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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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顾自己求学、治学的历程,固然一度将兴趣聚集于清代学术史,但从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我的专业方向显然更为集中于明代史研究。即使如此,我仍然将明清两代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定位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一个时期。职此之故,我过去所有研究课题的切入,无不旨在阐释这一巨大的变动。本书的结撰与刊行,无疑也是内具相同的目的。

有一个基本的史实,史家或许可以取得共识,即到了明代,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已经进入了“烂熟期”。

明代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开端。基于人口的持续增长、白银的货币化、商业贸易的兴盛、物质生活的丰富、都市的繁荣以及其向广大农村的渗透,明代社会呈现出两大转型。一是“社会流动”的加速,因科举而得以晋身的士大夫,逐渐取代中世的门第、望族,随之形成“士大夫社会”,并经“士商互动”之后,原本士农工商等级井然的“四民”社会,转而向“四民”相混转变,或因王纲解纽、礼教松懈而导致社会等级秩序趋于颠倒。二是从“名教”向“人欲”的转变。诸如,个人的价值不再因遭受礼教或政治权威的束缚而有所贬抑;道德层面上的“君子”人格,不再高踞于“小人”之上;缺乏知识教养的下层平民,不再需要受到士大夫读书人的教诲甚至唯士大夫马首是瞻。进而言之,自宋代以来被儒家知识人奉为自然法则的“天理”受到了部分的质疑,而源自个人私心的“人欲”,则得到了理性的肯定。

明代又是文化变迁的时期。随着社会的逐步转型,精神层面出现了诸多近代性的萌芽。明代中期以后,文化层面呈现出一种“反道乱德”的倾向,诸如经书、传注、躬行实践、纪纲法度之类传统的伦理、道德,遭致各方人士的质疑与挑战;佛教沦为“末法世界”,固有的佛法、戒条几被冲决殆尽;得益于文人、学者对戏曲、小说的重视,以及戏曲、小说与商业文化的紧密联系,作为思想或精神载体的语言文字——白话,在官方告示、文人文学、大众性小说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文字不再局限于儒家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载道”,而是成为基于现实生活土壤的真实语言,逐渐疏离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更能表达平民内心真实的意愿。明代堪称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旧的观念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活跃,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塑了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

俗语云:“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民。”明清易代,一种看似寻常的朝代更替,却带来了诸多社会性的后果。一方面,烽烟四起,百姓身处乱世之中,夫挈其妻,父携其子,整天为逃难而疲于奔命。这种乱世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一种灾难。另一方面,对士大夫来说,世态沧桑,旧朝覆亡,新朝初立,旧的政治特权已经失去,而且时刻面临着来自两大力量的威胁。在明代势力颇盛的士大夫家族,经易代之后因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权势,逐渐走向衰落。这基本可以体现士大夫社会的一些特点,即士大夫家族与科举功名乃至政治权势的合一。这是来自新朝政权的威胁。除此之外,到处风行的“奴变”“佃变”,亦对旧秩序社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士大夫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并使之逐渐丧失传统秩序领导者的地位。

明清交替之际,兵燹连绵,战祸不断,百业凋敝,晚明以来的经济暂时陷入一个衰退期。当时全国尤其是江南,这种由盛转衰的社会变迁,无不充斥于清初士人的历史记忆中。

明清易代一如元明易代,不过是帝制中国的一种朝代更替而已。清初顺治帝、康熙帝对明末荒淫政治的针砭,实则与明太祖对元末政治弊端的批评如出一辙。明初立国,其政策的立足点在于一洗胡风,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但有意思的是,蒙元遗俗反而一直渗透于明朝人的生活习俗之中,新朝最终难以摆脱前朝的影子。与之相同,清初立国,满族入主中原,尽管在政治、文化层面到处充斥着“满族优先”的特点,但毋庸置疑的是,清承明制依然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主流。国可亡,史不可亡。新朝替旧朝修史传统的延续,其目的并非仅仅限于新朝需要从旧朝的覆亡中汲取教训,实则是借助史籍的纂修,证明自己一统天下的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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