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会起源甚早,其活动始于先秦;入汉,已有秘密社会的活动;至宋、元时期,更是有了“会”的出现;及明,秘密社会的活动及组织已趋成熟;到了清代,秘密社会臻于极盛。
所谓秘密社会,主要是指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多以“社”或“会”相称。首先,秘密社会与民间结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广泛存在于民间各种结社的互助方式,就为秘密社会所吸收、采纳。其次,秘密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结社,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互助团体,而且是民间反抗官府的秘密组织。同时,它具有隐蔽性、秘密性,有一套流行于会内成员之间的暗号、隐语系统,非内部成员不得而知。由于秘密社会大多拉帮结派,又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颇具黑幕性质的组织结构,所以近代以后又俗称“帮会”“黑社会”。至清末,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多利用过秘密社会,并对秘密社会进行了适当的改革,称其为“会党”,故清中期以后,又将各类秘密结社团体称为会党。
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成为下层平民互助并带有极为突出的政治色彩的组织团体,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传统的秘密社会,其创设的初衷或许仅仅是互相帮助,但无可否认的是,结社势力的扩大,必然会对传统的统治体制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换言之,秘密结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而这一点正是它与一般性结社的区别所在。
对于所有秘密社会,清代官方文书一概骂为“会匪”,说明秘密社会与传统社会称为“盗贼”一类的人颇有关系。秘密社会成员大多来自游民。换言之,一个极为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是秘密结社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秘密社会的起源,有必要从这两类人中去寻找。
据有的学者研究,墨家及其后学“巨子”一类的组织,已初具秘密社会之雏形。“墨家之组织非仅一学术团体,似革命机关,亦似后世秘密会党;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严也。”墨家子弟的死生大故,受到“巨子”的干涉,即使如普通出处及生活,亦由“巨子”指挥。可见,“巨子”这一类组织,比起一般学术团体的师弟关系,显得更为严密。这种观点,可具一说。
秦汉时期广泛存在的“恶少年”与游侠集团,固然属于一些无赖团伙,但与秘密社会也有一定的关系。就秦汉恶少年的身份而言,大致不外乎是一些浮游于城镇中,职业卑贱甚至基本无业的游侠少年。一般说来,这类少年在平时就不是一些安分守己之辈,而是“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一俟社会大动荡,统治秩序败坏,这些少年更是暴露出好勇斗狠的本性,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或投身起义洪流,成为反抗官府的骨干力量;或投身于各地豪杰门下,成为他们战伐争夺的武装力量的基础;或窜迹山林,成为绿林大盗。秦汉恶少年的活动虽以公开为主,但有时也不乏秘密的活动。如王莽末年,琅琊女子吕母“阴厚贫穷少年,得百余人,遂攻海曲县”;东汉末年,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阴厚”“阴结”云云,说明这些少年的活动,有时也带有秘密社会的性质。
大量恶少年的存在,是秦汉时代游侠社会的重要基础。大致说来,秦汉游侠有行侠仗义的一面,故汉人司马迁对游侠持基本肯定的评价。游侠讲究“私义”“侠义”的精神,往往为下层社会所称道,以至世人对这些游侠皆“延颈愿交”。秦汉游侠集团“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道精神,对后世秘密社会的影响颇为深远。当然,秦汉游侠也有“好勇斗狠”的一面,并因此被统治者斥为“不轨”“奸猾”“奸人之雄”。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对游侠的社会影响作了如下评述,“众庶荣其名迹,岂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以至“死而不悔”。秦汉时期,在这些游侠集团的门下聚集着不少无赖恶少。尽管“少年”与“恶少年”是游侠集团的社会基础,但少年之归附游侠,无非重其侠名,然后才“慕之辐辏”,所以如果我们想从中找出游侠集团本身所具有的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结构,似乎并不现实。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史称秦汉游侠具有“背公死党”的集团倾向,这大概已开了后世秘密结社的先河。
不仅游侠“背公死党”,即使在官场中,汉代官僚也有“背公死党”的集团倾向。如汉人翟方进就称王室刘立,“邪臣自结,附托为党”。刘立被斥逐就国以后,又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相交结,相与推为心腹,“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这种官僚集团内“背公死党”“死而后已”的交结倾向,虽非汉代所独具,但至少开了近代秘密社会参与政治乃至结交太监、官府的先河,同时也说明汉代“背公死党”的现象已形成一定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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