自己更贤能。颜回形容“坐忘”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是道教宗师司马承祯一篇长文的主题,我们的诗人可能也知道这一点。

从诗歌作品来看,孟浩然对当时盛行的道教信仰的兴趣和了解,显然是文人式的,不是忠实信徒式的。他诗中对道教意象的运用,看起来不像他运用佛教意象时那样巧妙熟练、更有明确指向。孟浩然的道教诗,虽然不能与他同时代的李白、吴筠等真正的道教信徒相比,但作为老练的诗人,他完全有能力恰如其分地遣词用典,为自己的道教题材作品营造出恰如其分的仙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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