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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招徕乡人: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传统中国的会馆,既是一种同乡组织,又是一种行业团体。探究传统中国经济型会社,不能不注意行业性的结社,这就是行会、会馆、公所与商会。将行会、公所、商会归于经济型会社,自然无疑。至于会馆这一类组织团体,固然具有同乡会与举子应试停息之所的特点,从而夹杂着诸多政治性的因素,但就其起源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善会、合会等职能而言,仍与经济型会社关系颇深。至民国初建,伴随着新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基于振兴实业的目的,各种实业团体随之应运而生。

传统中国的行会源远流长。然就其源头而言,传统的行会只是商人之间松散的团体,甚至是应付朝廷徭役的组织,无固定的聚会场所,不过凭行以示区分而已。相对于行会而言,同业会馆的崛起,则使商业团体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无不得到长足进展。

作为同乡、同业组织的会馆,虽是借用其他组织名称而来,却有其自身特殊的涵义。关于会馆,近人何炳棣有如下定义:“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毋庸讳言,在研究会馆的学者中,对会馆的定义通常会因关注视角的差异而各有不同。有人将会馆视为工商业者的行会,有人则把会馆看作是一种同乡组织;有人把会馆分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有人则认为会馆既可以是同乡组织,也可以是同行组织。综合诸家所论,大抵可以将会馆归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业缘性的工商行会,另一类则是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

会馆作为一种组织团体,无论是同乡会馆抑或同业行会,其起源大抵可以从传说与史实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就传说而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先秦时代。根据西人马士《中国行会考》及阿维那里乌斯所编《中国工商同业公会》两书,中国的会馆或同业公会之创始时间,远较欧洲为早。会馆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神话传说中的帝舜时代。据传,帝舜曾创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并且规定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检查。他还下令对违反度量衡制的人通过鞭笞加以严惩。一般认为,最古老的中国同业公会组织出现于宁波。在其章程内,曾言此会创始于周朝。又如在北京的“盲人会”(即三皇会)中,甚至保存有汉高祖时所定的章程。

显然,上述始于远古的说法,仅仅是几种传说而已。究其原因,这些记载仅仅限于西人引述,而且其引述的依据亦不过是会馆、公所章程中的追溯之言,目前尚无法得到史料的印证。

其次,就史实来说,早在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初年,很多学者将会馆的起源追溯到后汉时期的“郡邸”。如朱国祯言:“会馆,古郡邸之遗也。”这是直接将会馆的源头追溯到后汉的郡邸。在另外一则记载中,朱氏的阐释更为详细:“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唐有进奏院,宋有朝集院,国朝无之,惟私立会馆。然止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皆不堪居也。”这无疑是将明代的会馆与汉代的郡邸、唐代的进奏院、宋代的朝集院联系在一起。清人程景伊在《会馆增南院书斋记》中云:“古者郡国于京师各有邸舍。考之前汉《百官志》,郡国邸舍设长丞主之。其后历代相沿,虽不领于官,而会馆之设,实祖其意。”程氏在《增建京都会馆记略》一文中,也有几乎相同的阐述。至清末民初,如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亦言,后汉时期的“郡邸”,是“公置之邸,犹今同乡会馆也”。

这一说法,无疑值得引起重视。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观之:

其一,在近人的研究中,根岸佶是最早关注这一点的日本学者。他在所著《支那行会的研究》中,将会馆的起源追及汉代的“郡邸”。全汉昇引用《说文解字》《汉书·宣帝纪》对郡邸的解释,证实“汉代的郡邸,确实属于同郡官员的寄宿舍”。针对根岸佶、全汉昇之说,何炳棣对于将汉代郡邸视为会馆前身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究其原因,关于周寿昌之说,早在清人惠栋的《后汉书补注》中,即已提出了不同的佐证,证明东汉郡邸属于郡守“自为之”之物,即属郡守的私产,而并非一郡的公产。何氏在惠栋之说的基础上,认为“两汉诸郡因每年上计,在京师不得不有郡邸,郡邸就是各郡在京的办事处,并不是同乡组织”,因此断言会馆起源于两汉时期的郡邸,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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