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唐代,一世纪传入中国的外来佛教信仰,已被朝野普遍接受,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到八世纪,这一长期的接受和同化过程实际上促进了中国特色佛教形式的发展,特别是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一方面,这些佛教教派以及其他教派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与变幻莫测的皇室喜好和国家政治有关。 但除武则天外(有充分的文献证据表明武则天利用佛教支持她篡夺帝位 ),还没有哪一位唐代帝王像不少五六世纪的君王那样狂热地支持佛教寺院。另一方面,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时的佛教信仰已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根深蒂固,其生命力不像过去那样仰仗皇室的扶植;当然,不用说,皇室的大力扶持总是让人垂涎的,尤其是对京城附近的僧人和教派来说。
唐初帝王自称老子后裔 ,宗教事务上偏爱道教胜于佛教。这种倾向在627年正式进入立法,太宗下诏明确规定各种宗教仪式上道士女冠排在佛教僧尼之前。 但自称转轮王和弥勒佛转世的武则天,在691年颠倒了两教排序, 并像她此前几年那样,继续扶持佛教信仰。 不过,到了玄宗即位,他和他的谋臣认为重要的是遏制佛寺近年来的扩张势头,因此发出信号他在位期间将会回归王朝开国者旧日的好规矩。于是,714年春,我们看到皇帝迫使12000多名僧尼还俗 ,并禁止新建佛寺 。几个月后,又禁止民众造佛像、抄佛经,禁止官员阶层过于频繁、密切地与僧尼来往。
不过,玄宗的这些诏令,有些并没有被严格或长期执行,其意义更在于象征性地否定偏爱佛教的武则天的统治,而不是想表明新政权特别敌视佛教本身。比如714年禁止与僧人密切往来的那条诏令,同时也禁止与道士的不正当交往。同样重要的是,约略同时,玄宗还颁布法令称僧道在宫中地位完全平等, 佛教徒的地位并没有被贬在道教徒之下。概括而言,玄宗在位初期,他最关心的似乎是塑造一个正直、谦恭的儒家君王形象,证明自己在道德上适合统治,这部分解释了他在位第一个十年间展现出来的阵发性的狂热清教主义。我们知道,玄宗后来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总的来说,在开元年间,儒、释、道三家在宫中的声望大致相当。
就此而言,有意思的是,在735年玄宗生日的庆典上,一些儒士、僧人和道士被召来在御前讲论三教优劣。相较于六朝时期一些君主在这样的场合趁机推尊某一教的做法,玄宗在批复张九龄撰写的讲论总结时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谨慎地强调了他对三教价值相当的评价,说它们是“会三归一”。
我们需要充分理解的是—至少如果我们想把握玄宗朝生活和思想的基调的话—八世纪人对儒、释、道三教思想(往往混合在一起)的接受度是广泛包容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国家最高层的皇帝,象征性地将这种普遍包容性体现在了自己身上,玄宗在自己统治的不同时期相继注释了分属儒、道、释传统的三种核心文本:《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
玄宗在位期间是真正的宗教宽容期; 这时,佛教在某种形式上已成为几乎所有士人、官员以及大多数民众生活和态度重要且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确实可以说“到八世纪,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佛教国家” (但这不应意味着佛教“征服”了中国,排斥了其他信仰)。开元年间的一份统计表明,全国共有佛寺5358座,僧75524名,尼50576名。 唐王朝统治的前150年,在玄宗在位的44年间达到鼎盛期,这大概是中国佛教教义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几大“中国”佛教教派开始崭露头角。其结果是佛教得以摆脱其作为外来信仰的残余外衣。
无论是教义相对复杂、知识化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强调简单虔信的净土宗,讲究禅定和心法的禅宗,还是只接受和欣赏佛教传达的此世的虚幻性这一基本信息,唐人都普遍接受佛教教义。无论是玄宗朝,还是唐王朝的其他任何时期,有文化的精英成员在佛教各教派的经文和戒律方面受过良好甚至完整教育的现象都绝非罕见。事实上,熟悉佛教思想更多被默认为成熟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背景的一部分。这种习以为常的熟悉也体现在开元时期的诗歌中,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诗歌对佛教形象和符号/象征的使用比过去更频繁、更自然。
王维大概是最常被引以为证的诗人,他的作品最能体现这些特点。当然,他从中年开始虔心向佛这一点为人所熟知, 他的大多数山水诗通常被视为佛教静谧境界的文学体现。由于文学批评中习惯将王孟并称为唐代“山水诗人”典范,人们往往以为孟浩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王维相似,也是“佛教”诗人或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
现存孟诗中,最多只有25首,或者说不到其全部作品的10%,或是涉及明显的佛教主题,或是写给佛僧,或是用了明确的佛教术语。当然,这种量化不宜过度解读;一方面,是有些诗没有被统计在内,如那些虽然没有公开指涉佛教,但不可否认具有佛教意味的作品,尤其是像《春晓》那样的诗。另一方面,细究孟浩然使用的精确的佛教形象和术语,可能有助于我们避免偏印象式批评的陷阱,更好理解孟诗使用佛教元素的方式。下面,我们就来细究他一些可识别为“佛教”诗的作品。
一、一些关键的术语和倾向性
包含有明显佛教元素的孟诗,绝大多数都是写给佛僧熟人,或拜访佛寺或僧人隐修地时写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诗人关心如何使自己笔下的形象切合于眼前的环境,任何优秀的诗人都会这么做;但中国诗歌的评论家也许太过频繁地忽视这一点,因为他们一心想找出弥漫在诗人作品中的无形的佛教气息(或者说找出任何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下面这首孟诗中,具体的佛教形象虽然很少,但这些形象定下了明确无误的语调:
寻香山湛上人
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
氛氲亘百里,日入行始至。
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
杖策寻故人,解鞍暂停骑。
石门殊壑险,篁径转森邃。
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
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
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
松泉多清响,苔壁饶古意。
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
诗的标题很重要,因为从一开始就发出了信号,让读者期待整首诗的佛教意味:“上人”在唐代常用作僧人的尊称;关于“香山”,尽管至少有五座香山坐落在诗人游历时可能走访的地方,但这里更有可能是象征性地指称作为中国佛教圣山之一的香山(又称香醉山)。据说这座山在须弥山附近,山上住着香神和音乐神乾闼婆。诗人寻访“法侣”的过程,从第一句起,就被置于游历山水的熟悉背景中。实际上,寻访被称为“访名山”,再加上“香山”的佛教指涉,我们意识到诗人的旅程,其描写手法类似于孟浩然的很多行旅诗,应被视为前往佛教世界轴心附近的宗教之旅。就像最后一联感叹的那样,诗人希望留在那个佛教世界,抛开肉身和俗世的顾虑。正是山,这座被赋予了精神力量的山,才是诗的主导力量。
当然,香山也庇护着湛上人(“湛”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清澈”);这位“故人”代表实现了诗人愿望的人。然而,诗对湛上人本身着墨甚少,这发人深省。我们最初只是间接知悉他的存在,通过微弱的寺庙钟声,通过他山林隐修地升起的香气。即使当诗人下马到达目的地后,被优先考虑的也不是湛上人,而是风景:“石门殊壑险,篁径转森邃。”这之后我们才见到了高僧本人,但也只有两句诗。这次寻访的实际行程结束于彻夜“清谈”。
从这里开始,在诗的最后八句,诗人很自然地转向思考这次经历的意义。但这些思考不是表现为呆板说教,而且或许让人惊讶的是,也没有使用任何独特的佛教意象。诗人企望的最高成就被表达为获得“真隐”,这是孟浩然的惯常表达,在这首诗中与探寻“灵异”对仗。但这是诗人尚未实现的理想。他既不是简朴的“野老”(“真隐”),也不是沉静的“山僧”(探访“灵异”者)。最后,诗人被对自然世界的感知打动,这些感知增强了他对山的纯净性的体认、对“古意”的依恋,从而引出了尾联的直接陈述。就像孟浩然很多宗教性或精神性诗歌中常见的那样,结尾表达的是对仍然不可企及的理想的渴望,而不是一个得道者的终极平静。就此而言,孟浩然的很多“佛教”诗和王维的“佛教”诗大不一样,后者似乎更多体现了一个开悟了的、不动感情的心灵的宁静。
孟诗中最常见的佛教形象是禅定。禅(中古音zhen,日语作zen),译自梵语dhyāna,在孟诗中出现了9次,如“坐禅”“禅林”“禅院”“禅房”。禅修一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点,随着来自中亚的一些早期佛教文本传入中国。 一些佛教教派特别重视禅修,到八世纪初,中国佛教独特的禅宗开始发展成形。 几个禅派相互竞争,禅宗最终将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形式,成为九世纪中叶“会昌灭佛”运动后唯一保持活力的唐代佛教教派。
但禅宗并未垄断禅修。中国佛教其他教派的僧人也可称为“禅师”,这种称呼方式在唐代很常见,只是表示他们常常练习和鼓励禅修法。在孟浩然写给僧人的诗歌中,很多僧人也被尊称为禅师。为避免让人生出这些僧人必定隶属禅宗某派的误会,我会把禅师这个尊称前后一致地译为“Dhyāna Master”。
孟浩然从未正式成为任何佛教门派的俗家居士。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文人绅士一样,他对佛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他的诗歌判断),而这了解看起来足以满足他的精神和文学需求。
前面说过,孟浩然最常指涉的佛教形象是禅定,特别是在诗歌开篇或开篇不久;在下面的几首孟诗里,我们都会看到他这个特点。不过,这种指涉毕竟多少有点太明显。而下面这首排律,将会带我们进入佛教世界再深入一些。标题中的“阇黎”,中古音(a-)jya-lei,普通话音(ah-)she-li,为梵语ācārya音译,意为佛法的教师或典范:
本阇黎新亭作
八解禅林秀,三明给苑才。
地偏香界远,心净水亭开。
傍险山查立,寻幽石径回。
瑞花长自下,灵药岂须栽。
碧网交红树,清泉尽绿苔。
戏鱼闻法聚,闲鸟诵经来。
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
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
诗的开篇直接使用佛教术语:第一句首二字“八解”,指涅槃所需的精神专注的八个阶段;对仗的第二句首二字“三明”同样也涉及佛教教义,指对过去世、未来世和斩断现在世各种烦恼的认知。 但诗人接下来没有用更多的专有名词,而是将佛教术语自然而然地融入风景本身,将“八解”和“三明”形象化地喻为阇黎静修地的草木生长:它们既“秀”且“才”,这两个动词在汉语中都有草木之义。 它们用在这里很贴切,因为“林”被描写为佛教之“禅”林,而“苑”通过“给”所蕴含的典故,被等同于释迦牟尼佛的名园“祇园”。 因此,阇黎的园苑是培植佛教教义的真正园苑。
诗的前十二句一直都在写阇黎亭的周围环境,偶尔用佛教物饰突出风景的特性。例如,在第七、八句,我们注意到花瓣掉落一地的“瑞花”(这个形象让人联想到佛陀的天降花朵)与无须刻意栽种的“灵药”,对仗工整。接下来的一联,即第九、十句,没有佛教意味,只有满目的色彩美(树因开花而成了“红树”,“碧网”指青绿色的萝叶交叠成网)。第十一、十二句,场景和宗教再次结合在一起,这次的结合方式是轻松且近乎嬉戏的:这里的禽鱼也被视为阇黎的信众,它们聚在一起听他讲佛法、诵佛经。佛经中不难找到动物受佛法感召的故事,但这两句的意思不必落实为某个具体寓言故事,眼前这个宗教庇护园林的特性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这种联想。这样一来,整个自然界,草木禽鱼,都在这个佛教王国中有一席之地。(对我们来说,这位阇黎几乎像是佛教版的圣弗朗西斯,或更恰当地说,相当于中国版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他也对着鸟鱼传道。 )至此,诗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最后四句,描写让位给讲述和个人评论,在“弃象”和“忘言”这两条直接律令的引领下,诗人随后意识到,他的诗终究也不能充分呈现他在这个清净地感受到的佛教静寂。
这首诗提及阇黎本人之处极少,而且是间接的。对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地方本身,而不是住在那里的人。下面这首孟诗也有这个特点,写的是访问一位遁世程度更深的僧人居所。诗题中的“兰若”,中古音(a-)lan-nhya,普通话音(ah-)lan-jo,译自梵语aranya,意为“森林”,引申为林中居所:
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幽与薛八同往
谓余独迷方,逢子亦在野。
结交指松柏,问法寻兰若。
小溪劣容舟,怪石屡惊马。
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
密篠夹路傍,清泉流舍下。
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
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
愿承甘露润,喜得蕙风洒。
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
云门山在浙江会稽一带,因峭壁与溪流之美而闻名。云门寺建于五世纪初,到孟浩然的时代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他上一代也有几位著名作家写过该寺。 孟浩然另外也写过一首十八句的访寺诗 ,但就上面这首诗而言,诗人的目的地不是云门寺本身,而是符公的“兰若”(可意译为隐修地,但一定要记住,这个词本义是指偏僻林中的寂静处),符公是居住在山间松柏幽深处的僧人。
但是,我们很少直接看到符公:他是“皆静者”,很“闲”,仿佛没有肉身,其存在状态在第十三句中用极其专门化的术语总结为“四禅合真如”。“四禅”或“四禅天”是佛家参禅入定的四种精神境界。到了第四禅—诗人暗示,符公已到了这个境界—人便超越了苦乐,与“真如”(梵语bhūthatatathā)合一,“真如”即真实自性。 有了这种觉知,世上万物最终都被体认为“虚假”,完全没有终极实相。
但我们没有被留在这个无条件、无特色的层面。在最后四句,诗人的议论把我们带回身边的场景,我们听到了诗人的个人话语。他欣然接受的“甘露润”,结合语境看就是涅槃的甘露。 “蕙风”常指南风,即滋润万物生长的和暖南风。于是,在这里,诗人吸纳了已然圣化的自然世界的好露好风。重要的是,通过倒数第二联,我们又回到了山中兰若的物质世界。在诗人看来,这个自然世界的崇高,不亚于“真如”的禅定境界,而且可能正是“真如”的物质体现。在最后一联,诗人声称宁可“依止”在这个清净地,也不想像孔丘那样汲汲营营于日常社会。
二、佛法风景
前面说过,孟浩然的“佛教”诗大多数都是因为拜访佛寺或隐修地而作;这些诗歌不是他在自己居所的熟悉环境中的沉思冥想。在毛晋本《孟襄阳集》中,除少数几首外,其主题或题材可视为佛教诗的作品都被归入“游览”一类。从这个分类以及本章前面所引孟诗的内容来看,很显然,自然世界在孟浩然“佛教”诗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孟浩然与大多数同时代诗人或初唐时期、六朝末年的诗人并无不同。到八世纪,访寺诗的传统已相当成熟,简要回顾一下这个传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这个传统中的孟诗。
要了解这个诗歌传统,也许最有用的资料是十世纪的《文苑英华》,这是一部六朝和唐代文学的大型选本,全书共一千卷,其中七卷(卷二百三十三至卷二百三十九)为佛教“寺院”类。 细读这几卷大致按年代编选的作品,可以看出其作为一个独立且可识别的诗歌主题类别发展的一些有趣方面。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唐前“寺院”诗很少出现具体的佛教指涉或形象,大多数内容读起来只是描写山间景色。大多数唐前这类诗歌各方面都与风景诗有关,其实际内容也很难与风景诗区分开来。无休无止的寺院钟声,几乎可说是这些诗歌中唯一独特的形象。即使是在谢灵运那些被视为描写了“山水佛教” 的诗作和某些赋作中,也很难找到明确可辨的佛教元素—这些作品更多要归功于风景诗的发展。 六朝这些写佛教居所的作品,最突出的是自然而不是佛教,其所写风景与我们在那些无寺庙的山林漫游诗中所见的风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诗人强调的往往是自然的净化作用,而不是佛法的净化作用,也不是二者的某种结合。
到七世纪末,特别是在卢照邻(630?—685?)[编者注:《辞海》为(约637—约686)]、沈佺期(650?—713)[编者注:《辞海》为(656?—716)]等杰出作家的诗中,我们开始在访寺诗中看到更明显的佛教指涉,更多佛教术语的使用。虽然有时候这种做法看起来还很机械,与诗歌的意象结构结合得还不够好,但也有些时候,寺院成为显眼的佛教风景的中心,用卢照邻的话来说:
隐隐香台夜,钟声彻九天。
或者,用沈佺期的话来说:
潮声迎法鼓,雨气湿天香。
以及:
清静得空王(空王,佛陀本身)。
著名诗人宋之问(约650?—712)[编者注:《辞海》为(约656-712)],他是高僧神秀(约605?—705)[编者注:《辞海》为(约606-706)]禅师的弟子,甚至在诗中称自己夜宿寺院时听见鸟儿讲解佛法。 毫无疑问,这里的自然世界充满了宗教精神!
孟浩然前一代作家笔下这类诗歌的一个最好例子,是大政治家张说的下面这首诗,注意看诗歌最后一句,诗人明确将自己与山寺合为一体:
清远江峡山寺
流落经荒外,逍遥此梵宫。
云峰吐月白,石壁淡烟红。
宝塔灵仙涌,悬龛造化功。
天香涵竹气,虚呗引松风。
檐牖飞花入,廊房激水通。
猿鸣知谷静,鱼戏辨江空。
静默将何贵,惟应心境同。
寺庙位于江边山峡上,宝塔像是在“涌”动,神龛被形容为“悬”,房屋和走廊似乎被下面喷溅的水花浸湿。
孟浩然的很多同时代人,也给我们留下了以同样细致、有效的方式写成的访寺诗。到玄宗朝,写作这种访寺诗的元素,似乎已被当时的优秀作家充分认识和掌握,主题方面也在诗歌中明显自成一类。这也是为什么本章前面我会说开元年间的诗人总体上在使用佛教形象和符号/象征方面比前辈作家更得心应手。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是更好或更有知识的佛教徒(尽管很多时候确实如此),而是他们懂得如何将具体的佛教符号和联想融入风景诗的传统意象,并且还以令人满意的、看似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这样的诗不胜枚举,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不过,可以的话,我想引用张九龄的几句诗来结束本节,这几句出自他和孟浩然途经湖北南部当阳附近著名的玉泉寺时所作的一首诗(写于737年—738年公干途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一联:
上界投佛影,中天扬梵音。
暗指风景是如来(Tathagatā)本人的表征。诗的倒数第二句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风景、佛法的比重相持平:
法地自兹广。
三、寺院中的自然
寺与山明显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现象。 在唐代的寺庙诗中,写大城市信仰中心的相对较少。人们的印象是,对唐代诗人来说,亲自游访山寺与在那里享受的精神升华之间有着明确的、令人向往的关联。前面讨论的孟诗《寻香山湛上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不知怎的,游访城市中更封闭的寺院,无论那寺院多么纯净和神圣,都不会有同样效果。
私人或公共的佛教居所,选址在远离城市人烦恼的风景优美之处,至少可以追溯到四世纪初。高僧支遁(314-366)年轻时,似乎是最早在山中建立圣所的释迦佛的中国信徒之一,他坚信山地可为佛教修行提供最合适的场所。像他这样在情感上将山地视为精神幸福的源泉,时间上当然晚于道教,无疑也深受道教影响。支遁肯定很清楚,就像他之前很多决绝的隐士一样,那个时代一个人在山上过完一生的概率要比在城市不稳定的、暴力频发的政治环境中大得多。 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细察六朝时期历史和文学上享有盛誉的诸多重要佛教山寺。总之,到了孟浩然生活的时代,佛教徒在山间修建寺院的做法已很常见,以至于“开山”一词常被用来比喻修建寺院。
也有人认为,佛寺位于荒郊野岭,是促使六朝诗人以欣赏的态度描写野生风景的因素之一,从而促进了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山水诗”的兴起。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到了唐代,诗人们已习惯于将佛僧及其居所置于特别偏远的地方。实际上,这种环境设置也正向强化了信徒的神圣性。例如下面这首孟浩然写明禅师的作品:
游明禅师西山兰若
西山多奇状,秀出傍前楹。
停午收彩翠,夕阳照分明。
吾师住其下,禅坐说无生。
结庐就嵌窟,翦竹通径行。
谈空对樵叟,授法与山精。
日暮方辞去,田园归冶城。
这里,自然环境是禅师身上神圣光环的组成部分;他一定程度上是由庇护他的奇秀之山定义的,那里,无论正午还是晚上都萃集了自然本身的天光。他就着山洞建造了自己的居所,几乎嵌入山体内部,位于竹林深处。他与这里的风景契合得如此完美,如此自然,好像在家里一样,以至于他可以跟淳朴的樵夫讨论佛教教义,甚至向山里的精灵(“精”)传授佛法。 对孟浩然来说,有时候,就像这里的情况一样,隐居僻地的僧人身上同样也有传统田园隐士的一些特质。
上面这首诗中的一些形象,甚至还有一些用字,同样也见于孟浩然的另一首“寺庙”诗:
大禹寺义公禅房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这里,禅师在其禅寂中与自然融为一体,以至于消失在了自然之中,诗在第一句以后就不再提起他了。但山谷、天光和色彩的物质世界体现了他的纯净,这种纯净的最高象征就是莲花。莲花是最常见的佛教形象之一,它出淤泥而不染,代表佛性的本质,纯净而不受世界垢秽的污染。这里顺便说一句,很有可能诗中的莲花就在诗人眼前,而不只是作为他遵从文学体统的助推物,因为白莲在唐代中国已广泛种植,特别是诗中大禹寺所在的浙江地区。 但孟浩然的措辞清楚表明,这里的莲花主要是用作一种象征:最后一句中的“不染心”,既指一尘不染的莲花花茎(“心”,诗歌常用来指植物茎干),还指义公禅师的质朴品质。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有意味。明显的佛教形象被安排在第一句和最后一联,中间部分被用来描写自然景色,这就含蓄地让自然景色的意义超越了风景美本身。如果拿掉第一句和最后一联,只看构成诗歌主体的中间部分,那就只有漫无目的的描写,缺乏指向性。但如果把这个中间部分放置在开篇的“禅寂”和结尾的不染莲花之间,这些描写就生动了起来,成了“法界”本身的表征,僧人在法界中才有他的“真我”。
这种框架式结构手法简单有效,孟浩然在其“佛教”诗中常用这一手法来深化风景的意义。如下面这首排律,和上面那首诗一样,也是诗人游览风景秀丽的浙江时所作:
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
石壁开金像,香山绕铁围。
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
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
夕岚增气色,馀照发光辉。
讲席激谈柄,泉堂施浴衣。
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
可以说,这首诗的框架比上一首更“厚”,开篇和结尾各四句。插入中间四句的景色,暮霭映衬下的古树和不寻常的楼台轮廓,几乎可说是诗人得到“一心”的外在表现。仿佛诗人在这里享有的神圣净化的感情,经由他而传递到了他周围的现象世界。或者反过来,诗人参与的寺庙仪式令他能以新眼光来感知现象世界。
诗中描写的礼拜活动是释迦牟尼佛诞辰。在唐代,大多数佛寺会在这一天抬着佛像进行仪式性游行(第一句中的“金像”就是这样的一尊佛像),并给佛像进行仪式性洗浴(第十句中的“浴衣”就是为此派发的)。 弥勒佛即未来佛,本应在释迦牟尼涅槃后五十六亿七万年后降生,这时却以圣像为媒介神奇地在诗人面前显形。 倒数第二句中的“功德水”,出自弥勒净土天池。诗中写石城寺位于香山,前面说过,香山是乾闼婆的圣山,坐落在“铁围”中,“铁围”指围绕大千世界的“铁围山”。这样一来,寺庙本身就成为“世界之轴”的形象比喻,在那里,随着佛陀诞生,污浊俗世再次变得圣洁,正如诗人也重获其原初混沌之心。
当然,像这样将庙宇视为神圣领地的观念,在各地宗教生活中都司空见惯。但是,人们不是总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周围景色的特点。比如说,在当时的欧洲(即八世纪),教堂圣地是充斥着诱惑和邪恶的世俗荒野的绿洲和庇护所,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神圣空间,外面挤满了邪恶力量”。 相较而言,虽然在唐代诗人看来,佛寺当然也可以是神圣领地,但佛院的边界并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这部分是因为中国佛教以及中国传统宇宙论不存在主动的、有意识的恶之本源的观念,还因为绝大多数唐代诗人的自然观相对温和,特别是在城市的逐利世界或宫廷的权诈竞技场的映衬下。不过,我们也要记住,对孤独的旅人逐客来说,自然荒野有时确实会露出相当可怕的一面。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山寺附近。真正得道的僧人甚至有能力将佛法传授给山间精灵,如前面提到的那首孟诗《游明禅师西山兰若》所言。这似乎表明,佛寺或兰若,至少在孟诗中,不仅是已被神圣化的地方,也是能使万物神圣化的地方。圣所本身的神圣性悄然延及周围风景,乃至与周围风景融为一体。自然被带入佛院内部。
四、融公兰若
前面说过,孟浩然常用框架结构来为他寺院诗或兰若诗中描绘的风景赋予某种佛教色彩。有时候,特别是在短诗中,这种框架结构可能只是局部的,只用开篇第一句的一个佛教指涉,就为后面的诗句奠定了独特语调。如下面这首七言绝句:
过融上人兰若
山头禅室挂僧衣, 外无人溪鸟飞。
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泉声恋翠微。
在这首精美的小诗中,诗人前来拜访的融公不在家—只有他的僧衣在—但诗人不觉得烦恼,反而因融公“禅室”周围的无人美景陷入自己的非正式冥想:他冥想风景,持续了整个下午,直到黄昏来临。即便到那时,他也不愿意离开,于是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虽然融公人不在场,但他的形象依然是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子般的存在。毕竟,诗人正是在他的禅室得以静观世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融公的住所及其周围环境的简单而自然的纯净,已足以提高诗人对平凡现实的认知,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说明融公身为佛教徒典范的出色之处。如果最好的教学法是引导学生自己领悟,那融公正是这么做的,哪怕他不在场。不管他身在何处,他的精神存在都没有退出这首诗的世界。他的神圣影响无疑渗透了整个场景,也许他还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成了自然风景的一部分。他在世情俗虑的“窗外”,就像自由的水鸟,可以说,展翅飞离了文明的束缚。他的生活像水鸟一样无牵无挂,他将自己的“僧衣”—纯粹的人类服饰—抛在了身后。他的居所确实在“翠微”之中,这是山顶上稀薄、瑰丽的翠色云气,象征远离下界尘世。虽说“翠微”一词到唐代已成了形容远处薄雾笼罩的山峰的陈词滥调,但诗人在这里恢复了一些这个词最初的、完整的含义。我们还可以注意看稀薄山气的“翠”色是如何恰当地、微妙地唤起了第二句中无拘无束的“溪鸟”形象。
这首诗中的场景全由视觉形象组成,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泉声”。正是泉声留住了诗人,尽管夜幕降临,是时候离开了。相较于慢慢升上山路的“黄昏”暗示人生、人的一天的转瞬即逝,涌动的泉水则代表复生,代表永远充满生机、流个不停的纯净。对泉声的喜爱吸引了诗人,让他停下了脚步。就像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诗人感受到的美好和谐,甚至体现在诗歌最后一句的和谐声律上。
就像前面那首《大禹寺义公禅房》诗中的义公一样,融公似乎也消失在了风景之中。但这首诗给人的感觉是,诗人以某种方式代入了他那位不在家的友人的身份,以得道高僧常见的那种方式体验了自然环境的宁静。诗歌第一句提到融公的“禅室”和“僧衣”,有效地为后面的诗句染上了佛教色彩,让我们觉得僧人始终近在咫尺。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诗歌本身没有具体的佛教形象,风景也就不会有明确的宗教意味。对孟浩然来说,即便诗题标明写的是僧人居所,但诗题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周围环境中的特殊佛教意味。举例来说,我们可能还记得第五章提到的孟诗《夏日辨玉法师茅斋》,在那里,诗人的兴趣完全集中在秀丽的风景上,斋房主人的法师身份虽然在诗题中写到了,但从诗歌的角度看无关紧要。
融上人似乎是诗人最亲密的佛教朋友之一。我们知道,他居住在襄阳以南约三英里处的白马山景空寺,似乎是当地最有名的僧人,著名政治家张说在714-717年间被贬华中地区时也拜访过他。张说的访僧诗如下:
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
高名出汉阴,禅阁跨香岑。
众山既围绕,长川复回临。
云峰晓灵变,风木夜虚吟。
碧湫龙池满,苍松虎径深。
旧知青岩意,偏入杳冥心。
何由侣飞锡,从此脱朝簪。
可能正是张说贬谪襄阳期间,当时25岁左右的孟浩然结识了张说。可以肯定的是,孟浩然是融公的常客,与他交情深厚。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提到了孟浩然写游览融公兰若的《游景空寺兰若》诗,诗人其实另外还有两首诗写融公兰若:
题融公兰若
精舍买金开,流泉绕砌回。
芰荷薰讲席,松柏映香台。
法雨晴飞去,天花昼下来。
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
此诗开篇把融公的兰若比作佛陀的祇园;祇园是佛陀最喜欢的一处隐修地,是一位虔诚的居士花费很多黄金从舍卫国太子手中买下来送给佛陀的。 我们也许能从“流泉”认出一个熟悉的风景,是我们刚在诗人的绝句《过融上人兰若》中见过的。“香台”指佛殿。代表生机勃勃的佛法教义的“法雨”滋润着这里,“天花”也纷纷从天而降。不过,在绝句《过融上人兰若》中,诗人在融公兰若一直待到了黄昏时分;在这首诗中,他却要急忙离开这个清静神圣之所赶回家,虽然这次他拜访的对象确实在那里与他“谈玄”。
诗人的另一首融公兰若诗,写于融公去世后:
过故融公兰若
池上青莲宇,林间白马泉。
故人成异物,过客独潸然。
既礼新松塔,还寻旧石筵。
平生竹如意,犹挂草堂前。
在诗人向融公、向融公安静的隐修所做最后的告别中,这里似乎成了诗人怀念已故师友的圣地。美丽的“青莲”,在唐代艺术中常被描绘为菩萨的莲花座,这里被看作构成了融公的居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了居所的屋檐(“宇”), 这样,兰若本身就成了信仰的象征。我们知道,景空寺和融公兰若都在白马山上;诗人其他融公兰若诗中提到的那股清泉,这首诗第二句直接称之为“白马泉”(白马山也因此而得名 ),与“青莲宇”在句法上工整对仗。我怀疑这里可能还顺带指涉了传说中的那匹白马,据说64年它将第一批佛经从印度驮来中国。若如此,白马就可以象征性地与菩萨的青莲座形成绝妙对仗,暗示融公兰若包含有—或者说是—信仰的真正“泉源”。
第三句的措辞以醒目的佛教方式指涉大师去世。新“塔”当然是指融公墓。虽然它是盛纳大师遗骨的纪念性圣堂,但也是这片熟悉的风景中不寻常的、不受欢迎的新增物。融公留下来的只有他仪式性的如意竹杖,那本是“佛僧最受尊敬的物品” ,但现在主人亡故了,它只是一个简单、可悲的物件罢了。不过,它的继续在场,就像周围的佛教风景一样,可能意味着信仰的永恒真理。但最终,这首诗与其说是佛门弟子的作品,不如说出自一位哀伤的友人。诗的悲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巧妙地唤起了场景的极致孤独感,因为融公再也不是这些风景的一部分了,而这种孤独,与诗人上次访融公不遇时享受的那种宜人独处截然不同。
尽管孟浩然显然受到佛教某些方面的吸引,也被某些他认为最能体现佛教信仰的虔诚信徒所吸引,但他不是虔诚的信徒,称他为“佛教”诗人也不恰当。 虽然他在一些诗中熟练运用了佛教指涉和典故,有时还将自己描绘为寻求佛教开悟的人,但他在这些作品中最多采用的,是一个懂得欣赏但不完美的世俗人士的文学姿势。独特的佛教意象被他巧妙地与自然意象融合在一起;诗人对佛法的感知,显然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现实(有时是升华过的现实)。
下面这首孟诗,很适合用来总结我们对孟浩然“佛教”诗的讨论(第三句中的“偈”,中古音kyat,指佛经中的有韵赞颂,“童子”指佛陀弟子惠上人;第四句中的“法王”指佛陀本人):
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
带雪梅初暖,含烟柳尚青。
来窥童子偈,得听法王经。
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
迷心应觉悟,客思不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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