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认真,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认真草》可以窥见一二。明末人孙承宗在论定鹿善继其人时,称其众推独任,众趋独辞,惟是一副真肝胆;立身只为“公家”,而不敢有“私”;为国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继为人处世的真精神,洵为不刊之论。这可以拿鹿善继自己的说法加以印证。他以“真”“痴”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真者,是空而无私;痴者,则是顽而不解私。真是为了与赝有所区别,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赝者之笑真。鹿善继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这就是说,为了干事,就必须知难而上;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甚至宁可放弃官爵。换言之,他做事的原则,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先为国家,后为自己。
认真做事之人,自然会被视为愚钝甚或痴愚之人。自古以来,民间形象地称巧者为“乖觉”或“乖角”之人。“乖觉”一词,按照叶盛在《水东日记》的解释,就是“警悟有局干”。这或许尚属中性的说法。不过在后世的传衍中,所谓“乖”,已经相当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觉之人,必定与人背离。譬如乖觉之人与人相约一同谏君,劾奸死难,但随后稍计利害,违背原先的诺言,以苟全自己的性命,反称谏君者为“痴”。所谓乖觉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览无余。
随之而来者,则是有人以愚钝自居,甚或倡导一种“愚愚”精神。明代名将戚继光自号“愚愚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这一别号的出典,基于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一是所谓“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积金帛,广殖田宅,贪求功名,保得首领,与时迁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尽心力,整治本职之事,一心尽自己的本分,为国忘家,而将利钝付之他人,或许因为时运不济,生前难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庙、武庙;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道不行的时势,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应尽的职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钺不惧。言下之意,戚继光还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无论是老实做人,还是认真做事,事实上有两大精神源泉:一是来自《中庸》的“诚”;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献身精神。当然,所谓认真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从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脉相承,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劳任怨,何尝有些小的顾虑,一有顾虑,就任事不成;诸葛亮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不去顾及成败利钝;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则并不取决于自己,无暇考虑;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决不可因事先担忧事情不济,辍而不为;李纲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虑进退之节,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戚继光主张,“鞠躬尽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体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长存;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不分炎冷,不计险夷,甚至敢于辞夷就险,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种种,都是不顾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几已沦丧殆尽的当代社会,唯有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为官如是,治学何尝不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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